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正文:
前言
材料1:
据统计,当时国内有士绅百万余人,有能力读此书的也多达三百多万人,然而却很少有人认真地阅读和领会书中的深刻内涵。相反,许多守旧的朝廷官吏的骂声却扑面而来……在他们眼中,这无疑成了一本大逆不道的书。……最终,《海国图志》在国内的印刷数仅有千册左右。
材料2:
1851年,《海国图志》60卷传入日本,增补的百卷也于1854年传入日本。据统计,1854——1856年,日本出版了21种不同版本的《海国图志》选本,占同一时期日本出版的世界史地著作的一半,更是一度成为日本追求海外知识幕府志士的必读书。
——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
材料3:一本书的两种境遇——
1843年,魏源完成了以知夷、师夷、振兴军备为核心理论的《海国图志》……悲哀的是,这本书却不受朝廷重视……,有人甚至建议烧掉它……
1851年,《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六十卷本被翻译成日文,日本人惊为天书,认真学习之,通过此书了解西方的长处,它被奉为加强海防的经典著作,为不久后开展的明治维新做出了贡献。
——严孟达《甲午再现风云》
材料4:
记得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1818—1891年,晚清官员,中国首位驻外使节。1875年出任驻英公使,1878年兼任驻法使臣,次年迫于压力称病辞归),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日日奏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材料5:
“师夷长技以制夷”观点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响应。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蒋廷黻[fú]《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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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课
国家出路的探索与列强侵略的加剧
一、旧邦求索
1、天国兴亡
材料1:
洪秀全反清思想的形成蕴含着深层次的社会政治因素。从根源上说,是清代中叶以来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的直接反映,是清政府吏治腐败、官逼民反的结果。同时,洪秀全有着比较强烈的华夷之辨、兴汉反满的汉民族意识,这既是对有清一代满族亲贵重满抑汉的民族压迫之仇视,更是源自对腐朽黑暗的现实社会之痛恨。……历史证明,清政府已经成为阻碍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对象,只有推翻它,才能清除近代化的政治障碍,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
材料2:
利用宗教动员组织群众,是历史上旧式民众起事的特点。太平天国以宗教起家,又以宗教立国。在运动前期,上帝教的精神凝聚力、宣传动员和组织功能得到强化,对太平天国的生存发展主要产生积极作用。
——皆出自刘晨《太平天国社会史》
(1)金田起义:
鸦片战争后,在资本主义侵略、政府加征重税、自然灾害不断的影响下,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日益加深、阶级矛盾持续激化,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正是这两重矛盾交织的结果。
材料:
洪秀全反清思想的形成蕴含着深层次的社会政治因素。从根源上说,是清代中叶以来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的直接反映,是清政府吏治腐败、官逼民反的结果。同时,洪秀全有着比较强烈的华夷之辨、兴汉反满的汉民族意识,这既是对有清一代满族亲贵重满抑汉的民族压迫之仇视,更是源自对腐朽黑暗的现实社会之痛恨。洪秀全强烈的汉民族意识还与同时代如火如荼之天地会"反清复明"的主张产生共鸣。他虽继承了天地会的"反清"思想,但摒弃了"复明"的主张,立志开创新朝,开辟太平一统、天下一家的"新天新地新世界"。他的抗争思想还超越了地域族群间的社会冲突,呼吁"客家本地总相同",升级为满汉之间的种族、民族斗争。洪秀全始终把斩邪留正、推翻清朝作为实现革故鼎新的基本前提,坚持铲除暴政、开创新朝的政治斗争。十数年反清斗争实践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太平天国沉重打击了清朝的统治机器,暴露出其中央政权的虚弱无力。在与太平军作战中,八旗绿营几尽毁灭,地方力量发展起来,内轻外重(或内外皆轻)之势,不可逆转,以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是在各省独立的形势下,被迫下台。其由来之迹,甚为显明。对太平天国历史地位的评价还要充分考虑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官逼民反,造反有理,是一个基本的历史判断,但绝不是"压迫有理,剥削有理,侵略有理"。历史证明,清政府已经成为阻碍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对象,只有推翻它,才能清除近代化的政治障碍,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洪秀全、杨秀清等人扮演了清王朝掘墓人的角色。
——刘晨《太平天国社会史》
材料:
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起因,1949年之前曾有学者作过一些错误的解释。戴逸对此予以了澄清。他指出,单纯用人口太多为理由来解释革命的发生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社会现象不能够用这种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解释;太平天国宗教虽然脱胎于基督教,并在形式上和基督教有相似之处,但两者的实质和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革命思想之所以产生并具有积极作用,正是因为思想本身是根源于社会斗争和社会生活的客观现实";太平天国革命发生的原因"既不是由于人口太多,也不是由于宗教力量,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外国侵略势力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剥削和压迫,剥削和压迫加重,人民的反抗也愈来愈激烈"。
——夏春涛《太平天国与晚清社会》
利用宗教动员组织群众,是历史上旧式民众起事的特点。太平天国以宗教起家,又以宗教立国。在运动前期,上帝教的精神凝聚力、宣传动员和组织功能得到强化,对太平天国的生存发展主要产生积极作用。但上帝教除对太平天国政治权力结构产生消极影响外,太平天国的社会战略也充斥着浓厚的宗教色彩,特别是在统治区推行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以简单而激进的宗教运动强制民众改变传统信仰和风习,企图摧毁旧有思想文化根基,却只是以新的宗教迷信取代旧的宗教迷信,缺乏坚实深厚的群众基础,超越民众心理承受力。太平天国最终失去知识分子群体的支持也与其崇奉上帝,反孔非儒、焚毁偶像的偏激文化政策有关。太平天国忽视发展生产,在城市废除私有财产、取消私营商业和手工业,某种程度上也掺杂着上帝教的宗教因素。太平军及其领导者将生产所获财富作为"天赐",其理所应当享尽"天福",上帝教强化了这类幻想,所以有人讲:"凡物皆天父赐来,不须钱买",他们根本没有想过从事生产,一应所需转嫁民间,逐渐失去反抗者的本色而转变为新的寄生权贵。
——刘晨《太平天国社会史》
材料:
宗教迷信是封建时代农民阶级难以摆脱的精神负担,由于没有科学的语言来表达其革命的合理性,没有统一的形式来组织群众,只好借助宗教。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创造了农民的"上帝"来对抗封建统治阶级用以愚弄人民的一切鬼神,并且在这个上帝的名义下,激发群众和组织群众……这就比天地会的号召具有更深刻得多的内容,真正激动了一切被压迫的农民群众。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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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旧邦求索
1、天国兴亡
材料:
建都天京后,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建设目标总体达成。制度主体执掌最高决策和执行权力,其中,东王扮演了宗教和军政强人角色。……太平天国前期改变了流动战略,注重战略发展,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基地,政权建设日臻完善,开创了起义以来的最好局面。……但是,由于二元体制存在严重弊端,洪杨共治的法理关系模糊不清,双方只能凭借相互信任、合作、理解和包容,推动这一体制的持续顺利运作,但体制对双方矛盾和冲突缺乏有效的化解机制。
——崔之清《太平天国政权建设的制度学分析》
(2)天京定鼎:
自攻占永安起,太平军初步建立政权组织,后于1853年3月攻占并定都南京,控制中国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与清政府形成对峙之势,但内部权力的界限不明也为这一政权埋下体制上的隐患。
材料:
建都天京后,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建设目标总体达成。制度主体执掌最高决策和执行权力,其中,东王扮演了宗教和军政强人角色。他获得天王授权,总揽各大权力系统,东王府成为事实上的权力中枢,其他各王、京内外高级将帅、官员,均须听从东王差遣,秉承东王意旨办理具体军政事务,即便如北翼燕豫等王莫不如此。执行军政使命时,必须严格遵照东王诰谕行事,不得违令或擅自改变行事方略,执行过程必须向东王禀奏,接受检查和监督,并请求有关未来行动的指令。若有新的构想和计划,应及时禀奏东王,获得批准,才能实行。史实表明,杨秀清虽然出身贫苦,没有文化,但具有领袖禀赋和才干,多谋善断,擅长操弄权术,"天王顶而信用,一国之事,概交于他,军令严整,赏罚分明。"因此,太平天国前期改变了流动战略,注重战略发展,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基地,政权建设日臻完善,开创了起义以来的最好局面。太平天国方面的官私著述,都肯定杨秀清的卓越的领导和治理能力是前期发展的重要原因。可以预期,东王如果谦虚谨慎、认真反思,总结成功经验,增强治国治军能力,团结诸王,减少和避免失误,太平天国应该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亦有取得改朝换代胜利的机会。但是,由于二元体制存在严重弊端,洪杨共治的法理关系模糊不清,双方只能凭借相互信任、合作、理解和包容,推动这一体制的持续顺利运作,但体制对双方矛盾和冲突缺乏有效的化解机制。事实上,这种矛盾不时发生,有些事端已经引发权力冲突和误判,以致累积的互信不断流失,不安全感、猜忌和防范心态随之滋长,共治的政治和心理基础逐渐弱化。如果一方私欲发作,企图整合对方,根本改变共治局面,势必损毁二元体制可持续运作的基础和条件,从而引发恶性的权力斗争和重组。可悲的史实是,杨秀清挑衅于前,洪韦秦血腥诛杨于后,制度主体的集体错误断送了前期的大好局面,也终结了不稳定的二元体制。
——崔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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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旧邦求索
1、天国兴亡
材料1:
《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综合性统治方略,不局限于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土地问题,还包括政权建设、社会生活、宗教思想等方面。由于事无巨细,导致“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其中土地制度根本无法施行,……《天朝田亩制度》只能称作洪秀全预设的纲领性文献之一,但它非但没有真正指导太平天国运动实践,反而脱离实践,为实践所否定。
材料2:
作为纲领性文件的《天朝田亩制度》,虽具有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性,但除土地制度基本未施行外,乡官制度、乡兵制度、司法制度、宗教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的规定均经改良而变相实践,并且以理想为模板构建了太平天国政权在基层社会维系的基础。《天朝田亩制度》和后期刊行的《资政新篇》,它们的理论意义和启示意义大于对当世的影响。《天朝田亩制度》关于土地分配问题的规划,反映了太平天国起事动机的正义性,说明太平天国曾代表了广大民众的诉求,并为之创制了比较完整的社会建设纲领,描绘了较前代更为完美良善的社会前景。
——皆改编自刘晨《太平天国社会史》
(3)治国蓝图:
为巩固政权,太平天国领导者提出一系列社会政治主张,先后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纲领性文件。但是,前者绝对平均主义的追求和后者发展资本主义的设想,均与彼时的中国实际相脱节:不仅未能付诸实践,更无法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
材料:
《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综合性统治方略,不局限于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土地问题,还包括政权建设、社会生活、宗教思想等方面。由于事无巨细,导致"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其中土地制度根本无法施行,其他凡基层组织、宗教、司法、教育、社会生活等内容只能变相操作。《天朝田亩制度》虽然颁行,但刊印量极少,社会影响有限。曾国藩的机密幕僚张德坚负责全面采集"贼情",也没有看到制度文本。他甚至怀疑太平天国是否真正刊行过该文件:"且伪书首必载诸书名目,未见一条即系伪《天朝田亩制度》,应编入'贼情'门内。惟各处俘获贼书皆成捆束,独无此书,即贼中逃出者亦未见过,其贼中尚未梓行耶?"由此可见,其初颁之时,很可能仅是太平天国少数领导人才得见的内部文件。也就是说,《天朝田亩制度》虽然充分彰显洪秀全"独尊上帝,开创新朝"的思想要义,但在咸丰三年底颁布后不久便决定暂时不予施行。《天朝田亩制度》现有天历癸好三年、甲寅四年、庚申十年以后3种版本。咸丰十年,洪秀全颁布《钦定制度则例集编》(现已佚失),其中田赋制度规定,男子十六岁以上,每丁耕田十亩,可视为《天朝田亩制度》中平均分配土地方案的延续。在"照旧交粮纳税"已成为太平天国经济国策普遍推行的情况下,洪秀全重印《天朝田亩制度》,除了其中宣扬的"万物归上主"的经济原则和"天王主断"的专制政体符合洪秀全"独尊上帝,开创新朝"的思想,还意在借此聚拢人心,激励士气。以往学界认为,《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纲领。太平天国实行"旨准颁行诏书"制度,很多印书以"诏书"形式颁行,文末有"旨准"字样,说明是天王旨意;还有印书以"钦定""钦命"为名,以"制度""条例""章程"等冠名,具有法定意义。但它们只是反映纲领、服务纲领的具体政策或制度,受纲领影响和制约,不能称之为"纲"。如果《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的纲,那后期所颁、同样被列入"旨准颁行诏书总目"的《钦定制度则例集编》——其中包括土地制度在内的各项典制——岂不是更应被称作"纲"?《天朝田亩制度》只能称作洪秀全预设的纲领性文献之一,但它非但没有真正指导太平天国运动实践,反而脱离实践,为实践所否定。
太平天国提供了进行社会变革的宏伟蓝图,但它的社会战略未必一概超越现实,有的政略带有严重的落后性或不合实际。这里仅是肯定太平天国社会战略中某些大政方略的合理成分。作为纲领性文件的《天朝田亩制度》,虽具有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性,但除土地制度基本未施行外,乡官制度、乡兵制度、司法制度、宗教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的规定均经改良而变相实践,并且以理想为模板构建了太平天国政权在基层社会维系的基础。《天朝田亩制度》和后期刊行的《资政新篇》,它们的理论意义和启示意义大于对当世的影响。《天朝田亩制度》关于土地分配问题的规划,反映了太平天国起事动机的正义性,说明太平天国曾代表了广大民众的诉求,并为之创制了比较完整的社会建设纲领,描绘了较前代更为完美良善的社会前景。正因为如此,太平军的足迹才能遍及十余省,攻破600余座城池,前后持续14年。
——刘晨《太平天国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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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旧邦求索
1、天国兴亡
材料1:
列强关注的是如何落实不平等条约的各项条款,保护在华商业利益,实现中国内地开放和鸦片贸易合法化。因此,列强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并不取决于后者的态度和举动,而是视在华利益而定。……在太平天国与清王朝的这场殊死搏杀中,双方的对外政策最终出现了根本性区别:太平天国后期转向抗击外来侵略;清政府妥协投降,丧权辱国。太平天国领导人始终对洋人存有戒心。
——刘晨《太平天国社会史》
材料2:
