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课 从明朝建立到清军入关 课件--2026-2027学年高一上学期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
2026-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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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
摘要:
该高中历史课件聚焦明朝建立到清军入关,涵盖政治制度(废丞相、设内阁)、边疆局势(沿海机遇挑战、内陆战和)及政权更迭,通过制度—边疆—政权的逻辑链条搭建学习支架,帮助学生系统梳理历史脉络。
其亮点在于以史料实证为核心,整合徐晓全、钱穆等学者观点及《明史》等原始材料,结合“丞相与内阁比较表”“15世纪中西方航海数据对比”强化时空观念,通过题目设计深化历史解释。学生能提升史料辨析与历史思维,教师可直接利用结构化内容提升教学效率。
内容正文:
前言
材料:
我朝国势之尊,超迈前古,其驭北虏西番南岛西洋诸夷,无汉之和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岁薄币,亦无兄弟敌国之礼。
——朱棣,明成祖永乐大帝
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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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课
材料1:
废除宰相严重违背了自秦以来这种官僚帝制的客观规律。这种官僚帝制的关键环节在于官僚体系与皇权之间的平衡,以及官僚体制的有效性。宰相制是维系这种平衡和有效性的核心环节。
——徐晓全《中国古代皇权与相权之争及其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材料2:
废除丞相后,……(皇帝)深感力不从心,因而设立内阁帮助其管理政务,首创内阁大学士。内阁并不能称之为宰相,因为内阁在法理上始终不是中央一级行政机构或决策机构,而是皇帝之秘书部,最终行政权力仍在皇帝手中。
——改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一、制度演化之变
1、丞相制度的终局与后续
为避免丞相专权、宦官弄权、外戚窃权等害政现象再次出现,明朝初期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为政权稳定奠定坚实基础:废除丞相制度以强化皇权专制、配置权力制衡以加强中央集权、设立内阁以缓解政务繁重困境。其中,废相与设阁一脉相承,仅作为皇权专制强化产物而存在。
材料:
专制主义无休止地强化必然会使官僚政治发生某些畸变,因为它违背了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并行、平衡的制度结构。明洪武十三年,明太祖朱元璋彻底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以宰相胡惟庸“谋反”为由,下令将其处死,并由此废除了在中国历史上行用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度。吏部、刑部、兵部、户部、礼部、工部六部直接向皇帝本人负责。皇帝“总揽乾纲”“事皆亲决”,皇权兼并了相权。尔后朱元璋又立下“祖训”:“任何人、任何时候不得恢复宰相制度,违者处死”。宰相的废除使专制主义政治空前强化。正如吴晗先生所言,“这种把一切权力都揽在皇帝个人手中的高度集权状况,是在明朝以前从没有过的。所以封建专制主义经过一千几百年的发展,到了朱元璋的时候,形成了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系统。”然而废除宰相严重违背了自秦以来这种官僚帝制的客观规律。这种官僚帝制的关键环节在于官僚体系与皇权之间的平衡,以及官僚体制的有效性。宰相制是维系这种平衡和有效性的核心环节。毕竟宰相是政府的领袖,全国政令皆由他处理。废除宰相打破了这种平衡,由宰相分担的事务统统压在了皇帝身上。“一人乾纲独揽,如果没有过人的精力,绝顶的记忆力,坚忍不拔的意志,对政务的练达以及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对权力的痴迷,根本无法做到”。因此,废相后势必要寻求某种制度补偿性替代。
——徐晓全《中国古代皇权与相权之争及其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材料:
到了明代干脆不设宰相,行政权力全由皇帝一手操持。中书省仅剩中书舍人,尚书省取消左右仆射,失去了最高行政长官,六部各行其事,最高领导称本司,所谓吏部司、刑部司云云。御史台改称都察院,除此之外有通政司管理全国文书出纳,以及大理寺平反冤假错案。都察院、通政司以及大理寺和六部合称“九卿”,其上由皇帝一人总领全局。废除丞相后,全国重大政务都由明太祖决断。他曾在八天之内,平均每天批阅奏章两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朱元璋深感力不从心,因而设立内阁帮助其管理政务,首创内阁大学士。内阁并不能称之为宰相,因为内阁在法理上始终不是中央一级行政机构或决策机构,而是皇帝之秘书部,最终行政权力仍在皇帝手中。因而皇权高度集中。明代晚期当皇帝无法像他们老祖宗朱元璋拥有如此之强的精力和智力时,要么内阁大学士掌握实际权力、以皇帝之名颁布政令,如张居正之类;要么是宦官夺权,如魏忠贤之流。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四讲"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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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1:
明代的内阁,从本质上来讲,实际上是朱元璋以后的皇帝对宰相体制的部分恢复,或者说是一种替代性补偿机制。内阁从制度意义上讲仍然不是宰相,它在编制上一直是临时的,成员严格上也都有自己的本职,入阁只是一种兼职。而且六部作为执行机关在体制上并不隶属于内阁,内阁领导他们,事实上没有法理上的依据……
——摘编自徐晓全《中国古代皇权与相权之争及其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材料2:
明代的内阁制是在废除传统的丞相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标志着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内阁对于朝政国事并无独立裁决的法权,而是奉诏办事……并非是法定的最高行政机构,阁臣亦非宰相,不是最高行政长官。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阁权一代代的积累,渐渐突破了原先的规范,而沿着宰相化的道路发展。
——朱子彦《论明代的内阁与党争》
一、制度演化之变
2、内阁制度的发展与异化
丞相制度废除后,明朝统治的朝政处理主要依赖外朝内阁和内朝司礼监两个机构。其中,内阁执掌票拟,司礼监辅助批红。虽然明中后期有宦官专权、皇权旁落迹象,但这依旧只是皇权专制强化的伴生现象。
材料:
明代的内阁制是在废除传统的丞相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标志着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明初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内阁对于朝政国事并无独立裁决的法权,而是奉诏办事,其职责被明定为“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可见内阁并非是法定的最高行政机构,阁臣亦非宰相,不是最高行政长官。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阁权一代代的积累,渐渐突破了原先的规范,而沿着宰相化的道路发展。由于内阁“地居近密”,常侍天子殿阁之下,出谋划策,皇帝礼遇,虽无宰相之名,“然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臣乃握枢衡之职。仁宣时期,大学士“累加至三孤”,又多兼领尚书,内阁权限迅速提高。嘉靖时期又上升到新的高度,史云:“至嘉靖间始委政内阁,而居首揆者,责任尤专,凡一时政治得失皆视其人为轻重。”内阁“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至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宰相,压制六卿矣。”其时,内阁权压六卿,而诸司奏事亦相关白,内阁对于军国大事无所不掌,刑名钱谷无所不问。至此,内阁无疑是握有一部分宰相之权,而非最初的皇帝“顾问”性质。
——朱子彦《论明代的内阁与党争》
材料:
明代的内阁,从本质上来讲,实际上是朱元璋以后的皇帝对宰相体制的部分恢复,或者说是一种替代性补偿机制。终明之世,内阁从制度意义上讲仍然不是宰相,它在编制上一直是临时的,成员严格上也都有自己的本职,入阁只是一种兼职。而且六部作为执行机关在体制上并不隶属于内阁,内阁领导他们,事实上没有法理上的依据,所以内阁和六部经常会出现摩擦。
