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二 诸侯纷争与变法运动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专题二　诸侯纷争与变法运动 课标要求 通过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动，理解战国时期变法运动的必然性； 了解老子、孔子学说；通过孟子、荀子、庄子等了解“百家争鸣”的局面及其意义。 一、列国纷争与华夏认同：旧秩序的瓦解与新格局的孕育 （一）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自诸侯出”“自大夫出” 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春秋因孔子修订的鲁国史书《春秋》而得名，战国则取自西汉刘向编注的《战国策》一书。这两个时期加起来超过五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长时间、大规模、深层次的变革时代。 要理解这一时代的特殊性，首先要看清政治格局的根本性变化。西周确立的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三位一体的统治秩序，到了春秋时期已经开始全面动摇。按照西周礼制的规定，“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鼎的数量精确对应着等级身份，容不得半点僭越。然而历史的车轮并未按照制度设计者的愿望运转。《左传》记载了一个标志性事件：周王剥夺郑庄公参与王室政务的权力后，郑庄公拒绝朝觐天子。周王率诸侯联军讨伐郑国，结果王师惨败，郑国臣下一箭射中周王肩膀。天子亲征而大败，天子之身而中箭——这两件事合在一起，等于向天下宣告：周天子的神圣光环已经破碎。 更大的变化还在后面。据鲁国《春秋》记载，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79年，诸侯朝见齐国、晋国、楚国等强国领袖的次数达到33次，而朝见周天子的仅有3次。朝觐的方向折射出权力的重心所在。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少诸侯国内部，实权已经从国君手中旁落到大夫阶层——齐国的田氏、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就是最典型的例证。于是，权力重心逐层下移，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成“自诸侯出”，再变成“自大夫出”。一句话概括这一时代最核心的政治特征，就是八个字：王室衰微，礼崩乐坏。 （二）战争形态的深刻变化 春秋时期虽然已是战乱频仍，但战争规模和烈度相对有限。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霸主轮番登场，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争夺霸权，但至少在名义上仍然维持着对周天子的尊重。到了战国时期，情况彻底不同了。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标志着卿大夫阶层已经公然取代了原有的诸侯国君，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并立的格局正式形成。战争的目的从争霸变为兼并，战争的规模急剧扩大，动辄数十万人参战，战争的残酷性也远非春秋时期可比。 （三）华夏认同的扩展 然而战争带来的不全是破坏。从春秋到战国可以发现几个显著的变化：诸侯国的数量大幅减少，这意味着局部统一进程正在加速推进；原本被称为戎狄蛮夷的各少数民族逐渐融入华夏族，华夏的民族界域向四周大大扩展；秦楚两国原本被视为边缘的“蛮夷”之国，此时也已完全融入中原文化圈。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华夏认同。华夏一词本意指衣冠华美又重礼仪，“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是以炎黄部落联盟为核心，逐渐融汇众多不同来源的氏族部落集团而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族体，成为中原主体居民的总称，以区别于四邻较为落后的族群。但必须强调的是，华夏与蛮夷的分别核心并不在于种族，而在于是否认同华夏文化。接受了华夏的礼乐文化，就是华夏；反之则被视为夷狄。这种以文化而非血统作为族群归属标准的传统，使得华夏民族具有了强大的吸纳力和包容性，也成为此后数千年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思想资源。与此同时，北方的燕国、赵国、秦国纷纷修筑长城，以抵御匈奴、东胡等游牧民族的侵扰——长城的出现本身就是华夏认同意识强化的鲜明表征。 二、经济发展与变法运动：生产力突破如何重塑社会 （一）铁器时代的到来 对于春秋战国这场大变革的根源，史学界有一个基本的共识：生产力的突破是一切变化最深厚的动力。在人类历史上，铁器冶炼技术的发明是一件足以改变世界格局的大事。铁器相比青铜器价格低廉得多，又比木石工具坚硬耐用得多。铁犁配合牛耕的使用，使深耕细作成为可能，大量荒地得以开垦，粮食产量大增。有学者估算，西周的亩产约为每亩1石，而到了战国时期亩产达到2石，翻了一番。粮食的增产直接推动了人口爆炸式增长，荒野逐渐被开辟为农田，各国疆界开始相互接壤摩擦，对土地和人口的争夺日趋激烈——一个统一国家的出现已经呼之欲出。 （二）生产关系的连锁变动 铁犁牛耕带来的不仅是农业产量的提高，更触发了一系列深刻的制度变革。我们可以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勾勒这条因果链条： 第一环，铁犁牛耕的使用使个体家庭具备了独立耕作的能力，不再必须依靠集体协作，这就为“公田”制度的解体埋下了伏笔。 第二环，大量劳动力从“公田”中解放出来开垦“私田”，井田制开始瓦解。 第三环，私田上的产出不向国家纳税，国家财政收入锐减。为增加收入，各诸侯国被迫进行税制改革，承认私田的合法性。 第四环，土地私有制在法律上得到确认，新兴的地主阶级和自耕农阶级由此形成，社会主要阶级从贵族—奴隶转变为地主—农民。旧的贵族政治随之逐步瓦解，封建制度开始建立。 这就是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变革的根本逻辑：生产力的突破改变了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改变要求生产关系相应调整，生产关系的变化又推动了上层建筑的全面变革。 （三）小农经济：深远的历史烙印 经过上述变革，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在战国时期基本确立，成为中国此后两千多年经济结构的基本细胞。小农经济有几个根深蒂固的特点：以家庭为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分散经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典型的“男耕女织”；生产的目的主要是自给自足，除盐铁等少数必需品外一般不需要通过市场交换；生产规模狭小，性别分工简单，很难扩大再生产；自耕农作为国家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任何天灾人祸都可能导致其破产，抗风险能力极为脆弱。概括起来，小农经济具有分散性、封闭性、落后性、脆弱性这四大特征。 这些特征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走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政治制度来看，小农经济的分散性要求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来维护社会安定和国家统一，这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从经济政策来看，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使统治者倾向于抑制商业过度发展，防止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这从根本上推动了重农抑商政策成为历代王朝的基本国策；而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性，则是明清统治者推行海禁和闭关自守政策的深层经济根源。从思想观念来看，男子在农业生产中的主导地位影响了“重男轻女”观念的形成，家庭本位的经济模式强化了重视家庭、注重孝道、顺从保守等传统观念。从科技发展来看，小农经济促进了农学、天文学、数学等实用学科的发展，使中国古代科技呈现出鲜明的实用性特点；但与此同时，小农经济的缓慢发展节奏也导致了科技长期未能取得突破性转变。从民族心理来看，中国农民在数千年繁重劳作中铸就了忠厚老实、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品格，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狭隘、保守等局限性。 （四）变法的必然性 理解了上述经济基础的深刻变革，就能明白变法运动为什么在战国时期风起云涌，成为各诸侯国不约而同的选择。正如学者张帆所概括的，春秋战国以来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推动了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昔日以等级分封制为基础的相对封闭的小型社会逐渐演变为大型复杂社会，客观上要求建立更加严密的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兼并战争日益激烈、弱势国家随时可能被吞并的严峻形势，也迫使各国实行君主集权、提高统治效率，改变春秋后期卿大夫专权纷争的局面。这就是由经济变革和社会结构变化引发的制度变革需求，也是由严峻的国际竞争压力催生的改革动力——二者叠加，变法成为历史的必然。 （五）商鞅变法与社会转型 在各国的变法运动中，秦国的商鞅变法是影响最为深远、成效最为显著的一次。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废除世卿世禄制，实行军功爵制，这就剥夺和限制了旧贵族的特权，打击并瓦解了旧的宗法血缘制度，同时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推行县制，使国家权力直接延伸到基层，封建国家机器的职能更加健全；废井田、开阡陌，在法律上彻底确认了土地私有制的合法性，从根本上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 商鞅变法之所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于它完成了两项根本性的制度建设：在政治上，它奠定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在经济上，它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这两个制度的确立，标志着中国社会完成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历史转型。