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讲 救亡图存与国家出路的探索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第13讲 救亡图存与国家出路的探索 一、课标研读与考情分析 课标要求 本讲对应的课程标准主要有两条。其一，认识列强侵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概述晚清时期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事迹，理解其性质和意义。其二，认识社会各阶级为挽救危局所作的努力及存在的局限性。 第12讲主要讲述列强侵略如何一步步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本讲则聚焦于中国社会各阶级面对危局如何探索救亡图存之路。两讲共同构成了“冲击—反应”的双重叙事——列强的侵略是“冲击”，中国人民的抗争与探索是“反应”。 考情概况与命题趋势 本讲是高考的绝对重点，选择题和材料解析题均大量考查。命题重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重大运动或事件的系统考查——“开眼看世界”、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都曾独立成题，考查其背景、主张、内容、评价和失败原因。其二，比较类题目层出不穷——比较《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比较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比较不同阶级救国方案的异同，这类题目对综合分析能力要求较高。其三，对“中体西用”这一核心命题的考查角度多样——从基本含义到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思想内涵的变化，不同人物对此态度的差异，再到辩证评价，几乎涵盖了这一概念在高考中的全部可能命题方向。其四，近年来对“学习西方的阶段性”——从器物到制度——考查较多，要求学生把握思想演变的脉络和逻辑。 从命题趋势看，“局限性分析”是一个突出方向。无论是太平天国、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高考命题常要求学生分析“为什么失败”，以此考查对中国近代社会特点和阶级局限性的认识。另一趋势是注重对具体史料的深层解读——史学方法的渗透带来对史料进行辨析（不同立场、不同叙述）的要求在不断增强。 复习本讲时要把握两条线索。第一条是时序线索——面对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先后登场，提出各自的救国方案。第二条是比较线索——不同阶级的方案有何异同，各自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在哪里，为什么都未能成功。 二、时空坐标：各阶级的救亡探索（1840—1901） （一）时间框架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面对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中国社会各阶级先后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救亡探索。鸦片战争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1851年，农民阶级发动太平天国运动，建立了与清政府对峙十余年的政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洋务派掀起洋务运动，力图以西方技术增强国力。甲午中日战争宣告洋务运动破产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戊戌变法，试图进行制度变革。19世纪末，农民阶级又以义和团运动进行了自发的反帝斗争。总体来看，探索逐步深入——从学习器物到尝试制度变革。 （二）空间与主体 这些探索运动在空间分布和主体动员上各有特点。太平天国起自广西，以南方各省为主要活动区域；洋务运动的重镇主要在沿海沿江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所在地；戊戌变法的核心在北京，宣传网络辐射全国主要城市；义和团运动起自山东，主要在直隶、京津一带活动。从主体来看，农民阶级是中国近代史上人数最多的革命力量，但由于阶级局限性，无法提出彻底的救国方案；地主阶级改革派（林则徐、魏源）和洋务派（曾、李、左、张）试图在维护旧制度的前提下“师夷长技”；资产阶级维新派虽然提出了制度变革的主张，但力量薄弱、基础狭窄。 （三）时代主题 这一时期的时代主题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救亡是压倒一切的主题——每一次探索运动都直接源于民族危机的刺激。启蒙是在救亡过程中不自觉地开启的——从“师夷长技”到“中体西用”到维新思潮，向西方学习逐步深入，近代思想启蒙逐步展开。 三、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的先声 鸦片战争后，少数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开始了解西方、认识世界。 代表人物与著作。 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期间组织编译西方书报，编成《四洲志》，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受林则徐嘱托，在《四洲志》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系统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和社会情况。魏源在该书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以抵抗西方侵略。1848年徐继畬出版《瀛寰志略》，除介绍世界各国风土人情外，对西方民主制度也进行了介绍，如介绍英国国会制度时指出“公会所（议会），分为爵房（上院）、乡绅房（下院），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勿论”。 以上知识分子的努力体现出新思想的萌发——冲破“天朝上国”思想藩篱和“闭关自守”禁锢，以新的眼光审视世界，首开“向西方学习”之风气。但“开眼看世界”存在明显的局限：作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制约性——主张学习西方仅限于“器物”层面，认识不到失败的根源在于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新的思想主张没有触及问题实质，也未能在当时付诸实施，社会影响有限。《海国图志》在中国的遭遇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状况——该书1842年刊印后在中国仅发行一千本，时人多讥讽其为歪理邪说；但传入日本后各阶层争相借阅，加印十余次。史籍编纂从校勘古籍转向研究本朝掌故、边疆地理和外国史地，也反映了时代对经世致用的呼唤。 四、太平天国运动：农民的理想与局限 背景与兴起。 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其根本原因在于腐败的封建统治和沉重的剥削导致阶级矛盾激化，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和社会危机。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发动起义，1853年定都天京（今南京），建立了与清政府对峙的政权。