在废相以前,本来由宰相领导六部,具有法理上的合法性,皇权与相权并存的双权力中心格局是一种比较富有效率和理性的行政体制。废相后,皇帝却将原来的宰相之权授予自己的秘书班子,这无疑是大大强化了君主的权力。阁权不同于相权,殿阁学士是皇帝身边的秘书班子,属于体制外的因子,制度上没有授予其合法地位。终明一朝,内阁始终未发展为法定的最高行政机构。就其权力性质而言,阁权完全依附于皇权,阁员只有通过皇帝的信任或授权,与皇权相结合才具有政治功能。"票拟"之权不经皇帝"批红"就不成其为权力。可以说阁权不过是皇权的外延和扩张而已。这种权力属性决定了内阁大学士对皇帝的政治依附关系。
内阁的权力在法理上没有依据,但是内阁大学士是通过“面对”“密揭”“票拟”等形式,参与中枢决策,因而,阁权在权力运作机制中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决策权。这些皇帝的秘书班子,虽然身在中枢,参与机要,但仍然是翰林院的官员,官阶不过五品,比起六部长官还差得远。因此内阁的主要政治功能是提高和强化专制主义皇权的统治效能。可见,明代的专制主义政治是比较高明的政治,皇帝一方面使内阁“有宰相之实”,把原先宰相的权力巧妙地转移到了内阁的身上,这大大替自己分担了繁忙的政务;另一方面,皇帝又使内阁“无宰相之名”,内阁行政没有法理上的依据,本质上依然是由于皇帝制度外的信任而私授权力的秘书班子,而且官阶比较低,这样就大大防止了内阁专权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内阁体制的作用只能是对专制主义皇权的强化,它仍然与官僚政治的制度结构相违背,本质上是帝国政治制度的一种畸变。
——徐晓全《中国古代皇权与相权之争及其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材料:
明朝皇帝日常处理朝政,主要依赖两个机构。一是外朝的内阁,二是内朝的司礼监。内阁虽有票拟之权,但具有决定意义的批朱则“权在天子”。而实际执笔批朱的,往往不是皇帝本人,而是司礼监。司礼监为明代宦官廿四门之首,“其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明中期后,“凡有政令下各门,均以旨意批红,经由内府司礼监传奉发出。”它处于皇帝与内阁相连接的中枢部位,根据皇帝旨意批答臣工奏章,传谕诏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皇帝的代笔和代言人。这就为宦官假借皇权、操纵政务提供了方便。明代历史上先后出现的王振、曹吉祥、汪直、刘瑾、魏忠贤等大珰,都是以司礼太监的身份掌握批朱大权的。
与司礼监的这种决策权相比,内阁的票拟不过是建议权。而且明代中后期许多皇帝都昏聩不理政事,内阁票拟也形同虚设,诏令敕文完全出于内宦之手。如"英宗时批答,多参以中官。
——朱子彦《论明代的内阁与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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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统理念的坚持:
受自身国力、儒学思想、农本经济等因素影响,中国自古多以“天朝上国”自居,在所构筑的华夷秩序下行使怀柔策略,为地区秩序和平稳定的维系提供理念和制度支持,但不平等、重政治的本质也同时制约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材料:
在华夷秩序或者华夷体系之中,中国实际上是个地区主导国家或者领导国家,左右或指导着其周边国家的对外行为。因为在华夷体系内,其周边邻国唯一共同的对外关系就是定期向中国不同王朝的皇帝们称臣纳贡。朝贡制度给中国朝廷带来的是政治威望,中国一般不干预藩属国的内部事务,也不要求获取经济利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朝贡制度也是中国怀柔周边邻国、维护自身安全的一种手段。
——张小明《从文明标准到新文明标准——中国与规范变迁》
二、边疆局势之变
1、沿海的机遇挑战
材料:
近代以前的传统中国是一个自以为世界中心的封闭体系,其基于“天下共主”理念的中央王朝,都把自己凌驾于万邦之上,而把周边地区的国家和部族视为“藩属”或“夷狄”。这些藩属国必须按时向中央王朝“进贡”,得到本朝天子的“册封”后,才能取得合法统治地位。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四夷为外服、以“朝贡”为理想图式的“华夷秩序”。美籍历史学家徐中约认为“儒家意识的天下一统帝国,传统上不维持任何西方所理解的平等外交关系;也不承认有任何对外事务,只认为有藩务、夷务或商务”。