结果也是立竿见影的：秦国由此国富兵强，为日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百家争鸣：轴心时代的思想盛宴 （一）士阶层的崛起与百家争鸣的局面 春秋战国不仅是一个政治格局剧烈变动、经济制度深刻重塑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文化空前活跃的时代。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个被称为“百家争鸣”的辉煌局面，与古希腊、古印度一道构成了人类文明史上的“轴心时代”。 百家争鸣中“百家”是一个泛称，意指学派数量众多。据《汉书·艺文志》的分类，主要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十家。这些学派的代表人物和追随者，在当时被称为“士”。 “士”的兴起是百家争鸣得以出现的重要社会条件。在春秋战国的大动荡中，大量原先的贵族官吏散落民间，凭借各自掌握的知识或技能开馆授徒以维持生计，成为职业化的知识分子群体。冯友兰先生曾对各家的社会渊源做过精辟的概括：儒家出于文士，墨家出于游侠之士，道家出于隐者，名家出于辩者，阴阳家出于方士，法家出于法术之士。这些士人周游列国，向各国君主推销自己的学说主张，而当时各国君主为了在激烈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也竞相招揽人才，“得士则昌，失士则亡”成为那个时代的信条。齐国设立的稷下学宫汇聚各派学者自由辩论，成为当时各国文化交流的中心。正是在这种宽松活跃的氛围中，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展开。 （二）儒家：从仁到仁政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他生活在春秋晚期，正值礼崩乐坏最为剧烈的时代。面对社会秩序的瓦解，孔子的核心主张可以凝练为一个字——仁。他从“亲亲之爱”这一最自然、最深厚也最稳固的血缘情感出发，将其扩展为普遍的人道关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黄金法则。在政治治理方面，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强调统治者应当以身作则，用道德感化的力量来治理国家，而非依赖严刑峻法。 孔子对周代礼乐文化并非简单地否定或全盘继承，而是既有继承又有突破。从继承的方面看，他继承的是礼乐文化中“乐”所代表的和谐精神，“礼之用，和为贵”是他心目中礼乐文化的真正内核。从突破的方面看，他不再依赖周天子外在的强制力量来维护统治秩序，而是从人性中最深厚的血缘亲情出发，赋予礼乐文化以新的价值依据——“仁”。由此，礼和乐的关系被重新安置：礼诉诸外在行为规范，乐诉诸内在心灵陶冶，二者互补，“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共同使社会处于既等级分明又温情脉脉的和谐状态。 孔子对教育事业的贡献同样不可磨灭。他首创私学，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使知识开始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传播。他整理“六经”，致力于文化传承，“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自评反映了他对文化传统的高度敬畏和在传承中注入思想见解的独特方式。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将“仁”从个人的道德修养推扩到政治治理的层面，明确提出了仁政学说。他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将民众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荀子则在继承儒学的基础上吸收了法家的部分思想，主张隆礼重法，认为礼义和法度都是治国所必需的手段，人性本恶，需要靠后天的礼法教化来约束和改造。 （三）道家：无为与逍遥 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其思想集中体现在短短五千言的《老子》一书中。老子思想的核心概念是道，它既是宇宙的本源，也是万物运行的规律。从“道法自然”的基本立场出发，老子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不是说统治者什么都不做，而是不要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给社会，要顺应时势和民心，减少干预，让社会自然恢复生机。在老子看来，“法律滋章，盗贼多有”，法令越繁密反而越说明治理出了问题。老子思想中充满了朴素辩证法，他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深刻地洞察到了事物对立面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规律。 