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高级中学2021-2022学年高二上学期9月月考语文试题

2023届高二实验班语文试题

 

第I卷 阅读题（共70分）

一、现代文阅读（36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古代中国的德治法治并重模式具有鲜明特征。为政以德关乎能否服众，一旦失德，就是有违天命，政令、刑罚就会失去正当性。德治法治并重是一种建立在共同价值取向基础上的秩序追求，即以价值共识、道德教化、礼制规范以及一定的国家强制，实现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的善治秩序。德治与法治相互补充、相互支撑，共同维系国家长治久安。

德治与法治在规范与实施体系上相互融通。德治与法治各有其“典”“则”。《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有典有则”为后世所延续。“典”是指礼法体系的基本经典、基本法则。“则”是各种形态的具体规则。德治之“典”，主要是官方倡导学习的一系列儒家经典。这些既是阐释德治义理的经典，包含大量关于礼的基本规则，也为其他社会规范形式提供基本价值原则。德治之“则”，散见于各种礼仪礼制、乡规民约、风俗习惯、家法族规、行业性规则之中。法治之“典”，向上可以追溯到禹刑、汤刑、吕刑等古代刑书汇编。唐朝不仅有以刑事法律为主体的唐律，还有法律典则的汇编《唐六典》，法律形式十分丰富。明清两代在律之外制定了大明会典、大清会典。“法治”之“则”，表现为各种政令、条例、事例和司法成案等。这种“德”“法”各“有典有则”的规范体系是相互衔接、相互渗透、综合为治的。正如东汉陈宠所云：“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

德治法治并重不仅体现在规范体系的融通上，还体现在实施体系的完备上。《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古代中国把家庭、家族视为个人人格养成的亲属团体。家被赋予一定的自治权，亲属之间的纠纷有些可以内部自行解决。地方政府负责本区域内律典、政令的实施，保障秩序安定，同时又注重道德教化作用。比如，一些州县和乡里设有彰瘅亭和申明亭，由德高望重的乡绅旌表嘉善、申诫顽劣。国家还允许乡贤、书院、家族、牙行等团体，以内部章程、规约、自律规则等规范形式实行自治。

新时代法治与德治的内涵和方式与古代有很大差异，但在两者结合方式、规范体系融通、组织实施方面，传统治理经验仍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我们强调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既重视发挥法治对道德的保障作用，也注重发挥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需要完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一方面，要强化法律法规的价值导向，推动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另一方面，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力的法律规定，坚持法律的规范性和引领性相结合。比如，我国古代十分重视家教、家风、家训。《民法典》规定：

“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这是通过立法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的有益实践。只有法治与德治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做到融会贯通、相得益彰，才能推动形成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良好局面。　　                   

（摘编自张生《从德治法治并重传统中汲取治理智慧》）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中国古代强调为政以德，将道德置于法令之上，以维护政令、刑罚的正当性。

B．“则”是各种形态的具体规则，各种政令、条例、乡规属于“法治”之“则”。

C．德高望重的乡绅可以旌表嘉善、申诫顽劣，这是“德治”实施体系中常见的做法。

D．只要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发挥其各自作用，就能营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文章在阐释“典”与“则”时，既阐释概念，又分类列举，便于读者理解。

B．文章引用《尚书•五子之歌》中的话，用以论证德治与法治相互融通的关系。

C．文章从两个方面，阐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的做法。

D．文章的论述由古而今，由概念、观点阐发到现实做法，思路清晰，逻辑性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如果德治与法治拥有了共同的价值取向，就可以不靠强制而实现以德服人的善治秩序。

B．古代各级政府保障秩序安定，家庭和团体在一定范围内自律自治，能够提高治理的有效性。

C．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有利于发挥它的道德引领作用。

D．《民法典》中关于家庭的规定，体现了对中国古代重视家教、家风、家训传统的继承。

（二）实用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12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氢弹技术是各个核大国的最高机密，没有参考可借鉴，中国的氢弹研究是彻底白手起家。带头突破氢弹原理的，正是于敏，这位中国自主培养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因于敏的工作内容较为特殊，在长达28年时间里，他的名字曾是绝密，直到1988年才解密，连他妻子孙玉芹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巨大的成功背后，是难以想象的艰辛。当时全国仅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95%的时间算原子弹，5%留给氢弹设计。1965年9月，39岁的于敏带领科研团队来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对加强型原子弹进行优化设计。在接下来一百多个日日夜夜里，于敏经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积如山的计算纸带，终于实现了氢弹原理突破，形成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这就是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空投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试验成功的这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北京守候在电话机旁，等待成功的喜讯，其实他早已成竹在胸。

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说这是集体的功劳，他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

他说，核武器事业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兄弟单位大力协同完成的大事业。他还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人们亲切地称他‘老于’。作为后辈，我们竭力沿着前辈们留下的震撼心灵的足迹，继续前行。”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所长李华说。人，总有憾事。老于说，亏欠妻儿很多；妻走了，他想补偿，来不及了。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作者：张力友）

材料二：

1965年8月15日，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第13次会议，决定“09”工程重新立项上马，正式进入核潜艇型号研制。国防科工办同时批准七院组建“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黄旭华和他的同事们由此加快了中国核潜艇研制的步伐。

为解决陆上模式堆的问题，黄旭华和一代艇的科技人员长期在协作单位蹲点研究，他们把这形象地称为“种菜”。他们先后派出200多名科技人员，到陆上模式堆工地去“种菜”，按照艇的总体设计要求，在工地上和施工方、用户方共同完善设计、处理施工问题，参与了从零功率到全功率的运行试验全过程，一方面完善了陆上模式堆的建造和试验，另一方面完善了动力舱的设计，同时培养和锻炼了一支过硬的队伍。

在收集资料、调查研究的过程中，黄旭华还运用系统论思想，悟出了“在综合上发展就是创新”“综合出尖端”的融合创新之道——复杂的尖端技术基本上是在常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常规的综合、提高和创新。越是复杂的尖端工程，越是要利用成熟的技术加以综合集成提高，特别是总体研究设计，更要在综合运用上做文章、下功夫。根据这一融合创断思路，中国核潜艇的研制，在材料和设备选型上，除少数专用项目外，均以充分利用国内成果为基础，既缩短了战线，减少了矛盾，又争取了时间。

开展调查研究的同时，黄旭华和同事们不等不靠，提出“骑驴找马”的工作思路——科研条件不具备，就先启动相关基础工作，边干边创造条件。他们通过走出去“种菜”的办法进行科研活动、提升科研能力、锻炼科研队伍。黄旭华告诫参研人员重视核潜艇的稳性设计，保证“不翻、不沉、开得动”。我国后续核潜艇的稳性设计都比较好，均得益于黄旭华最初提出的稳性设计思路。

黄旭华至今还珍藏着一把北京生产的“前进”牌算盘，这把算盘曾经伴随着黄旭华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我国一代艇的许多关键数据都是出自这把算盘。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达到可靠的稳性值也并不容易，一则数据繁杂而计算工具有限，只有算盘和计算尺，二则设计时很多配套设备尚未研制完成，同时受当时时代背景影响，设备粗制滥造现象突出，生产出来的设备重量常常与设计值相差很大，潜艇总重难以控制，一个数据有变化就要重新计算。为保证计算结果的精确性，黄旭华和同事们组织三组人马同时计算，如果三组人的计算结果都一样，就通过；三组人得出的数据稍有出入，就必须重算，直到得出同一数值。之后，黄旭华、尤子平和钱凌白反复研究，同时听取了其他人员的意见，提出了多项控制潜艇总重和稳性的措施。其中一条土办法是“斤斤计较”，即所有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