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正文: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革命、司马迁
一、议论文素材积累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革命
中国共产党从“城市包围农村”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革命过程
苏联十月革命是以城市为中心,无产阶级是首先在中心城市发动工人武装暴动,夺取革命政权。受这一革命成功经验的影响,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机械地把苏联革命的成功经验照搬过来,效仿苏俄十月革命,把革命中心定位在大城市,随即共产党便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城市武装起义。但这些起义,在强大敌人国民党的围攻下,都先后归于失败。
实践证明,中国革命不能简单地模仿苏联革命的模式。在这些失败的教训基础上,一部分善于思考的共产党人开始探索新的革命道路。
其中,毛泽东认为,城市是反动派重兵防守的区域,而农村是国民党反动势力相对薄弱的区域,且农村地处偏僻,敌人很难破坏,有效保证了革命运动的开展。并且,由于封建体制和近代以来的社会动乱,农民阶级受到的剥削越加严重,农民革命意志和革命热情高涨。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可以有效利用农民反对剥削、反对压迫、争取自由、获得土地的情绪,开展农民运动,组建农民武装。
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的总战略给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指引了正确的发展方向。随着根据地的扩大,人民武装随之扩大,并由游击队向正规军发展,开展各种革命运动,经过二十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到 1949年,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在中国的统治,夺取了全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议论文素材积累之司马迁
父授遗命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春天,汉武帝东巡渤海返回的路上,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身为参与制定封禅礼仪官员,却因病留滞在周南,未能继续前行,更因此而心中愤懑,以致病情加重。奉使西南的司马迁在完成任务后,立即赶往泰山参加封禅大典,行到洛阳,却见到了命垂旦夕的父亲。
弥留之际的司马谈对司马迁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后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里吗?你继为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到泰山封禅,而我不得从行,这是命中注定的啊!我死以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万不要忘记我要编写的论著啊。况且孝,是从侍奉双亲开始的,中间经过事奉君主,最终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扬名于后世,光耀父母,这是孝中最主要的。天下称颂周公,是说他能够歌颂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召的遗风,使人懂得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刘的功业,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落,礼乐损坏,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文献典籍,振兴被废弃了的王道和礼乐。整理《诗》《书》,著作《春秋》,直到今天,学者们仍以此为法则。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其间由于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不予评论记载,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对此我感到十分不安,你可要记在心里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泪说:“小子虽然不聪敏,但是一定把父亲编撰历史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
遭受腐刑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武帝想让李陵为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护送辎重。李陵谢绝,并自请步兵五千涉单于庭以寡击众,武帝赞赏李陵的勇气并答应了他。然而,李陵行至浚稽山时,却遭遇匈奴单于之兵,路博德援兵不到,匈奴之兵却越聚越多,粮尽矢绝之后,李陵最终降敌。武帝愤怒,群臣皆声讨李陵的罪过,唯有司马迁说:“李陵侍奉亲人孝敬,与士人有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然而,不久后去迎接李陵的公孙敖无功而还,谎报李陵为匈奴练兵以期反击汉朝,武帝便杀了李陵全家,而司马迁也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诬罔之罪为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
面对大辟之刑,慕义而死,虽名节可保,然书未成,名未立,这一死如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之死无异。想到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有《离骚》,左丘失明乃有《国语》,孙膑遭膑脚之刑后修兵法,吕不韦被贬蜀地才有《吕氏春秋》传世,韩非被囚秦国,作《说难》和《孤愤》,《诗》三百篇,大概都是贤士圣人发泄愤懑而作。终于,在那个“臧获婢妾犹能引决”的时代,司马迁毅然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至此,司马迁背负着父亲穷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面对极刑而无怯色。在坚忍与屈辱中,完成那个属于太史公的使命。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班固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实事求是,敢讲真话,是司马迁的特质之一,也是《史记》成为信史的先决条件。先说文直事核。司马迁写《史记》,既查阅了大量历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