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正文:
《与王介甫三书》及相关资料
前言:过去,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有的人将司马光划为大官僚大地主等豪强贵族的代表,将他的《与王介甫书》说成是对新法的无端责难;而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则是“针对司马光强加于新法的种种罪名,观点鲜明、要言不烦、理直气壮地加以驳斥,表现了一个改革家的坦荡胸怀和高度自信”。其实,司马光此信绝非谋少数人的私利,此公人品更如光风霁月,绝非信中的那种“壬人”,他对新法的批评也并非都是“邪说”。可以这样说:他们都是在为国而谋,只是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不同;《与王介甫书》与《答司马谏议书》都是椐实而发、言之成理,但又都从自己的目的出发而回避了一些要害问题。因此,把两封书信加以比较,看看他们是如何从自己有利的角度进击又如何进行避让,不仅使我们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不会以今代古,同时也让我们在文章的立论和驳论技巧上得到一些教益。
王安石变法的背景:
一是三冗危机。
北宋立国后,为了防止地方割据,便收归行政权、财权、军权,并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维护中央集权;政治上,实行文人治国,军事上,奉行守内虚外。
宋初,为削弱官员的权力,实行一职多官,但设官分职尚有定数。自宋真宗时起,朝廷关于官员致仕的诏令日见增多,至宋仁宗时,更是三令五申。同时,由于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冗员”)。
为稳定社会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实行“养兵”之策,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但不精,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冗兵”)。
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形成了“冗费”。
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二是内忧外患。
财政的亏空迫使政府不断增加赋税,除了缴纳名正言顺的“两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加之连年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百姓苦难,各地怨声不断。农民由于没有生路,纷纷揭竿而起。
同时,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但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
庆历三年(1043年),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