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讲 辽宋夏金元的经济与文化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第9讲 辽宋夏金元的经济与文化 一、课标研读与考情分析 课标要求 本讲对应的课程标准主要有三条。其一，了解辽宋夏金元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成就，认识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及其影响。其二，了解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新变化，认识理学兴起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和深远影响。其三，了解宋元时期科技成就及其世界意义。 第8讲侧重政治与制度，本讲则聚焦经济与文化两大维度。两者相辅相成——政治的稳定或变动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环境，经济的高度繁荣为文化辉煌奠定了物质基础，思想文化的演变又深刻影响着制度走向和社会风貌。 考情概况与命题趋势 辽宋夏金元的经济与文化是高考的高频考点，选择题和材料解析题均有大量涉及。命题重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商业发展是经济史的最高频考点。坊市制度的瓦解、纸币的出现（交子、会子、钞）、海外贸易的繁荣、榷场贸易、城市经济功能增强等知识点反复考查，命题角度往往要求通过具体商业现象来透视社会经济的深层变化。其二，经济重心南移是贯穿本讲的宏观线索——原因、过程、影响各环节都曾入题。其三，社会变化——门第观念淡化、租佃制普遍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相对松弛——是新教材增加的重要内容，近年已开始出现相关考题。其四，程朱理学是思想文化史的核心考点，尤其是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格物致知”等命题以及理学的历史影响。其五，宋元科技成就、文学艺术的世俗化趋向等偶有命题。 从命题趋势看，有两个方向值得关注。一是对经济与社会互动的考查——商品经济发展如何推动社会关系的变化、门第观念的淡化与科举制完善之间的关联。二是对文化世俗化、平民化的关注——宋词、话本、风俗画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兴起和文化消费的下移。 复习本讲时要把握三条主线。第一条是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及其对社会各层面的渗透。第二条是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及其多方面影响。第三条是儒学复兴——理学的形成、特点与历史评价。 二、时空坐标：经济重心转移与多元文化繁荣 （一）时间与经济格局 辽宋夏金元时期从907年唐朝灭亡开始，到1368年元朝灭亡结束，前后四百六十余年。在经济格局上，这是中国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完全转移到长江流域的关键时期。唐中叶以后南方经济实力开始超过北方，此后历经五代、北宋的发展，到南宋时南方经济已经全面领先，经济重心南移彻底完成。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政治重心在北方而经济重心在南方，形成了政治与经济重心分离的格局，大运河和海路漕运成为连接两大重心的生命线。 （二）空间与文化格局 文化格局也呈现出若干新特征。理学虽然兴起于北方（二程是洛阳人），但南宋时期在江南获得了最充分的发展（朱熹在福建讲学），此后理学北上，在元代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文学艺术的中心也进一步南移——宋词大家中南方人占压倒性多数，元曲的中心在大都（元杂剧）和杭州（南戏），南北文化各具特色又相互激荡。印刷术的普及使文化传播成本大幅降低，书院遍布南方各省，教育和学术的中心也随之南移。 三、经济发展与社会变化 （一）农业的进步 耕作制度的革新。 宋朝农业最显著的发展是一年两熟的稻麦复种制在南方相当普及。这种耕作制度将水稻和冬小麦在同一块土地上轮作——夏季种水稻、冬季种小麦，使土地的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了一倍左右。稻麦复种制的推广是宋代粮食产量大幅增长的技术基础，也是经济重心南移能够完成的物质条件。 经济结构的突破。 宋代农业的一个新现象是出现了固定种植某种经济作物的专业户——茶户（专门种植茶叶）、桑户（种植桑树养蚕）、药户（种植药材）、漆户（种植漆树）、蚕户（专业养蚕）等。这些农户不再主要从事粮食生产，而是面向市场种植经济价值更高的作物，再用出售所得购买粮食。这种专业化的生产方式对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形成了突破，反映了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显著提高。 边疆地区的开发。 在辽夏金元的统治下，边疆地区获得了进一步开发。元朝统一后，对边疆农业的发展尤为重视——朝廷频繁派遣内地各族人民进入牧区兴办屯田、发展工商业，促进了边区经济的改善。 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 宋朝的土地政策与前代有重大区别。汉唐时期，政府千方百计抑制土地兼并——实行限田令、均田制等——力图维持自耕农经济的主导地位。宋朝则开历史之先河，采取“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政策，对土地买卖和兼并基本不加干预。 