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讲　辽宋夏金元的统治 讲义 --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第08讲　辽宋夏金元的统治

导言：从“并立”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新格局

如果说隋唐是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鼎盛期，那么辽宋夏金元就是这一国家形态从“汉族中心”向“多元并存”转型的关键时期。从916年辽朝建立到1368年元朝灭亡，这四百五十余年间，中国大地上先后或同时出现了辽、北宋、西夏、金、南宋、元等多个政权——它们或是汉族建立的，或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或是征服王朝，或是偏安王朝。这段历史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多民族政权的并立与竞争”。

对于高三复习而言，这一时期的内容量极大、头绪众多。但如果抓住两条核心线索，知识就会由散乱变为有序。第一条线索是政治格局的演变——从北宋与辽、西夏的鼎立，到金灭辽和北宋后形成的南宋与金、西夏的对峙，再到蒙古崛起后元朝的统一，呈现出一个“局部统一→多极对峙→大统一”的清晰过程。第二条线索是民族交融的制度化——无论是辽的南北面官制、金的猛安谋克制，还是元的行省制和宣政院，都体现了少数民族政权在入主中原过程中“因俗而治”与“制度创新”相结合的特点，也推动了更深层次的民族大融合。

时间坐标：四百五十年的政权更迭

本讲涉及多个政权，时间线索比较复杂。建议先建立一个主干时间轴，然后按政权分开梳理。

主干时间轴：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定都东京（今开封）。1038年，党项族首领元昊建立西夏。1115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25年，金灭辽。1127年，金灭北宋（靖康之变），同年赵构在临安（今杭州）重建宋朝，史称南宋。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国，被尊为成吉思汗。1227年，蒙古灭西夏；1234年，蒙古灭金。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定都大都（今北京）。1276年，元灭南宋。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元朝灭亡。

空间格局的变化：北宋时期，北方有辽、西北有西夏，三足鼎立，北宋的疆域比唐朝大为缩小，连燕云十六州也未能收复。南宋时期，疆域进一步退缩到淮水至大散关一线以南。元朝的疆域则空前辽阔——“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今天的西北、西南、东北广大地区和台湾及南海诸岛都在元朝统治范围之内，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朝代。

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如果将辽、北宋、西夏、金、南宋的存续时间做一个对比，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辽存在了209年，北宋167年，西夏189年，金119年，南宋149年。各政权长期并存，战争时间加在一起不到整个时期的十分之一，和平交往才是主流。正

如韦兵在《完整的中国经验》中所言：多中心并不代表天下体系的崩溃，天下是分而不崩。这种“分而不崩”的格局，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融合提供了充分的时间与空间。

知识点一：宋朝——文官政治与“积贫积弱”的双面格局

一、宋初中央集权的强化：制度化的“防患于未然”

960年，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据说他当皇帝的第二年，因担忧“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夜不能寐。大臣赵普为他开出的药方是三句话：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这三句话，恰好概括了宋初强化中央集权的三大方向。

宋初统治者深刻吸取了唐后期以来藩镇割据、武将专权的历史教训。他们的治国逻辑，可以用“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来概括——尽量预想到各种可能产生动乱的因素，对需要预防的一切隐患都制定完善的防范制度。这一逻辑贯穿了宋朝制度的方方面面。

收地方之权：在地方管理上，宋太祖采取了“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策略。削实权——中央派遣文官担任地方知州，以取代过去武将兼领州事的局面；制钱谷——在各路设置转运司，统管地方财政，大部分收入上缴朝廷，使地方失去割据的物质基础；收精兵——地方精锐部队一律编入禁军，并且定期更换驻地（更戍法），使“兵不识将，将不专兵”，防止武将形成私人武装。

分中央之权：在中央，宋朝建立了一套极为复杂的权力分割体制——“二府三司制”。行政权归中书门下（政府），但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分割宰相权力；军政权力被一分为二——枢密院（枢府）掌管调兵权，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掌管统兵权，结果是“兵符出于密院，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财政权则归三司（度支、盐铁、户部），独立于宰相之外。二府三司互不统属，都直接向皇帝负责。

