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课 清朝前中期的鼎盛与危机 课件--2026-2027学年高一上学期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

该高中历史课件聚焦清朝前中期的鼎盛与危机，涵盖乾纲独断、疆域奠定及嘉道中衰等核心内容，通过康乾盛世到统治危机的脉络，构建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时空框架，帮助学生衔接前后历史知识。 其亮点在于以丰富史料实证历史，如引用学者研究分析军机处与奏折制度，结合疆域图培养时空观念，通过盛极而衰的制度性分析渗透唯物史观。采用材料辨析、图表小结和题目巩固，提升学生史料实证与历史解释能力，也为教师提供结构化教学素材，助力高效教学。

前言 1 第13课 清朝前中期的鼎盛与危机 材料： 清朝统一，中国疆域最终形成，为具有“中国”认同意识的各个民族提供了……“共同地域”；……汉语成为全国人民通用语言……在这一“共同地域”之内的各个民族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共同的经济生活”这一民族特征也在逐步形成……随着各民族“中国”认同意识增强，各族人民认为自己是“清人”（中国人）或者认为自己是清朝（中国）管辖下一员的观念深入人心，“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民族特征也已经具备。 ——赵永春《古代的中国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形成》 一、乾纲独断 1、康乾盛世 康雍乾三朝是中国封建历史的最后一个盛世，期间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民族交融，民众对“中国”的认同度日益提升。至此，清朝东至库页岛、西抵葱岭，北接外兴安岭，南达琼州崖山，不仅为现代中国版图奠定基础，也标志着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 材料： 清朝统一，中国疆域最终形成，为具有“中国”认同意识的各个民族提供了“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的“共同地域”；在这一共同地域中生活的各个民族可以使用不同语言，清朝统治者也曾大力提倡和推行满语，但并未改变汉语成为全国人民通用语言的情形，在这一“共同地域”之内的各个民族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共同的经济生活”这一民族特征也在逐步形成……随着各民族“中国”认同意识增强，各族人民认为自己是“清人”（中国人）或者认为自己是清朝（中国）管辖下一员的观念深入人心，“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民族特征也已经具备。 ——赵永春《古代的中国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形成》 3 材料1： 清代内阁学士经历了从实权参赞向荣誉虚衔的转变。清初康熙帝曾期望学士作为“参赞政事之官”积极启奏，但实际运作中，学士逐渐沦为仅负责传达诏命、处理题本（满学士读本、汉学士批红）的文书官员，失去了参与核心决策的权力。随着军机处的设立，内阁权力被架空，学士的实际政治影响力大幅下降；但其品级提升……具有极高的荣誉性和过渡性特征……更纯粹地成为翰林体系的进阶职位，反映了清代中枢权力从内阁向军机处转移，以及皇权对文官体系控制的精细化。 ——陈永祥《清代内阁学士职掌与地位的演变》 材料2： 表面上，南书房是君臣研讨经史、诗词唱和的文化空间；实质上，它被康熙帝刻意打造为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收归内阁军政大权的内廷亲信机构。……非正式机构的灵活性，使得皇帝能够绕过外朝官僚体系，直接通过身边近臣掌控国家命脉，实现了“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的政治构想。 ——杜望《康熙朝南书房翰林政治活动探微——以陈邦彦〈匏庐公日记〉为中心》 一、乾纲独断 2、皇权专制 （1）中枢机构转化的背后： 清朝初期，政府中枢机构由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阁分掌机务，但随着南书房、军机处的先后设立，议政王大臣会议被旁置、内阁被架空，体现出皇权对文官体系与决策权力控制的强化本质。 4 材料： 军机处职权源于雍正初年西北军务的临时需求，承袭自内阁与议政王大臣会议，借奏折制度扩张逐步取代内阁成为中枢决策核心，……整合并替代了内阁票拟题本之权与议政王大臣会议参决机要之权，依托“奏折—朱批”密折体系获得合法性与效率优势。……始终“有官无吏、跪受笔录”，法理上仅为传述缮撰之臣，实权则依皇帝信任与政务依赖程度动态膨胀。军机处非单纯“皇权工具”，亦非“宰相机构”，而是以秘书性临时差遣之形，行中枢决策之实的弹性体制；其地位确立不靠制度立法，而靠奏折政治与人事亲信的结合……，其兴衰映射清代君主专制在效率与控制间的精密平衡。 ——摘编自宋希斌《清代军机处职权的来源及其演变——以公文运转程序与政局变动为核心的考察》 一、乾纲独断 2、皇权专制 （2）集权顶峰的机构代表： 清雍正朝所设军机处，以简、速、密为原则，不仅进一步提升行政效率，更将皇权专制推向顶峰；而极致效率与极致控制的并存，也预示着封建制度渐趋衰落。 5 材料： 奏折制度……本质是皇帝绕过正式官僚体系以获取机密信息、强化专制皇权的“私人通信工具”，尚未取代题本的法定公文地位；其与军机处结合后成为清代中枢决策核心机制……奏折初为“密折”，属君臣私人沟通渠道，非法定公文，朱批不具直接执行力，需另具题本方可施行……与军机处互为支撑，使皇帝直接掌控信息、削弱内阁与官僚集体议政，推动清代君主独裁体制强化。 ——摘编自庄吉发《清朝奏折制度》 一、乾纲独断 2、皇权专制 （3）君臣专线的密折制度： 清朝创设的密折制度，以密、速、详为设计理念，便于最高统治者更直接、广泛地掌握情报，进而提升行政效率。这一制度与军机处互为表里，是皇权专制强化的具象化表现之一。 6 材料1： 清代的文字狱不同于前代偶发的政治迫害，它发展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制度化的社会控制手段。通过制造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恐怖氛围，皇帝不仅惩戒了异见，更重要的是成功地让士大夫阶层进行自我审查和自我规训，从而主动地将自己的思想活动约束在权力划定的安全区内。这种“自我禁抑”的治理效果，比任何公开的法律条文都更为深刻和有效。 ——综合孔飞力、王汎森关于清代文字狱的论述 材料2： 在整个皇权专制主义横行的历史时期，文字狱始终伴随着中国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总是在由于拥有思想而被国家政治警觉乃至于害怕，这种害怕在某些历史时段简直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 ——摘编自陈行之《文字狱中的政治与人性——以清代庄廷鑨明史案为例》 一、乾纲独断 2、皇权专制 （4）一言难尽的文化劫难： 清朝还实行高压的思想控制政策，在崇儒重道、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大力罗织文字狱，收缴销毁“违碍”书籍。这些举措虽便于政府管控，却也进一步束缚民众创新思想、摧残文化发展环境，自此，封建制度逐渐走向衰落。 历史由政治与普遍人性共同驱动 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多文字狱的国家，如果究其原因，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主要是由皇权专制主义施行思想禁锢的政治本性决定的；每次文字狱的发生，都是既源于历史的内在规律，又有彼时彼地独特的政治缘由、政治路径和政治结果的国家政治行为之结果。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运动”，差不多也就是这个东西了。而我要强调的是，恰恰是这些由政治缘由、政治路径和政治结果链接而成的历史运动，其最强的动力，除了政治之外，往往来自普遍人性。或者说一句话，普遍人性在任何形式的历史运动中，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尽管我们在谈论“历史”时往往是忽略的。 在整个皇权专制主义横行的历史时期，文字狱始终伴随着中国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总是在由于拥有思想而被国家政治警觉乃至于害怕，这种害怕在某些历史时段简直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也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除非是一些把灵魂抵押给魔鬼、专门从事精神卖淫的所谓“知识分子”，真正拥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进入过社会主流，从来没有成为独立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从来没有改变漂浮泻的历史命运。中国历史中没有霍布斯，没有斯宾诺莎，没有洛克，没有孟德斯鸠，没有卢梭，没有托尔斯泰，没有托克维尔，没有休谟，没有边沁，没有密尔，没有哈耶克，没有阿伦特，没有罗尔斯……所有独立思考的人都被扼杀在皇权专制主义的绞肉机之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八个字淋漓尽致地道出了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 自由创造奇迹，专制只能创造苦难。人类政治文明在最近五百年来取得的进步，使得庄廷鑨明史案之类的文字狱案件显得格外原始、野蛮和暴戾，目前要发生如此残忍的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杀狱，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有人想，也是不可能了。 历史总是在向前走，这不仅是信念（理论、思想）使然，更是人类向前迈进的脚步（实践意义上的政治文明进步）使然。这就是说，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我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蒙昧和恐惧。我们回望以往，常常会有一种庆幸感，觉得没有生活在那令人窒息绝望的世界里，是历史给我们的特别慰藉。由此我们有理由让自己相信，未来世界会是好的。 ——摘编自陈行之《文字狱中的政治与人性——以清代庄廷鑨明史案为例》 7 材料： 清政府治理开发台湾共212年，使台湾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等方面完成与大陆一体化进程，所谓“该处久成郡县，与内地无异”，台湾与大陆真正融合成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清政府治理开发台湾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清政府对台湾地位认识不断强化的过程，也是台湾从一个边陲小岛逐渐被纳入大一统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清代台湾在整个台湾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清代长达200余年的统治，从根本上塑造了台湾历史属于中国历史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品格。 ——李细珠《清代海疆治理中台湾角色与地位的变化》 二、疆域奠定 1、经略边疆 （1）统一台湾： 历代中央政权治理台湾，至清朝统一后实行展界、开海政策而进入新阶段：沿海经济得以恢复发展，台湾逐步纳入大一统国家治理体系。自此，清朝东南海防得以巩固，台湾与大陆的一体化进程也最终完成。 清政府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后，便把自秦汉以来实行近两千年的郡县制移植到台湾，在台湾设府置县并逐步完善行政建置，使台湾从一个府升格为行省，成为大一统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割台，清政府治理开发台湾共212年，使台湾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等方面完成与大陆一体化进程，所谓“该处久成郡县，与内地无异”，台湾与大陆真正融合成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清政府治理开发台湾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清政府对台湾地位认识不断强化的过程，也是台湾从一个边陲小岛逐渐被纳入大一统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清代台湾在整个台湾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清代长达200余年的统治，从根本上塑造了台湾历史属于中国历史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品格。 ——李细珠 8 材料： 《尼布楚条约》是在平等基础上签订的条约，条约对两国政府都是有利的。……中国方面，虽然在领土问题上作出了很大的让步，但促使俄军撤出雅克萨，收复了长期被俄国霸占的国土，并从法律上明确肯定了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是中国的领土；由于和俄国订约停战，清政府也就能够腾出手来去对付准噶尔叛乱势力，进一步完成国家的统一。俄国方面撤出了雅克萨和其他侵略据点，但却取得了清政府承认自己对一直在反抗中的尼布楚及其以西地区的占领，因而极大地巩固了在该地区的殖民统治。 ——戴逸《清代中国与世界》 二、疆域奠定 1、经略边疆 （2）东北定界： 为阻止沙俄在边疆的扩张行为，清朝通过两次雅克萨之战迫使沙俄谈判，并在平等基础上订立《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部边界，自此，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及库页岛在法律上归属中国。中俄签订的第一个边界条约不仅为东北边疆赢得安定局面，也使清政府得以集中力量推进国家统一。 9 材料： 盟旗制度是清代在蒙古地区实行的主要管理形式。随着蒙古各部陆续归附，清政府仿照满洲旗制，开始编设旗分，至乾隆年间大体完成，共设四十九旗。理藩院是清政府管理蒙古事务的中央机构，直接承担了蒙古地区的地籍管理事务，参与旗地边界的考定、牧地权属的协调以及土地争议问题的解决，其中旗籍清吏司主要负责内札萨克的疆界管理。旗的长官为札萨克，负责总理各旗事务，另置协理台吉辅助札萨克。札萨克作为旗的最高长官，直接参与牧地勘界、土地纠纷协调和垦务推行。中央通过理藩院与各盟旗体制维系对蒙古土地的控制。盟由旗组成，各旗定期举行盟会，商讨重要事务，设有盟长和副盟长。盟内各旗每年派员前往盟长处值班，共同处理盟务。重要的旗务均由盟长与各旗札萨克共同商议决定，处理地界争端和土地清丈事务时，也通常由盟长与中央官员对接。 ——胡英泽、汤滨源《清代绥远地籍管理制度初探》 二、疆域奠定 1、经略边疆 （3）盟旗治蒙： 清政府设理藩院统管边疆民族事务，在蒙古地区推行盟旗制度，以札萨克总理旗务。至此，蒙古地区稳定、经济繁荣、民族交融的局面逐步形成。 材料： 盟旗制度是清代在蒙古地区实行的主要管理形式。随着蒙古各部陆续归附，清政府仿照满洲旗制，开始编设旗分，至乾隆年间大体完成，共设四十九旗。理藩院是清政府管理蒙古事务的中央机构，直接承担了蒙古地区的地籍管理事务，参与旗地边界的考定、牧地权属的协调以及土地争议问题的解决，其中旗籍清吏司主要负责内札萨克的疆界管理。旗的长官为札萨克，负责总理各旗事务，另置协理台吉辅助札萨克。札萨克作为旗的最高长官，直接参与牧地勘界、土地纠纷协调和垦务推行。中央通过理藩院与各盟旗体制维系对蒙古土地的控制。盟由旗组成，各旗定期举行盟会，商讨重要事务，设有盟长和副盟长。盟内各旗每年派员前往盟长处值班，共同处理盟务。重要的旗务均由盟长与各旗札萨克共同商议决定，处理地界争端和土地清丈事务时，也通常由盟长与中央官员对接。 元明以来，游牧是蒙古族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清政府入关之初，为加强对蒙地的控制，对内藩蒙古划分旗界，以旗为单位勘定游牧地。旗界的划分部分以自然山河为据，在图上标注山河之名，以确定各旗游牧地界。在没有自然山川河流分界的平原或沙漠地区，则叠石为封堆作为旗与旗之间的分界。据《理藩院则例》载，四子部落与土默特两旗的边界址，自托苏图山开始，向南延伸至东巴彦封堆，从巴彦封堆继续向西南方向，直至土默特所属的乌兰察布六札萨克会盟所在地，再延伸至乌兰察布泉源，各设立封堆以明确边界。泉源封堆以东属于四子部王旗领地，以西则归土默特旗所有。 ——胡英泽、汤滨源《清代绥远地籍管理制度初探》 10 材料1： 清朝立国后，多次采取有力的军事行动，致力于恢复和捍卫疆土的安全，并取得良好的效果。