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讲 隋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第6讲 隋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 一、课标研读与考情分析 课标要求 本讲对应的课程标准主要有三条。其一，通过了解隋唐时期封建社会的高度繁荣，认识隋唐时期的制度创新与变化。其二，了解隋唐时期民族交融和边疆治理的成就，认识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其三，认识这一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新成就。 本讲在知识体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近三百七十年的分裂和民族交融，中国历史在隋唐迎来了新的统一盛世。理解隋唐，既要向前看到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的坚实基础，也要向后看到对宋元明清的制度影响。 考情概况与命题趋势 隋唐时期是高考的绝对重点，选择题和材料解析题均有大量考查。命题重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制度创新是最高频考点。三省六部制、科举制、两税法是本讲三大核心制度，几乎每年都有涉及。考题往往要求分析制度的特点、影响，或进行纵横比较。其二，民族关系与边疆治理方面，唐朝开明的民族政策、羁縻府州制度、唐蕃关系等是近年命题的新增长点。其三，赋税制度的演变线索从租调制到租庸调制再到两税法，体现了赋税制度从“以人丁为主”向“以资产为主”的转变趋势。其四，隋朝统一和大运河、唐朝由盛转衰（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等也是常考点。 复习本讲时要把握三条主线。第一条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巩固——隋朝结束分裂、唐朝疆域空前辽阔。第二条是制度创新的体系性——三省六部制、科举制、两税法是本讲重点制度。第三条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教训——尤其是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对中央集权的冲击。 二、时空坐标：从统一到繁荣再到衰落 （一）隋朝的短暂统一 581年，杨坚代北周称帝，建立隋朝，定都长安。589年，隋灭南方的陈朝，结束了三国两晋南北朝近三百七十年的分裂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一统的实现。 隋文帝杨坚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政治上，确立三省六部制的雏形，加强中央集权；地方上，废除郡一级行政，改为州、县二级制。经济上，实行均田制，推行“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清查户口，增加国家编户。军事上，改革府兵制。文化上，提倡儒学，开设科举取士的初步制度。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兴建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三次征伐高丽。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南达余杭（今杭州）、北抵涿郡（今北京），全长两千余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大运河的开通对巩固统一、促进南北经济交流和运河沿岸城市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隋炀帝大兴土木、穷奢极欲、三次征伐辽东，使民力耗尽、生产遭到严重破坏。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部将杀死，隋朝灭亡。隋朝仅存在了三十八年，与秦朝有着惊人的相似——结束长期分裂、创立重要制度、因暴政速亡。 （二）唐朝的建立与盛世 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随后几年间，唐朝逐步消灭各地割据势力，统一全国。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626年—649年），吸取隋亡教训，轻徭薄赋、劝课农桑、戒奢从简，知人善任、虚怀纳谏。名臣魏征敢于犯颜直谏，房玄龄、杜如晦等贤相主持政务。这一时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恢复，史称“贞观之治”。 武则天当权期间，唐朝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她扩大科举取士规模，首创武举和殿试，为庶族地主进入仕途开辟了更宽的渠道。唐玄宗统治前期，选贤任能、改革吏治、大兴文治、发展生产，将唐朝推向全盛，史称“开元盛世”。杜甫诗句“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描绘了当时繁荣景象。 （三）唐朝由盛转衰 唐玄宗统治后期，沉湎享乐、怠于政事、任人唯亲，朝政日趋腐败。开元年间，随着疆域的扩展，边境形势日益紧张，唐玄宗在边境重地设置节度使，赋予其军事、财政、行政大权，逐渐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格局——边镇兵力雄厚，内地兵力空虚。 