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二 诸侯纷争与变法运动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专题二　诸侯纷争与变法运动

课标要求

通过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动，理解战国时期变法运动的必然性；

了解老子、孔子学说；通过孟子、荀子、庄子等了解“百家争鸣”的局面及其意义。

一、列国纷争与华夏认同：旧秩序的瓦解与新格局的孕育

（一）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自诸侯出”“自大夫出”

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春秋因孔子修订的鲁国史书《春秋》而得名，战国则取自西汉刘向编注的《战国策》一书。这两个时期加起来超过五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长时间、大规模、深层次的变革时代。

要理解这一时代的特殊性，首先要看清政治格局的根本性变化。西周确立的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三位一体的统治秩序，到了春秋时期已经开始全面动摇。按照西周礼制的规定，“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鼎的数量精确对应着等级身份，容不得半点僭越。然而历史的车轮并未按照制度设计者的愿望运转。《左传》记载了一个标志性事件：周王剥夺郑庄公参与王室政务的权力后，郑庄公拒绝朝觐天子。周王率诸侯联军讨伐郑国，结果王师惨败，郑国臣下一箭射中周王肩膀。天子亲征而大败，天子之身而中箭——这两件事合在一起，等于向天下宣告：周天子的神圣光环已经破碎。

更大的变化还在后面。据鲁国《春秋》记载，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79年，诸侯朝见齐国、晋国、楚国等强国领袖的次数达到33次，而朝见周天子的仅有3次。朝觐的方向折射出权力的重心所在。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少诸侯国内部，实权已经从国君手中旁落到大夫阶层——齐国的田氏、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就是最典型的例证。于是，权力重心逐层下移，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成“自诸侯出”，再变成“自大夫出”。一句话概括这一时代最核心的政治特征，就是八个字：王室衰微，礼崩乐坏。

（二）战争形态的深刻变化

春秋时期虽然已是战乱频仍，但战争规模和烈度相对有限。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霸主轮番登场，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争夺霸权，但至少在名义上仍然维持着对周天子的尊重。到了战国时期，情况彻底不同了。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标志着卿大夫阶层已经公然取代了原有的诸侯国君，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并立的格局正式形成。战争的目的从争霸变为兼并，战争的规模急剧扩大，动辄数十万人参战，战争的残酷性也远非春秋时期可比。

（三）华夏认同的扩展

然而战争带来的不全是破坏。从春秋到战国可以发现几个显著的变化：诸侯国的数量大幅减少，这意味着局部统一进程正在加速推进；原本被称为戎狄蛮夷的各少数民族逐渐融入华夏族，华夏的民族界域向四周大大扩展；秦楚两国原本被视为边缘的“蛮夷”之国，此时也已完全融入中原文化圈。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华夏认同。华夏一词本意指衣冠华美又重礼仪，“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是以炎黄部落联盟为核心，逐渐融汇众多不同来源的氏族部落集团而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族体，成为中原主体居民的总称，以区别于四邻较为落后的族群。但必须强调的是，华夏与蛮夷的分别核心并不在于种族，而在于是否认同华夏文化。接受了华夏的礼乐文化，就是华夏；反之则被视为夷狄。这种以文化而非血统作为族群归属标准的传统，使得华夏民族具有了强大的吸纳力和包容性，也成为此后数千年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思想资源。与此同时，北方的燕国、赵国、秦国纷纷修筑长城，以抵御匈奴、东胡等游牧民族的侵扰——长城的出现本身就是华夏认同意识强化的鲜明表征。

二、经济发展与变法运动：生产力突破如何重塑社会

（一）铁器时代的到来

对于春秋战国这场大变革的根源，史学界有一个基本的共识：生产力的突破是一切变化最深厚的动力。在人类历史上，铁器冶炼技术的发明是一件足以改变世界格局的大事。铁器相比青铜器价格低廉得多，又比木石工具坚硬耐用得多。铁犁配合牛耕的使用，使深耕细作成为可能，大量荒地得以开垦，粮食产量大增。有学者估算，西周的亩产约为每亩1石，而到了战国时期亩产达到2石，翻了一番。粮食的增产直接推动了人口爆炸式增长，荒野逐渐被开辟为农田，各国疆界开始相互接壤摩擦，对土地和人口的争夺日趋激烈——一个统一国家的出现已经呼之欲出。

（二）生产关系的连锁变动

铁犁牛耕带来的不仅是农业产量的提高，更触发了一系列深刻的制度变革。我们可以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勾勒这条因果链条：

第一环，铁犁牛耕的使用使个体家庭具备了独立耕作的能力，不再必须依靠集体协作，这就为“公田”制度的解体埋下了伏笔。

第二环，大量劳动力从“公田”中解放出来开垦“私田”，井田制开始瓦解。

第三环，私田上的产出不向国家纳税，国家财政收入锐减。为增加收入，各诸侯国被迫进行税制改革，承认私田的合法性。

第四环，土地私有制在法律上得到确认，新兴的地主阶级和自耕农阶级由此形成，社会主要阶级从贵族—奴隶转变为地主—农民。旧的贵族政治随之逐步瓦解，封建制度开始建立。

这就是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变革的根本逻辑：生产力的突破改变了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改变要求生产关系相应调整，生产关系的变化又推动了上层建筑的全面变革。

（三）小农经济：深远的历史烙印

经过上述变革，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在战国时期基本确立，成为中国此后两千多年经济结构的基本细胞。小农经济有几个根深蒂固的特点：以家庭为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分散经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典型的“男耕女织”；生产的目的主要是自给自足，除盐铁等少数必需品外一般不需要通过市场交换；生产规模狭小，性别分工简单，很难扩大再生产；自耕农作为国家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任何天灾人祸都可能导致其破产，抗风险能力极为脆弱。概括起来，小农经济具有分散性、封闭性、落后性、脆弱性这四大特征。

这些特征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走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政治制度来看，小农经济的分散性要求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来维护社会安定和国家统一，这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从经济政策来看，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使统治者倾向于抑制商业过度发展，防止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这从根本上推动了重农抑商政策成为历代王朝的基本国策；而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性，则是明清统治者推行海禁和闭关自守政策的深层经济根源。从思想观念来看，男子在农业生产中的主导地位影响了“重男轻女”观念的形成，家庭本位的经济模式强化了重视家庭、注重孝道、顺从保守等传统观念。从科技发展来看，小农经济促进了农学、天文学、数学等实用学科的发展，使中国古代科技呈现出鲜明的实用性特点；但与此同时，小农经济的缓慢发展节奏也导致了科技长期未能取得突破性转变。从民族心理来看，中国农民在数千年繁重劳作中铸就了忠厚老实、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品格，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狭隘、保守等局限性。

（四）变法的必然性

理解了上述经济基础的深刻变革，就能明白变法运动为什么在战国时期风起云涌，成为各诸侯国不约而同的选择。正如学者张帆所概括的，春秋战国以来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推动了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昔日以等级分封制为基础的相对封闭的小型社会逐渐演变为大型复杂社会，客观上要求建立更加严密的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兼并战争日益激烈、弱势国家随时可能被吞并的严峻形势，也迫使各国实行君主集权、提高统治效率，改变春秋后期卿大夫专权纷争的局面。这就是由经济变革和社会结构变化引发的制度变革需求，也是由严峻的国际竞争压力催生的改革动力——二者叠加，变法成为历史的必然。

（五）商鞅变法与社会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