地方监督：在各路设立了平行的四个监司机构，从不同方面对州县进行监控。州一级增设通判，与知州共同签署文书，互相制约。

崇文抑武：这是宋朝的基本国策。一方面，用文官担任枢密院长官，“以文驭武”；另一方面，大力提倡文治，扩大科举录取规模，提高文官和士人的地位。宋代的文官政治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成为宋朝政治的基本特色。

这套制度设计的成果是双面的。从积极方面看，它有效地预防了内部动乱——宋朝三百余年，从未发生过像安史之乱那样大规模的武将叛变，也从未出现严重的藩镇割据，中央集权得到巩固，国家统一和安定得到维护。从消极方面看，制度过于僵化，权力分割过细，各机构互相牵制，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助长了因循守旧的政治风气；官员数量庞大，形成严重的“冗官”问题，加重了财政负担。

二、北宋的边防压力与财政危机

宋初制度设计存在一个几乎无法调和的矛盾：内部稳定以牺牲军事效率为代价。北宋的军队数量空前庞大——实行募兵制，灾年招募流民入伍以防民变，结果兵员不断膨胀，形成了严重的“冗兵”。但由于“兵不识将，将不专兵”的更戍法，军队缺乏有效指挥和训练，战斗力低下。“冗官”“冗兵”加上对辽、西夏的大量“岁币”支出，共同构成了“冗费”。“三冗”叠加的结果是：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这就是“积贫”；军力不振、面对辽和西夏屡战屡败——这就是“积弱”。

在外交和军事方面，北宋始终面临着沉重的边防压力。北方的辽朝在北宋建立之前就已占领了燕云十六州这一战略要地。北宋两次北伐试图收复，均遭失败。1005年，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双方皇帝以兄弟相称，北宋每年向辽输送岁币，双方于边境设立榷场开展互市贸易。此后宋辽之间维持了长期和平，有利于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但岁币也成为北宋财政的一项持续负担。

西北的西夏元昊称帝后，多次进攻北宋，宋军屡战屡败。1044年双方达成庆历和议：元昊向宋称臣，宋每年给西夏钱物。北宋“以钱物换和平”的做法，一方面换取了边境的相对安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北宋政府贪图苟安、缺乏进取精神的问题——用金钱可以暂时安抚对手，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威胁。

三、王安石变法：一次勇敢但不成功的改革尝试

面对“积贫积弱”的困局，北宋并非没有进行过自救的努力。1069年，锐意改革的宋神宗起用王安石，推行了一场涉及面极广的变法运动。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思路是“理财”——以增加财政收入为中心，同时兼顾整顿军队、改善基层管理。主要措施包括：青苗法（政府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募役法（以钱代役）、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公平税负）、农田水利法、保甲法、将兵法等。这些措施涉及农业、商业、水利、赋税、基层管理、军事训练等多个领域。从理论上讲，王安石的思路是“开源”——通过发展生产和规范管理来增加国家收入，而非简单地加重百姓负担。

然而变法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新法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官吏借青苗法强制摊派贷款，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方田均税法触动了大地主和官僚的既得利益，遭到激烈反对；保甲法等军事改革由于制度惯性的原因难以根本扭转军队积弊。更关键的是，变法派与保守派之间形成了你死我活的党争，政策在“推进—受阻—再推进—再受阻”的反复中消耗着朝廷的政治能量。1085年神宗去世后，保守派上台，新法几乎全被废除。

从性质上说，王安石变法是一次地主阶级在不触动封建土地私有制前提下的自救性改革。它的时代局限在于：当时的社会矛盾——尤其是土地兼并问题——已经超出了改良措施所能解决的范围。正如邓广铭先生所言，“任凭王安石的新法如何发展下去，终归还是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