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儋州市第一中学2019-2020学年高一上学期期中考试语文试题
2019-2020学年度第一学期高一年级期中考试题
语 文
(满分150分 考试时间150分钟)
注意事项:
1.本试卷分第Ⅰ卷(阅读题)和第Ⅱ卷(表达题)两部分。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作答时,请认真阅读答题卡上的注意事项,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第I卷
一、现代文阅读(36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近十五年来,中国传统村落锐减近92万个,并正以每天1.6个的速度持续递减。2017年12月10日发布的《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列出传统村落保护的五大挑战,包括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过度商业开发、“空心村”现象等。
有人说,中国人往上数三代,多数来自农村,来自泥土。即使人在城市,也经常会遐想“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恬淡意境。然而现实中,为了保护古村落,却往往不得不与时间赛跑。有的村子年久失修;有的村民翻新住房,拆掉祖屋抹去壁画;有的全村外出务工,留下老人儿童;有的地方把古村落当“摇钱树”,随意搭建破坏古貌……正如著名作家冯骥才所感叹的那样: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不能没等我们去认真翻阅,就让这些古村落在城镇化的大潮中消失不见。
对于发源于农耕文化的中华文明,村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从《汉书》所言“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的自然萌生,到社会学家林耀华在《金翼》里所言“别忘了把种子埋入土里”的朴素信仰,村落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物质基础、文化属性。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这里,“乡土”并不是一个贬义的概念,而是千百年来农业社会发展特点的集大成。即使是今天,城镇化成为通往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高楼大厦伸向天际之时,也离不开从历史
文脉中吸纳地气。因而,保护村落、振兴乡村,就成了追寻“从哪里来”的方式,也成为标记“向何处去”的注脚。
城乡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需要顺势而为、水到渠成。这就意味着保护古村落,不仅要关注建筑风貌上的岁月留痕,更要聚焦村庄中人们的生活质量。贵州黎平铜关侗寨被称为“时光边缘的村落”,当地侗族人居住的干栏式民居有着700多年历史。然而,在纳入国家保护试点后,有的村民却因木房子容易起火,不愿再建具有民族特色的木居。这启示我们,保护要见物,更要见人。村民固然是村落保护的第一责任人,但同时也要让他们成为村落保护的受益者。只有传统村落更加宜居,人们在这里生活质量更好,对村落的保护才有更坚实的基础。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城里人”和“村里人”共同的生活愿景,也是城镇化的目标所在。对许多一辈子种田劳作的村民来说,村子就是他们的家;对拥挤在钢筋混凝土森林中的人们而言,乡村又何尝不是精神的归宿?村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成不变,只是,这样的变化不应是衰败,而
应是成长。唯其如此,才能守护好我们的乡愁,留住我们的根。
(摘编自盛玉雷《守护好乡愁才能留住根》 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 )
A.生活在城市,会经常遐想乡村的恬淡生活,其重要原因是多数人的根在乡村。
B.想要解决“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问题,就要在保护村落的同时推进城镇化。
C.只要村落不断变化成长,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守护我们的乡愁,留住我们的根。
D.保护古村落,不是要关注实体建筑,而是要关注村民生活,使其成为受益者。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
A.文章从现实中古村落锐减现象写起,提出聚焦村民生活质量,保护古村落的建议。
B.第三段通过引用《汉书》中的句子,点明了中华千百年来农业社会发展的特点。
C.作者围绕“守护好古村落,才能守护好乡愁,留住根”的论点,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及做法。
D.铜关侗寨的事例从反面印证了保护古村落要见物更要见人,保护村落的基础才更坚实。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
A.近些年来传统村落数量锐减,其中缘由包括过度商业开发和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等。