在应对内忧外患中,八旗与绿营不堪重用,汉族督抚(如曾国藩等)掌握实权,僵化两百年的满清专制统治由此发生根本性变化,推动中国进入痛苦且不可逆的近代化进程(即"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大转型的激流峡谷,传统帝制在近代化冲突中陷入制度困境。
——邢超《失稳的帝国: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运动》
(4)功过自评:
受时代和阶级局限,太平天国始终无法解决农民最根本的土地问题,但是这场起义却是近代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不仅动摇清王朝统治基础、改变权力结构,也沉重打击外国侵略势力,顺应着反封建反侵略的历史潮流。
1856年,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为争夺权力爆发严重内讧:东王杨秀清被北王韦昌辉杀害,韦昌辉随即又遭处死,翼王石达开率部出走,史称天京事变。这场内乱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成为它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军事上也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此后,洪秀全虽起用陈玉成、李秀成等年轻将领,并任命洪仁玕主持朝政,却已难以挽回衰败的趋势。
材料:
洪秀全认为作出些许让步就可以和洋兄弟维持长久和好的关系,但这仅是一厢情愿。列强关注的是如何落实不平等条约的各项条款,保护在华商业利益,实现中国内地开放和鸦片贸易合法化。因此,列强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并不取决于后者的态度和举动,而是视在华利益而定。太平天国念念不忘的是推翻清廷,攻取上海是东征战略的最重要环节
在太平天国与清王朝的这场殊死搏杀中,双方的对外政策最终出现了根本性区别:太平天国后期转向抗击外来侵略;清政府妥协投降,丧权辱国。太平天国领导人始终对洋人存有戒心。李秀成断然拒绝了原常胜军领队白齐文做一支军队统帅以便单独行动的要求,只允许他带领自己原有的军队。洪秀全拒绝了洋人联手灭清、事后平分疆土的提议,据李秀成回忆,"鬼子到过南京,与天王叙过,要与天王平分地土,其愿助之。天王云不肯:'我争中国,欲想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洪秀全还号召太平军"人人当奋勇与敌人及其番鬼盟军作战。务须恪遵朕之诏命,勿惧妖魔奸谋,奋勇作战,以得到天下太平,大业成功"。清廷在列强挑起战争之初,不愿屈服,曾展开抵抗。但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后,清廷权衡利弊,审察时局,认为内乱乃心腹大患,外人志在通商,属肢体之患,故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利益,借师助剿。
——刘晨《太平天国社会史》
材料:
太平天国以一种落后的东西去否定另一种落后的东西;靠农民起家,但又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从依靠农民到失去农民,最终自身也被农民抛弃。这就是太平天国的悲剧所在,也是所有农民政权的悲剧所在。
——朱庆葆《农民与太平天国的兴亡》
材料1:
受时代和阶级局限,太平天国提不出新的社会改造方案,始终难以突破前朝旧制,各项措施却愈加繁杂无序,不胜其滥。……归根结底,太平天国没有真正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没有真正打破封建土地制度对农民的束缚并动员农民,也就无法建立稳固的基层政权,找到走出农民战争失败宿命的新路。
——刘晨《太平天国社会史》
材料:
受时代和阶级局限,太平天国提不出新的社会改造方案,始终难以突破前朝旧制,各项措施却愈加繁杂无序,不胜其滥。太平天国虽有后方基地,但将战略重心置于"取民",既不致力于恢复和保障农业生产以开源,又不精兵简政以节流,一味依靠乡官榨取资源,以致狭蹙的辖区民穷粮尽。不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以支援军需,也是绝大多数旧式农民起义的常见问题。太平天国领导层淡忘了农民利益,《天朝田亩制度》"天下一家"理论构想也就难以继续汇聚人心。归根结底,太平天国没有真正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没有真正打破封建土地制度对农民的束缚并动员农民,也就无法建立稳固的基层政权,找到走出农民战争失败宿命的新路。正因如此,太平军在江南始终处于单纯的军事占领状态,在广大农村地区统治基础薄弱。政策偏激、地方失序、激变良民,更严重破坏基层农村的战略腹地功能,一旦太平天国丢失各个城市据点,就会迅速走向瓦解。继因中外联剿失去"天时"、安庆失陷失去"地利"后,太平天国丢掉"人和"这根救命稻草,注定在与湘军的军事决战中败亡。湘军仅用半年多时间就将苏南和浙江攻陷即为明证,太平天国很快在"中兴"表象下倾覆。
——刘晨《太平天国社会史》
材料:
鸦片战争被比作撞开坚固河堤的"缺口",西方列强的入侵打破了清朝封闭的传统体制,迫使精英阶层从无知傲慢转向被迫睁眼看世界,但清廷为维护部族政权选择妥协,导致制度权威受损。太平天国运动被比作冲刷缺口的"洪水",不仅造成社会巨大破坏,更从内部瓦解了满清统治的稳定性,迫使清廷向长期提防的汉族地主士族开放军权与政权。在应对内忧外患中,八旗与绿营不堪重用,汉族督抚(如曾国藩等)掌握实权,僵化两百年的满清专制统治由此发生根本性变化,推动中国进入痛苦且不可逆的近代化进程(即"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大转型的激流峡谷,传统帝制在近代化冲突中陷入制度困境。
——邢超
为了镇压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清廷不得不起用一批有为的汉族儒臣,并授命他们指挥地方缙绅武装。随着军事指挥权的下放,与战事密切配合的人事权和财权也不得不下放给地方军事将领,由他们自招兵勇、自筹军饷。曾国藩办团练、组建湘军,使大批有为务实的儒生进入地方官僚机构或充当幕僚。曾国藩集团先后掌握了浙江、广西、安徽、江苏、江西、广东、陕西、湖北、湖南、云南等省巡抚之位,"是后四十年间,两江总督几乎是非湘系将领或与湘军有关的人物莫属"。李鸿章的淮军虽为后起,"而日后对中国的影响远在湘军之上"。清朝地方基层政府机构在相当大程度上实现了重组。随着大批有为的儒生进入官僚机构,意识形态也注入了新的血液。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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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旧邦求索
2、洋务自强
材料1: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
——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原函》
材料2:
洋务派的出现,标示了中国地主阶级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分化。在两千年的历史上,中国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地主阶级改革派。他们务实济世的努力因多少有利于当时的社会而受到后代历史学家的称道。但归根到底,地主阶级改革派是传统之内的改革派,他们的改革体现了传统社会的自我复兴和振兴,然而复兴并不能打破旧有的循环。与之相比,洋务派却具有不同的意义。……因此,洋务派的产生,意味着凝固的硬壳绽开了前所未有的裂痕,以此为起点,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阶级开始分化了。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1)内忧外患: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应对来自农民起义和列强侵略的内外压力,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代表主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积极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以求“自强”“求富”,稳固清廷政权。其中,以1861年曾国藩设立的安庆内军械所为标志,“师夷长技”落地实践,洋务运动由此开局。
材料:
1861年(咸丰十一年),晚清"天朝"体制在内外交困中加速瓦解、向近代国家艰难转型。辛酉政变、总理衙门设立、安庆陷落与洋务萌芽等事件共同重塑清廷权力结构与近代化路径。咸丰驾崩后"顾命八大臣"体制被慈禧联合奕䜣通过辛酉政变推翻,开启两宫垂帘听政新格局,中央权力从宗室辅政转向皇太后主导、满汉亲贵共治的混合模式。英法公使驻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标志清廷被动接受近代外交体系,"天朝上国"观念彻底幻灭,外交机构半殖民地化开端。曾国藩于安庆设内军械所(1861年11月),被视为中国近代官办军工与洋务实践的起点,体现"师夷长技"从理念转向制度性尝试。湘淮军系在镇压太平天国中壮大(如安庆战役),督抚实权扩张,传统中央集权体制加速松动,埋下晚清"内轻外重"伏笔。这一年的变革并非主动"觉醒",而是危机逼迫下的被动调适,兼具保守性(垂帘听政强化专制)与近代性(设衙门、办工厂),呈现传统体制自我修补与被迫开新的交织。