……清朝统治者还与内外蒙古上层长期联姻，积极传播佛教，利用上层联络和文化影响的作用，促进了内外蒙古与内地的相互了解，解决了长期以来中原王朝受游牧势力南下威胁的问题。 ——方铁《试论历代王朝的疆域与边疆》 材料2： 清代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与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逐步从间接管控向制度化、体系化演进。……对藏治理历经从“因俗而治”到“制度治藏”的深化转型，而城市作为权力投射的物质载体，其规划理念与功能配置始终服务于“固边稳藏”的核心治国方略。……驱逐准噶尔势力后，……标志着西藏城市建设正式纳入国家治边体系。 ——何永之《清代西藏城市体系构建与治边兴藏研究》 二、疆域奠定 1、经略边疆 （4）定边治藏： 清政府通过军事手段平定动乱，设立伊犁将军安定西北边疆；通过册封达赖班禅，设置驻藏大臣安抚西藏地区，以法律形式落实中央管辖权。至此，中央政府完成从“因俗而治”到“制度治边”的地方治理方式转变，不仅最终奠定清朝基本版图，也将边疆各族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体系。 材料： 清代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与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逐步从间接管控向制度化、体系化演进。自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始，清廷对藏治理历经从“因俗而治”到“制度治藏”的深化转型，而城市作为权力投射的物质载体，其规划理念与功能配置始终服务于“固边稳藏”的核心治国方略。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军驱逐准噶尔势力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明确提出“西藏地方设立城郭，以资防守”的战略构想，标志着西藏城市建设正式纳入国家治边体系。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颁布，清廷通过驻藏大臣衙署营建、军事驻防体系布设、商贸网络规制等制度性举措，推动拉萨、日喀则等传统聚落完成向“政—军—经—文”复合功能城市的转型。 ——何永之《清代西藏城市体系构建与治边兴藏研究》 11 材料： 从明朝开始，中央王朝陆续推行改土归流，……大量移民不仅将生产技术、生活方式引入改流区，也引入思想观念、道德伦理、社会风俗等。由此，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文化认同呈现出全面交融的特征。少数民族婚丧嫁娶、节日习俗、宗教信仰等，在改土归流后逐渐发生改变。……各民族文化取长补短，借鉴融合，逐渐形成共享共有的地域文化。 ——摘编自左岫仙《清代改土归流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 二、疆域奠定 1、经略边疆 （5）改土归流： 针对世袭土司易成割据的弊端，清廷实行"改土归流"政策，确立中央政府对西南的直接管辖，强化中央集权。自此，西南与内地的政治、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各民族在共同地域内的交融程度也逐渐加深，西南边疆由此进一步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体系。 从明朝开始，中央王朝陆续推行改土归流，清朝从雍正四年（1726年）开始，主动地、大规模地开展改土归流。朝廷废除“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大量移民不仅将生产技术、生活方式引入改流区，也引入思想观念、道德伦理、社会风俗等。由此，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文化认同呈现出全面交融的特征。 少数民族婚丧嫁娶、节日习俗、宗教信仰等，在改土归流后逐渐发生改变。《丽江府志》记载纳西族经济文化生活时谈到，纳西族人“务耕植、畜牧”，“勤俭治生”，“今则渐染华风，服食渐同汉制”。湖北宣恩土家族、侗族、苗族等在改土归流前以自由婚配为主，男女青年以歌为媒，以歌定终身。土家族青年在恋爱中以送手帕或西兰卡普为定情物；侗族青年以“玩山”、“走寨”的方式相识相爱。改土归流后，受汉文化影响，逐步兴起托媒说亲、拜堂成亲等礼俗。 吊脚楼、转角楼等苗民传统建筑，是适应山地地形、气候、资源的产物。汉族迁入后，为了适应自然条件，也采用这些建筑形态。汉族移民在服饰、风俗习惯等方面也接受少数民族文化。如湘西永顺县改土归流后，“汉人多来自江右、关中及辰沅各处，衣冠华饰与土苗殊，久或染土人旧习，亦不尽然”。在少数民族文化的持续影响下，更有汉族移民的身份转变为少数民族，黔东北松桃厅“城市乡场，蜀、楚、江西商民居多，年久便为土著”，“有唐、贺、杨、欧诸姓，又有汉人变于苗者，曰‘变苗’”。 各民族文化取长补短，借鉴融合，逐渐形成共享共有的地域文化。如贵州铜仁地区，原为土家、苗、侗、仡佬聚居地区，改土归流以来，“流寓于是邦者，多吴、楚、闽、蜀人，各从其方之旧，相杂成俗”。湘西苗民移民迁到鄂西南后，许多习俗信仰如白帝天王信仰、女儿会、牛王节、尝新节、社饭、板凳龙、还牛愿、还猪愿等被当地民众所接受，逐渐发展成为共同的地域文化。从湖南、贵州迁入川东南、鄂西北的侗族先民，也把飞山庙、风雨桥、打油茶等优秀传统文化带入移民地，这些文化逐渐被当地民众接受。昆明“三月三，耍西山”是在外地移民进入云南后接受少数民族风俗影响而兴起的节日。 ——左岫仙《清代改土归流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 札萨克，官名，蒙古语“执政官”的意思，是一种清朝主要对蒙古族和满族人授予的军事、政治官职爵位。 