——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
材料:
自先秦以来,中国的统治者把自己的国家视为唯一文明的国家,自称为“华夏”“中国”“中华”,而把周边邻近地区的其他民族或部族称为“蛮”“夷”“狄”“戎”等所谓的“四夷”。在华夷秩序或者华夷体系之中,中国实际上是个地区主导国家或者领导国家,左右或指导着其周边国家的对外行为。因为在华夷体系内,其周边邻国唯一共同的对外关系就是定期向中国不同王朝的皇帝们称臣纳贡。朝贡制度给中国朝廷带来的是政治威望,中国一般不干预藩属国的内部事务,也不要求获取经济利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朝贡制度也是中国怀柔周边邻国、维护自身安全的一种手段。
——张小明《从文明标准到新文明标准——中国与规范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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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1:
(中国古代的海上探索活动)其目的在于通过朝贡关系的确立证明中原王朝的合法性。而朝贡贸易也并非以利润为导向,而是以政治关系为基础的,依照"厚往薄来"的原则进行,基本上可以说是经济利益单向输出。
——刘小军《关于当代中国海权的若干思考》
材料2:
我们今天赞美郑和,因为他七下西洋沟通了中国同西亚诸国之间多方面的联系。……郑和出使西洋却是宣扬国威,使域外人得以一睹决大国的汉官威仪以及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他的船队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二、边疆局势之变
1、来自海上的机遇与挑战
(2)郑和下西洋的意义与盲区:
15世纪前期的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但是,与欧洲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源动力的现实需求相比,中国古代海洋活动以政治目的为主,因此,郑和下西洋的规模虽然远超同世纪欧洲的远洋冒险,全球性影响却显得后劲不足,并最终随国势衰减与海禁推行而落幕。
材料:
(中国古代的海上探索活动)其目的在于通过朝贡关系的确立证明中原王朝的合法性。而朝贡贸易也并非以利润为导向,而是以政治关系为基础的,依照"厚往薄来"的原则进行,基本上可以说是经济利益单向输出。
(明清时期)禁海政策的影响下,中国海洋活动发展逐渐偏离了正常轨道。海洋观的落后使中国对于海洋的认识始终没有达到西方近代海权的高度。
——刘小军《关于当代中国海权的若干思考》
材料:
我们今天赞美郑和,因为他七下西洋沟通了中国同西亚诸国之间多方面的联系。在西方,当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先后驶向万顷海涛的时候,为他们导航的,不仅有指南针,而且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和地理学,没有这些东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强悍的冒险精神只会是海面上的一股盲流。西方的航海者之所以冒险犯难,百折不挠,孜孜以求向东方,有着十字军最后努力的宗教背景,但更大的原因在于神秘的东方有大量而且易取的黄金、香料和其他货利之物。初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渴求原始积累,并因此而推动着一批一批的人走向世界,寻找财富。在航海者的背后有着生产力的要求和经济的动力。但郑和出使西洋却是宣扬国威,使域外人得以一睹决大国的汉官威仪以及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他的船队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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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东夷倭寇海盗的袭扰:
郑和的远航展现出政府水师的非凡实力,但明朝的中国海疆防卫问题依旧存在,尤其是中期倭寇海患所凸显的海疆危机。对此,戚继光、俞大猷等民族英雄合力重创倭患,稳定东南形势,而这场抵御外来侵略的正义之战,是中国历史真正意义上的海疆防卫。之后,朝廷渐弛海禁,民间海外贸易逐渐复苏。
材料:
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海疆防卫始于明朝。由于受到外来敌患的威胁与侵袭,明清海防区别于历史上王朝与政权之间海上对抗及对沿海贼寇袭扰的防备,成为具有抵御外来侵扰、保障国家安全的海疆防卫,兼具军事防御与保卫海疆的意义。地处明清王朝海疆最西端的广东西路一带,遭受到倭寇、安南与占城海盗、地方海寇等多方敌患势力的侵袭。该区域的海疆防卫置于全国海防整体之中,也体现出自身变化与发展的独特之处。
——胡鹏飞《明清王朝广东西路海上敌患与海疆防卫研究(1368-1840)》
二、边疆局势之变
1、沿海的机遇挑战
材料:
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海疆防卫始于明朝。由于受到外来敌患的威胁与侵袭,明清海防区别于历史上王朝与政权之间海上对抗及对沿海贼寇袭扰的防备,成为具有抵御外来侵扰、保障国家安全的海疆防卫,兼具军事防御与保卫海疆的意义。地处明清王朝海疆最西端的广东西路一带,遭受到倭寇、安南与占城海盗、地方海寇等多方敌患势力的侵袭。该区域的海疆防卫置于全国海防整体之中,也体现出自身变化与发展的独特之处。从明初沿海卫所备倭为主的海防体制建立,到明中期分路海防规划与水寨发展,再到清朝绿营水师巡哨与陆营御岸的部署,以及嘉庆、道光年间,海防绿营营制调整与武职陆海分统指挥的形成,明清王朝广东西路的海疆防卫得以依据所面临的敌患威胁而不断调整。
——胡鹏飞《明清王朝广东西路海上敌患与海疆防卫研究(1368-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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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西洋殖民入侵的威胁:
此外,明朝中后期海疆还面临葡萄牙占据澳门、荷兰占据台湾等危机。但是,由于对海洋力量认识不足,明朝国家战略重心失衡,其海防盲区失误不仅坐视领土主权受损,也为近代海疆危机埋下伏笔。
二、边疆局势之变
1、沿海的机遇挑战
材料1:
明廷允许葡人租借澳门,是对葡萄牙殖民者侵略本性认识不足,而视北方民族为主要威胁,实行以防北方民族为主这一民族政策的结果。明朝政府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漫长边境线上,相继设置九个边镇,万历以前,以防蒙古各部为主。
——刘祥学《从明朝中后期的民族政策看葡萄牙殖民者窃占澳门得逞的原因》
材料2:
如果说在这场对海外贸易问题的争论和斗争中谁是最大的受益者,那么既不是中国商人,也不是明朝政府,而是来到中国苦苦寻求贸易机会的葡萄牙。明朝虽然开放了海外贸易,但是仍然禁止中国商人前往日本,这就将中日贸易的利润完全留给了葡萄牙,葡萄牙取得了他们依靠武力都无法达到的目标。
——王涛《明清海盗(海商)的兴衰:基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
材料:
尽管郑和的远航显示了水师的实力,但明朝的中国海疆还是逐渐发生了防卫问题。到16世纪,官方封禁海上外贸之际,正是由日本、葡萄牙、荷兰、中国的商人与探险家构成的东亚海上共同体兴起之时。比如在理论上,与日本的官方关系被限定在浙江沿海的宁波港进行,与菲律宾的交往限于福州,与印度尼西亚的往来则限于广州。此外,在贡使的频率和规模方面还有所限制,比如日本使团10年不得超过1次,共两艘船,每船不超过300人。但实际上,中国沿海的公开的和秘密的贸易一直存在。特别是在官方封禁了他们对利益的追求时,商人常常转为走私者,满载货物的船只招来的海盗则变成一种灾难。
——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
材料:
明廷允许葡人租借澳门,是对葡萄牙殖民者侵略本性认识不足,而视北方民族为主要威胁,实行以防北方民族为主这一民族政策的结果。明朝政府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漫长边境线上,相继设置九个边镇,万历以前,以防蒙古各部为主。
——刘科学《从明朝中后期的民族政策看葡萄牙殖民者窃占澳门得逞的原因》
材料:
如果说在这场对海外贸易问题的争论和斗争中谁是最大的受益者,那么既不是中国商人,也不是明朝政府,而是来到中国苦苦寻求贸易机会的葡萄牙。明朝虽然开放了海外贸易,但是仍然禁止中国商人前往日本,这就将中日贸易的利润完全留给了葡萄牙,葡萄牙取得了他们依靠武力都无法达到的目标。
——王涛《明清海盗(海商)的兴衰:基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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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疆局势之变
