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十一 辽宋夏金元的文化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专题十一　辽宋夏金元的文化

课标要求

认识辽宋夏金元时期在文化方面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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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宋夏金元时期，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重塑。儒学在回应佛道挑战中完成了哲学化转型，理学由此诞生并最终上升为官方正统思想；文学艺术在商品经济和市民阶层壮大的推动下呈现出显著的平民化、通俗化趋势；科技成就达到中国古代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三大发明走向世界并深刻改变了全球历史进程；各民族文字相继创制，多民族文化的交融结出了累累硕果。这一时期的文化，既是对汉唐开放包容气象的继承，也是此后明清文化格局的直接前奏。

一、儒学的复兴：程朱理学的诞生

（一）时代呼唤思想重建

从唐末到五代十国，中国社会经历了长达百余年的动荡。政权频繁更迭，纲常伦理遭到严峻践踏，许多士大夫在乱世中丧失气节、随波逐流。“不倒翁”冯道历仕五朝十帝而始终身居高位，张全义为讨好朱温而百般谄媚——这些在当时都不只是孤立的个案，而是时代道德危机的一个缩影。对于儒家知识分子而言，更令人忧虑的是思想领域的深层困境：自魏晋以来，佛教和道教盛行，儒学虽然保持着官方正统地位，但其影响力主要局限在政治制度的表层，在精神领域和思想深度上远不足以与佛道抗衡。儒学如果不能从哲理层面回应佛道提出的宇宙人生问题，就很难真正收拾人心、重建社会秩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中唐韩愈开启的儒学复兴运动在宋代达到了高潮。一批学者大声疾呼直接回归孔孟“道统”，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集中表达了这一代儒者的使命感和抱负。从宋初开始，众多儒家学者致力于儒学经典的重新诠释，在排拒佛道二教的同时又巧妙地融合其思想精华，将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升到宇宙论和本体论的哲学高度，就宇宙本原、人性善恶、修养方法等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最终创成了一个以“理”为核心的、更加精致完备的新儒学体系——这就是理学。

在理学的形成过程中，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筚路蓝缕、各有贡献。至南宋，朱熹集各家之大成，构建起一个体大思精的理学体系，被后世称为“程朱理学”。

（二）“天理”世界观：理学的基本主张

理学的核心概念是“理”。在理学家看来，宇宙之间只有一理存在，天得此理而成为天，地得此理而成为地，天地之间的万物又各自禀赋此理而成为自己。“理”体现在社会伦理层面，就是三纲五常；体现在个体身上，就是人的本性。换言之，父子君臣的关系、仁义礼智信的德性，都不是人为的约定，而是天理在人间社会的自然流露，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普遍法则。人之所以应当忠君、应当孝亲，不是因为制度的强制和利益的权衡，而是因为这些规范本身就是宇宙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天理”的预设出发，理学家提出了最具争议同时也最具影响的命题——“存天理，灭人欲”。这个命题在后世被误解和批评最烈，但理学家本人的意思并不是要消灭人的一切正常欲望。朱熹对此有清晰的界定：“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天理是维持生命和社会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合理需求，人欲则是超出合理界限的过度欲望。理学家主张通过道德修养克服过度欲望，最终实现对天理的充分体认，达到“圣人”的精神境界。这个命题既有倡导道德自律的积极意义，也潜藏着以僵化规范禁锢人性、扼杀合理欲望的危险——它后来的历史效应，远超出了创立者们最初的设想。

理学在认识论上提出了“格物致知”的方法。这一概念源自《大学》，程朱赋予了它新的阐释：天下万物莫不含理，只有通过深刻探究天下万物——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才能逐渐积累，最终豁然贯通，达到对普遍天理的认识。朱熹用“月印万川”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道理：天理就像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散在万事万物之中，就好像江河湖海中映出的千万个月影，每个影子都是同一个月亮。明末清初，受“格物致知”观念的影响，当时的学者将传入中国的西方“Science”音译为“格致”。这种翻译是否恰当？二者虽然都强调观察自然、注重实践，但目的存在着本质区别——格物致知的终极目标在于“明道德之善”，而科学的目标在于“求真”，探究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两者的方向从一开始就不同。

（三）从“伪学”到官学：理学地位的历史转变

理学在诞生之初并非一帆风顺。它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道德批判色彩，使其在政治上遭遇了严峻的打压。1196年，朱熹遭政敌弹劾，以“伪学罪首”的身份被落职罢祠——他的学说被诬为“伪学”，学术被诬为“妖术”，学生被诬为“逆党”，或遭流放、或被下狱。朱熹仕途坎坷，最终在失意中黯然离世。他去世后，尽管各地理学信徒纷纷赶来为他送葬，却引起了当局的高度警惕，严令地方官加以约束，唯恐酿成聚众事件。这种政治打压说明了一个重要事实：在上升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之前，理学在相当长时期内是一股活跃于民间的、带有批判精神的学术力量，而非僵化的教条。

然而到了南宋后期，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朝廷认识到，理学将社会秩序论证为宇宙秩序的自然延伸，这种论证方式远比汉唐经学更具说服力，对巩固皇权统治极为有利。统治

者逐渐将理学确立为官学。此后，元朝继承了这个政策，将朱注《四书》列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明清两代不变，理学由此成为此后七百年间影响中国社会最深远的意识形态体系。

理学的官学化带来了深刻的历史后果。从积极的方面看，理学将道德教化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社会提供了一套精密的价值规范，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朱熹不仅是一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者，也是儒学教育世俗化的伟大推动者。他编著《四书章句集注》用理学思想重新阐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经典；他为白鹿洞书院制定学规，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和“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他编撰《童蒙须知》《小学集注》等蒙学读本，将道德规范融入儿童穿衣、吃饭、说话、写字的日常行为习惯之中，使儒学从精英的书斋走向了寻常百姓的生活。

然而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尖锐批评。易中天认为，“从江湖走向庙堂，或许是朱熹们的幸运，却是我们民族的不幸。问题不在于程朱理学是对是错，而在于思想和思想家一旦被公权力神圣化，就会变得死气沉沉。”张立文也指出，“理欲之辨，本意是想规谏统治者，使其心术端正，诚意正心，以利于社会和谐和道德风化。但事实是统治者顺手接过来，反向一击，理欲之辨由道德修养性的圣贤工夫转化成了政治奴役性的残杀工具。”理学确立为官学后，原本具有批判性的“天理”逐渐演变为社会控制的工具，“存天理、灭人欲”的锋利话语被统治集团用来压制异己、禁锢人性——这一悖论构成了一种学说被权力收编后最为深刻的悲剧。

二、文学艺术：从文人雅趣到市井风情

辽宋夏金元时期，文学艺术领域最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就是市民文化气息的浓厚和通俗化、平民化趋势的凸显。这一趋势背后最根本的推动力是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和市民阶层的持续壮大。

（一）词的黄金时代

词兴起于唐代后期，在宋代达到了全盛，成为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体裁。在风格上，宋词分为两大流派。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藩篱，以开阔的视野和雄浑的笔力抒发家国情怀与人生感慨，苏轼以诗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不拘一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便是千古传唱的豪放之音。以柳永、李清照为代表的婉约派，则擅长抒发细腻的个人情感和人生体味，柳永“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道尽了缠绵悱恻的离愁别绪，李清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则将女性幽微深婉的心理体验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元曲与话本：通俗文艺的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