噶厦（英语：Gaxag，藏语：བཀའ་ཤག）为清代到新中国初期西藏地方官署名，即原西藏地方政府。达赖、摄政以下是政府行政机构，藏语称“噶厦”。“噶”是命令的意思，“厦”是房屋的意思，“噶厦”就是发号施令的地方。外国人常把噶厦译成“内阁”，性质类似。 伯克制是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历史上以“伯克”统领地方事务，具有封建领主制性质的统治制度。后又废除世袭制，仿内地制度，给其加封三品至七品品级。并按品级高低给以一定数量的“养廉费”，土地和劳动力 (农奴) 及某些特权。对军功卓著者，豁免一切田赋、徭役，职位可世袭，甚至得到顶带花翎的待遇。 12 材料： 在中华民族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清皇朝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满族入主中国后，将东北包括外兴安岭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疆域，以及蒙古等都带入了中国版图。由于康乾盛世的赫赫成就，新疆、青海和西藏也都正式成为中国领土。……清朝不但将从明朝手中得到的十八省土地原封交回，而且交给当时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华民国更为辽阔的领土。所以，清皇朝并没有对不起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摘编自刘晨晖《晚清政局：黄昏中的紫禁城》 二、疆域奠定 2、历史意义 总之，经过多年的文治武功，清朝开疆拓土、经略内外，国土范围远迈前代：为各族人民的交往交融提供“共同地域”，为其“中国”认同的形成提供领土条件。至此，统一多民族国家最终形成并空前巩固，现代中国的疆域版图基础由此确立。 材料1： 清初为便于统治明代故土，仍沿用明制承宣布政使司，仅改北直隶为直隶，南直隶为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即废除了南京为留都的地位。康熙初，改布政使司为省，因认为全国区划为十五省，其制过大，所以分湖广省为湖南、湖北两省，分江南省为江苏、安徽两省，分陕西省为陕西、甘肃两省，汉地被析为十八省。在边疆，清朝施行与内地不同的行政区划制度，乃由中央设辖区，委派重臣，如在东北地区设奉天（盛京）、吉林、黑龙江及在外蒙古设乌里雅苏台、在新疆设伊犁5个将军辖区，但伊犁将军一直待在中原，在西藏、西宁设办事大臣辖区，蒙古则采取其民族的盟旗制，连同内地18省，全国共为26个政区，为中国现代省的政区划分奠定了基础。清代省以下的各级行政区划单位基本上是沿用明制，省下辖府和直隶州，府下领散州和县。 ——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 在中华民族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清皇朝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在强盛的汉朝，中原的势力范围并未越过沙漠，沙漠外主要是匈奴等游牧民族统治；到了盛唐，虽然建立了“丝绸之路”，沟通了西域，但玉门关外西域之地也没有归唐皇朝实际管辖；而处于现在青海和西藏之地的吐蕃，几个世纪都与中原政权有战事。满族入主中国后，将东北包括外兴安岭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疆域，以及蒙古等都带入了中国版图。由于康乾盛世的赫赫成就，新疆、青海和西藏也都正式成为中国领土。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当时清廷移交给中华民国的土地面积是1142万平方公里，是明朝疆土（353万平方公里）的三倍多。清朝不但将从明朝手中得到的十八省土地原封交回，而且交给当时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华民国更为辽阔的土。所以，清皇朝并没有对不起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刘晨晖《晚清政局：黄昏中的紫禁城》 13 材料1：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耕地增长滞缓，因而在生活资料来源有限的情况下，人口大幅度增多，必然要造成农民生活的日趋贫困。这是人口增长超过了社会负荷的自然结果。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2： 清代中叶的人口在增长速度和绝对数量方面都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最高纪录，甚至比工业化时期的英国还要高。人口绝对数量的剧增，必然给当时的社会造成极大压力。这种压力反映在人口增长率上，就是人口增长率的递减。……由于“报酬递减律”的作用，越来越大的资源压力本身就会限制人口的增长。 ——黄长义《人口压力与清中叶经济社会的病变》 三、嘉道中衰 1、资源之危 清康雍乾年间，在劝课农桑、改革税制、引种高产等政策影响下，社会安定、人口增长。但是，民众生存压力加重、农民生活趋于贫困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人地矛盾的不断尖锐，正是这场盛世繁荣留下的最大注脚。 材料：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耕地增长滞缓，因而在生活资料来源有限的情况下，人口大幅度增多，必然要造成农民生活的日趋贫困。这是人口增长超过了社会负荷的自然结果。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直接引出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一是移民，二是会党。 