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课 辽夏金元的统治（教材深挖）讲义--2025-2026学年高一上学期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

第10课 辽夏金元的统治（教材深挖） 一、“因俗而治”的辽朝：从制度条文到草原都城的兼容并蓄 教材指出辽朝实行“蕃汉分治”，中央设置南、北面官，“南面官负责以汉人为主的农耕民族事务，北面官负责契丹等游牧民族事务”。这一制度常被概括为“因俗而治”——不同的人群用不同的方式来管理。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让我们得以从制度条文走向制度实践，具体地观察这套双轨体制如何在广袤的辽朝疆域中落地生根。 辽上京的布局密码：兼容并蓄的都城规划 2025年10月，辽上京考古队公布了最新发掘成果：经过5个多月的精细化发掘，在辽上京遗址皇城内西南部新发现并确认了4组大型院落遗址。这些遗址规模宏大，考古工作为研究辽上京的城址布局和时代沿革提供了更丰富的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汪盈介绍，根据《辽史》记载，辽上京皇城西南部区域建有临潢府、临潢县等类似衙署以及孔庙、国子监等礼制建筑，另外还有皇家的寺院道观等多座辽代重要建筑，此次发掘为确定这些建筑的性质和功能提供了重要线索。 此次发现的4组院落中，有1组为南向布局，另外3组为东向布局。这一发现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南向院落延续了中原礼制建筑的典型范式，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中“面南而治”传统的体现；东向院落则呼应了契丹族“尚东”的传统与太阳崇拜习俗。汪盈指出：“院落朝向的多元特征，恰好印证了辽上京兼容并蓄的建筑规划理念，东向布局呼应契丹族‘尚东’的传统与太阳崇拜习俗，而南向院落则延续了中原礼制建筑的典型范式，两种布局在同一区域并存，直观展现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深度交融。” 此前多年的持续考古工作已经确定了辽上京“日”字形双城格局：北部皇城为契丹皇帝与贵族居所，南部汉城则聚居着商人和各国使臣等。皇城本身又采用了“回”字形宫城环套格局——这种格局效仿了中原“皇权至上”的都城规划理念，而全城明确的东向轴线又彰显了草原特色。汪盈指出，这种“因俗而治”的规划设计，既保留游牧民族的生活传统，又吸纳中原的治理智慧。 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发掘还发现皇城内几乎所有遗址均存在辽金两代叠压营建痕迹，反映在辽亡后这些建筑仍被金代沿用改造，“为研究北方民族政权更迭后的城市延续性提供关键样本”。辽上京不是一座被废弃的旧都，而是在政权更替后继续被金朝使用的活的城市——这意味着金朝在占领辽朝故地后，并非全盘否定前朝的制度遗产，而是有选择地继承和改造了那些行之有效的城市治理模式。 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是契丹族于公元918年建立的辽代都城遗址，也是我国游牧民族在北方草原地区建立的第一座都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董新林总结道：“辽上京遗址的每一项新发现，都在丰富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内涵。从‘日’字形双城到多元朝向的院落，从制度创新到文化互鉴，这座草原都城的演进轨迹，正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缩影。” 官印作为双重编码：制度化表达中的文化身份 辽上京的都城规划提供了理解“因俗而治”的空间维度的物质证据，而辽代官印的用字选择则将这种双轨制度嵌入到更为微观的身份表达层面。辽代官印展示了复杂的身份认同，它们同时使用中原汉文九叠篆和契丹大字或契丹小字两种官方文字。一件“安州绫锦院记”官印，汉文印背刻有契丹大字“纟”与“木”结合而成的字体。这种双语铭文并非偶然的异族装饰，而是制度层面的“双重编码”——汉字篆书作为一种面向中原官僚体系和汉人精英的合法性符号，契丹文字则是向本民族统治阶层宣示主体性的政治语言。两种文字同时出现在一枚官印上，意味着持有这枚官印的官员同时面对两种治理传统，需要在汉制和契丹制之间随时切换。 从“二元”的简单想象到政区双轨制的复杂图景 辽朝的制度设计远比“北面官管契丹、南面官管汉人”的简单二分更为复杂。有研究者系统梳理了辽朝的政区双轨制：辽政权建立后，对国家所属各类力量的管理采用复式体制。一方面，宫卫（斡鲁朵）作为皇帝直属力量，与政府所属力量（部族、州县）分治；另一方面，在辽朝政治制度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南、北面分治体制，以契丹人掌握军国大权，汉人主管行政事务，“即所谓以契丹人主导为基础的二元制。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以夷狄之俗嫁接中原制度，体现出胡汉杂糅的特征”。 