明朝政府通过一系列边疆经略:利用北筑长城、迁都北京以御蒙古,以册封俺答汗为契机与鞑靼化战为和,并贯彻“因俗而治”原则以安抚西南藏区和东北女真。由此,各族与中央的隶属关系日益紧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格局日益稳固。
2、内陆边疆的战和转化
材料1:
(俺答封贡后)八年以来,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
——《明史·方逢时传》
材料2:
迨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国师、西天佛子等,俾转相化导,以共尊中国,以故西陲宴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
——《明史·西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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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1:
朱元璋从巩固皇权统治的目的出发,意欲建立相互牵制,内外相维,彼此颉颃的官僚机构,殊不知朋党迭兴,党争激烈,最终导致明王朝分崩离析,走向衰亡。
——朱子彦《中国朋党史》
材料2:
当皇权衰微时,社会权力就相对地得以日益积累和强大,甚至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异己力量,势必亦会强化对农民的盘剥,“佃农就被迫处于奴隶般的境况”,被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腐蚀,导致大明王朝最终也无法规避改朝换代。
——李发根《中国王朝周期:乡村社会权力异化的历史逻辑》
材料3:
阻明救叶赫的背后,实质上隐藏着明朝政府在国力衰弱和建州女真势力不断壮大的情况下,无力控制建州女真,而欲行安抚的意图。正是明朝的安抚政策及中央政府与边吏之间的矛盾为建州女真势力的壮大提供了空间。
——陈永祥《努尔哈赤质子事考》
三、政权更迭之变
1、危机显现
17世纪初,明朝政府内部皇权衰微而党争激烈,政治黑暗下的社会民变迭起;外部受封的边外部族,也成为威胁乃至颠覆国家政权的重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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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1:
明朝覆亡由许多段历史交织而成:它既是发迹于东北边境的大清帝国的扩张史,又是14世纪以来中国经历的最大规模的内乱史;既是明朝走向分崩离析的历史,又是人类气候史上的重要一章。它们讲述了不同的故事,却又交织成同一部历史。……与其思索是什么最终毁灭了明王朝,不如问一个更加令人困惑的问题:明政权是如何维持到最后一刻的?
——卜正民《挣扎的帝国:元与明》
材料2:
明朝首创沿海……纵深设防架构,奠定中国近代海防雏形,但“重陆轻海”思维与内向型朝贡体制制约了制海权追求。明朝海上力量经历“创建—鼎盛—内缩—重建—崩溃”的阶段性演变,其兴衰取决于官方与民间力量的互动、国家战略导向及海防政策连续性,并强调海权非单纯军力,而是官民协同、技术战术与制度保障的复合体系。
——何锋《明朝海上力量建设》
三、政权更迭之变
2、历史遗训
受内乱、天灾与外患的交织影响,明朝这个背向海洋、困于内政的帝国迎来落幕的时刻:在1644年及往后二十余年间,中原大地历经农民起义、清军入关、南明顽抗等多次战火,由清朝确立起对全国的统治。
材料:
明朝首创沿海七区(辽东至广东)都司卫所+水寨+烽堠+战船巡逻的纵深设防架构,奠定中国近代海防雏形,但“重陆轻海”思维与内向型朝贡体制制约了制海权追求。明朝海上力量经历“创建—鼎盛—内缩—重建—崩溃”的阶段性演变,其兴衰取决于官方与民间力量的互动、国家战略导向及海防政策连续性,并强调海权非单纯军力,而是官民协同、技术战术与制度保障的复合体系。
官民二元结构:明确区分官方水师(卫所制舰队、下西洋船队、抗倭战船)与民间海上力量(海商、渔户、亦商亦盗的武装集团如汪直、郑芝龙),指出二者时而对抗(导致国力内耗)、时而融合(如招抚转编),共同构成国家整体海权基础。战略摇摆决定成败:明初攻守兼备的远洋存在(如郑和船队)后转向保守近海防御,嘉靖后因倭寇与西人东来被迫重建,但因财政竭蹶、卫所败坏与海禁反复,未能形成可持续海权机制;郑和远航非“厚往薄来”的亏本外交,而是有军事—政治—贸易复合目标的国家行为。技术与战术未“落后”:反驳“15世纪中国舰船即全面落伍”说,指出福船等大型战舰至16世纪仍具优势,火器(佛郎机、鸟铳)与水密隔舱、天文导航等技术在嘉靖—万历抗倭与料罗湾海战(1633)中仍有效;衰落主因是制度失效与战略放弃,而非单纯技术停滞。
