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正文:
江苏省泰州市2021-2022学年高一下学期期末考试语文试题
(考试时间:150分钟;满分:150分)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
自汉代以来,中国就有“贤良对策”的制度,由地方政府推荐“贤良”的人才到中央去回答皇帝提出的问题,如果答得好,便由此入仕。
到了唐代,便融入科举之中,成为所谓的“制科”,即除了进士、明经等“常科”外,由皇帝临时下制举行的选拔特殊人才的考试。
降及北宋,“制科”形成了完善的制度,又有“六科”之称,这些科目中,“贤良”科堪称代表,故当时的习惯也以“贤良”统称“制科”举人。
唐代的“贤良”科,考试方式仍与汉代相似,应试者所作的主要是一篇对策。至北宋仁宗以后,随着制度的完善化,应试的手续、步骤变得复杂,应试者所作的文章剧增,除了对策之外,还有所谓“秘阁六论”,而更重要的则是“贤良进卷”。这些都与考试的步骤相应。步骤大致有三:第一步,经近臣推荐,应试者向朝廷提交五十篇策论,由朝廷委员考评,排出名次,这就是所谓“贤良进卷”了;第二步,进卷考评获得合格者,被召集到京师,到秘阁去做六篇命题作文,题目都是从古代典籍甚至注疏中挑出一句乃至半句,要求按题面写成论文,并且在文中交代题面的出处,实际上论文写得如何并不重要,能否记得出处,才是成败的关键,此之谓“秘阁六论”;第三步,在“秘阁六论”考试中获得通过者,有资格去参加“御试对策”,即回答有关当前政治的一系列问题,其写成的对策也要由朝廷委员考评,合格者便获得“制科”出身。
不过,现在看来,最有价值的乃是“贤良进卷”。每一个应试者,一下子提交五十篇策论,等于一部文章专集,苏轼、苏辙的《应诏集》就是这样的专集,他们用这个专集去参加了嘉祐六年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
作为一种制度性存在,“贤良进卷”的写作方式对作者知识结构的塑造也是值得重视的。为了养成适合于写作“进卷”的能力,士大夫一方面要广泛而深入地阅读各类典籍,通过独立思考,形成一套基本上自成一家的学说,另一方面也要关怀现实,研究具体的问题,提出各种建议。其议论要耸人耳目,必须新颖独到,在某些领域具备专长,才能被人首肯,但五十篇策论在总体上又遍涉全部领域,所以作者还必须使自己成为通才,不能拘于一隅。
宋代的笔记和诗话,以随意性和无体系性为其显著特征,反映了士大夫在写作方式上的某种爱好。但“贤良进卷”的撰写却纯然与此异趣,它要求体大思精,强调规矩,重视结构,崇尚自成一家的学说,同时又针对现实。这是士大夫写作传统中不可忽视的严肃一面,受过此种训练的人,不会丧失这种著述的能力。比如,苏辙在晚年还写作了《历代论》五卷,共四十五篇,形式上跟“贤良进卷”很相似。
“贤良进卷”本是典型的士大夫文学,而且写作目的是去应“制科”,凡是身非士大夫者,或者虽是士大夫而不应制科者,本来并不需要如此写作,但是,实际上既有不应制科而采取类似写作方式的士大夫,也有身非士大夫而写出了类似作品的。宋仁宗的时代可能是此种写作风气的极盛期,连僧人也受到了影响。释契嵩的《镡津集》卷五至卷七,有《论原》四十篇,命题与结构方式极似“贤良进卷”。
(摘编自朱刚《苏轼十讲》,有删改)
材料二:
嘉祐五年苏轼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主簿,未赴任,经欧阳修、杨畋等推荐,寓居怀远驿,精心准备制科考试。试前,苏轼上杨畋、富弼等人二十五篇《进策》、二十五篇《进论》。苏轼所上策论词理俱佳,被推荐参加秘阁考试。嘉祐六年八月十七日,翰林学士吴奎、龙图阁直学士杨畋、权御史中丞王畴、知制诰王安石为秘阁考官。苏轼赴秘阁试六论。最后苏轼在这次制科阁试中合格,得以参加御试。
制科取士,特别郑重,在阁试、御试中都要弥封卷号,进行誊录。在御试中苏轼的代号为“臣”字,苏辙为“毡”字,而且在考官定等次之后,还有覆考官按例复核。司马光是此次御试的覆考官。他在《论制策等第状》中这样讲到:“内‘臣’、‘毡’两号所对策,辞理俱高,绝出伦辈……以‘臣’为第三等,‘毡’为第四等”。
叶梦得在《石林燕话》中提到:“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虚,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选者,亦皆第四等”;《宋史·苏轼传》中也说:“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而且两宋三百多年间,制科能入三等的只有四人:吴育、苏轼、范百禄、孔文仲。由此可见,苏轼制科入三等,实属凤毛麟角。
宋英宗治平二年,苏轼凤翔任满还朝,宋英宗想破格招他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反对,主张给苏轼一个能接近皇帝的馆阁的职务,但要先考试。苏轼对韩琦的反对是理解、感激的。治平二年二月,苏轼召试学士院,试二论:《学士院试孔子从先进论》、《学士院试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此次制科考试是为苏轼试馆职而以制科特旨命试的。最后,苏轼二论皆“复入三等”。治平三年二月,苏轼得直史馆。
(摘编自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