755年，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史称“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历时八年，虽然最终被平定，但其影响是深远的。经济上，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大量北方人口南迁，客观上促进了江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政治上，唐朝中央集权被大大削弱，参与平叛的许多将领拥兵自重，形成藩镇割据局面。民族关系上，边防空虚，吐蕃趁机占领河西、陇右地区，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受到严重削弱。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唐中后期，政治上面临三大问题。藩镇割据——部分节度使父子相继或由部下拥立，自任官吏、不服从中央政令。宦官专权——宦官逐渐掌握禁军、参与机要，甚至把持皇帝废立。朋党之争——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两大文官集团争斗长达四十年，消耗朝廷内部力量。三者交织，统治局面日益昏暗。 875年，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一度攻占长安，沉重打击了唐朝统治。907年，朱温废唐称帝，唐朝灭亡，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五代十国实质上是唐末藩镇割据的延续和扩大——黄河流域先后经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南方各地则出现吴越、南唐等九个政权加上山西的北汉，合称十国。 三、制度创新：三省六部制与中央集权体制的成熟 （一）三省六部制：中央行政体系的成熟定型 制度渊源与演变。 三省六部制是古代中央官制的成熟形态，其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秦朝和汉初实行三公九卿制，丞相拥有相对独立的决策权和行政权。汉武帝设立中朝，削弱了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权力。东汉光武帝将权力集中于尚书台。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台发展为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也逐渐独立，三省格局基本形成。隋文帝在此基础上正式确立三省六部制，唐代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这个演进过程的核心变化可以概括为两条线索：一是相权不断被分散和削弱、皇权不断加强；二是国家政务机构与皇家事务机构逐渐分离，政治制度走向成熟。 三省职能与运行机制。 唐代三省六部制下，中书省是决策机构，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令。门下省是审核机构，负责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令，认为不妥可以驳回，称为“封驳”。尚书省是执行机构，统领六部负责政务的具体实施。六部分工明确——吏部掌官员选任、考核，户部掌户籍、赋税、财政，礼部掌礼仪、祭祀、科举、外交，兵部掌武官选任和军务，刑部掌司法和刑狱，工部掌工程建设和水利。 三省之间形成分工协作又相互制衡的机制。中书省草拟的诏令须经门下省审核，门下省认为不妥可以驳回；门下省审核通过后，由尚书省负责执行。这一机制使相权被一分为三，有效避免了权臣独揽大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皇权形成制约——门下省的“封驳”权意味着皇帝的旨意如果不符合制度，也有被驳回的可能。唐代君主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开明专制”色彩，与这套制度提供的约束和制衡不无关系。当然，皇权的约束是有限的，皇帝毕竟拥有超越三省的实际权力。唐中宗时期，皇帝曾不经中书省和门下省自行封官，但心有所怯，装诏敕时不敢用标准格式，改用斜封，所书“敕”字也不敢用朱笔而改用墨笔，当时被称为“斜封墨敕”。这一细节反而说明三省体制对皇权确实构成了一定的制度约束。 政事堂与三省一体化趋势。 三省制运行中也存在效率问题——互相责难、互相推诿，容易影响决策和执行的效率。唐代设立了政事堂，作为宰相集体议政的场所。三省长官（中书令、门下侍中、尚书仆射）在政事堂共商国事，形成统一意见后再报皇帝批准执行。政事堂的设置提高了三省协作的效率，三省出现了一体化趋势。后来政事堂改称“中书门下”，实际上成为最高的决策执行一体化机构。 此外，唐代给予品级较低的官员以宰相同等身份参与政事堂会议，扩大宰相范围以进一步分化相权。玄宗时设置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专掌最机密的诏令起草，不经中书门下而直接向下传达，形成了“双轨辅政制”。这些安排实质上是通过增设机制来分化相权，加强皇权。 三省六部制的历史意义。 三省六部制体系完整、职责分明，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三省之间相互监督牵制，有利于加强君主专制（皇权），但也保留了一定的制约空间。