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二十二 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和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专题二十二　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和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 课标要求 了解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认识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的意义；认识红军长征的意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在南京，蒋介石建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南京国民政府，经过一系列军阀混战，在形式上基本统一了全国，并推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民族工业有所发展，但官僚资本也随之膨胀。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历程。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根据地的开辟，从“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提出到红军长征的胜利完成，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考验中走向成熟，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保存了骨干、奠定了方向。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 （一）政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确立与形式上的统一 1. 宁汉合流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 1927年“七一五”政变后，国民党内部形成南京（蒋介石）和武汉（汪精卫）两个政权。1927年8月，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与南京国民政府合并，史称“宁汉合流”。此后，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代表国民党的唯一中央政府。1928年，蒋介石打出“以党治国”的旗号，宣布“统一军政”“实施训政”。 孙中山曾将建立民国的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军政时期以军事统一全国，训政时期由政府训练人民行使民权，宪政时期还政于民、实行宪政。但南京国民政府所谓的“训政”，实质上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其中明确规定：“训政开始，由党代表大会代理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党代表大会闭幕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训政纲领》规定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指导国民政府”，并对“重大国务”行使决定权，而政治会议主席正是蒋介石。同时，蒋介石被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南京政府的三大权力支柱——党、政、军，全部集中在蒋介石一人之手。因此，南京政府是典型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 2. 形式上的统一：东北易帜 1928年，北伐军进逼京津地区，北洋军阀奉系首领张作霖在退回关外的途中被日军炸死（皇姑屯事件）。其子张学良继位后，于1928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改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基本统一了全国。 之所以说是“形式上”的统一，是因为各地军阀的势力并未真正消除。1929年1月，蒋介石主持召开编遣会议，试图将全国军队收归中央，但遭到各派系抵制。随后爆发了一系列军阀混战：1929年3月蒋桂战争（桂系战败），5月蒋冯战争（冯玉祥战败），1930年5月至11月规模最大的中原大战——蒋介石联合张学良，击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反蒋联军。虽然蒋介石取得胜利，但各军阀仍保有半独立的地盘和军队，南京国民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依然有限。 （二）经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官僚资本的崛起 1.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这一运动涉及多个方面：提倡征工、振兴农业、鼓励垦牧、调节消费、振兴工业、开发矿产、流畅货运、调节金融。具体目的虽是“自救救国”，但长远目标是发展经济以“改善民生”，从而实现三民主义。 在工业方面，南京国民政府侧重发展重工业、基础化学、基础矿业，原则上由中央政府举办；轻工业则由人民经营，政府予以扶植奖励。到1936年，棉纱进口下降至1928年的38%，棉布进口下降至20%；钢铁、机器进口各增加约20%。这些变化表明：国内工业生产能力有所增强，对外依赖程度有所下降。1935年，国民党五大通过《请积极发展民营重工业以充实国力案》，明确指出建设重工业的目的是“使战时工业能以动员，以供临时需要”。随着中日战争威胁日益加剧，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明确规定“基本工业、重大工程建筑，均须择国防后方安全地带来建设”。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拟定的三年重工业计划，将工厂分布于云南、四川、青海及湘鄂赣等内地。这一布局客观上推动了西部地区工业的发展，为抗战时期的工业内迁奠定了一定基础。 在金融方面，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又称“法币改革”）。主要内容包括：统一货币发行权，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集中保管准备金，设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法币准备金的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实行白银国有，规定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收付均用法币；确定法币对英镑的汇率为1元等于1先令2.5便士。币制改革废除了银本位制，实行纸币制，使货币得到统一，客观上稳定了金融市场，为抗日战争初期的财政动员创造了条件。 2. 官僚资本的形成与膨胀 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官僚资本的形成与膨胀。官僚资本是指凭借国家政权的垄断力量，通过发行公债、苛捐杂税、商业投机、通货膨胀等手段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1936年以后，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集团，控制了中国经济的命脉。至1946年6月，“四大家族”控制的官营银行占国统区银行总数的70%，所掌管的工矿企业已占全国产业资本总数的80%以上。官僚资本依靠国家特权迅速膨胀，严重挤压了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成为阻碍中国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 （一）白色恐怖下的艰难抉择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陷入低潮。据中共六大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中共组织被迫秘密转入地下，党员人数从大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各地工会和农民协会遭到查禁或解散，许多中间派人士在白色恐怖下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毛泽东后来说：“一九二七年，老蒋够厉害啦！他把我们像鸡蛋一样地摔在地上，可他没想到……我们还会孵出小鸡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奋起抗争的真实写照。 （二）武装反抗的开始：南昌起义、八七会议与秋收起义 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北伐军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占领南昌城。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8月1日后来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八七会议（1927年8月7日）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了著名论断——“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八七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7年9月9日） ：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起义军最初的目标是攻打长沙，但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遭受严重挫折。毛泽东果断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率领部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转移。 （三）井冈山道路的开辟：“工农武装割据”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民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红四军）。 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其核心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武装斗争是主要斗争形式，土地革命是中心内容，根据地建设是战略依托。“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质，是开辟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 为什么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特殊国情：第一，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无产阶级力量不够强大，城市中敌人力量过于强大；第二，中外反动势力多集中于城市，农村是其统治的薄弱环节，易于突破；第三，中国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是革命的主力军。因此，只有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才能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最终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 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星星之火”。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起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分布在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安徽、陕西等地。这些根据地大多位于南方数省交界的山区或偏远地区，远离大中城市，处于两省或多省交界处，具有“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地形险要、回旋余地大”的共同特点。在各根据地，共产党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 （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1931年）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毛泽东为主席。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是“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成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颁布了《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等法律文件，在局部区域内实践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五）国民党“围剿”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从1930年到1933年，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前四次反“围剿”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正确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针，取得了胜利。但1933年秋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放弃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战术，导致红军损失惨重，最后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8万余人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长征。 三、红军长征（1934—1936年） （一）长征的经过 突围与血战：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人员从8万锐减至3万。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 遵义会议（1935年1月） ：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批判了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错误；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会后不久，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的意义极其深远：它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妥善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四渡赤水与北上：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于1935年6月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随后，红军穿越茫茫草地，攻克天险腊子口，翻越六盘山，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 三大主力会师：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原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二）长征的意义 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惊天动地的壮举，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第一，长征粉碎了国民党消灭红军的企图，保存了革命的核心力量。 长征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转危为安，为后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准备了骨干力量。 第二，长征实现了战略大转移，使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南方移至北方。 陕北成为新的革命大本营，靠近抗日前线，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在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作用。 第三，长征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的成熟。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重大问题，标志着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长征也使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开始由“反蒋”转向“抗日”。 第四，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将其概括为：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胜利启示我们：“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没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全专题小结 1927年至1936年，是中国革命从低潮走向新高潮的重要转折期。南京国民政府虽然通过一系列军阀混战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并通过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在工业、金融等领域取得一定进展，但其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没有改变，官僚资本的膨胀更加剧了社会的畸形发展。广大农民的生存状况没有根本改善，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被剥夺，中间阶层对国民党政府日趋失望。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中开始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艰苦探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斗争，从“工农武装割据”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红军长征的胜利，保存了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 历史证明，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才能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和长征的洗礼，锤炼了队伍、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为迎接全民族抗战的到来做好了最重要的准备。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