这一政策转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源上，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土地私有制和自由买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现实——与其徒劳地去抑制，不如顺应趋势。税制上，两税法按田亩征税，不抑兼并不影响政府的赋税收入。商业上，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使得失地农民有更多谋生途径。社会流动性上，科举制使大量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得以上升，土地所有权的频繁转移使得限制兼并的行政管理成本过高。 不抑兼并的实质是统治者保护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稳定封建统治基础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顺应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要求，释放了土地私有的经济活力，促进了租佃制的普遍化，优化了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导致土地兼并更加激烈，大量自耕农失去土地沦为佃户，社会分化加剧，贫富差距拉大。当时民间有“千年田换八百主”之说，反映了土地流转之频繁和土地兼并对社会结构的深刻冲击。 租佃制的普遍化。 与不抑兼并政策相伴随的是租佃制在宋代的普遍化。租佃制早在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但直到宋代才成为仅次于自耕农经营的土地经营方式，是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在租佃制下，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只需向地主缴纳地租即可获得土地使用权，无需向国家缴纳土地税（但需缴纳人丁税和服徭役）。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契约来确定——签订土地租赁合同时，更多的是一种市场化的交易行为，而非超经济的人身强制。 租佃制下，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相比此前的部曲、奴婢有所减弱，佃农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学者指出，两宋时期，农民起义一般“只反地主不反朝廷”，宋朝始终没有形成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这与租佃制下社会矛盾的分散化转移有一定关系。国家对农民的直接剥削（赋役）变为了私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地租），农民对朝廷的直接不满相对减弱，生产关系的变化在客观上改变了社会矛盾的形态。 （二）手工业的成就 纺织业。 元朝以后，纺织机成为农耕家庭不可或缺的生产工具，男耕女织的家庭手工业生产模式更加普遍。棉花的种植在内地始于宋朝，在元朝得到大力推广。随着南北混一，棉布服用渐广，国家统一促进了棉布在全国范围内的流行。 制瓷业。 宋朝制瓷技术有重要改进，出现了五大名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各具特色，工艺精湛。元朝烧出了青花瓷和釉里红——青花瓷以钴料在白色瓷胎上绘制图案，罩以透明釉后一次烧成，色泽典雅；釉里红以铜红料绘制图案，烧制工艺更难、成品率更低。宋元时期，瓷器大量出口海外，成为继丝绸之后中华文明新的物质象征。从东南亚到东非沿海，各地考古发掘中都曾大量发现宋元时期的中国瓷器。 矿冶业与能源使用。 煤在宋代成为东京（开封）居民普遍使用的燃料，也提高了金属冶炼的产量和质量。煤炭的广泛应用是能源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用煤冶铁提高了炉温，使铁的质量更好、产量更大。 印刷业。 印刷业在宋代发展迅速，既推动了文化的普及，也带动了造纸业的发展。宋代政府重视出版事业，民间刻书也十分活跃，书籍种类繁多、印量巨大。印刷术的普及是宋代文化繁荣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 （三）商业的革命性变化 宋元商业的繁荣程度大大超过了唐代，在很多方面呈现出革命性的变化。 坊市制度的瓦解。 唐代实行严格的坊市分离制度——商业活动被限制在特定区域内，营业时间有严格限制，交易受到政府直接监管。到了宋代，这一制度走向瓦解。商业活动突破了空间的限制——商铺可以沿街开设，居民区和商业区不再严格隔离。也突破了时间的限制——早市、夜市日益普遍，商业活动不再受官府规定的时间约束，甚至出现了“自五鼓初甚至三更尽”的全天候经营。商业还突破了政府的直接监管——市场自主运行的程度大大提高。 基层市场的蓬勃兴起。 镇市、草市、虚（墟）市等面向普通民众的基层市场在宋代蓬勃发展。草市原是乡村的定期集市，发展到宋代已经有不少草市成长为常住人口众多的工商业集镇。集镇的兴起使商业网络从城市延伸到了乡村，商品交换的密度和广度都超过了前代。两宋时期，工商业者经营和定居的集镇发展起来，集镇逐渐有常住人口增长和行政机构设置。 边境贸易与榷场。 辽宋夏金各政权在交界地点设置了专门的互市市场，称为“榷场”。榷场贸易对各政权统治者来说，既控制了边境贸易、提供经济利益，也起到了安定边境的作用。榷场之外，民间私下的贸易也十分活跃。这种官方与民间并行的边境贸易，使各政权之间的经济联系即使在战争时期也没有完全中断。 货币的演变。 宋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北宋的交子和南宋的会子。纸币最初是作为铁钱和铜钱的代用券出现的，后来逐渐获得了部分法偿地位。元朝则将纸币作为单一流通货币来发行，称为“钞”，这是世界货币史上纸币首次在全国范围作为法定主币行使。