六部专掌国家政务，与秦汉九卿相比，皇家事务与国家事务进一步分离，标志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成熟。此后历朝中央官制虽有调整（如宋代设参知政事、明代废丞相设内阁），但六部体制一直沿用到清末。 （二）科举制：选官制度的革命性变革 产生的背景与确立过程。 科举制是在世家大族衰落、庶族地主力量上升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魏晋南北朝以来，随着士族阶层的腐朽和战乱的冲击，门阀士族势力逐渐衰落；与此同时，寒门庶族地主的经济实力和政治意识不断增强，他们强烈要求打破士族对仕途的垄断。从制度本身看，九品中正制已经严重偏离了选拔人才的本旨，沦为维护门阀利益的工具，无法继续实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也是推动科举制产生的重要因素——将选官权从地方士族手中收归中央，是强化皇权的题中之义。 科举制从产生到定型经历了由隋到唐的过程。隋文帝时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隋炀帝时设立进士科，以考试策问（政论文章）取士，这被视为科举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唐朝进一步完善和扩大。唐太宗增加了考试科目，以进士和明经两科为主。武则天扩大了科举取士的人数，首创武举（选拔武将）和殿试（皇帝亲自主持考试）。唐玄宗时规定由礼部侍郎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的规格和地位。 科举制的运行方式与特点。 唐代科举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种。常科是每年定期举行的考试，主要科目有进士科（考诗赋和策论）和明经科（考儒家经典记诵）。制科是皇帝下诏临时设立的考试，选拔特殊人才。考试层层选拔——地方州县选拔后推荐到中央参加省试，省试及格后还要经过吏部的关试才能授官。唐代科举考试还不实行糊名制度，考官可以看到考生的姓名和籍贯。因此考生在考试前往往通过“行卷”（向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投献自己的诗文作品）来展示才华、博取声誉，这种现象称为“公荐”或“通榜”。这意味着唐代科举并非纯粹“以考试成绩论高下”，社会声望和人脉关系仍然对考试结果有重要影响。 科举制的历史影响。 科举制的积极影响是深远的。打破了世家大族对仕途的垄断，有利于社会阶层的流动——出身社会中下层的读书人通过相对公平的考试参与政权。扩大了统治基础，将更多社会力量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来。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读书人通过科举成为官吏，整体上提升了官僚队伍的文化水平和行政能力。将选官权收归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促进社会重学风气的形成，“学而优则仕”成为普遍的社会价值追求。对西方近代文官考试制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科举制的消极影响同样值得认识。考试内容以儒家经义为主，本质上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到明清时期科举制僵化，实行八股取士，严重禁锢了思想、扼杀了创造性，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偏重才能和文采，对品德的考察相对不足。科举推动了“官本位”社会观念的形成——读书做官被视为最高的人生价值。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唐代选官制度并非只有科举一途。据学者研究，唐代统治阶级中，士族仍占66.2%，小姓占12.3%，寒素仅占21.5%。这说明虽然科举制已经建立并运行，但门阀士族的社会影响力依然强大，恩荫（因父祖官位而获得官职）、军功、举荐等途径仍占重要比重。科举制在社会选官体系中地位的真正大幅提升，要到宋代才完成。 （三）赋税制度：从“以人丁为本”到“以资产为本” 赋税制度的演变是本讲的另一条重要线索。唐代的赋税制度经历了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的重大变革，反映了中国古代赋税制度从“以人丁为主”向“以资产为主”转变的历史趋势。 租庸调制：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赋税体系。 唐朝建立初期，沿袭并发展了隋朝的赋税制度，实行租庸调制。这一制度的基本内容是：租——每丁每年纳粟二石；调——每丁每年纳绢二丈、绵三两（或纳布、麻）；庸——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不服役者可以纳绢或布代役，称为“庸”。 租庸调制以均田制为基础。均田制下，国家按丁口授予农民土地（露田和桑田），受田农民则相应承担赋役义务。租庸调制的课税对象是田（土地）、户（家庭）、身（劳动力）三者并重，其中以“丁”（劳动力）为最基本的课税单位——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 以庸代役是租庸调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在隋朝的租调役制度下，徭役是直接征发的，农民必须亲自服役。