1856年天京事变后由盛转衰，1864年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 两大纲领的比较。 太平天国先后颁布了两部性质迥异的纲领。1853年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以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为核心，主张“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力图建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1859年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则是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主张兴办近代工矿交通事业、发展金融、改革刑罚等，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比较完备的资本主义建设方案。 两个纲领的不同命运深刻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天朝田亩制度》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否定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反映了农民追求平等的理想；但同时又具有空想性和落后性——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实行绝对平均主义严重脱离实际，追求小农经济也不符合社会发展方向。《资政新篇》具有鲜明的进步性——发展资本主义顺应了时代潮流；但其局限性同样明显——没有反映农民最迫切的土地愿望，缺乏实施的社会基础（当时中国尚未产生资产阶级）。前者由于空想性和落后性未能实行（太平天国在多数地区执行的是“照旧交粮纳税”），后者因缺乏社会条件根本没有实施。 运动的双重性及其评价。 太平天国运动的意义是深远的。它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势力，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它是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客观上，太平天国运动还导致了清朝权力结构的变化——在镇压过程中湘淮系官僚集团崛起，汉族督抚势力上升，中央权力下移。 但太平天国的失败同样是深刻的教训。根本原因在于农民阶级不是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不能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无法制止和克服领导集体自身腐败；利用迷信进行思想宣传和群众组织。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是直接原因。太平天国运动还严重破坏了江南地区的生产力，许多地区人口锐减，迟滞了这些省份的近代化进程，中国的内部动荡给外国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五、洋务运动：自强求富的尝试 背景与指导思想。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的窘境——内有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外有列强侵略。在镇压太平天国和与西方打交道的实践中，一批较为开明的满汉官僚认识到西方技术的优越，主张“师夷长技”。洋务运动在1860年代至1890年代持续了约三十年。中央代表是恭亲王奕䜣，地方代表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以中国封建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冯桂芬将其表述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物对“中体西用”的侧重有所不同：顽固派如刘锡鸿认为“西洋技巧文字，似不可纷纷讲求，致群骛于末，而忘治道之本”，从根本上排斥西学；郭嵩焘则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对洋务派的舍本逐末提出了批评，这一认识已初步超越中体西用框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更首倡“立宪法”“开议会”，明确突破了中体西用的局限。 主要内容。 洋务运动前期以“自强”为目标，创办军事工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均为官办。后期以“求富”为目标，创办民用工业——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煤矿等，多为“官督商办”（商人出资认股，官府委任官员督办）。同时建立了以北洋水师为代表的新式海军。在教育上，开办培养翻译和军事人才的学校并派遣留学生。 评价与失败原因。 洋务运动的积极意义应予以肯定。从地位看，洋务新政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生产技术，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尝试。经济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本国封建经济，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起到了某些抵制作用。军事和教育上，创办近代海军和培养新式人才也推动了近代化。 洋务运动的根本局限在于只是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和生产技术，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没有触动封建制度本身。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洋务运动的封建性——其目的是维护清朝封建统治，而非真正推动社会进步；官办、官督商办的企业管理制度混乱；在中央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顽固派极力阻挠；加之西方列强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富强，洋务运动对外国存在依赖性。抵抗外敌侵略的目的未能达到——“自强”“求富”的目标最终落了空，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六、戊戌变法：制度变革的尝试 背景与准备。 甲午中日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加深，与此相伴，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为变法提供了阶级基础。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也促使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决心通过变法挽救民族危亡。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将孔子塑造为托古改制、主张变革的先师，目的在于减少变法阻力，以和平改良的方式实现政治变革。维新派还通过创办报刊、兴办学堂、成立学会等方式宣传维新思想。