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正文:
泰安一中青年路校区2026级月考-历史试题
(满分:100分 考试时长:75分钟)
1、 选择题(共15题,每题3分,总计45分)
1.考古学家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大量距今约7000年的稻谷堆积物,以及骨耜等农耕工具。这一发现能够直接佐证( )
A.黄河流域是中华农耕文明的起源地 B.早期人类完全脱离了采集狩猎活动
C.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小麦的国家 D. 长江流域的先民已掌握原始稻作技术
2.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现的聚落距今8000年,半地穴式房屋成排布列,最大房址占据聚落中心。临潼姜寨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村落距今7000年左右,房屋围绕中心广场分为东、南、西、西北、北五个房屋组,每组代表一个亲属组织。两者布局的不同反映了( )
A.自然环境造成定居方式的差异 B.不同地区文化发展形态的多元
C.经济发展推动社会阶层的分化 D.不同历史时期生产方式的变化
3.距今约5000年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精美的黑陶蛋壳杯,部分墓葬随葬品数量悬殊,部分大型聚落遗址外围出现了夯土城墙。这些现象反映出当时( )
A. 原始公有制完全确立 B. 青铜器铸造技术成熟
C. 即将进入阶级社会 D. 普遍推行分封制度
4.下图是距今五千余年的良渚遗址示意图,遗址面积100平方公里,遗址多达400余处,其核心良渚古城为三重结构。良渚遗址的考古发现证实( )
A.黄河流域已进入文明社会 B.最早的稻作农业出现
C.中华文明历史轴线的延伸 D.邦国的神权色彩浓厚
5.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后期,已从普通聚落中分离出一种新型的中心聚落,它通常是某一区域内宗教文化乃至政治与经济的中心,其中许多兴建有城墙。中心聚落的出现体现出( )
A.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B.社会阶层分化
C.早期国家初具雏形 D.建筑技术发展
6.1979年冯汉骥、童恩正所撰的《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一文中将三星堆遗址视为“古代蜀国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下列最能支持这一观点的考古成果是( )
A.发现大量带有明显礼仪或礼制特征的高品级器物
B.遗址群规模大,范围广,古文化遗存数量巨大
C.发掘出土的人像、金杖、金面罩等造型前所未见
D.遗址处在川西平原北部商周遗存分布的中心
7.商朝的甲骨文多为占卜记录,内容涉及祭祀、征伐、农事、王室出行等各类事务,商王的几乎所有决策都要通过占卜向神灵问询。这体现出商代政治的特点是( )
A. 完全确立了专制皇权 B. 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
C. 贵族共和制成为主流 D. 广泛推行郡县制度
8.下图为商代王位世系图(部分)。“三公二父”是商王康丁的五位旁系先王,他们经常一起受祀,祖甲多数情况下都是单独受祀。这些做法表明当时( )
A.嫡长子继承制已经确立 B.兄终弟及方式渐趋成熟
C.直系血缘纽带关系强化 D.统治集团内部等级森严
9.西周建立后,统治者提出“天命靡常,惟德是亲”,将商人的失国,归咎于商人德行的败坏,其罪名包括酗酒、荒淫、不恤民力、收纳逃亡。这一做法( )
A.否定了商朝的正统地位 B.掩盖了商灭亡的真实原因
C.蕴含着民贵君轻的思想 D.彰显了西周建立的合法性
10.春秋时期外交“是循着由重视道德的作用,而趋向重现实的利益;由崇尚礼、信,而趋向诈伪和计谋的轨迹发展的”。这一变化( )
A.是应对时局的必然选择 B.表明外交思想日臻成熟
C.体现了儒法势力的消长 D.使列国间利益冲突加剧
11.春秋初年,楚、吴均因文化落后被称为蛮夷之国,但到鲁宣公十二年(前597年)及鲁定公四年(前506年)却被《春秋》改称为“楚子”“吴子”;杞君(夏之后裔)朝鲁君时用夷礼被贬称为夷,后改用周礼则又得称为“诸夏”。上述称呼变化印证了,当时( )
A.列国纷争的现实 B.华夏认同的观念
C.夷夏关系的对立 D.儒家思想的传播
12.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度,郡县长官由皇帝直接任免,不得世袭。这一措施的主要意义是( )
A. 完全打破了贵族分封的传统格局,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B. 导致地方割据势力快速膨胀
C. 延续了周朝的贵族政治传统
D. 大幅降低了政府的行政效率
13.西汉初年,统治者吸取秦朝速亡的教训,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社会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出现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治世局面,史称( )
A. “光武中兴” B. “文景之治”
C. “贞观之治” D. “开元盛世”
14.汉代数学专著《九章算术》中有《均输》篇,其中的算题,反映了当时官营运输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制订详密计划分派运量、调度运力,并且严格规定运输行程的情形。这体现出数学成就的发展得益于( )
A.政府的高度重视 B.经济计划的制订
C.生活的实际需求 D.交通运输的发展
15.汉武帝设置的刺史只相当于一个中下等县的秩品,他的权力却很重,监察二千石守相而无所顾忌。但是他对于郡国守相的举劾必须通过年终回京师向中央汇报,并经三公审核以后才能作出处理。由此可知,刺史的设立( )
A.限制了郡国守相的行政权力 B.保障了地方长治久安
C.提高了对地方监察的有效性 D.导致了三公权力膨胀
二、非选择题(共3题,总计55分)
16.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17分)
材料一:“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贾谊《过秦论》
材料二: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史记·平准书》
