综合训练全国卷（一）-备战2023年高考语文专题集训（全国通用）

专题13 综合训练全国卷原卷版 一、现代文阅读（36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一般认为，《三国志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然而，这一结论并没有扎实的文献基础作为支撑。直到今天，人们既没有发现《三国志演义》在元末明初流传的任何版本（稿本、抄本或刊本），也没有发现元末明初有任何人记载或谈论过《三国志演义》，也不见有《三国志演义》影响当时文学发展的任何信息。讨论《三国志演义》的成书时间，完全可以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学基础之上，运用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妥善解决这一问题。 小说作品一般都是先有抄本，后有刊本，但《三国志演义》未见抄本传世，海内外现存的30多种明刊本中以嘉靖本为最早，书前有庸愚子蒋大器写于明弘治甲寅仲春的《序》和修髯子张尚德写于嘉靖壬午的《引》。据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论证，上海图书馆所藏残页可能就是刘若愚《酌中志》著录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即嘉靖元年修髯子作《引》的原本，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司礼监本，其他嘉靖本都以它为底本。司礼监本刊行后，又有朝廷都察院刊本和郭勋家刻本。于是，《三国志演义》迅速在社会上传播开来，模仿之作便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明初采用了权力集中和政治高压的两手策略，后来又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出版政策仍然沿袭元代，书籍的印刷由官府控制，对通俗文艺禁限极严。到了明中期，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成化年间出现了士大夫私人刻书和官府间相互馈赠所刻图书的现象，这些活动不再受朝廷限制。民间刻书活动开始活跃，通俗文学的整理刊刻也出现了，最直接的证据就是1967年在上海嘉定县一个明代墓穴中发现的成化七年至十四年北京永顺堂刊印的“说唱词话”。据研究，这些刊本是墓主人宣昶妻子的随葬品。宣昶无论其家乡还是任所都距北京有千里之遥，照样能读到北京出版的新书，说明此类书籍流通范围之广。既然成化时期的书商们已经开始注意刊刻通俗文学作品，并且所刊说唱词话《花关索传》就是民间三国故事，如果当时真有一部《三国志演义》的抄本在流传，相信书商们不会不予重视和刊刻的。 到了弘治年间，社会文化政策进一步开放，朝廷也开始关注通俗文学。弘治五年五月，孝宗诏准在全国范围内搜求朝廷所未藏书籍，包括“古今经史子集，下至阴阳艺术、稗官小说等项”。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图书征集活动，“稗官小说”赫然在列。嘉靖本《三国志演义》前有弘治七年蒋大器所作序言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