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组织了联合各省举人的“公车上书”，拉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 变法内容与特点。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在维新派推动下颁布“明定国是”诏书，百日维新开始。变法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个领域，但范围广泛却未触及政治制度根本变革，仅局限于社会上层，依靠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变法失败，除京师大学堂外各项新政皆被废止。 评价与失败原因。 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积极意义明显。政治上，试图变封建君主专制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冲击了旧式官僚体制，揭开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序幕。经济上，提倡近代工业，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思想上，推动了新思想的传播，激发了民族意识和人民的觉醒。文化上，改革科举、废除八股、设立新式学堂促进了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 但变法最终失败。根本原因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封建守旧势力强大；维新派缺乏可靠的社会基础，没有严密的组织，把希望寄托在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甚至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如康广仁所叹：“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七、义和团运动：自发的反帝斗争 世纪之交，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日益加剧，西方势力深入中国乡村后引发一系列冲突，德国强占胶州湾更刺激了山东民众。 义和团运动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在山东、直隶等地兴起。这一口号集中体现了运动的双重性——“灭洋”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倾向，展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牺牲精神；“扶清”则反映了农民阶级对清政府的模糊认识和落后性。义和团运动存在明显的盲目排外行为（烧铁道、拔电杆），组织上也具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义和团被中外反动势力联手镇压。 义和团的历史意义在于：使外国列强认识到“瓜分一事，实属下策”——中国有如此强烈的民间反抗，任何直接瓜分统治都难以实现。英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也承认，“义和团运动虽无人才，无器械，一败涂地；然其始羽檄一张，四方响应，自今以后，此种精神必更深入人心，弥漫全国”。但义和团运动的阶级和时代局限也极其明显：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存在盲目排外行为，无法阻止中国滑向半殖民地的深渊。 八、总结：晚清时期各阶级的探索与局限 从1840年到1901年，面对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中国社会各阶级先后进行了救亡探索。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局限于认识层面未付诸实施。农民阶级发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前者是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后者是自发的反帝斗争——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但无法克服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地主阶级洋务派推动洋务运动，开启了早期现代化，但只学技术不学制度，未能实现“自强”“求富”。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戊戌变法，尝试从制度层面变革，揭开了政治民主化的序幕，但力量薄弱，变法仅仅一百零三天便被镇压。 以上探索均以失败告终，其共同的根本原因在于：无论是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改革派还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当时都无法承担起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危机。但是，这些探索每一次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历史进步：从“师夷长技”到“中体西用”再到政治制度变革，向西方学习逐步深入；从器物学习到制度探索，现代化进程在艰难中不断推进；从统治阶级内部少数人的觉醒到全社会的救亡高潮，民族意识逐步生长——这一切都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积蓄了经验，准备了条件。 九、核心概念辨析 中体西用。 清末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中学”是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是西方近代科技。以中学为根本，以西学为辅用。在当时具有冲破顽固派阻挠、引进西方技术的进步意义，但本质上是维护旧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有限变革。 官督商办。 洋务运动时期创办民用企业的主要方式。商人出资认股，清政府委任官员督办。这类企业享受减税、贷款、专利等特权，但实权掌握在官府委派官员手中，管理制度带有明显的封建衙门色彩。 《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 太平天国的前后两个纲领。前者以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为核心，追求绝对平均主义，具有革命性、空想性和落后性。后者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完备的资本主义建设方案，具有进步性，但未能反映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缺乏实施的社会基础。两部纲领都未曾真正实行。 实业救国。 19世纪末兴起的社会思潮。主张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救亡图存的主要途径，代表人物有张謇、范旭东等。这一思潮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具有爱国和进步意义，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法真正挽救民族危机。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