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微专题19 在夹缝中生长——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艰难历程 讲义--2026届高三统编版历史三轮冲刺复习

在夹缝中生长——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艰难历程 【导语：一种新经济形态的命运】 传统中国是农业的国度。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延续了两千余年，王朝的更替从未改变这一基本格局。然而，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和刺激下，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破土而出。 它是移植而来的“新物种”，从诞生之日起就处在外国资本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夹击之下。它的成长道路极为坎坷：有过甲午战后“实业救国”热潮中的初步发展，有过一战期间列强放松压迫时的“短暂春天”，也经历过战后列强卷土重来时的迅速萧条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日趋萎缩。然而，正是这个先天不足的“新物种”，催生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和思想启蒙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条件。不理解民族资本主义的命运，就无法理解近代中国为何选择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2026届高三同学学习本专题，应重点把握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其与近代重大政治事件的因果关系。民族工业的每一个发展高潮都与列强侵略的间歇或政府政策的调整密切相关，这一规律本身正是高考命题的常见切入角度。 复习提示：本专题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探索历程、近代思想解放潮流密切相关。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经济基础。复习时需将经济史与政治史、思想史打通，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逻辑。重点掌握三个阶段：甲午战后的初步发展（实业救国、设厂自救）、一战期间的短暂春天（纺织业和面粉业）、国民政府统治前期的快速发展（黄金十年与官僚资本的膨胀）。 一、诞生：19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族工业的破土而出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诞生，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洋务运动双重刺激的结果。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大量涌入，自然经济在沿海地区首先解体，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为近代工业提供了自由劳动力。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引进了西方的机器生产和工厂制度，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起了诱导作用。 19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一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出现了。上海的发昌机器厂、广东的继昌隆缫丝厂、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等都是早期的代表。这些企业规模小、资金少、技术落后，主要集中在轻工业领域——缫丝、面粉、纺织、火柴等行业，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所需资金较少、技术门槛相对较低，且不与外资和官办企业直接竞争。它们大多由原来的手工工场主、商人、买办或华侨投资兴办，顺应了工业文明的潮流和趋势，但在地域分布上高度集中于上海、广东、天津等沿海通商口岸，内陆地区几乎没有近代工业，发展的不平衡性非常突出。 二、初步发展：甲午战后的“实业救国”热潮 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但也给民族资本主义带来了意外的发展机遇。《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在华设厂，列强纷纷在华建立工厂，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扩大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清政府为支付巨额赔款和维持统治，被迫放宽民间设厂的限制，谕令各省“多设织布、纺绸等局，广为制造”。 与此同时，“实业救国”思潮兴起。张謇是这一思潮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他本是光绪二十年的状元，却弃官从商，回到家乡南通创办大生纱厂。状元办厂本身就是对“重义轻利”传统观念的公开反叛，他在南通还系统性地兴建了纱厂、面粉厂、盐业、轮船公司等企业，并将企业利润投资建校办学，形成了“父实业、母教育”的独特救国理念。在民间，设厂自救、收回利权运动蓬勃展开，抵制洋货运动此起彼伏。从1895年到1913年，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第一次发展高潮——新建厂矿数量和投资总额超过了此前二十多年的总和。棉纺织业、缫丝业、面粉业等轻工业部门有了长足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随之壮大，为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提供了阶级基础。 三、短暂春天：一战期间的黄金窗口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忙于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转向战争需要，对华商品输出大幅下降。与此同时，交战各国对中国的面粉、纺织品等生活物资需求激增。从外部环境看，这为中国民族工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展窗口。 在国内，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中华民国建立后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政策。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持续高涨——特别是1915年为反对“二十一条”而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有效抑制了日本商品在中国市场的扩张，为本国产品腾出了发展空间。 1912年至1919年间，民族工业获得了空前发展。纺织业和面粉业发展最快，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两大支柱。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上海创办的申新纺织公司迅速发展壮大；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抵制日货运动中脱颖而出，打破了英美烟草公司对卷烟市场的垄断；天津的久大精盐公司和永利碱厂在范旭东的经营下，成为民族化学工业的先行者。这一时期被称为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春天”。 然而，这个“春天”的脆弱性也不容忽视。民族工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战争造成的偶然外部机遇，而非国内市场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善。发展主要集中在轻工业，重工业基础极其薄弱——1919年全国钢铁总量不过四十余万吨，其中大部分由日本控制的鞍山制铁所和本溪湖煤铁公司生产。