中国农民有安土重迁的传统，但在饥饿的驱使下，他们也常常会背井离乡。日多一日的人口挤在自然经济提供的空间里谋食，本不宽裕的谋食之路因之而日趋狭窄。这种矛盾，推动着最贫苦的人走向新的空间去寻找生活资料。由于人口过多，一部分人就不能不游离于社会生产之外，成为游民或者近乎游民，他们是会党势力的主要来源。在一个民以食为天的时代里，互济互助首先表现为经济上的有饭同吃。这一点对生计无着的游民有很大的吸引力。会党的发展同城乡社会矛盾的激化，同“反清复明”的思想影响都有关系，但主要是中国人口过多造成的。在晚清以后的中国，会党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组织，而是一个病态的社会组织。会党作为一股盲目的力量，其自发的冲动往往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会党的病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病态。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1700—1850）的英国，其人口平均增长率也只有0.8‰。总之，清代中叶的人口在增长速度和绝对数量方面都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最高纪录，甚至比工业化时期的英国还要高。人口绝对数量的剧增，必然给当时的社会造成极大压力。这种压力反映在人口增长率上，就是人口增长率的递减。由表1中可以看出，1801年后人口增长率逐渐递减，1741—1791年年均人口增长率高达1.51%，而1791—1851年降为0.58%，其中，1831—1851年间仅为0.44%。在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人口增长率还要更低。根据这一动向，可以推断出清代在18世纪末已存在着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过去有的学者常以清中叶后期人口增长率的下降而否认当时存在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其实，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正是当时人口过剩产生人口压力的一个重要表征。早在18世纪，马尔萨斯就曾指出，由于“报酬递减律”的作用，越来越大的资源压力本身就会限制人口的增长。 ——黄长义《人口压力与清中叶经济社会的病变》 14 材料1： 在18世纪下半叶，乾隆年间东征西讨而剧增的军事花费，让他以前所未有的积极重新开始卖官鬻爵。直到1800年，帝国中大约有35万个品衔是买来的，而这个数字在19世纪政府财政困窘时更是不断上升。 ——罗威廉《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材料2： 乾隆时期，言官言事要么揣摩圣意、以图迎合，要么曲从权要、莫敢参劾。负责监察工作的大臣的职权范围里有诸如监察各级政府、皇家成员，甚至皇帝本人的所作所为。但这绝不意味着皇帝就应该向监察部门负责，定期接受他们的调查与询问。 ——D.马克戈万《尘埃：百年前一个俄国外交官眼中的中国》 三、嘉道中衰 2、政治之危 彼时清朝虽身处盛世，但财政支出过度、吏治败坏成风、军队武备废弛，皇权高度强化更使制度日趋僵化，政治危机不断加深，国运由盛转衰的趋势也日益明显。 乾隆时期，言官言事要么揣摩圣意、以图迎合，要么曲从权要、莫敢参劾。负责监察工作的大臣的职权范围里有诸如监察各级政府、皇家成员，甚至皇帝本人的作内容。但这绝不意味着皇帝就应该向监察部门负责，定期接受他们的调查与询问。如果监察官们胆敢对皇帝的言行有所疑虑或者出言不逊的话，那么他们就会遭到风险：或被革职，或被流放。 ——（俄）D.马克戈万·尘埃 15 材料： 新兴大国的社会政治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普通人的公民权利保障大为提高。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物质财富的增长，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扩张的步伐也骤然加快。他们建造更多的大舰巨舶，组织更多的商船队和贸易公司，进行航海探险，致力海外贸易，到世界各地寻找商业机会，掠夺财富、土地和人口，进行原始积累。 ——摘编自徐伟新、刘德福《落日的辉煌：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 三、嘉道中衰 3、外患之危 受传统经济结构和专制集权体制束缚，彼时社会生产力发展已日益受限，但清廷统治者依旧故步自封，拒绝扩大对外交往，长时期推行海禁政策，仅通过指定的通商口岸进行对外贸易。这一做法既不利于沿海社会安定、工商业发展，也不利于海外先进技术引入与国家财政收入增加，更因此错失时代发展良机而逐步落后于世界。 1795年，乾隆皇帝退位后的第二年，华盛顿宣布拒绝担任第三任总统。新兴大国的社会政治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普通人的公民权利保障大为提高。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解放。 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物质财富的增长，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扩张的步伐也骤然加快。他们建造更多的大舰巨舶，组织更多的商船队和贸易公司，进行航海探险，致力海外贸易，到世界各地寻找商业机会，掠夺财富、土地和人口，进行原始积累。贪婪的西方商人，确信自己的好运在远方，行走于全世界并把商品带到世界各地，追逐丰厚的利润；炮舰和军队用刀和剑在各个殖民地上建立起统治；外交使节和传教士到处奔忙把政令和《圣经》传播到各个角落，并热衷于搜集情报，了解各地的情况。