纸币的出现说明商业规模已经发展到传统金属货币不足以支撑的程度——大规模、远距离的商业活动需要有更便捷、更低成本的流通媒介。但元末滥印纸钞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财政崩溃的历史教训，也提醒后人信用货币需要严格的发行纪律来约束。 契约的普遍应用。 唐宋以后，契约的应用更加广泛——土地买卖、典当、借贷、租佃、雇佣等各种涉及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事宜，当事人之间普遍订立契约。契约的普遍化反映了社会关系日益法律化、市场化的趋势。 （四）城市与交通 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 宋代的城市与唐代相比，最突出的变化就是经济功能大大增强。唐代城市以政治和军事功能为主，商业只是附属于政治中心的配套服务。宋代城市则成为区域的经济中心。北宋东京（开封）和南宋临安（杭州）人口都超过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城市中出现了勾栏、瓦舍等固定的商业和娱乐场所——这些场所说书人讲史、杂剧表演、各种曲艺杂耍应有尽有，热闹非凡。南宋临安城水路沿岸建有塌房数十所、房屋达数千间，房主将其出租给本地商户及外来客商存放货物，并征收保护和管理费用——已经有了现代仓储物流业的雏形。 海外贸易的繁荣。 宋元时期海外贸易极为繁荣。宋朝曾大量调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等港口城市收购的香药、犀角、象牙、苏木等热带物产，赴北方榷场与辽朝交易——这说明这些进口商品在宋朝有巨大的需求和消费市场，也反映出海外贸易与国内贸易已经连为一体。外贸税收成为宋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元朝时，泉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马可·波罗曾描述其繁荣景象。海陆丝绸之路并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空前活跃。 大运河与海运。 元朝定都大都后，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分离——北方需要大量南方物资供应。元朝在隋唐运河基础上“截弯取直”，形成了今天的南北大运河格局。同时大力发展海运——从江南沿海路运粮到大都，效率更高。海运的兴盛也带动了沿海港口城市的进一步繁荣。 （五）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 南移的过程。 中国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是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江南初步开发为南移奠定了基础。唐朝中叶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南方经济实力开始超过北方。北宋时期，国家财政已经明显依赖于南方——户口分布已经“南多北寡”。南宋时期，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一带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粮仓，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谚。到了元朝，全国大部分人口和税收都集中在江南，经济重心南移彻底完成。 南移的影响。 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交通贸易方面，南方沿海城市迅速发展，海上交通和运输有较大改善，促进了海上贸易的繁荣。人口分布方面，促使北方人民进一步南迁，南方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长。人才教育方面，南方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科举及第人数逐渐超过北方，河南、江苏两地科举状元人数的此消彼长就是直观的例证。城市发展方面，南方工商业城市不断增加，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生态环境方面，南方某些地区因过度开发遭到不同程度的生态破坏，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六）社会的变化 经济领域的深刻变动带来了社会关系领域的连锁反应。辽宋夏金元时期，社会出现了一系列有重要意义的新变化。 门第观念的淡化。 隋唐时期，士族阶层虽然已经走向衰落，但门第观念仍然十分流行——人们评价一个人时首先关注其出身和家族背景。到了宋代，科举制度更加强调公平竞争——糊名、誊录、殿试等制度保障使考试成绩成为决定能否入仕的关键，出身不再是最重要的因素。婚姻择偶标准也从重视门第转向重视政治、经济地位——不再像此前士族那样坚持“门当户对”的血统标准。这些变化说明，门第观念在宋代明显淡化，社会流动性有所增强。 社会成员身份趋于平等。 宋代贱民阶层数量显著减少；家庭服役的奴婢更多来自雇佣关系而非人身占有。租佃关系的发展中，地主与佃农之间通常签订契约，佃农在契约期满后可以自由迁徙。虽然佃农在经济上处于弱势，但法律上的人身依附关系比前代明显减弱。 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相对松弛。 宋代国家对社会生活的直接干预比前代有所减弱。土地买卖、典当基本不受官府干预——这与汉唐时期政府介入土地分配形成鲜明对比。对于百姓迁移住所、更换职业、日常生活的行为标准，政府的限制也更为松弛。国家控制的松弛一方面给了社会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活力，另一方面也使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的调节更多地依靠基层社会和宗族组织来进行。 