——何锋《明朝海上力量建设》
材料:
明朝覆亡由许多段历史交织而成:它既是发迹于东北边境的大清帝国的扩张史,又是14世纪以来中国经历的最大规模的内乱史;既是明朝走向分崩离析的历史,又是人类气候史上的重要一章。它们讲述了不同的故事,却又交织成同一部历史。如果1641年初黄河流域没有发生影响70%人口的大疫的话,这一地区便不会防御空虚,那么,李自成的叛军还会有可乘之机吗?这是我们可以追问的问题之一。什么才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财政破产?是叛乱?是满族军事强权?还是天气?如果这是一道单项选择题的话,那么答案会让我们在看到部分真相的同时失去更多。在中国历史上的这一紧要关头,正是上述事项的综合作用拖垮了明朝政权。与其思索是什么最终毁灭了明王朝,不如问一个更加令人困惑的问题:明政权是如何维持到最后一刻的?
——卜正民《挣扎的帝国:元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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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1:
明代的中国,从元代脱身以后,其实并未出现新的活力,反而自囿于空洞的天朝大国框架,放下了元代曾接触的各种外来文化,一味保守中国文化,并且基于防御的心态,一切定于一尊。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2:
假如在普通的时代,这种秩序和持久或许可看作是件幸事。但是,这些世纪却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新欧洲正在崛起的世纪……中国不仅看起来,而且事实上也是相对静止的、落后的。不断变化和“进步”的观念,尽管那时在西方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但依然不合中国人的思想。明朝时中国人中止引人注目的海外远征的决定,就充分表明了中国人与欧洲人对世界的态度的根本差别。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下册
后记
12
小结
13
补充1:丞相与明朝内阁的比较
丞相 明朝内阁
地位 百官之首,位高权重 源于皇帝个人信任
权力来源 选拔任命、制度赋予 直接由皇帝任命、无决策权
职权 行政、决策 主侍从、咨询,为皇帝的秘书机构
本质 一级行政机构 君主专制强化的产物
对君权的影响 一定程度上制约君权 不能制约
职责 辅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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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2:15世纪中西方航海数据对比
航海家 郑和 哥伦布 达·伽马
范围 下“西洋” 到达美洲 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
时间 1405~1433年 1492~1504年 1497~1498年
次数 7次 4次 1次
人数 27800人 1000~1500人 160人
船数 大号宝船63艘、共计百余艘 17艘 4艘,一说3艘
船只大小 长151.8米,宽61.6米 最大的旗舰100吨
长24.5米,宽6米 120吨、100吨、5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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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皇明祖训》中记载,朱元璋规定: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朱元璋的目的是( )
A、强化封建皇权
B、便于传达中央政令
C、监视官民
D、控制国家兵权
2、“永乐时,内阁初设,阁臣与部臣为平交,至严嵩始阴挠部权,迨张居正时,部权尽归内阁。”材料表明( )
A、六部成为内阁的下属机构
B、内阁地位上升,职权逐步强化
C、明朝中后期皇权渐趋衰弱
D、内阁职能强化,行政效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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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戚继光和郑成功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是( )
