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十五 明至清中叶的经济与文化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专题十五 明至清中叶的经济与文化 课标要求 通过了解明清时期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的重要变化,认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局限。 明至清中叶(约16—18世纪),中国社会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动向。农业上,高产作物的引进引发了人口爆炸;手工业中,雇佣劳动关系在局部地区萌芽;商业上,白银成为主导货币,商帮崛起,工商业市镇遍布江南。思想文化领域,王阳明心学打破理学的僵化,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对君主专制提出尖锐批判,小说、戏曲等市民文艺空前繁荣。然而,这些变化并未导向社会的根本转型——在专制集权、自然经济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下,中国与同时期正在经历工业革命的西方世界,开始拉开决定性的差距。 一、明至清中叶的经济 (一)经济的发展 1. 农业:高产作物引进与多种经营 自明朝中期起,玉米、番薯(地瓜)、马铃薯等高产作物自海外传入中国。这些作物不仅单位亩产量大,而且适应性强,不与五谷争地,旱地、山地皆可种植,因此得到广泛传播。烟草、花生等经济作物也大致于同时引进。高产作物的推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增长对土地造成的压力,为后续的人口爆炸提供了食物基础。 与此同时,江南等地的农业多种经营日益兴盛。明朝中期常熟地主谭晓用低价购买大片空闲的低洼沼泽地,雇用贫苦乡民加以治理:部分土地被改造为良田,收成大增;所凿水池养鱼,池上筑舍养猪;其余空地种植果木蔬菜,捕捉鸟类和昆虫。副产品运到市场销售,所得“视田之入复三倍”。这一案例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江浙地区因“地狭人稠”,本地所产之米除纳粮外不足以供本地食用,必须依赖湖广等地的客米接济,而外省巨商云集采购又导致湖广米价腾涌——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因此而加强。 2. 手工业:雇佣劳动与“资本主义萌芽” 明朝后期,在南方一些地区的丝织、榨油、制瓷等行业中出现了新的经营方式。史料记载苏州一带“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这种“机户”与“织工”之间形成了出资与出力、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有学者将这种使用自由雇佣劳动力进行较大规模生产的手工工场,称为“资本主义萌芽”。 不过,学术界对这一概念存在争议。一些学者指出,资本主义不仅是雇佣关系和手工工场,更是一种整体性的文明——包括系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基因细胞。顾准在1973年就曾强调:“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来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因此,对于“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概念,目前很多学者倾向于不再使用,但相关历史现象——自由雇佣劳动、手工工场、商品经济发展——仍值得高度关注。 明清时期阻碍生产方式进一步变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政治上,重农抑商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限制了市场和劳动力供给;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国内市场狭小;观念上,受传统影响,商业资本大量被用于买房置地,严重影响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科技上,文化专制和“重道轻器”的传统导致缺乏实用性人才。这些因素共同压制和阻碍着社会的进步与转型。 3. 商业:白银时代与商帮崛起 明中叶以后,白银逐渐成为主导货币。隆庆开禁后,大量白银从美洲和日本流入中国。据德国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的综合分析,16世纪到17世纪中叶,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约为7000吨到10000吨,约占世界白银产量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白银的广泛流通推动了张居正改革中“一条鞭法”的推行——将田赋、徭役、杂税合并为一条,折成银两征收。以货币税代替实物税,标志着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也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伴随着白银流通和贸易扩大,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商帮”——应运而生。著名的商帮有徽商、晋商、陕商、闽商等。他们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会馆、会所进行联络,经营盐、茶、丝绸、粮食、金融等诸多行业。山西乔家便是晋商的代表,乔氏家族到第三代乔致庸时,金融资本在一千万两白银以上,相当于现代的近百亿资产。“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乔家大院的规模可见一斑。然而,商帮将大量商业资本用于买房置地,而不是扩大再生产,这也是其最终衰落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工商业市镇在江南地区大量兴起。这些市镇与农村经济紧密相连,成为区域性的商品集散地和生产中心。明代长江中下游农业生产水平总体较高,主要外贸港口所在省份都有商帮分布。研究表明,明代大商人的资本一般为白银数十万两,多者上百万两;到清代中期,大商人的资本一般在一百万两以上,甚至多达千万两。这表明清代中期商业活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二)经济的局限 尽管明至清中叶的经济出现了诸多新因素,但这些变化并未导向根本性的社会转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压倒优势;重农抑商政策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了劳动力向工商业的自由流动;闭关锁国政策限制了国际市场的扩大;传统观念使商业资本热衷于“买房置地养老少”而非投资产业。