——池子华《咸丰十一年》
材料: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之后,居中央枢要之地的奕䜣、文祥、桂良为了谈判而同侵略者交往;握东南军政重权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则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与溯江而上的西方人相遇。这两部分人是那个时候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最早同资本主义打交道的人。洋务派的出现,标示了中国地主阶级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分化。在两千年的历史上,中国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地主阶级改革派。他们务实济世的努力因多少有利于当时的社会而受到后代历史学家的称道。但归根到底,地主阶级改革派是传统之内的改革派,他们的改革体现了传统社会的自我复兴和振兴,然而复兴并不能打破旧有的循环。与之相比,洋务派却具有不同的意义。由于时代的逼迫和造就,他们的改革主张,常常已经别具面目了。就其主观动机而言,他们未必有心打破旧轨,但他们的主张却历史地包含着逸出旧轨的趋向。因此,洋务派的产生,意味着凝固的硬壳绽开了前所未有的裂痕,以此为起点,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阶级开始分化了。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
——《江苏巡抚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原函》
材料4:
他们不能完全了解西洋文化是自然的,是可原谅的。他们对于西洋的机械是十分佩服的,十分努力要接受的。他们对于西洋的科学也相当尊重,并且知道科学是机械的基础。但是他们自己毫无科学机械的常识,此外更不必说了。他们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立国精神是至善至美,无须学西洋的。事实上他们的建设事业就遭到了旧的制度和旧的精神的阻碍。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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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旧邦求索
2、洋务自强
材料:
洋务运动的范围相当广泛,……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洋务派对西方国家认识的逐步加深,洋务运动的重点也发生了变化。大体说来,19世纪六七十年代,运动以“自强”为主要目标,即主旨是适应战争和军事的需要,把重点放在训练新式军队和建设军事工业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洋务派在继续“自强”活动的同时,又提出了“求富”的主张,强调兴办近代民用企业。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在古老的中国开了近代工业的先河。
——摘编自李侃等《中国近代史》
(2)同光中兴:
被时人称为“同光中兴”的洋务运动,涉及军用工业、民用企业、海防建设、新式教育等多个领域,并随势推移而变化改革重点。同时,推行“中体西用”有利于西学传播、打破对立,进而融会中西、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
材料:
面对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看到了中国在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他们继承了鸦片战争时期"经世派"代表人物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并且极力把这一思想主张付诸实践。洋务运动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编练新式海军和陆军、制造枪炮船舰、建立外交机构、兴办近代工矿交通企业、设立学堂、派遣留学生等。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洋务派对西方国家认识的逐步加深,洋务运动的重点也发生了变化。大体说来,19世纪六七十年代,运动以"自强"为主要目标,即主旨是适应战争和军事的需要,把重点放在训练新式军队和建设军事工业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洋务派在继续"自强"活动的同时,又提出了"求富"的主张,强调兴办近代民用企业。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在古老的中国开了近代工业的先河。
——摘编自李侃等《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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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旧邦求索
2、洋务自强
材料1:
洋务新政(洋务运动)的兴起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次重要转折。洋务新政的主要目的是“强兵”——但这里活动内容的实效和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洋务派主观目的的范围——其最大的意义并不是产生了“强兵”的效用,而是在古老的封建主义的“体”上撕开了一道口子,开动了现代化这辆列车。
——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2:
晚清的改革,首先从办洋务开始。学习西方之奇技淫巧,这在祖宗之法当中,是史无前例之举,需要在圣人之学获得价值的合法性。曾国藩……将实用的经济之学从抽象的义理之中独立出来,赋予其与义理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就为之后筹办洋务提供了儒学的学理论证。
——许纪霖《在“理”与“势”之间:晚清官僚士大夫的自改革》
(3)中体西用:
洋务运动在客观上刺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对外国资本的入侵也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但是,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没有摆脱主观上的旧有循环,更未打破封建主义旧制。因此,在不触动中国政治制度和立国精神的前提下只学习外国利器,注定这场改革日后难以成功。
材料:
洋务新政(洋务运动)的兴起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次重要转折。洋务新政的主要目的是"强兵"——但这里活动内容的实效和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洋务派主观目的的范围——其最大的意义并不是产生了"强兵"的效用,而是在古老的封建主义的"体"上撕开了一道口子,开动了现代化(注:现代化即近代化)这辆列车。
——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
晚清的改革,首先从办洋务开始。学习西方之奇技淫巧,这在祖宗之法当中,是史无前例之举,需要在圣人之学获得价值的合法性。曾国藩虽然是理学名臣,但已经属于理学的"修正派",在修身之外,更注重经世。他认为三科之外尚有经济之学,它属于"孔门的政事之科",与其余三科一起,共同形成儒家的礼学,"缺一不可"。他将实用的经济之学从抽象的义理之中独立出来,赋予其与义理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就为之后筹办洋务提供了儒学的学理论证。
——许纪霖《在"理"与"势"之间:晚清官僚士大夫的自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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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旧邦求索
2、洋务自强
材料1:
晚清统治集团试图通过洋务运动、外交周旋等手段修补制度裂痕,仅停留在器物层面的改良,拒绝触动封建专制的根本架构,导致改革如同给破屋贴墙纸,风雨一来即真相败露。……李鸿章等官员虽具远见与实干能力,但在专制皇权与时代局限的夹缝中,其行动边界被严格锁定,只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终成为体制崩溃的牺牲品而非唯一责任人。
——袁灿兴《困局·危局·变局:晚清裱糊史》
材料2:
部分洋务派人士已经认识到单纯学习西方器物技艺的局限性。……至甲午战败,单学西方器物的弊端已充分暴露,要求政治变革的舆论开始酝酿。然而,在19世纪末新旧交替的关键时刻,李鸿章始终不肯再往前一步支持政治改革。
——唐论《洋务运动无法实现旧邦新造》
(4)回光返照: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化运动,洋务运动率先将“师夷长技”思想付诸实践,但也仅限于学习西方之“器”,旧制度和旧精神成为建设事业持续发展的阻碍;“中体西用”背景下的西学传播,也无法彻底冲破体制束缚,而带有浓厚的封建纲常色彩。所谓“中兴”,不过是清廷的回光返照。
材料:
历史学家已然注意到,1861年初基于儒学思想的"自强"成为中国面对新世界的自觉理论。此后三十余年间的洋务运动,正是在"自强"这一不可动摇的认识基础上展开的。"自强"原理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后世的批评,在于其与世界变迁及世界文明演进之大势保持了基本的一致。……正是要为"自强"创造有利的条件,在对外关系上,"保和"成为居于弱势地位的中国的首要目标。要注意的是,这绝不仅仅是因为清朝的"软弱",其中也有对新世界政治原理的自觉。经历了1860年京城陷落后的"半亡国体验",中国士人突然发现此番经历"与前代之事稍异",待此次战争的主要目的换约达成之后,英法联军飘然而去,全城无恙。自此,保证条约条款得到尊重与执行,成为清末中国政治家"保和"的最重要手段。中国终于对新世界秩序的基本原理有了基本认知,帝国的士大夫们也借此完成了最重要的世界观转换。
——李永晶《论洋务与世界认识》
材料:
部分洋务派人士已经认识到单纯学习西方器物技艺的局限性。1884年,原两广总督张树声在遗折中警告,向西方学习却"遗其体而求其用",不可能达到富强之目的。具有早期维新思想的一批人逐渐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至甲午战败,单学西方器物的弊端已充分暴露,要求政治变革的舆论开始酝酿。然而,在19世纪末新旧交替的关键时刻,李鸿章始终不肯再往前一步支持政治改革。其后八国联军侵华,在清王朝风雨飘摇之际,孙中山试图策动李鸿章宣布"两广独立";章太炎亦上书李氏,请"明绝伪诏,更建政府"。然而李鸿章最终接受清廷诏命,入京议和,签下使清廷彻底沦为"洋人的朝廷"的《辛丑条约》。1898年春,维新运动高涨之际,张之洞推出《劝学篇》,继续大谈"中体西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畔道之弊",表达洋务派"取新卫旧"的共有心影,以此抵制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和变法运动。张之洞作为晚清地方重臣,在湖北推行自强新政多年,为维护清朝统治尽忠竭力。但张氏想不到的是,在其身后,湖北会成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策源地,"取新卫旧"最终"种瓜得豆"。
——唐论《洋务运动无法实现旧邦新造》
材料:
晚清统治集团(以李鸿章等"裱糊匠"为代表)试图通过洋务运动、外交周旋等手段修补制度裂痕,仅停留在器物层面的改良("中体西用"),拒绝触动封建专制的根本架构,导致改革如同给破屋贴墙纸,风雨一来即真相败露。帝国并非死于单一事件,而是中央与地方势力冲突(如东南互保)、教民与非教民对立、皇族内部权力斗争等多重矛盾交织,无数小事件汇集形成合力,最终导致系统性崩塌。李鸿章等官员虽具远见与实干能力,但在专制皇权与时代局限的夹缝中,其行动边界被严格锁定,只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终成为体制崩溃的牺牲品而非唯一责任人。
——袁灿兴《困局·危局·变局:晚清裱糊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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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局骤深
1、边海之危
材料:
随着战争的爆发,晚清边海防思想逐渐转向“陆海并重”,但在科技和体制上存在明显局限。……晚清边海防思想在战略层面仍然存在结构性缺陷。即使“陆海并重”的理念被提出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实施,但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困境的限制,边海防思想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和改进。政策执行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使得晚清边海防建设未能实现预期目标。
——宾鸿《晚清边海防建设及其经验教训——兼论边防与海防关系》
(1)塞防之危:
自19世纪60年代起,为进一步争夺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列强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新一轮的争夺殖民地高潮。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边疆压力骤增,西北、西南、东南地区陷入全面危机。面对西北危局,清政府内部围绕“海防”与“塞防”展开争论并付诸行动。其中,清政府任命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率军西征,最终以军事胜利为后盾、通过外交谈判收复新疆南北两路和伊犁大部分地区。
1864年,新疆少数民族上层分子起兵反清,形成内乱局面;中亚浩罕汗国的阿古柏趁机侵入,占据新疆大部,俄国、英国竞相勾结和支持阿古柏,沙俄更直接出兵,抢占伊犁地区。
材料:
晚清时期,边海防思想经历了从"重陆轻海"到"陆海并重"的显著转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清廷一直沿袭着历代"重北轻南"的边海防策略,其防御重心主要放在西北陆地边疆。然而,随着战争的爆发,晚清边海防思想逐渐转向"陆海并重",但在科技和体制上存在明显局限。林则徐、魏源等开明人士开始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进主张,这标志着近现代"陆海并重"观念的初步形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战役中,明确提出了"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亟,艰巨攸同"的战略构想,这显示了他对边海防战略统筹的初步认识。晚清时期,边海防政策历经了数次重大调整,这些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统治者对海洋和边境安全的重视。尽管进行了多次边海防政策调整,晚清依然未能实现全面军事现代化,政策执行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首次调整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道光皇帝开始意识到清军缺乏与英军对抗的战舰,从而丧失了海上作战能力。他颁布密旨,要求沿海各省绅民捐款,以修造能够与英军对抗的战船,尽管其中不乏对清军腐败性的忽视,但这一举措已显示出统治者对海上力量的重视。然而,晚清边海防思想在战略层面仍然存在结构性缺陷。即使"陆海并重"的理念被提出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实施,但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困境的限制,边海防思想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和改进。政策执行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使得晚清边海防建设未能实现预期目标。
——宾鸿《晚清边海防建设及其经验教训——兼论边防与海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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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局骤深
1、边海之危
(2)不败而败:
1883年8月,法国强迫清朝的藩属国越南签订条约,控制领地,并将侵略矛头对准中国。期间既有福建水师遭遇偷袭几近覆没,也有中国军队在刘铭传和冯子材等爱国将领的率领下成功击退法军的壮举。但是,清政府却选择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以“不败而败”的姿态结束中法战争,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自此,中国西南门户洞开,云南、广西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