租庸调制则允许以实物或货币代役，使农民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可以保证有较充分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政府的赋税收入也有了较为稳定的保障。但另一方面，这一制度建立在比较严格的户籍管理和人身控制基础上——国家需要确切掌握每户丁口的信息，才能征税和派役，因此政府对人丁的控制相对较强。 两税法：赋税制度的重大变革。 唐朝中期以后，土地买卖和兼并之风日益盛行，均田制逐渐遭到破坏。国家掌握的可分配土地越来越少，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或地主的佃户，但仍要被按丁口征税。与此同时，大地主大量隐占土地和人口，逃避赋税。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口大量流失，政府的赋税基础进一步萎缩，财政陷入困境。 780年，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推行两税法。两税法的核心内容是：以国家财政支出确定赋税总额（即“量出制入”），然后将总额分解到各地；按田亩征收地税，按人丁征收户税；分夏、秋两次征收。与租庸调制相比，两税法在多个方面实现了重大变化。课税标准从以人丁为主转向以资产（田亩）为主，更加符合土地占有不均衡的社会现实；课税对象从只针对编户农民扩大到不分主客、商人也要纳税；纳税时间统一为夏秋两季，简化了征收程序；以货币为主要征收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租庸调制与两税法的比较。 从课税标准看，租庸调制以人丁为主要标准，两税法以田亩（资产）为主要标准——这意味着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从课税项目看，租庸调制项目繁多——租、调、庸各自独立征收；两税法将各项合并，简化了税收名目。从课税对象看，租庸调制主要针对均田制下的受田农民，两税法扩大到所有有产者包括商人。从纳税期限看，租庸调制的征敛有时有明确的时间要求，两税法则统一分夏秋两季征收，简化了税收时间。从财政原则看，两税法首次提出“量出制入”的原则——先确定财政支出需要，再据此确定赋税总额。 两税法的历史意义与局限。 两税法的积极意义在于：简化税收名目，有利于减轻纳税人的负担、缓和社会矛盾；扩大收税对象，有利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减轻了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以货币征税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但两税法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并未遏制土地兼并的趋势——唐朝后期土地兼并反而愈演愈烈，大地主隐瞒财产转嫁赋税的现象增多；政府为保证财政收入又不断增加新税种，使百姓负担更加沉重，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 从更长时段来看，两税法的实施意味着国家开始承认均田制瓦解和土地私有制充分发展这一社会现实，转而采用适应新形势的征税方式。此后宋元明清各代，赋税制度的具体形式虽有变化，但“以资产为宗、分等征收”的基本方向延续了下来。 户籍与基层管理。 隋朝建立后大力整顿户籍，实行“大索貌阅”——州县官员根据户籍登记的年龄，逐一核对个人的体貌特征，重新核定户籍，防止隐瞒丁口；同时实行“输籍定样”——制定户等和纳税标准，从轻定税额，吸引被世家大族隐瞒的佃客脱离荫庇，成为国家编户。这两项措施增加了政府控制的编户数量，削弱了豪强世族的势力。唐朝沿袭隋制，管理制度更加严整，户籍三年一造。基层实行乡里制度——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城内设坊、郊外设村，设里正、坊正、村正管理；同时建立邻保制度——四家为邻、五邻为保，相互监督。 四、民族关系与边疆治理 隋唐是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发展的重要阶段。隋唐统治者以开明宽容的态度处理民族关系，在边疆地区采取灵活多样的治理方式，使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空前辽阔、民族联系更加密切。 （一）隋朝的民族关系 隋朝结束了南北朝的对峙，开始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经营。在岭南地区，589年册封百越首领冼夫人为谯国夫人，为稳定岭南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对台湾地区（当时称流求）的联系上，隋朝曾三次派人到达。在边疆管理上，隋朝主要推行郡县制，但往往以边疆民族的豪酋大姓担任郡守、县令，这种以当地首领管理当地事务的做法，为唐代羁縻府州制度提供了先例。 （二）唐朝开明的民族政策 唐朝统治者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产物——李氏家族具有鲜卑血统。这一背景使得唐朝在民族政策上较少保守和偏见，表现出空前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在中央机构设置上，隋唐时期由尚书省礼部和鸿胪寺负责管理民族事务和对外交往。在边疆管理机构上，唐朝设置了大都护府、都督府和羁縻州。