四、思想文化的辉煌成就 （一）儒学的复兴：程朱理学的形成 理学兴起的背景。 理学是儒学在宋代的重大发展。其兴起有多方面的原因。从儒学自身的发展来看，汉代以来的经学传统日益僵化，拘泥于对字句的繁琐注解，难以回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社会影响也远不及佛教和道教。从北宋中期起，一批学者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力图重新阐释儒学的微言大义。从思想交融的角度来看，儒学在长期与佛教和道教的碰撞中吸收了不少佛道思想的成分——理学的宇宙论（无极、太极说）和心性论（静坐澄心、去人欲）都可以看到佛道影响的痕迹。从政治需要来看，统治者要求学者们重建封建伦理纲常以维护统治秩序。 理学的代表人物。 北宋的程颢、程颐（合称“二程”）是理学的重要奠基者，南宋的朱熹则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从南宋后期起，程朱理学受到官方尊崇，到元明清成为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 理学的基本内容。 宇宙观方面，理学认为“理”是宇宙的根本原则，万事万物都有其“理”，天地万物之理归于一理。人生观方面，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著名命题——并不是要消灭人的一切欲望，而是要通过道德修养克服过度的、不合理的欲望，使人的行为符合天理的要求，从而达到圣人的精神境界。认识论方面，理学主张“格物致知”——通过对万事万物的探究，达到对普遍天理的认识。强调日积月累、循序渐进，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穷理致知，这一认识论对后世读书人的学习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理学的基本特点是融合佛道、思辨化和哲学化——不再是就事论事的道德箴言，而是从宇宙论、心性论、认识论等层面为儒家伦理提供系统的哲学论证。同时理学日益走向世俗化和社会化——不仅是一种精深的学术思想，也通过《家礼》《小学》等通俗读物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理学的传播途径。 朱熹编订“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之做详尽的注释，编成《四书章句集注》。从元朝开始，《四书章句集注》被确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四书”的地位甚至高于“五经”。朱熹的《家礼》和《小学》成为家庭和幼童的行为规范。理学还通过乡约向百姓宣讲，通过书院讲学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宋代书院大量兴起——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成为理学传播的重要阵地。书院多与理学发展相结合，实行开放式教学和研究，教学注重启发引导，提倡切磋讨论，学术风气浓厚，推动了教育和学术的发展。 理学的历史影响。 程朱理学的历史影响是多方面的。从政治上看，理学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成为元明清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从教育和选官上看，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影响了此后近千年的教育内容和人才选拔标准。从塑造民族性格上看，理学重视主观意志力量，注重气节、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都体现了理学对士大夫精神的塑造。但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在后世的推行中也产生了明显的负面效应——用三纲五常维系封建专制制度，压抑、扼杀人的自然欲求和个性发展。 （二）文学艺术的世俗化 宋词：市民趣味的文学表达。 宋词是宋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词起源于唐代民间，最初是配合音乐演唱的歌词。到了宋代，词发展到了巅峰——出现了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和以柳永、李清照为代表的婉约派。宋词与唐诗显著不同：唐诗讲究格律严谨、意境阔大，多写边塞、山水、朝政、友情等题材；宋词则长短错落、音律婉转，更多抒发个人的细腻情感和日常生活体验，具有鲜明的世俗化倾向。 市民文学的兴起。 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适应市民文化需求的文学形式开始兴起。话本是说书人的底本，内容多取材于现实生活，描写市民社会的悲欢离合。杂剧和散曲是元代文学的代表——关汉卿《窦娥冤》、王实甫《西厢记》等元杂剧作品融合了音乐、舞蹈、念白等多种表演形式，是市民文学发展的高峰。 书画艺术的风格转变。 宋代文人画兴起——苏轼、米芾等文人画家强调绘画应当表达画家的意趣和品格，重在“写意”而非“写实”，与唐代绘画的“尚法”形成对比。风俗画也取得了很高成就——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细致描绘了东京汴梁的城市街景和市井生活，是研究宋代城市社会的珍贵图像资料。 （三）科技成就的世界贡献 三大发明的基本成熟与西传。 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虽然在此前已经出现，但在宋元时期基本成熟并产生了世界性影响。北宋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用胶泥制成单个字块，按内容排列印版，使用后可以拆散重复利用，比雕版印刷更灵活经济。