在政区层面，双轨制表现为中原传统模式的州县制政区和具有北部边疆民族特色的部族制政区在辽朝的统一管辖下同时推行。“在南面制度下，道（五京）辖有节镇，节镇下辖州，州辖县；在北面制度下，北枢密院管理各部族。此外，还有隶宫州县，即名义上属于斡鲁朵的皇帝私有的州、县；隶属贵族、大臣的头下州军；人口主要为俘户的州。” 从整体空间格局上看，辽朝的州县制和部族制存在显著的地理分布差异。最南部的南京道和西京道基本是以汉族为主的农业地区，以州县制政区为主；位于南京道以北的中京道以及东京道基本是汉族与其他民族交错居住的半农半牧（渔猎）地区，州县制与部族制并行设置；处于北部边疆地区的上京道主要是游牧、渔猎民族的活动区域，间有少量汉族或其他民族的农业区，因此以部族制政区为主，兼置州县。这种空间格局的背后有深刻的经济地理逻辑：辽朝采用南北面官制度下的区划模式，“主要考虑到自然环境差异下的经济模式与民族空间分布的差异”——不同的生态环境支撑着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农耕、游牧、渔猎），而不同的生产方式又对应着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需求。 辽朝的“因俗而治”达到了“因俗而治，得其宜矣”的效果，这种制度创新并非简单的权宜之计，而是“深刻体现了辽朝统治者的政治智慧”，为各民族文化的共生共荣创造了制度条件。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从游牧行国到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辽代统治者的治理模式创新与政区建制的实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辽朝之后，金、元乃至清朝的多民族治理实践，都能看到这种“因俗而治”思路的延续和演变。 二、从制度模仿到认同建构：西夏与金的文明跃迁 西夏陵：党项文化身份的多层次表达 西夏是辽宋夏金时期唯一缺乏完整正史传世的王朝，其制度和文化研究长期受到文献匮乏的制约。2025年，西夏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年发表的一系列考古研究成果从多重维度为破解西夏历史密码提供了新路径。宁夏大学陈育宁教授指出，西夏陵是11—13世纪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皇家陵园，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作为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西夏时期考古遗存，其陵寝制度承袭唐宋规制，建筑形制遵循中原传统，同时融合佛教艺术与党项民族文化，体现了多民族文化交融。西夏陵不仅是西夏王朝的历史见证，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证”。 西夏陵现存9座帝陵及271座陪葬墓，以独特的陵寝形制有机融合了党项民族传统、佛教文化元素与宋代陵墓制度特点，被称为“东方金字塔”。由于传统的史学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文字史料展开的，西夏陵作为比较完整地保留至今的重要历史遗存却鲜有原始文献记载，“如何更好地讲述西夏陵的故事，成为摆在历史学家面前的一个问题”。 近年来一种被称为“数理考古”的新方法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创新思路。这种方法以“数据”为史料，利用数学建模手段通过复原古人的设计蓝图来开展大遗址遗存研究。其学理基础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古人的理性世界，基本上都是根据某种理念设计出来的，这种与文明构建密切相关的设计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大型礼制建筑的设计蓝图中。” 西夏三号陵是西夏陵中占地最大且保护最好的一座，考古专家推测其为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泰陵”。三号陵最大的两个特点是：陵城为矩形，中轴线与正南北夹角大约30°；墓道（椁室与献殿连线）与陵城中轴线有大约5°的夹角。在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可依凭的情况下，研究人员“根据三号陵遗址的数据采集，尝试复原其设计蓝图”。 研究发现，三号陵的设计蓝图中蕴含了地平式日晷的因素——即通过大遗址中一些特殊的点可以指向特殊季节太阳出入的方位。具体而言，献殿与陵城东北角的连线与东墙的夹角为30.6°，按照三号陵所在的地理纬度和建造时的黄赤大距，可推算出冬夏至日出日落的太阳方位角为30.7°，与陵城朝向高度吻合。献殿看向陵城西北角方向即为夏至日落方向；献殿看向中轴线左右方向分别为冬至日落和夏至日出方向。这样，“将西夏三号陵的数学模型完整地构建起来”——三号陵的方位是依据地平式日晷原理设计的。