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解析：重庆市巴蜀中学2021-2022学年高一下学期期中语文试题

重庆市巴蜀中学2021-2022学年高一下学期期中语文试题 一、现代文阅读 （一）现代文阅读I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三星堆是古蜀先民创建的古蜀国都邑，属于古蜀文化遗址。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指出：“古蜀国的文化究竟是独立发展的，它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是战国以来的事。”这一看法与考古发现大体吻合。 上古蜀地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三星堆青铜器最引人注目的器类首推其大量的青铜造像群，包括各式人面像、兽面像、面具和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立人像。据研究，这些都是供奉和使用于蜀王宗庙里的重器，在古代东亚绝无仅有，与中原文化的传统明显不同。鱼凫王朝以金杖作为王权的标志，也与夏商周三代的九鼎之制不合。这些都说明蜀国的礼制、文化和中原王朝明显不同，而礼制是古代政治共同体最突出的文化表征。正因为如此，直到战国晚期秦灭巴蜀时，蜀仍然被华夏地区视为“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而先秦时期戎狄蛮夷与华夏之别，非在人种的差异，惟在文化的不同。看来正是由于这种差异，成书于西汉晚期的《蜀王本纪》也说先秦蜀地“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此条记载应属几百年以后对先秦蜀地文化不同于华夏的模糊追忆。此种深远的历史记忆，加以古代交通的艰险，遂使李白发出了“不与秦塞通人烟”的浩叹。 不过，如以为地理的阻隔遂使蜀文化与中原素无往来，也是误解。姑且不谈甲骨文中关于蜀的有争议的记载，三星堆文物也为我们提供了蜀地与中原及周邻地区间文化因素相互流动的见证。如遗址中出土的陶盉，就应是来自最早大量使用这种陶器的二里头文化。三星堆大量出土的玉璋，也应与二里头有联系。三星堆出土的三脚型炊器，也非本地固有。此外，“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尊罍，器形制也属于中原文化类型，据研究，可能是经由长江中游辗转传来。与三星堆近邻的彭且竹瓦街，也两度出土这类窑藏铜器。当然，三星堆文化自有一套代表自身特色的主流器物群，而上述器物除极个别外，基本上都是出自本地工匠之手，并且在制造、流传和使用过程中逐渐渗入蜀文化的因素而有相应变化，但作为外来文化影响的体现，已足以表明，绝对封闭的文化是不存在的。从《尚书》《逸周书》《左传》《战国策》《史记》《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等传世文献可知，蜀地对外的联系，商周时期仅有零星记载，到春秋战国时期已逐渐增多，尤其与楚、秦二国地域相接，交往互动，总的说来是受到楚秦强大以后的相继挤压，在战国晚期并于强秦，经秦汉终至融入了华夏，成为中华古代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古蜀文明是中国商代青铜文明当中非常有特色的分支，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化面貌，这就像一个花园中百花齐放、千姿百态，共同构成了青铜时代的中华文明。” （摘编自《三星堆发掘的学术贡献》） 材料二： 记者：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以来，就引起了世界考古界高度关注。它有多重要？ 高大伦：三星堆遗址不仅在中国考古界，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重要，它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古文明的认识，也拓展了人们对世界古文明的看法。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当年实地考察了三星堆遗址和两个已发现的祭祀坑后，激动地说，这个发现一点都不逊于安阳殷墟，在世界考古史上的地位堪比特洛伊、尼尼微古城的发现。 记者：光明日报官微发起的小调查结果显示，网友对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很感兴趣。 高大伦：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还不乏体量硕大、造型奇异、工艺复杂的器物。比如有整个青铜时代最高的立人像，高2.62米；有青铜时代最高最大的青铜神树，高3.95米。这些青铜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古蜀人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物化反映。 记者：很多人都在关注，三星堆为什么尚未发现文字？ 高大伦：我们不妨反过来思考：三星堆为什么必须有自己的文字？以周为例，其当盟主时，文明发达程度应强于蜀。但周人并未另创文字，周文明显然使用了商的全套文字系统。 我大胆推测：三星堆如果有文字，极可能会是在新发现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上所铸商系统的铭文或族徽。这样说的依据是，20世纪80年代，广汉文管所曾收集到一件出自三星堆遗址的商代青铜觚形尊，在其底部圈足内有一“潜”字。退一步说，若真在祭祀坑里发现了与春秋后出现的所谓巴蜀文字相同的符号，如果没有同时写有商系统的文字，我们也很难破译这些符号，甚至难以断定它究竟是不是文字。 记者：三星堆遗址在长江文明中处于何种地位？ 高大伦：长江文明是考古学界特别是长江流域考古人几十年探索的重要成果。20世纪60年代以前，大家都认为中华文明摇篮在中原。20世纪70年代后，长江流域也有古老文明渐成学界共识。但是，与中原古文明以河南为中心不同，长江文明中心在不同时段有所转移。准确表述应为：三星堆是商晚期（3300年前，以三星堆祭祀坑为代表）到周早期（2800年前，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长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