火药在宋代被大量制造并用于军事——出现火枪、突火枪、震天雷等火药武器。指南针在宋代广泛应用于航海——将磁针装在刻度盘上制成罗经盘，使海上航行有了可靠的导航工具。 这些发明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印刷术传入欧洲后促进了书籍的大量生产和知识的广泛传播，推动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火药传入欧洲后推动了火药武器的发展，骑士阶层日渐衰落，封建城堡不再坚不可摧。指南针传入欧洲后使远洋航行成为可能，推动了大航海时代的到来。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火药、罗盘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 其他科技成就。 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记录了许多科技成就和他本人的科学观察，是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文献。元朝郭守敬编订的《授时历》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历法，测定一年为365.2425天，与实际回归年只差26秒，领先西方近四百年。元朝王祯的《农书》系统总结了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 海洋探索与技术。 宋元时期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有重大进步——海船载重量和抗沉性能提高，磁罗盘、实用航海图和天文定位技术被广泛应用。元代的海上活动范围比前代进一步扩大。 （四）少数民族的文字创制 辽代先后创制了契丹大字和小字。金代创制了女真文字。蒙古兴起后形成了畏兀体蒙古文（用回鹘文字母书写蒙古语）。忽必烈委派吐蕃僧人八思巴改制藏文字母，创造出一套拼音符号用于拼写蒙古语和汉语，这是汉语拼音化的最早尝试。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文字创制，既是民族文化自觉的表现，也是多民族文化共同繁荣的体现。 五、总结：辽宋夏金元时期的阶段特征 辽宋夏金元时期（907年—1368年）的总体特征是民族政权并立到国家统一，封建经济和中华传统文化高度繁荣。 政治上，由多民族政权并立走向元朝大一统。宋朝内部统治相对稳定但军力不振；各民族政权在制度建设上“因俗而治”，既学习汉族统治方式又保留本民族特色；元朝实现空前统一，行省制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多民族国家的整合。 经济上，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经济高度繁荣。坊市制度瓦解，纸币开始使用，海外贸易规模远超此前。经济重心南移彻底完成，封建生产方式向边疆扩展。社会发生新变化——门第观念淡化、社会成员身份趋于平等、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相对松弛。 文化上，儒学复兴，理学形成并受到官方尊崇，日益走向世俗化和思辨化。科技成就世界领先——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基本成熟并西传，影响深远。文学艺术随商品经济发展和市民阶层壮大而世俗性增强——宋词、话本、风俗画、元杂剧是典型代表。民族文化交融密切——各政权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中原文化，也都为中华文化的发展贡献了独特元素。 六、核心概念辨析 理学。 宋明时期的儒学哲学思想体系，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理学以儒学为主，吸收佛道思想，探讨宇宙本体、人性论、认识论等哲学问题。南宋朱熹是集大成者。理学注重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感，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格物致知”。从南宋后期起受到官方尊崇，成为元明清的统治思想。 租佃制。 佃农租种地主土地并向地主缴纳地租的制度。形成于战国，到宋代日益普遍化，成为仅次于自耕农经营的土地经营方式。租佃制下主佃双方订立契约，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比前代减弱，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促进了农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榷场。 辽宋西夏金各政权在交界地点设置的互市市场。榷场贸易对各政权而言既有经济功能——满足各地区的经济交流需要、提供财政收入——也有政治军事功能——控制边境贸易、安定边境。 不抑兼并。 宋代的基本土地政策。汉唐时期政府努力抑制土地兼并，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对土地买卖和兼并基本不加干预。这一政策顺应了土地私有制充分发展的趋势，释放了土地的经济活力，但也加剧了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 经济重心南移。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的长时段历史进程。魏晋南北朝江南初步开发，唐中叶以后南方经济开始超过北方，南宋时期重心南移彻底完成。“苏湖熟，天下足”是南移完成的重要标志。这一进程深刻影响了此后的南北关系、交通格局、人才分布等。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