区域分布极度不平衡——工业高度集中于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沿海沿江城市，广大内陆地区几乎没有近代工业。民族资本规模小、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无法与外国资本抗衡，也没有得到本国政府的实质性保护。 四、曲折发展：国民政府时期的起落与困境 一战结束后，欧洲列强卷土重来，中国民族工业迅速从“春天”跌入萧条。1922年以后，大量外资商品重新涌入中国市场，民族企业面临激烈的竞争压力，前期过度扩张的棉纺织业和面粉业首先遭到冲击，许多小厂被迫倒闭。 国民政府统治前期（1927—1936），国内出现了大规模军阀混战之后的短暂和平与形式上的统一。国民政府实施“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推行法币政策，统一了混乱的货币市场，为经济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宏观环境。民族资产阶级兴办实业的热情有所提高，民族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被称为“黄金十年”。同时期，中国人民持续开展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运动，为民族工业赢得了市场空间。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抵制日货行动达到高潮，国货销售额大幅上升，民族企业获得了有力的市场支持。 然而，官僚资本的急剧膨胀是这一时期最令人忧虑的经济现象。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凭借国家权力控制金融、垄断贸易、吞并民族企业——他们控制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大金融机构，掌握着全国金融命脉；通过专卖制度和统购统销搜刮民间财富，对民族工业发展构成了严重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在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双重挤压下，仍然处于夹缝之中。抗战前夕，民族工业在全国工业资本中的比例不到三分之一，重工业尤其是基础工业部门几乎全部掌握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手中。 五、从衰落到新生：抗战至建国初期的巨变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工业遭受了毁灭性打击。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中国的工业中心——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城市相继沦陷，大批工厂或被日军摧毁，或被强行接管。为保存工业命脉，部分工厂在战火中冒险内迁——上海、武汉等地的数百家工厂拆卸设备、装载船只，沿长江逆流而上迁至四川、云南、贵州等后方省份。内迁工业保住了中国工业的一线血脉，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南西北地区的工业开发，但规模远不及战前，生产能力大幅萎缩。 国民政府实行“战时体制”，加强对经济的全面管制。资源委员会垄断了战略物资的生产和流通，虽然对保证战时军需有一定作用，但也进一步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在沦陷区，日本侵略者实行“以战养战”，强占中国工厂、矿山和交通设施，民族工业几乎消失殆尽。在大后方，官僚资本借战争之机大发国难财，利用特权进行商业投机，民族工商业日趋萎缩。 抗战胜利后，民族工业面临新的困境。国民党政府接收沦陷区日伪资产后，将这些资产转入官僚资本体系，而不是扶持民营企业恢复生产。1946年签订的中美商约给予美国商品低关税进入中国市场的特权，大量廉价美国商品潮水般涌入，民族工业再次遭受严重冲击。恶性通货膨胀使企业正常经营无法维持——物价一日三变，售出货物的收入无法补进等额原材料。到1948年，民族工业基本陷入瘫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合理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民族资本主义经历了短暂的恢复和“重生”，但其历史使命已接近完成。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完成，民族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形态退出了历史舞台。 【规律总结】民族资本主义的三大特点与根本局限 在考场上，分析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以下几种视角最为实用。 先天不足、后天畸形。 民族工业从诞生起就资金少、规模小、技术落后，主要分布在轻工业领域，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进入20世纪后虽经数次发展高潮，但燃料、钢铁、机械等基础工业部门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产业体系严重不均衡，“轻工业一枝独秀、重工业一片空白”是其最基本的产业结构特征。 分布极不平衡。 近代民族工业高度集中于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绝大部分，内陆地区几乎没有像样的近代工业。这种不平衡源于通商口岸是外国资本的经济据点——列强在此建立了较完善的近代基础设施（电力、港口、铁路），对于资金薄弱、规模有限的民族资本而言，只有依附于外国资本已有的经济网络才能有效压缩运营成本和控制市场风险。 在双重夹缝中生存。 民族工业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制，始终无法获得独立自主发展的条件。在列强放松侵略的间隙，它获得喘息和发展的机遇；一旦外国势力卷土重来，它便陷入困境。抗战爆发以后，日本侵略者的军事占领和国民政府的统制政策，基本摧毁了民族工业自主发展的最后空间。 根本局限在于：民族资本主义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无法独立承担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这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不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民族资本主义就永远只能在夹缝中苟且求生。 【考场快答】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常见设问方向 在选择题和材料题中，民族资本主义的考查通常围绕发展线索的阶段性特征、影响因素和概念辨析来设问。 若材料涉及“实业救国”“设厂自救”“抵制洋货”，需快速定位到甲午战后——1895年以后清政府放宽民间设厂的限制，民族资本主义迎来第一次发展高潮。若材料涉及一战前后民族工业的兴衰——“春天”与“萧条”的时间窗口并列出现，指向一战期间的发展机遇与战后外资卷土重来的打击，两者之间仅隔数年，须注意避免混淆。若材料涉及国民政府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或“法币政策”，指向1935年前后的经济变革，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与官僚资本的膨胀同步进行，材料中若出现“官倒”“经济统制”等负面信息，通常指向官僚资本对民族企业的挤压。 概念辨析方面，需特别注意“民族资本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外国资本主义”在高考选择题中是并列且不可混淆的三种经济成分。官僚资本凭借国家权力垄断金融和贸易，外国资本凭借不平等条约特权和经济实力压制民族工业，三者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矛盾关系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基本格局。材料若提到“官办”“国营”以及垄断或专卖特征，归属官僚资本范畴；若提到“外资”“洋商”以及不平等条约特权，归属外国资本范畴；只有提到“民营”“私营”“商办”且强调其技术落后、资金不足和抵抗外货的情况，才属于民族资本主义的范畴。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