A、保卫东南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B、开发建设台湾
C、驱除外国侵略者,维护民族主权
D、参加抗清斗争
4、据《明史·兵志三》记载:“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明朝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防御( )
A、朝鲜
B、倭寇
C、蒙古
D、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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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外贸的绝唱。郑和下西洋是典型的朝贡贸易,这种贸易形式( )
A、通过商品平等交换完成交易
B、是“闭关锁国”政策的具体体现
C、以政治目的为主
D、以经济目的为主
6、始纂于弘治十年(1497 年)的《大明会典》是记载明代典章制度为主的官修史书,然而在该书中始终没有将“内阁”单列章目,仅将内阁职权附于翰林院(最高学术机构)之下。这主要是因为( )
A、内阁地位无足轻重
B、皇帝权力过度膨胀
C、内阁不是法定机构
D、阁臣多来自翰林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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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明太祖专门留下“祖训”,禁止子孙对朝鲜、安南等周围十二国用兵;宣德三年(1428年),明政府主动废交趾布政使司,还政于黎氏,使之重建越南国。这表明明朝( )
A、开始实行“海禁”政策
B、全面防范西方殖民者入侵
C、全力应对倭寇之患
D、实行“以德怀远”的对外政策
8、明朝前期,在北方设立九边重镇防范蒙古,但蒙古军队多次南下掳掠,甚至俘虏皇帝,威逼北京。明朝后期,明王朝与蒙古达成协议,恢复通贡,边镇开设互市,听边民自行贸易,从此蒙古基本不再构成边境威胁。这一变化反映出( )
A、中原经济是蒙古政权的生存基础
B、诸王守边削弱了边地的防御力量
C、明朝对蒙古采取堵疏并用的政策
D、经贸往来利于民族之间亲善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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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明初朱元璋严禁宦官读书识字,但中后期宦官读书识字逐渐制度化,士大夫甚至有针对性地编纂适合宦官学习的读本。由此可以推知,明代中后期( )
A、中枢决策过程发生异变
B、皇帝权力日趋衰落
C、内阁议政功能已经丧失
D、宦官掌握决策权力
10、清朝建立之初,制度大都照搬明朝。当时汉族降官宁完我在奏疏中……说:我国六部之名,原是照蛮子家(明朝)立的……必如此,庶日后得了蛮子地方,不致手忙脚乱。然《大明会典》虽是好书,我国今日全照他行不得。据此可知,宁完我主张( )
A、先仿照明制建立清朝典章制度
B、恢复后金旧制
C、对待《大明会典》要有所损益
D、清朝入主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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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 奇葩之处 皇帝 奇葩之处
朱元璋 布衣皇帝——姓名昭示朝代命运 朱祐樘 凄惨皇帝——年至六岁认祖归宗
朱允炆 革新皇帝——革新削藩反被拿下 朱厚照 玩乐皇帝——任皇宫动物园园长
朱 棣 暴力皇帝——夺位迁都编书远洋 朱厚熜 求仙皇帝——忠于炼丹不爱上朝
朱高炽 美食皇帝——一不小心肥胖猝死 朱载垕 重色皇帝——惨死于身体被掏空
朱瞻基 蟋蟀皇帝——爱斗蟋蟀施行仁政 朱翊钧 罢工皇帝——罢工三十年不上朝
朱祁镇 俘虏皇帝——御驾亲征惨被俘虏 朱常洛 泻肚皇帝——被下泻药不幸死亡
朱祁钰 捡漏皇帝——哥哥被俘弟弟上位 朱由校 木匠皇帝——酷爱木匠溺水吓死
朱见深 专情皇帝——缺母爱热心姐弟恋 朱由检 上吊皇帝——农民起义被逼上吊
为何皇帝多为昏庸奇葩之辈,但明朝国祚还能延续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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