美国独立条约的墨迹未干，当其还处于英国的威胁之下时，“海商”就已游弋七大洋，去寻求贸易”。到达中国的第三只船“实验号”只有84吨，乃至被认为是近海帆船，充分展现了愿意为可能获得的利润冒最大危险的精神。据估算，英国在1757—185年的100年中，仅从印度运回本国的货物和货币总值就达120亿金卢布；1701—1810年从西部非洲贩运200万黑奴进行贸易。 ——徐伟新、刘德福 16 材料1： 如果说汉唐盛世曾经是阳春天气的话，那么康乾盛世不过是晚秋晴日。历史的运行不会使盛世长存。这种转机在乾隆后期已经出现，渐积而渐多。到嘉庆时代盛世色彩终于褪色。嘉庆指望通过整肃吏治来挽救颓势。然而，盛世不能重造，他的意志并没有阻止社会的颓势。……变化的世局已经脱出了帝王的控驭，它所唤来的是一个江河日下的时代。 ——改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2： 中国古代的几千年间，专制制度的框架和运转规则没有根本的突破和进步。统治绩效如何，更多地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没有内外条件的严厉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 ——张宏杰《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 四、盛世挽歌 盛极而衰是封建王朝无法回避的周期规律，尤其当国家兴盛系于帝王个人的英明勤勉、又不受制度性约束时，皇权专制走向极致的同时注定也是覆灭的前夜。因此，吏治腐败、经济疲软、起义迭起成为封建王朝末期的常态注脚，而历史上的盛世却难以见到更多的制度性成就。 材料： 如果说汉唐盛世曾经是阳春天气的话，那么康乾盛世不过是晚秋晴日。历史的运行不会使盛世长存。这种转机在乾隆后期已经出现，渐积而渐多。到嘉庆时代盛世色彩终于褪色，露出了百孔千疮。嘉庆并不是一个大有作为的皇帝，但是，他看到了社会积弊，并指望通过整肃吏治来挽救颓势。然而，盛世不能重造，他的意志并没有阻止社会的颓势。漕运之争、科举之弊、吏治腐败官员对立导致的起义（川楚白莲教起义、华北天理教起义等）层出不穷。比之乾隆顾盼自雄的意态，嘉庆无疑显得捉襟见肘。两者的不同，深刻地反映了他们面对的世局的不同。变化的世局已经脱出了帝王的控驭，它所唤来的是一个江河日下的时代。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 中国古代的几千年间，专制制度的框架和运转规则没有根本的突破和进步。统治绩效如何，更多地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没有内外条件的严厉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纵观中国历史，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既是辉煌成绩的创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 ——张宏杰《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 17 后记：盛世之思 材料1：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马克思 材料2： 它是在一个相对封闭体系中发展而来的盛世。纵向比较，康乾盛世创造了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空前高峰……建立起一个版图空前广大而且稳定的大一统帝国……；但不幸的是，从横向比较，它却与当时世界最先进文明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康乾盛世是中国传统帝制的最后一抹斜阳，最后一首挽歌，虽然辉煌，只是已经走到了尽头。 ——侯杨方《盛世启示录》 材料3： 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 ——习近平 材料4： 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深刻认识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 ——习近平 18 小结1 清朝前中期的鼎盛与危机 康雍乾时期 的皇权专制 康乾盛世 皇权专制 推行奏折制度 设立军机处 大兴文字狱 疆域的奠定 经略边疆 治理台湾：郑成功收复台湾等 反击沙俄：《尼布楚条约》等 管辖西北：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叛乱等 共治西藏：册封达赖班禅、（改土归流） 疆域奠定 统治危机的初显 内忧 外患 19 小结2：清政府地方治理的制度及特点 制度 备注 地方 内地十八省 设总督、巡抚；省之下设道、府、县 东北三将军辖区 奉天（盛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 西北二将军辖区 新疆设伊犁将军，基层行政委任维吾尔族伯克管理，蒙古设乌里雅苏台 青藏二办事大臣辖区 西宁设办事大臣、驻藏办事大臣，与达赖、班禅共同治理西藏 内蒙古 设盟、旗两级单位，立蒙古王公为盟长、旗长 中央 理藩院 掌管蒙古族及藏族等民族事务 （1）因俗而治，尊重各民族的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 （2）借助其上层人物，加强对边疆的有效控制。 （3）重视少数民族的事务，中央设立专门机构。 （4）抗击侵略，打击分裂。 