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第22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导言：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从那时起，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数亿人口摆脱贫困，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并迈向全面小康。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继续前进。

本讲的核心线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发展”。可以把这一过程分为两个大的阶段来把握。第一阶段是“新时期”（1978—2012年）：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第二阶段是“新时代”（2012年以来）：以中共十八大为起点，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不好”的问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中国方案。理解这两个阶段的“变”与“不变”——变化的是发展阶段和历史任务，不变的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方向——是吃透本讲的钥匙。

知识点一：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改革开放的开启

一、思想先导：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着一个关键问题：是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还是彻底纠正错误、开辟新路？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由此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场讨论的核心是：判断理论、路线和政策是否正确的标准，到底是个别领袖的决策和指示，还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讨论的结果确立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场讨论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为即将到来的历史性转折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以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为指导思想，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决定把

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全会还审查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将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由此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此后，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总结了历史经验，为统一全党思想、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1982年，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标志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入新的阶段。

知识点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铺开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犹如春潮涌动，从农村席卷城市，从试点走向全国。

一、对内改革：从农村到城市的全面突破

改革为什么率先从农村开始？这并非偶然。到1977年，中国农村的人均口粮还没有达到1957年的水平，有一亿五千万农村人口口粮不足。人民公社体制下的“一大二公”——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统一生产、统一分配，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社会主义大食堂，敞开肚皮吃饭，吃饭不要钱”的口号背后，是“吃饭人多，出勤人少；装病人多，吃药人少；学懒人多，学勤人少；读书人多，劳动人少”的现实。正如邓小平后来坦率地指出的：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处于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国家没有摆脱贫困。

安徽、四川等地的农民率先进行了包产到户的尝试，取得了显著的增产效果。党中央及时肯定了农民的创造，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农村改革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将土地长期承包给各家各户使用，实行分户经营、自负盈亏。它的核心变化在于：将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产品分配原则是“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民第一次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激发。1983年，中央发出通知，撤销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人民公社体制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农村改革成功后，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城市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改革的内容覆盖了企业管理的多个方面：在所有制方面，突破单一公有制模式，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在管理方式上，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在分配制度上，推行按劳分配，克服平均主义。国营企业普遍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公有制基础上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企业享有自主经营权，自负盈亏。这一系列改革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增强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

二、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型：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一转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明确提出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的著名论断，并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判断改革是非得失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随后，中共十四大正式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将“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这一措辞的变化，体现了改革认识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三、对外开放：从“四个窗口”到全方位格局

与对内改革几乎同步推进的，是对外开放。1979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由此拉开了对外开放的序幕。随后，1980年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吸收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试验田。1984年，开放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1990年，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海经济开放区和内地的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点面结合的推进过程。从沿海到沿江，从沿边到内陆，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对世界上所有国家开放、多层次——不同地区不同程度的开放、宽领域——涵盖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四、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始终是在理论创新引领下前行的。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根本方向。此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