大都护府（如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是边疆最高管理机构，职责是“抚慰诸藩，辑宁外寇”；都督府主要负责地方军政事务；羁縻州则是唐朝管理边疆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行政区划——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都督、刺史，由其按传统的管理方式治理本族人民，受都护府管辖，统一于中央政府，赋税标准也相对较轻。羁縻府州的设置意味着唐朝对边疆地区实行间接统治——不像内地州县那样直接管理，而是通过任命当地首领来实现对辽阔边疆的有效管控。 唐朝处理民族关系的方式丰富多样：设置机构进行行政管理；实行册封制度册封当地首领；通过和亲政策巩固友好关系；在必要时采用武力征服以维护边疆安全；与周边政权会盟通好；广泛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唐朝民族政策的总体特点是开明、灵活、多样。 （三）与主要少数民族的关系 突厥方面。贞观初年，唐军灭亡东突厥汗国。此后唐朝对突厥采取优待政策——安置其部众于边境地区，任用突厥贵族为将领。草原各族共同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这一称号兼具汉族皇帝和草原盟主的双重身份，体现了唐太宗作为各族公认的天下共主的地位。唐高宗时联合回纥消灭西突厥，随后为加强对西域的管理，先后设置了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今新疆库车）和北庭都护府（治所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统辖天山南北。 吐蕃（藏族祖先）方面。7世纪前期，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向唐朝求婚。唐太宗将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医药和儒家典籍，促进了汉藏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8世纪，唐中宗将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9世纪前期，吐蕃与唐朝会盟，在拉萨立“唐蕃会盟碑”（又称“甥舅和盟碑”），碑文体现了双方“社稷如一”的情谊，唐蕃基本停止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回纥方面。回纥（后改称回鹘）是唐代北方重要的少数民族，与唐朝长期保持友好关系。唐玄宗册封其首领为怀仁可汗。安史之乱期间，回纥两次出兵协助唐朝平叛。回鹘灭亡后，其部众大部分西迁，成为今天维吾尔族的祖先之一。 靺鞨方面。生活在东北地区的靺鞨族粟末部首领大祚荣建立政权，唐玄宗封其为渤海郡王。渤海国全面学习唐朝制度，文化繁荣，被誉为“海东盛国”。 南诏方面。在云南地区，唐朝支持南诏统一六诏，南诏国王多次接受唐朝加封，多次派遣子弟到长安学习。 安史之乱是唐朝民族关系和边疆格局的重要转折点。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大衰，边防空虚，吐蕃趁机占领了河西、陇右广大地区，唐朝在西域的统治也受到严重削弱。 五、隋唐时期的文化繁荣 （一）佛教与道教的兴盛 隋唐时期，佛教进入鼎盛阶段。佛教宗派众多——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唯识宗）、禅宗等竞相发展。其中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最典型代表——它将印度佛教的繁复教义与中国文化的实践理性相结合，主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慧能大师的《坛经》是中国僧人著作中唯一被称为“经”的作品。唐朝高僧玄奘西行天竺取经十七年，带回大量佛经，在长安组织翻译佛经，撰写了记录西域和南亚各国地理风情的《大唐西域记》。鉴真六次东渡后成功抵达日本，传播佛教戒律和中国文化。 道教在唐代受到特别尊崇。唐朝皇帝姓李，奉道家创始人老子（李耳）为始祖，将道教置于诸教之首。道教经典、仪式、组织体系进一步完备。 （二）儒学的发展 儒学在唐代虽然不像汉代那样拥有独尊地位，但也获得了重要发展。太宗命孔颖达等人编定《五经正义》，统一了对儒家经典的官方解释，成为此后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中唐时期，韩愈大力倡导复兴儒学，主张排斥佛教和道教、恢复儒家道统。柳宗元等人则从不同方向对儒学进行了探索。这些努力为宋代儒学的复兴和理学的形成做了思想准备。 （三）文学艺术的辉煌成就 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初唐有王勃、杨炯等“初唐四杰”改革诗风；盛唐有李白（浪漫主义诗人、“诗仙”）、杜甫（现实主义诗人、“诗圣”）双峰并峙，还有孟浩然、王维等山水田园诗派；中唐有白居易（新乐府运动）、元稹等；晚唐有杜牧、李商隐等。清人所编《全唐诗》收录近五万首诗歌，涉及两千多位诗人。 唐代书法艺术成就斐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楷书大家各有独特风格，对后世影响极深。张旭、怀素的草书奔放潇洒，被称为“颠张醉素”。 绘画方面，吴道子被尊为“画圣”，擅长人物画，笔势圆转飘逸。山水画、仕女画等画科都有长足发展。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场面宏大、色彩绚丽。 （四）科技成就 隋唐科技成就瞩目。雕版印刷术在唐朝已经出现，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术。火药在唐代已有确切记载，炼丹家对硫黄、硝石和木炭混合后的爆炸性质已有认识。