这种设计理念既传承了中原传统礼制建筑对天体运行的关注，也是党项民族“天崇拜”的延伸，唐宋陵寝规制的基因与党项文化的灵魂在此融为一体。 金代官印：军事制度在帝国疆域中的真实分布 金朝入主中原后推行的猛安谋克制度，是教材重点讲述的内容。近年来的官印研究和城址考古，为理解这一制度在帝国疆域中的真实分布提供了更精确的证据。 “曷苏昆山谋克之印”是一个经典的案例。该官印于1987年在黑龙江北安市城郊乡长青村出土，铜质正方形，边长6.1厘米，印面阳文九叠篆书“曷苏昆山谋克之印”，侧部刻“系蒲与猛安下”“曷苏昆山谋克之印”，背部刻“少府监造”“大定十年七月”。该印铸于1170年，由金中央少府监颁发，属蒲与路猛安所辖谋克官印。据研究，“曷苏昆”为契丹语“曷术”的同音异写，意为“铁”，“曷苏昆山”即铁山，位于今黑龙江省铁力县境内，曷苏昆山谋克之地是蒲与路的东界。此印的发现意义深远：它实物印证了《金史》关于蒲与路北境火鲁火疃谋克地为边的记载，为金代东北边疆的军政建制研究提供了重要物证。 这方官印之所以值得深挖，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金朝的猛安谋克组织不仅是军事组织，还是地方行政组织和户籍管理制度，其分布遍及从东北边疆腹地到华北平原的广阔地带。曷苏昆山谋克位于蒲与路的东界——即金朝东北边疆的边缘地带——中央少府监统一铸造的官印能够颁发到这个遥远的位置，说明帝国的行政触角确实延伸到了版图的每一个角落。 嘎呀河古城则提供了猛安谋克制度在基层聚落层面的实物证据。嘎呀河古城位于吉林省舒兰市，始建于辽代，属于中型古城，金代加以沿用。这种中型古城“多为辽代的军事据点或金代的谋克村，是研究辽、金两代城池建筑和金代女真人谋克村寨居处的实物例证”。据金大定二十四年统计，金共有猛安202个、谋克1878个。金初统治者不仅将女真人编入猛安谋克，而且还将汉人及其他族人编入，直到金熙宗皇统五年（1145年）猛安谋克才成为女真人的专有组织，他们的“居址处皆不在州县，筑寨处村落间”。 金代猛安谋克官印已公布超过900方，尚有大量未公布者，在历代官印中数量居首。猛安谋克印是金代特有的官印，其庞大的存世量恰恰说明了这一制度在金朝行政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它不是一套临时性的军事编制，而是覆盖全国、持续运行了一个多世纪的基本行政管理框架。 金中都：女真王朝的汉化都城实践 金朝的制度汉化进程，在都城建设上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1153年金迁都燕京改名为中都，是女真王朝从“塞北帝国”向“中原王朝”转型的关键一步。2020年以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金中都外城东开阳坊区域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勘探和发掘，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金中都遗址位于北京西城区和丰台区一带，此次发掘面积达1.7万平方米，发现了早、晚两期建筑组群。根据地理位置、地层关系、建筑规制和出土遗物分析，早期建筑组群基址时代约为辽至金大定年间，晚期建筑组群基址时代约为金大定年间至金末元初。这是目前金中都考古发现的最大的“官式建筑组群”，其中部分建筑组群初步推断为皇家寺院。 出土文物极为丰富，包括玉册、仿铜瓷礼器、龙纹瓦当、云凤纹瓦当、琉璃瓦件、铜印、宗教塑像等，还有钧窑、磁州窑等窑口的瓷器以及大量铜器和铜材，反映了金中都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和社会生活状态。根据文献记载，辽南京开阳门外曾有义井精舍，金大定年间赐额“大觉寺”，内设御容殿兼具储存皇家档案和祭祀用品功能，此次发现的晚期建筑组群推测是金代皇家寺院大觉寺的组成部分。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长郭京宁表示，这两期建筑组群的发现“为了解金中都的里坊布局、城建规划提供了依据，为推动金中都皇家礼制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也进一步从考古学视角阐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 更令人震撼的细节来自宫城核心区域的发掘。2023年考古人员在金中都宫城发现了“仁政殿”的台基遗迹——柱础石直径约1.2米，“这说明仁政殿的柱子非常粗，能支撑起高大的屋顶”。与此同时，金中都考古出土的白釉黑花瓷瓶上画着中原文化中常见的“缠枝莲纹”，但画风却“带着女真族的审美特点”，瓶底还有“张家造”字样，说明它是“作坊生产的商品瓷”，普通百姓也能购买——这正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日常生活写照。金中都水关遗址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金代水关遗址”，其涵洞宽7米、高3米，“能同时过两艘小船”，城内排水系统与运河系统连通，“既能排雨水，也能运货物”。