正如学者所概括的,旧的经济形态“压制和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转型”。中国与正在经历工业革命的西方世界的差距,正是在这一时期悄然拉大的。 二、明至清中叶的文化 (一)思想领域的变化 1. 陆王心学:理学内部的分化 明朝中期,王阳明继承并发展了南宋陆九渊的心学,提出“致良知”的学说。他认为良知即是本心、天理,是人天生固有的善性。加强道德修养,去掉人欲,就能恢复良知的本性。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讲述了一个故事:王阳明的弟子半夜捉到一个小偷,便对他讲“良知”的道理。小偷反问“我的良知在哪里?”弟子请小偷脱掉外衣、内衣,小偷照办;再请他脱掉裤子时,小偷犹豫说“恐怕不妥”。弟子说:“这便是你的良知!” 心学强调主观能动性,激励人们奋发立志;而以自己的内心为准则,又隐含一定的平等和叛逆色彩。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异同在于:理学主张“理”在外在,通过“格物致知”去认识;心学主张“理”在内在,通过“发明本心”去体悟。前者是客观唯心主义,后者是主观唯心主义。但二者实质相同——都以儒家纲常伦理维护专制统治,都是儒学的新发展。心学是理学的一个流派。 2. 明清进步思想家:对君主专制的批判 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对君主专制进行了深刻批判。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写道:“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其(君主)既得之(天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主张设立学校作为评判是非的机构,限制君权。这部书对后世影响极大——梁启超说它“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孙中山等革命派也大量印发以宣传反对君主专制。 顾炎武区分了“亡国”与“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梁启超将其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调社会责任感。顾炎武还倡导“经世致用”——反对学术研究脱离现实,强调要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事,批判理学空谈误国。 王夫之则在哲学上发展了唯物主义思想。这些思想家继承了先秦民本思想和儒家积极入世的传统,从政治角度抨击君主专制,从治学角度倡导经世致用,从哲学角度论述唯物主义。但必须注意:他们的思想仍属于儒家范畴,没有动摇儒学的统治地位,也未能提出推翻专制、构建新制度的完整方案。 (二)小说与戏曲 明清时期,城市商品经济繁荣,社会娱乐活动丰富,文化知识进一步普及,市民阶层壮大,形成了要求表现自己思想和生活的广大读者群。小说创作呈现出平民化、通俗化的趋势。 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和施耐庵的《水浒传》开长篇小说的先河。明代中期,吴承恩的《西游记》以神魔题材寄托世俗关怀。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讽刺科举制度的腐朽,曹雪芹的《红楼梦》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深刻揭示了封建大家族走向没落的命运。 戏曲方面,昆曲在明清两代盛极一时,曲词典雅、表演细腻。清道光年间,京剧在徽班和汉调的基础上融合形成,成为此后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剧种。 (三)科技:总结与停滞 明至清中叶,中国科技进入一个总结性阶段,涌现出一批集大成的科技巨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集本草学之大成,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总结农业技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徐弘祖(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在地貌学上卓有贡献。 然而,这些著作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典籍整理和经验总结,一般缺少抽象的理论概括,属于应用科学(经验科学),而非以观察实验、数理逻辑为特征的近代科学(理论科学/实验科学)。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技知识(天文学、地图学、数学等)曾在明末引起注目,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但西学对于中学并未构成实质性的威胁。这一时期的科技发展呈现出“总结有余、创新不足”的特点,与同时期欧洲的科学革命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就引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对此,学界的解答通常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政治上,专制集权统治和重农抑商、闭关自守政策束缚科技发展;经济上,自然经济占主导,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科技发展缺乏动力;思想上,重人伦轻自然的文化传统、八股取士和文字狱扼杀创新;科技自身层面,过分强调实用性而缺乏理论性,且漠视私有产权、缺乏专利观念。 全专题小结 明至清中叶,中国经济与文化呈现出一种复杂而矛盾的面貌。一方面,社会内部确实孕育着新的因素:高产作物传入促进人口增长,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手工业中出现雇佣劳动关系,白银成为主导货币,商帮活跃于全国市场,工商业市镇繁荣,市民文艺兴盛,思想领域出现了对君主专制的批判。这些变化使明清时期的中国在经济总量和文化成就上依然站在世界前列。 但另一方面,这些新因素始终未能汇聚成打破旧有社会结构的力量。资本主义萌芽难以成长,根本上是因为缺乏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环境和文化土壤。自然经济仍占压倒优势,专制皇权对商业和思想的控制从未放松,重农抑商和闭关自守政策限制了市场拓展,传统观念使财富大量沉淀于土地而非产业。当西方世界在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加速迈向近代化时,中国却在“康乾盛世”的表象下悄然落后。明清之际的经济与文化新动向,既是传统社会内部活力的最后闪光,也预示着这个古老文明即将面临的严峻挑战。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