天文学方面，僧一行组织实测了子午线长度，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实测子午线。医学方面，孙思邈著《千金方》，被后世尊为“药王”；唐高宗时编成《唐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由国家颁行的药典。建筑方面，隋朝工匠李春设计修建的赵州桥（安济桥）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单孔敞肩石拱桥。 （五）中外文化交流 唐代首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都市，汇集了来自中亚、西亚、南亚、东亚各国的使节、商人、僧侣和留学生。日本先后派出十九批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全面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法律、文字、建筑、艺术等各方面文化。朝鲜半岛的新罗也大量派遣留学生入唐学习，唐朝文化对新罗产生了深远影响。从长安出发，经中亚通往西亚和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以及从广州、泉州出发通往东南亚、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都十分繁荣。各国商人云集长安西市和广州等地，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源源不断输往世界，外国的香料、珠宝、药材也大量进入中国。 六、总结：隋唐时期的阶段特征 隋唐时期的总体特征是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繁荣与发展，中国古代文明达到一个高峰。 政治上，隋朝结束长期分裂实现重新统一，唐朝将统一多民族国家推向鼎盛。三省六部制标志着中央行政制度的成熟，科举制开创了中国选官制度的新纪元，两税法反映了赋税制度的重大变革。唐朝中后期，由于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等问题，中央集权由盛转衰。 经济上，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保障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隋唐商品经济繁荣，长安、洛阳成为国际性大都市。安史之乱后均田制瓦解，两税法成为主要赋税制度。大运河的开通沟通了南北经济，江南经济在唐代获得进一步开发。 民族关系上，唐朝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通过设置都护府和羁縻府州、和亲、册封、会盟等多种方式管理边疆，促进民族交融。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体现了唐朝皇帝作为各族公认天下共主的地位。 文化上，隋唐文化空前繁荣开放——唐诗、书法、绘画、雕塑都达到极高成就；佛教中国化完成，禅宗影响深远；儒学统一了官方标准解释，为宋代理学做了准备；科技多个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中外文化交流规模空前。 隋唐是继秦汉之后的又一个大一统盛世，但不同于秦汉的是：经过魏晋南北朝长达近四百年的民族大交融，隋唐的民族构成更加多元、文化心态更加开放包容。秦汉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制度框架，隋唐则使这一框架更加成熟完善，并赋予了它更加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 七、核心概念辨析 三省六部制。 隋唐中央官制。中书省掌决策、草拟诏令，门下省掌审核封驳，尚书省掌行政执行。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各项政务。三省之间既分工协作又相互制衡，标志着中国古代中央行政制度的成熟。三省六部制下国家政务与皇家事务进一步分离，提高了行政效率，加强了君主集权。 科举制。 隋唐时期创立的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隋炀帝时始建进士科，唐代进一步完善。以考试成绩（才学）为选拔标准，打破了世家大族对仕途的垄断，有利于社会阶层流动和扩大统治基础，提高了官员文化素质，加强了中央集权。宋以后进一步发展，明清实行八股取士，科举制走向僵化，1905年被废除。 两税法。 780年唐德宗时由宰相杨炎建议推行的赋税制度。以国家财政支出确定赋税总额，按田亩征收地税、按人丁征收户税，分夏秋两季征收。课税标准从以人丁为主转向以资产（田亩）为主，减轻了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简化了税收名目，扩大了收税对象，是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重大变革。 藩镇割据。 唐代中后期出现的节度使割据一方的局面。节度使总揽辖区内军、政、财大权，各藩镇拥兵自重，自任官吏，不服从中央政令。藩镇割据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导致战乱频繁，对国家统一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这一局面延续到五代十国，至北宋初年解除藩镇兵权方告结束。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