B.村落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属性,即使在城镇化的今天它也有重要意义。
C.美丽乡村之所以成为城市人的精神归宿,是因为往上数三代,中国人都来自乡村。
D.引用冯骥才的感叹,恰恰反映出作家对城镇化大潮来势凶猛、古村落保护时间紧迫的担忧。
(二)实用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12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4~6题。
材料一
1958年,茹志鹃写成了短篇小说《百合花》,先后寄出去两次,都被退了回来,最后终于在《延河》上发表了,就在小说发表三个月之后,茅盾向读者推荐了它,这——给她以起死回生的力量。
茹志鹃因《百合花》而成名,在荣誉面前,她考虑的是更艰苦的攀登。她以茅盾的鼓励为动力,在创作园地里开始了更加辛勤的耕耘。茅盾文章发表的第二年,是她创作丰收的一年。
六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风云变幻,文艺界的风浪也一阵紧似一阵。对茹志鹃作品的评价分歧愈来愈大,否定意见在逐步升级,甚至要求她放弃自己的风格,去攀登重大题材的高峰,去描写“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在众说纷纭面前,她有点拿不准,感到无所措。1960至1961两年,茹志鹃已离开编辑岗位,从事专业创作,却只写了四篇小说《三走严庄》《同志之间》《阿舒》《第二步》。
1963—1964年,文艺界更加充满火药味,束缚乃至扼杀文学创作的清规戒律越来越多。许多长于写重大题材的作家都遭到了批判,何况茹志鹃?“在这风风雨雨中,我惶惶然,茫茫然了,不知怎么奋斗才好了。”她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两年间,只写了《月牙初上》和《回头卒》。《回头卒》是她“文化大革命”前写的最后一篇小说,写得艰苦极了。一篇作品
不是发自作家心灵深处,还有什么生命力呢?1964年以后,她除写小量散文外,就近乎搁笔了。这对于一个风华正茂的作家来说,是多么痛心疾首的事啊:“我内心是着急、焦虑的,但是无计可施。因为当时形势要求的,正是我所不能的。我不会处理尖锐的矛盾冲突,不善于写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也极少写过反面人物等等,我愿意克服这些弱点,来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当时称作时代的要求),可是秉性是难移的。”
实际上茹志鹃创作上的荒芜,早在“文化大革命”前三年就已经开始了。在动乱的年代,像她这样以写“儿女情”“家务事”著称的女作家当然不能幸免,她被戴上“文艺黑线的尖子”“文艺黑线的金字招牌”等帽子,遭到了无情的批判。
乌云散去,晴空朗朗,茹志鹃终于迎来了百花争妍的春天。她从上海人民出版社调到《上海文学》,任编委,同年被选为上海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被选为中国作
家协会理事。
“创作上空白,生活却在延续,感情是延续的。”一个在艺术海洋里顽强探求的人,是不会徒劳的。茹志鹃的追求,果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获得了丰收的硕果。
茹志鹃作品中的鞭挞,有其深度和力度,在同类作品中也是高出一筹的。从中,我们看到了她的心在流血,眼中充满了泪水。作家的鞭挞依然是属于她自己的。她说:“我不知不觉地在作品中也使用起批判这一武器。……我发现歌颂固然需要洋溢的热情,而鞭挞需要的热情则十倍于歌颂。而且这种热忱,不是洋溢的、轻松的,它灼灼于内,到了使人心痛的程度,然后才流于笔端。”
从歌颂到鞭挞,这一变化说明,一个作家的思想观点,观察社会的方式、角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适应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某一个人生的里程中不能为人们所强求。
茹志鹃“文化大革命”后的作品,在艺术手法上除保留原来的精粹之外,也进行了一些可贵的尝试,收到了可喜的效果。
茅盾在逝世前几年,虽然已剩下不多的力气,却仍然关心茹志鹃的创作。以其微弱的余光读了她的许多近作,称为由《百合花》般的清新、俊逸“演变为耐咀嚼有回味的静夜的箫声”。
茹志鹃沿着前辈作家为她指明的路,走过了荆棘丛生的沟沟壑壑;又带着无限的思念之情,走向新的生活。
(摘编自孙瑞珍《茹志鹃传》)
材料二
1977年,《上海文艺》复刊在即。我调回编辑部时,茹志鹃早已参加了复刊的筹备工作。她那时非常忙,亲自组稿、审稿、改稿、发稿。巴老劫后复出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杨林同志》就是由茹志鹃一手编发的。邓友梅的获奖小说《我们的军长》更是在她启发、催逼、帮助下写出来的。当时还在工厂劳动的宗福先最早的文学作品也是送给茹志鹃看的。
一位作协老同事的儿子也经常送稿请茹志鹃指点,而当时那位同事被错划为“反革命”还在农场服刑。十几年后,这位同事的儿子以优异成绩出国深造,他一说起在自己被打入另册时,是茹志鹃伸出温暖的手,就激动不已……
我总感到,茹志鹃身上有一股正气,不骄不娇,无私真诚,对上从不媚颜,对下从不施压,她表里如一,严于律己,宽厚待人。
(选自《风雨百合花——怀念茹志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