这套成熟的都城水利体系显然汲取了中原都城规划的技术传统，而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心建造如此复杂的水利工程，本身就是女真统治者学习汉地治理方式的制度自觉。 金中都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一个从东北森林中崛起的渔猎民族，在一代人之间就在华北平原上建造起规模宏大、布局严谨、功能完备的都城——这种制度学习的速度和能力，是金朝融入中华文明体系最直观的证据。 三、元朝的帝国整合：重新理解“因俗而治”的大一统逻辑 元大都：重新定义“大都无城” 元大都是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一个特殊存在——它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的都城，也是最后一座不在以往旧城基础上改建、而是平地规划建造的都城。“虽然存在不到百年，却凝聚了几千年的城市规划思想，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2025年，元大都考古迎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节点。据相关报道，考古队惊喜地在元大都遗址中发现了一处少见的元代居住遗址——这座被称为后英房的居住遗址“东西宽已突破89米，南北残长30米，是一座十分讲究的大型住宅”。“从中轴线、胡同到积水潭、大运河，随着考古推进，元大都的珍贵遗产不断被揭开”。经过系统发掘，元大都的面貌日益清晰：“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马可·波罗当年的赞叹，正在被考古学家一铲一铲地验证。 元大都的营建体现了蒙元帝国在文化整合上的雄心。忽必烈认为“属以大业甫定，国势方张，宫室城邑，非巨丽宏深，无以雄视八表”，1267年决定在原金中都的东北郊以琼华岛为中心营建新都。元大都的中轴线规划对明清北京城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而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在2024年7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元大都是中华文明都城规划传统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黑水城文书：元朝地方行政微观运作机制的再现 教材指出元朝在地方推行行省制度，“行省辖区广阔，军政大权集中，便利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提高了行政效率，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统一”。然而，行省制在帝国最偏远角落的真实运作直到黑水城文献的发现才被人们清晰认知。 黑水城文献被称为我国近代以来第五大考古材料新发现。杜立晖教授所著《元代地方行政运作研究——以黑水城文献为中心》一书，是利用这些文献对元代地方行政运作进行系统性研究的首部成果。该书“通过细心爬梳800余件汉文、蒙古文黑水城文献，检出保留其中的大量不见于传世典籍的元代地方行政体制的细节”，对元代地方行政运行情况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探讨，“基本还原、勾勒出元代地方行政运作的基本面貌”。 具体而言，这部著作探讨了元代肃政廉访司分司“录囚”、钱粮考较、俸禄放支、站赤管理等诸多政务运作、行政管理的程序，以及解由文书、勘合文书等公文的使用流程，“首次向学界披露了元代地方行政体制诸多方面的运行实况和治理方法”。 这些“日常行政”信息是理解大一统帝国治理能力的关键环节。一个中央政令能够下达的帝国，与一个中央政令能够在每一个县、每一个驿站被遵照执行的帝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大一统。黑水城文献恰恰以海量的日常行政文书证明：元朝的行政体系确实做到了“贯通到底”。研究者也注意分析和探索元代地方行政体制在多方面的变化情况，“力图在广阔的历史视域下，揭示有元一代以及元代与其前后王朝相关制度的变化”。 集宁路古城：元代“路”级城市的制度面貌 如果说黑水城文献呈现的是行政体系的文书运作，那么位于漠南草原的元代集宁路古城则以完整的城市肌理揭示了元代“路”级城市的制度面貌。 集宁路古城原属金代集宁县，建于明昌三年（1192年），元朝建立后升为元朝的一个路级城市，属中书省管辖。考古发掘确定了古城的城址结构和基本规模：北城墙640米，西城墙940米，与净州路古城（670米×920米）、德宁路古城（582米×970米）、应昌路古城（650米×800米）的面积基本一致。集宁路、净州路古城皆初建于金代，德宁路与应昌路古城系元初新建，“由此说明元代的城市建置基本上是沿用了金朝的城市制度，同时也反映出元代‘路’一级城市的基本规模”。 