20 材料1： 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他（中国皇帝）可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哲学家，最有权威的预言者；皇帝的谕旨几乎从来都是关于道德的指示和圣训，人类智慧不能想象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 ——伏尔泰《风俗论》 材料2： 那个幅员广袤的中华帝国的政体是可称赞的，他的政体的原则是畏惧，荣誉和品德兼而有之……但是我不晓得，一个国家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还能有什么荣誉可说呢？加之，我们的商人从没有告诉我们传教士所谈的这种品德；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商人们所说的关于那里的官吏们的掠夺行为，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里，是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的。那里除了极端的奴役之外，我们将永远看不见任何其他东西，因此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他的原则是恐怖。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补充 在西方国家相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时，清朝君主专制高度强化，吏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此时的清朝国内生产总值虽仍居于世界第一，并未像西方实现社会转型：人口急剧增长、土地兼并严重、资源危机日益凸显。甚至早在康乾时期，清朝对外便固步自封、妄自尊大，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对内则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严重禁锢人们的思想。而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突飞猛进，如此中西双方的实力此消彼长，终于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得以体现。 1820年，嘉庆皇帝驾崩，道光皇帝继位。学者研究认为，1820年清朝国内生产总值依然占世界第一，但此时，清王朝已经从盛世的顶峰迅速滑落，陷入嘉道中衰。 伏尔泰认为，中国是开明君主制国家，实现了政治与道德的统一。他的政体是最好的政府形式。康雍乾三帝的勤政，以民为本的赋税制度的变革，改善了民生，开明的因俗制的边疆政策加强了边远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孟德斯鸠认为，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他的原则是恐怖，人民受到掠夺与奴役。清朝设立奏折制度，军机处，大兴文字狱，闭关锁国等可以论证孟德斯鸠等认识。 1748年《论法的精神》 21 1、雍正皇帝特许部分官员上奏密折，缮写时须亲自为之，一切听闻皆可上报。奏折要直达御前，并由皇帝亲自批答。其主要目的是（ ） A、加强君主专制制度 B、保证政令的畅通与保密 C、提高清朝行政效率 D、加强对行政官员的监察 2、“皇帝召见军机大臣，不许太监在侧，也不准王公及部院大臣擅入军机处，军机大臣不得擅自结交外任官员。”这说明军机处（ ） A、组织严密，有利于政令执行 B、为君权附庸，无行政决策权 C、职官干练，提高了行政效率 D、权力巨大，凌驾于六部之上 A A 22 3、清代曾侍从三个皇帝的军机大臣张廷玉多次被皇帝称赞，但他仍时刻小心谨慎，从不留片稿于家中，很少结交外官，从政多年“无一字与督抚外吏接”。这说明了军机处（ ） A、官员的保密意识比较强 B、借鉴了欧美民主制度 C、对皇权有一定的约束力 D、仅是君主专制的工具 4、清朝时期，代表朝廷与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的是（ ） A、西域都护 B、军机处 C、驻藏大臣 D、伊犁将军 D C 23 5、清朝前期统治者处理边疆民族关系时，主张“因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能体现该主张的是（ ） A、设台湾府 B、围攻侵占雅克萨的俄军 C、设伊犁将军 D、册封达赖、班禅 6、1647年，清政府规定，准许寓居澳门的葡萄牙商人“以携来番货与粤商互市”，但是“禁入省会”“止令商人载货下澳贸易”，结果“每岁通市不绝”。这一现象表明（ ） A、海外贸易管制相对宽松 B、朝贡贸易关系迅速发展 C、清廷海外贸易占据优势 D、海禁政策得到有效执行 D A 24 7、清初，为了对付东南沿海的反清力量，曾厉行海禁，“片板不准下海”。后来，由于外商在中国沿海进行不利于清朝的非法活动，清政府只允许他们在广州一处进行贸易。对材料理解正确的是（ ） A、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B、清朝鼓励朝贡贸易 C、清朝禁绝一切民间贸易 D、清朝海军装备落后 8、“闭关政策”是后人对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以前实行的一系列对外政策的概括。它的内容主要包括：对来华的外国人的商务活动、居留期限、场所、行动范围、华夷交往等作出限制；建立公行制度，限制对外贸易。这一政策（ ） A、根本旨在对付沿海抗清斗争 B、使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C、是朝贡贸易制度的特殊体现 D、有效避免西方殖民国家侵扰 A B 25 Lavf58.20.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