(1)根据材料一,概括秦始皇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主要举措。(8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从西汉初年到汉武帝时期社会经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出现的政策原因。(9分)
17.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18分)
制度的抉择
西周和秦朝是中国古代地方治理制度的重要转型期,前者以“封建亲戚”巩固统治,后者“以海内为郡县”,实现集权,两者在国家治理中面临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矛盾。
——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等编绘
结合材料以及所学知识说明西周和秦朝在地方治理中共同面临的核心矛盾以及它们是怎样解决这一矛盾的。
18.论述题(20分)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农牧分界线变迁
周人以农业立国,其势力所及和封国所在,皆当在农耕地区。有些地方或本非农耕地区,经过周人的经营,也逐渐成为农耕地区。
春秋时期秦昭襄王修筑的长城,客观上形成了农牧分界线。在陇山以西地区,农牧界线继续向西南延伸,经岷江流域直达云南剑川。战国时期农牧分界线不断向北延伸到长城一带,形成环绕华夏农耕文明的弧形屏障。
结合材料及所学论述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农牧分界线变迁体现了什么样的时代特征。
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D2.B 3.C 4.C 5.B
6.A 7.B 8.C 9.D 10.A
11.B 12.A 13.B 14.C 15.C
二、非选择题
16.(1)政治上完成六国统一,建立大一统王朝,在岭南地区设置桂林、象郡等行政机构加强管理;军事上派蒙恬北击匈奴,修筑长城巩固北部边防,建立起覆盖全国的统治秩序,极大拓展了秦王朝的统治疆域。
(2)经济变化:西汉初年社会经济凋敝,物资极度匮乏,连天子都无法集齐四匹毛色相同的马匹,将相甚至只能乘坐牛车出行;到汉武帝初年,社会经济全面繁荣,百姓生活富足,各地官仓粮食充盈,国库积攒的大量铜钱因长期不用导致串钱的绳子腐朽,粮食层层堆积甚至超出粮仓无处存放。
政策原因:西汉初年统治者推行道家“无为而治”的理念,实施休养生息政策,减免赋税徭役,放宽对民间经济生产的管控,减少大规模的征伐和工程建设,让百姓有充足时间从事农业生产,经过文景之治数十年的积累,最终实现了社会经济的全面恢复与繁荣。
17【答案】核心矛盾:中央管控与地方治理自主性的矛盾(或答:“如何有效控制广袤疆域并维护国家统一”)。
西周:推行宗法分封制,明确等级隶属关系及相关联系;礼乐制从文化和礼仪上强化中央权威。
秦朝:设三公九卿,实行郡县制,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法律等,强化中央对地方的管控。【详解】本题是特点题。时空是西周和秦朝(中国)。核心矛盾:根据材料“两者在国家治理中面临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矛盾”可知,中央管控与地方治理自主性的矛盾(或答:“如何有效控制广袤疆域并维护国家统一”)。措施:西周:根据材料“封建亲戚”可知,推行宗法分封制,明确等级隶属关系及相关联系;根据所学知识可知,礼乐制从文化和礼仪上强化中央权威。秦朝:根据材料“以海内为郡县”“实现集权”可知,设三公九卿,实行郡县制,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根据所学知识可知,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法律等,强化中央对地方的管控。
18参考论述示例:
观点:春秋战国时期农牧分界线的动态变迁,是这一阶段从秩序崩解到社会重构、从族群区隔到交融共生的大变革时代的直观缩影。
西周时期,农牧分界线长期稳定在陇东高原、汾水中游、燕山山脉一线,这一格局建立在周王室共主权威、井田制集体耕作体系之上:周天子通过分封体系管控边地族群活动,华夏农耕族群的开发能力尚未延伸到更靠北的农牧交错带,华夷之间以稳定的朝贡秩序维持相对清晰的生产方式边界。
春秋早期,农牧分界线一度向南大幅回缩,甚至出现山戎南下破燕、狄人攻灭邢卫、游牧部族势力逼近东周都城洛邑的现象,这一变迁直接映射了西周旧秩序的全面崩解:周王室东迁后丧失对边地的管控能力,井田制的衰落让诸侯国无力维持原有边地防御体系,原本被纳入周王朝朝贡体系的游牧族群获得了向南拓展的空间,“华夷杂处”的局面在中原腹地大面积出现,正是分封制、宗法制走向瓦解的时代侧影。
春秋中后期到战国末期,农牧分界线出现了向北的大规模推进:秦国向西吞并西戎部族拓地千里,晋国先后攻灭赤狄、白狄将边界推至晋北,赵国通过“胡服骑射”占领河套地区收服林胡、楼烦,燕国向东拓地千余里将辽河流域纳入版图,新的农牧界线最终稳定在阴山脚下、辽河一线。这一扩张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铁犁牛耕逐步普及带来的生产力飞跃: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效率远超此前的井田集体耕作,原本难以开发的农牧交错带黄土资源被大量开垦为农田,各国为了在兼并战争中实现富国强兵,纷纷通过变法构建集权统治体系,将新占领的边地设置为郡县直接管辖,把原本的游牧活动区彻底转化为农耕文明的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分界线的变迁不再是简单的族群武力对抗的结果,更体现了华夏认同观念的深化:大量原本生活在农牧交错带的游牧族群并没有被完全驱逐,而是在农耕文明的影响下逐步采纳华夏的生产方式、礼乐制度,最终融入华夏族群,白狄建立的中山国完全采用华夏典章、最终被赵国同化就是典型案例。这意味着此时的农牧分界线已经从西周时期的血缘族群边界,转变为以生产方式、文化认同为核心的文明边界,华夷之间的区隔不再以血统为标准,而是以是否认同农耕文明与华夏礼仪为判断依据,为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心理和疆域基础。
综上,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农牧分界线“南退-北进”的完整变动轨迹,恰好完整对应了这一历史阶段从礼崩乐坏到经济转型、从列国并立到走向大一统的全部时代脉络,是大变革时代最鲜明的地理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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