庄子是战国时期道家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比老子更加超脱，追求的是个人精神的绝对自由——逍遥游。庄子笔下的寓言和故事汪洋恣肆，他看透了世俗的礼法、功名、是非不过是人为的束缚，“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表达了他与宇宙融为一体的精神境界。 （四）法家：以法治国 法家是战国时期最受各国君主欢迎的学派，这并非偶然。在列国争雄、弱肉强食的严峻环境中，法家主张君主集权、富国强兵，直截了当地回应了统治者最迫切的需求。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吸收了商鞅重法的思想、申不害重术的思想和慎到重势的思想，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君主专制理论。法家以人性利己为出发点，认为不可能依靠道德教化来使人为善，只有依靠法——明确的法律条文配合严厉的刑罚——才能约束人们的行为，实现国家的安定。法家思想中的变革精神尤其值得注意——他们不相信有永恒不变的制度，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也就是根据时代变化来制定相应的政策。 （五）墨家与其他学派 墨家的创始人是墨子，出身于社会下层，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和诉求。墨家主张兼爱——无差别地爱所有人，“视人之国若其国，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身若其身”，并且坚决反对不义的兼并战争，主张非攻。墨家还提倡尚贤——不论出身贵贱，有才能的人就应该被选拔担任官职。墨家学派组织严密，信徒吃苦耐劳，在战国时期一度与儒家并称“显学”，影响很大，但秦汉以后逐渐式微。 阴阳家的代表邹衍提出了“五德终始”说，以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胜”的理论来解释朝代更替和历史变迁，这一学说后来被秦汉统治者用来论证王朝更迭的合法性。 （六）诸子治国理念的比较与辩证运用 如果将儒、法、道三家的治国理念做一个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到各自的特点和适用条件。儒家推崇的是“人治”——也可以称为“王道”——偏重人的作用，强调道德感化，实行仁政，带有鲜明的民本思想。这种理念最适合在国家趋于稳定、已步入正常轨道时采用。法家提倡的是“法治”——也可以称为“霸道”——强调法律和制度的作用，主张用严刑峻法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在动荡不安、亟需集中力量实现统一的年代，法家思想最见成效。道家则主张“无为而治”——也可以称为“帝道”——强调顺应自然、与民休息，拒绝将统治者的意志强加于社会。大动荡之后，社会凋敝、民生困苦，此时以道家思想为指导来恢复和发展生产最适宜。 这三种治国理念并非相互排斥，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往往被交替或综合使用。法家思想在西汉以后虽然不再居于意识形态的主流位置，但其变革精神和制度设计能力成为历代进步思想家和政治家改革图治的理论利器。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战国变法运动，正是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将各诸侯国从分封制的旧秩序推进到了中央集权的新体制。 （七）百家争鸣的深远意义 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在那个诸侯并立、没有思想禁锢的时代里，各个学派从各自代表的阶级阶层利益出发，各自提出对政治、社会乃至宇宙万物的看法，彼此论战辩驳，相互吸收借鉴，共同造就了一个思想文化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尤为值得留意的是，中国哲学的表述方式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正如冯友兰先生指出的，中国哲学家的言论著作往往不是专门的哲学论著，而是格言、警句、比喻、事例的交织，《老子》全书以格言形式写成，《庄子》书中充满寓言和故事，这种表述方式与西方哲学形成了显著差异。它不追求逻辑体系的严密，而追求人生智慧的启迪——“读哲学是为了使人得以成为人，而不是为了成为某种特殊的人”——这正是中国哲学独特的精神气质。 全专题小结 从平王东迁到秦统一六国，这五百余年的纷争与变革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历史时段之一。政治上，分封制和宗法制在战火中走向瓦解，中央集权的郡县体制在各国变法中逐步确立；经济上，铁器牛耕带来了生产力革命，井田制被土地私有制取代，小农经济的基本格局由此奠定；民族上，华夏族在与其他族群的碰撞融合中不断扩展其界域，华夏认同的文化标准使得多民族统一具备了思想基础；文化上，百家争鸣迸发出的思想光芒为后世提供了永不枯竭的精神资源。可以说，中国此后两千年帝制时代的基本制度框架和文化基因，几乎都可以在春秋战国这一“轴心时代”找到源头。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