更精彩的发现来自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考古发掘揭露出城内“六纵七横”的道路网络，自西向东第三条南北向道路与中轴线道路相交的十字交股地带为清理出的城内市肆遗址，其中心恰好位于官民两区的衔接处。市肆遗址东西长100米，南北宽60米，房址分布于十字街道两侧，均由正南北向多开间的房屋组成，房屋之间以石头或砖垒砌的排水沟相隔。靠近街道的房间内有石砌台面，“部分房间内有方砖铺砌地面，火炕、地灶、烤炉、石磨盘、大型陶瓮等生活设施均出土于靠近街道的房间内”——七百年前的路级城市市井生活，被考古发掘一层层还原，市肆、排水沟、火炕、烤炉、磨盘组成的日常生活图景至今仍然鲜活可见。 元朝的集权逻辑：效率优先与制度弹性 教材“深挖点”指出，相比宋代中央和地方各种“分化事权”，元朝的权力相对集中，更注重效率——中央中书省丞相人数少、权力大，地方行省面积大、内部权力相对集中。这一特征与少数民族统治者受到的封建制度和观念束缚较小有关，也与游牧生产方式下生存第一位的观念密切相关。 元朝行省制的精心设计体现了集权与分权的微妙平衡。一方面，行省拥有“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的广泛权力；另一方面，元朝统治者通过犬牙交错的边界划分和中央直接派遣的达鲁花赤制度来防范行省长官权力过度膨胀。从长时段来看，元朝行省制最重要的历史遗产还在制度层面——行省制的创立“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变革，是我国省制的开端”，其基本架构一直延续到明清乃至近现代。 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多元融合 从制度运作的另一维度——国家祭祀——来看，辽、金、元三朝的制度融合是全方位的。辽金元时期的祭祀考古发现揭示，这三个王朝的祭祀活动既继承了中原的久远传统，又融入了独特的民族元素。辽代亦继承了中原王朝祭祀天地的传统，“并将其与契丹民族自身的自然崇拜相结合，内蒙古巴林右旗罕山辽代祭祀遗址群出土的祭坛、祭祀坑等遗迹以及大量的祭祀用品，证实了辽代祭祀山川的仪式”。金代祭祀同样展现了对中原传统的继承，黑龙江阿城刘秀屯建筑遗址被认为是金代祭祀日神的“朝日殿”，“表明金代亦继承了中原王朝祭祀天地的传统”。元代祭祀则“融合了蒙古草原文化和萨满信仰，祭祀敖包、祭天等仪式，形成了更为多元的祭祀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辽金元三朝“作为多民族共融之政权，其统治者尊重各民族文化传统，积极采纳并融合各民族信仰，终铸就统一之国家祭祀体系，彰显了中华文明‘于交融中形成’之显著特质”。这三个王朝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都没有试图用单一民族的文化来取代或消灭其他民族的文化，而是在接受中原王朝的祭祀传统的同时，将本民族的信仰内容纳入国家的祭祀体系。这种在国家制度层面上的包容和融合，是理解辽夏金元历史的重要视角。 四、结语：从断裂的叙事到整合的历史理解 回望辽夏金元这一历史时期，传统史学叙事往往以“南北对峙”“宋弱夷强”为主线，将辽、西夏、金、元视为“侵入者”或“征服王朝”。但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正在推动一种新的历史理解：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是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和建设者，他们所创造的政治制度、所推动的文化融合、所实现的疆域整合，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 有研究者通过梳理辽中京城、金代集宁古城和元上都三座典型城址的功能布局和营建方式，实证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不断交融的历史进程，“进一步揭示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正是各个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从辽上京兼有中原礼制与契丹传统的兼容并蓄的院落规划，到金中都融合女真审美与中原工艺的城市建筑，再到元大都凝聚了几千年规划思想的宏伟中轴线——这些物质遗存共同书写着一个比传统文献更丰富、更真实的历史叙事。 教材以“辽夏金元的统治”作为一课标题，正是要引导学生从“政权对立”转向“制度整合”，从“民族冲突”转向“文化融合”来理解这段历史。辽朝的南北面官制度开启了“因俗而治”的制度先河，金朝的猛安谋克将军事组织与行政管理融为一体并推进了深度汉化，元朝的行省制度将广袤的疆域纳入统一的地方行政框架并确立了此后中国地方行政的基本格局。这些制度创新不是从零开始的凭空创造，而是在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过程中逐步成型的。从长时段来看，正是这一时期的制度实验和文化交融，为明清两代更大规模的多民族国家治理积累了丰富的制度资源和实践经验。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