材料:
中法战争爆发前,日本政府在面对法国同盟邀请时,基于本国财政、海军以及修约等问题的考虑,选择了示好中国,婉拒法国的立场。而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转而采取两手策略,两面下注投机。……日本政府借助中法战争,提高了本国国际地位,促进了内政外交难题的解决,加速了军备扩张的脚步。中法战争是甲午中日战争的一次预警信号,客观上导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时间有所提前。
——摘编自邱帆《中法战争前后日本的对华政策》
中国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本有机会能取得最后胜利,但由于清统治者的懦弱、妥协,胜利的成果才被葬送,使得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中法战争爆发前,日本政府在面对法国同盟邀请时,基于本国财政、海军以及修约等问题的考虑,选择了示好中国,婉拒法国的立场。而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转而采取两手策略,两面下注投机。一方面,在中法问题上亦步亦趋地追随英德美三国;另一方面,私下依旧在设法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此举目的在于应对战争可能导致的不同结果,即如发生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或战争最终和平解决都能获利。日本政府借助中法战争,提高了本国国际地位,促进了内政外交难题的解决,加速了军备扩张的脚步。中法战争是甲午中日战争的一次预警信号,客观上导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时间有所提前。
——摘编自邱帆《中法战争前后日本的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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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局骤深
1、边海之危
(3)行省新政:
边疆危机的接连爆发,也促使清廷反思原有的边疆治理方式:通过1884年新疆设省,西北边疆暂时度过危机;通过1885年台湾建省,该地区的管辖得到强化。但是,清廷在外蒙和西藏未能成功推行行省化,其中移民实边、撤销垦禁等举措,因触及当地既有的利益格局而加剧部分蒙、藏精英的离心倾向,为后续边疆治理埋下隐患。
材料:
在晚清帝国主义入侵的背景下,也引发了清廷的反思与改革。……经历行省化改造后,新疆和东北在辛亥革命中就没有爆发大的分离主义事件。……1901年,清廷宣布在蒙古、西藏等地实行“新政”,……新政的推行冲击当地既有的利益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增长了当地精英的离心倾向。……在清朝皇帝牢固掌握政权的时候,这种不满情绪尚不至于导向公开的分离主义运动。一旦革命爆发,中央政权对边疆控制弱化,这种不满情绪很快转化为行动。
——章永乐《重审辛亥革命中的南北议和》
材料:
在具体的治理制度上,清初奠基的边疆治理格局,在晚清帝国主义入侵的背景下,也引发了清廷的反思与改革。新疆的阿古柏叛乱引发了左宗棠平叛,以及1884年的新疆建省;而日俄势力在中国东北的渗入,引发了1907年东三省的建立。1906年,清廷改理藩院为理藩部。经历行省化改造后,新疆和东北在辛亥革命中就没有爆发大的分离主义事件。不过,清廷在外蒙和西藏未能推行"行省化"的改造。1901年,清廷宣布在蒙古、西藏等地实行"新政",其主要内容为放弃民族隔离政策,移民实边,撤销垦禁、商禁、矿禁,允许蒙汉通婚,等等,在部分地区起到了促进民族融合、巩固边防的作用。但在外蒙地区,新政的推行冲击当地既有的利益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增长了当地精英的离心倾向。在西藏地区,晚清新政也冲击了僧侣集团的利益,十三世达赖与驻藏大臣发生矛盾,逃往印度。一些蒙、藏贵族感觉自身的利益受损,从而对清廷产生不满情绪。在清朝皇帝牢固掌握政权的时候,这种不满情绪尚不至于导向公开的分离主义运动。一旦革命爆发,中央政权对边疆控制弱化,这种不满情绪很快转化为行动。
——章永乐《重审辛亥革命中的南北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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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局骤深
2、甲午之役
材料:
1894年,日本为实现其野心勃勃“经略大陆”的构想,悍然发动了甲午战争。而在某种意义上,甲午战争是中、日、朝、俄四国间内在矛盾的表面化。……东北亚诸国彼此忌惮,互相警惕,使得这一时期的东北亚局势错综复杂。各方势力的消长,彼此矛盾的演化,与“甲午战争”的爆发有着深刻的联系。
——张晓刚、国宇《围绕朝鲜半岛的日清、日俄矛盾与甲午战争》
(1)甲午风云:
为解决资源贫乏、市场狭小等难题,日本的发展重心从内部改革转为对外扩张,逐渐推行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并借列强相互牵制之机干涉朝鲜内政,于1894年袭击清军运兵船,引燃甲午战争。由于吏治腐败、军备废弛、制度落后、人心不齐,清廷最终在这场战争中惨败。
材料:
由此可见,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主要不是因为兵力差距,也不是因为装备差距,甚至不是因为战术技术上的原因,归根结底,主要还是败在制度的腐朽、朝廷和官吏及军队的腐败上。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研究中国后得出一个结论:"人心腐败已达极点。"因为这种从根上生发的大面积的腐败,导致利益藩篱、相互掣肘,军心涣散、毫无斗志,民怨四起、一盘散沙,最终只能落得个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
——向贤彪《甲午战争的历史镜鉴》
材料:
惟欲征服支那(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日本前首相田中义一《田中奏折》
材料:
1894年,日本为实现其野心勃勃"经略大陆"的构想,悍然发动了甲午战争。而在某种意义上,甲午战争是中、日、朝、俄四国间内在矛盾的表面化。而东北亚诸国,围绕朝鲜以及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争夺则由来已久。日本以维护朝鲜独立之名,自日朝间"文书问题"起,就不断挑战中朝传统的宗藩关系;俄国自1860年攫取了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之后,在觊觎中国东北之余,其侵略眼光也瞄准了朝鲜半岛,并与日本在"桦太"等地直接展开争夺。日本担心在扩张之路上落后于人,加紧攫取朝鲜半岛的控制权,也因此更加激化了日清矛盾。东北亚诸国彼此忌惮,互相警惕,使得这一时期的东北亚局势错综复杂。各方势力的消长,彼此矛盾的演化,与"甲午战争"的爆发有着深刻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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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局骤深
2、甲午之役
材料1:
1895年《马关条约》的冲击之所以巨大,并非仅仅因为割地之广、赔款之巨,还因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强化了战败的意义:此前中国对日本的轻视、漠视以及作为这种认识结果的误认,导致主政者以及士大夫们在面临惨败时出现了巨大的心理错位。……这种富有进攻性、压迫性的大陆政策,逐渐激化了中国内部的矛盾,革命的力量逐渐得到了蓄积。
材料2:
这场战争从根本上颠覆了东亚的传统国际秩序,对交战双方此后的成长过程与性格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场战争的战败者走上暴力革命的险峻之路,从否定自身开始,最终试图否定整个旧世界。这是一种彻底的自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精神气质。
——均出自李永晶《甲午战争与日本的世界认识》
(2)城下之盟:
1895年4月,中日在马关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这是继《南京条约》后危害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不仅进一步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允许设厂一款更标志着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由商品输出为主转向以资本输出为主,自此,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但条约的签订,也在客观上促使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推动爱国志士前赴后继,以担负起救亡图存的时代课题。
材料:
1895年《马关条约》的冲击之所以巨大,并非仅仅因为割地之广、赔款之巨,还因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强化了战败的意义:此前中国对日本的轻视、漠视以及作为这种认识结果的误认,导致主政者以及士大夫们在面临惨败时出现了巨大的心理错位。由此,中日之间在近代的第一场战争转化为一个心理事件,极大地激发了当时中国士大夫的精神能量。以1895年为分界点,一种可称之为"日本发现"的运动进入高潮。具体表现为此前"天朝上国"观察日本的差序视角转换为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我朝变法,但采鉴日本,一切已足"的主流认识。日本非但不是此前中华世界体系内的"蕞尔小邦",也不仅被视为中国的平行之国,更被视为变法维新的先进。只是,这种日本认识的突然转换,同样是一种误认,当时的中国并未真正意识到"日本问题"的重大性。这是因为,日本以尖锐的形式将新世界秩序中最强权政治而非法律秩序的一面展现在了帝国士大夫面前。日本的这种富有进攻性、压迫性的大陆政策,逐渐激化了中国内部的矛盾,革命的力量逐渐得到了蓄积。
——李永晶
材料:
这场战争从根本上颠覆了东亚的传统国际秩序,对交战双方此后的成长过程与性格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甲午战争前的三十余年间,中国通过史称"洋务运动"的近代化实践,形成了关于世界秩序的比较准确的认知。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获得了来自当时主要大国、尤其是英国的一系列的正向激励,可以说走上了健康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从本质上说,就是融入以法治为理念的近代文明与世界秩序,而反过来,来自外部世界的法律(国际法)的压力,逐渐转化为国内法治化的动力。晚清的司法改革,就是这一进程的结果。然而,甲午战争结束了这一历史进程。早在1917年,曾在中国海关工作多年的布兰德就指出,"这场战争的结果把中国降低到了长久落后的地位"。这仅仅是现象,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这场战争的战败者走上暴力革命的险峻之路,从否定自身开始,最终试图否定整个旧世界。这是一种彻底的自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精神气质。与此同时,战胜者成为东亚世界的大国,进一步激发了自身的帝国欲望,并逐步开始挑战世界。
——李永晶《甲午战争与日本的世界认识》
(2)城下之盟:
1895年4月,清政府派李鸿章与日本议和,在马关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割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其中设厂一款影响最为深远——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由此从以商品输出为主转向以资本输出为主。《马关条约》成为继《南京条约》之后危害最为严重的不平等条约。
《马关条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中国,它进一步破坏了领土完整,大大加深了半殖民地化程度,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救亡图存由此成为时代主题,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维新运动随之兴起。对日本,巨额赔款化作工业化和扩军备战的资本,国力大增,军国主义倾向愈益滋长。对世界,日本的崛起打破了东亚旧格局,列强由此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一场战争的结局,改写了整个东亚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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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局骤深
2、甲午之役
材料:
割地赔款的巨创深痛,给中国社会以全方位、深层次的巨大震荡。洋务运动结束了,维新运动早产了,而顽固派的得志和仇洋排外运动的勃发,使中国在本世纪初(20世纪)几乎惨遭亡国之祸。
——喻大华《甲午战败与中国近代化的巨大挫折》
(3)东亚易势:
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不仅标志着清廷洋务运动的破产,也是对东亚传统秩序的重新改写,这极大刺激着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日本凭借勒索而来的巨额赔款国力大增,军国扩张主义持续滋长;西方列强在中国强租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狂潮。
材料:
甲午之败,大清帝国最后一层神秘的面纱由日本人撕下。来自东南西北的洋鬼子们,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顾忌的了。他们甚至觉得,如果不趁此大好机会捞上一把,简直不好意思。洋人们的抢劫,花样百出,名目繁多,而且相互之间,竞相仿效。
——
材料:
割地赔款的巨创深痛,给中国社会以全方位、深层次的巨大震荡。洋务运动结束了,维新运动早产了,而顽固派的得志和仇洋排外运动的勃发,使中国在本世纪初(20世纪)几乎惨遭亡国之祸。
——喻大华《甲午战败与中国近代化的巨大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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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材料1:
晚清以降在西方物质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一方面,传统中国社会单调、封闭、等级森严的局面虽然被一定程度地打破了,但残存势力依然强大;另一方面,西方物质文明的传入,就像是错剪到中国文明拷贝上的“蒙太奇”,一下子打乱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固有周期,引发了城乡冲突、公私冲突、新旧冲突、强弱冲突和华洋冲突,这几类冲突又往往交织在一起,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构成了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景象。
——苏生文《晚清以降》
材料2:
中国的近代是一个旧渐去而新未立的过渡时代,就像梁启超给“过渡相”的总结——“互起互伏,波波相续”。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笃定,到“新旧中西”的缠绕;从“天下一统”的自信,到万国竞存的警醒;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是一场贯穿百年的深刻变革。在西潮冲击与内在嬗变的双重作用下,中国传统思想体系逐渐松动,新的认知框架缓慢构建,士人思想的变化反映了社会思潮的转向,也展示了近代中国的发展轨迹。实际上,这场思想转折深刻影响了国家的政治走向与文化认同,是理解近代中国的一把钥匙。
——罗志田《士变:近代中国的思想转折》
太平天国所求的反封建反侵略、洋务运动所主张的自强求富,是彼时先进中国人探索国家出路的尝试。虽然无法改变中国的处境,但西方物质文明的传入依旧打乱了传统中国社会发展的固有周期,边疆危机与甲午战败则将这种处境推到最危险的地步,自此,“救亡图存”成为几代中国人的时代课题。
材料:
晚清以降在西方物质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一方面,传统中国社会单调、封闭、等级森严的局面虽然被一定程度地打破了,但残存势力依然强大;另一方面,西方物质文明的传入,就像是错剪到中国文明拷贝上的"蒙太奇",一下子打乱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固有周期,引发了城乡冲突、公私冲突、新旧冲突、强弱冲突和华洋冲突,这几类冲突又往往交织在一起,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构成了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景象。
——苏生文《晚清以降》
材料:
中国的近代是一个旧渐去而新未立的过渡时代,就像梁启超给"过渡相"的总结——"互起互伏,波波相续"。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笃定,到"新旧中西"的缠绕;从"天下一统"的自信,到万国竞存的警醒;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是一场贯穿百年的深刻变革。在西潮冲击与内在嬗变的双重作用下,中国传统思想体系逐渐松动,新的认知框架缓慢构建,士人思想的变化反映了社会思潮的转向,也展示了近代中国的发展轨迹。实际上,这场思想转折深刻影响了国家的政治走向与文化认同,是理解近代中国的一把钥匙。
——罗志田《士变:近代中国的思想转折》
17
小结
18
经济主张 《天朝田亩制度》 《资政新篇》
经济基础 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小农经济 发展工商业和资本主义经济
社会基础 公有制(空想性) 私有制(现实性)
群众基础 反映农民利益愿望
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未反映农民迫切的土地要求
缺乏群众基础
相同点 1、都具有反封建的历史作用,有鲜明的革命性。
2、都缺乏实行的社会条件,最后均未能真正实施。
3、都是为了巩固农民政权。
关联 从经济主张内容看,后者是对前者批判否定。
从历史进步角度看,后者符合社会发展趋势。
补充1:太平天国运动的纲领文件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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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级
第三级
第四级
第五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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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2:洋务运动的改革明细
时期/旗号 代表成果 作用 性质
军用工业 60—70年代
“自强”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 一定程度增强国力,引进西方技术,迈出近代化第一步 官办封建性质:经费由清政府调拨,产品分配给军队,不投放市场
民用企业 70—90年代
“求富” 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 客观上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对外国资本入侵起一定抵制作用 官督商办,产品部分投放市场,带有某些资本主义性质
海防建设 70—80年代 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海军(另有广东水师) 一定程度提高清军战斗力,加强海防 —
新式教育 60年代起 京师同文馆( 1862 ); 1872—1875 年四批 120 名幼童赴美; 1877—1897 年福建船政学堂四批学生赴欧 培养翻译、外交、科技人才,开近代教育先河 —
20
补充3:宗藩关系的解体
危机表现 中国的应对措施 结果
西北 ①1864年新疆内乱;1865年阿古柏入侵(俄、英支持)。
②俄国出兵占领伊犁。 ①1878年,左宗棠收复新疆。
②1884年,新疆建省。 西北边疆度过危机。
西南 ①1883年,法国控制越南,侵略中国。
②中法战争爆发, 法国偷袭马尾军港。 1885年,冯子材领导取得镇南关大捷。 中法签订《越南条款》,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
东南 ①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
②1884年,法军进攻台湾。 1884—1885年,刘铭传率台湾军民抗击法军。 1885年,台湾建省。
21
1、19世纪末,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基本方式是( )
A、资本输出和大量倾销工业品
B、开设银行和迫使清政府借款
C、控制中国的海关和其他税收
D、投资修筑和经营中国的铁路
2、甲午中日战争后,列强变相对清政府贷款,是为了( )
① 攫取高额回扣利息
②长期把持中国海关
③进一步控制中国经济命脉
④ 扩大在华政治势力
A、①② B、②③ C、①②③ D、①②③④
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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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势力范围,理解正确的是:某国在该地区( )
A、实行军事占领,并入版图
B、扶植傀儡政权,实行间接统治
C、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享有特权
D、享有优惠关税和治外法权
4、1896年,英商在杭州合法设厂的依据有( )
①片面最惠国待遇的规定
②领事裁判权的规定
③《马关条约》的有关规定
④《辛丑条约》的有关规定
A、①③④ B、①③ C、②④ D、②③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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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学者认为,《天朝田亩制度》在晚清思想史中具有独特性,显示了传统思想里从未有过的一种组合,即“财产共有与权力全面控制的组合”。在这种思想的“组合”过程中,没有对其产生影响的是( )
A、农民起义中的“均贫富”思想
B、基督教平等思想
C、《礼记·礼运》中“大同”思想
D、“中体西用”思想
6、江南制造总局是个十足的封建衙门。管理者是以督办为首的一群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对军器制造一窍不通,一切生产技术大权都操纵于洋人手中。有些洋匠不懂技术,招摇撞骗,因造不出火药,竟称“中国天气异于外国,与造此药不宜”。这表明,洋务企业( )
A、管理体系逐步完善
B、过度依赖西方技术
C、逐渐成为外资企业
D、所雇洋匠皆为外行
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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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津开埠后,直隶顺德府(今河北邢台)农民开始在农闲时结伙赴陕甘蒙等地贩运皮毛,冬去春回。到20世纪初,收购的皮毛除大量转运到天津供出口外,部分生皮在顺德加工成皮袄、皮褥等向国内销售。在皮毛运销和加工业带动下,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越来越多。这一现象主要表明( )
A、中国内地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提高
B、近代天津是北方重要港口城市
C、外国资本主义全面冲击中国传统经济
D、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8、当某条约的若干条款传出后,光绪皇帝发出“台湾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的哀叹,台籍京官及举人纷纷声言“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该条约应是( )
A、《南京条约》
B、《天津条约》
C、《北京条约》
D、《马关条约》
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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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99年美国照会英、德、俄、法、意、日等国,提出在中国实行商业机会均等的主张,1900年又补充了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权力完整的条款。上述政策( )
A、导致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B、使清政府改变了对义和团的态度
C、扩大了美国在中国的权益
D、推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C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沃尔特·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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