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正文:
第二单元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民族交融与隋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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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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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主旨]
1.民族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相互交往,出现民族交融局面。隋唐结束分裂,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
2.区域开发:北民南迁,六朝对江南地区大力开发,为经济重心南移奠定基础。唐朝时期,由于生产关系的调整,经济繁荣,江南进一步得到开发。
3.制度创新:魏晋时期,三省制雏形初现。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正式确立并得到发展。选官制度由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赋税制度由魏晋时期的租调制到唐朝的租庸调制和两税法,征税标准主要由人丁转向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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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化交流:魏晋时期,佛教和道教迅速传播,冲击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出现三教合一的趋势;从维护封建统治及统一的时代要求出发,唐朝儒学复兴。科技成就领先世界,文学艺术辉煌灿烂,对外文化交流频繁,对当时的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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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课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政权更迭与
民族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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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晋时期南方经济获得发展的原因
动乱再起,南北分裂,北方农业迭遭毁坏,南方农业则由于北方人口大量南流和社会相对稳定,获得进一步发展。另外,自两汉之际起,中国气候开始由温暖期进入寒冷期,北方农业生产受到影响,而南方所受影响较小,且从此开始发展麦类等旱田作物的种植。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东汉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已经表现出上升的趋势,孙吴建国时,又有些进展。西晋末大乱,黄河流域汉族人大量南迁,其中士族只是少数,绝大多数还是劳动民众。他们带着北方比较进步的生产技术来到南方,在南方原有的生产基础上,加入新力量,因而生产力有显著的提高。除东晋末和梁末两次祸乱以外,南朝境内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破坏,这也是生产力得以逐渐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册
学术视野 教师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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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晋时期南方经济获得发展的表现
北方南下的个体流民或农户,不可能有现成的良田耕种,所以深入还未被圈占的山地、开垦小块土地以维生,便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长江流域不少的丘陵、山地,为旱作农业的发展留下了很大空间。东晋南朝政权在发生大旱,稻作因缺水难以进行时,敦促种麦。东晋南朝面食流行,甚至成为朝廷规定的祭品。
——何德章《六朝江南农业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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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孝文帝改革的原因
在中国传统帝制时代,国号既是家天下的标志,也是天命所归、万民拥戴的象征,乃至国家政治文化的符号。而“五胡十六国”中这些非汉民族政权定立汉式国
号,在大单于、天王等尊号以外使用汉式尊号,如皇帝,以及攀附华夏祖先,如鲜卑族慕容部、拓跋部自称黄帝之后,宇文部自称炎帝之后,氐族自称出于有扈,羌族自称出于有虞,如此等等,都表明了他们的政治考量或文化取向,即希望借此拉近与汉人的心理距离,向汉人示好,从而有利于他们在汉地的统治。这样的事实又说明,在中国古代,但凡非汉民族想在中原地区立国,就必须认可、接纳乃至融入汉地的历史记忆、政治系统与文化传承,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汉化”。这样的“汉化”,又从形式的层面直接反映了这些非汉民族不自外于中国,即中国不仅是汉族的中国,也是非汉民族的中国。
说过表层的国号,再说中层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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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说,非汉民族只要处在汉人的汪洋大海中,只要进入了汉族农耕区域,身份的变胡为汉,经济生活的变游牧狩猎为男耕女织,政治制度的实行中央集权专制统治,文化制度的遵从儒学孔教,就是一个或快或慢、或主动或被动,却不可逆转的过程。
说过表层的国号、中层的制度,再说深层的思想。
思想是指导行动、决定实践的根本。胡族政权采用汉式国号、推行汉家制度,反映了胡族君主的“汉化”选择,但在那个分裂战乱、胡汉杂糅的时代,“汉化”毕竟不是令胡族君主开心的事情。至于来自本民族内部皇亲国戚的反对、文臣武将的质疑以及广大部众的不理解,也是可以想见的情形。因此,胡族政权的“汉化”其实充满着艰难险阻,呈现出屡有反复的特征。而一旦强有力的胡族君主在汉人士大夫的影响与汉地大环境的作用下,真正从内心深处、从思想高度融入了汉人与汉地,那就脱胎换骨,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华夏皇帝。而一旦成了华夏皇帝,自然就会去做华夏皇帝的事情,具体到天下分裂的十六国时代,那些胡族血统、汉族文化、雄才大略的皇帝最想做成的事情就是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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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反向思维,这个“五胡”入主中原的时代,更是“五胡”归心华夏的时代。正是经过伴随着血与火洗礼的“五胡归华夏”,华夏民族的成员才更加丰富,文化才更加灿烂,生命才更加茁壮。这就是“五胡十六国”历史的主旋律,也是北朝历史的主旋律。
——胡阿祥《乱世与异象——魏晋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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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标准 学习目标
通过了解三国两晋南北朝政权更迭的历史脉
络,认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交融、区域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