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讲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选必融合）

第25讲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备考指南】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阶段。从1956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这二十余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它经历了“十大关系”的思考和中共八大的良好开局，也遭遇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挫折；它取得了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巨大成就，也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错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这一时期概括为“在探索中曲折发展”——“曲折”与“发展”是理解这二十余年历史的一对关键范畴。“曲折”并不意味着没有发展，恰恰相反，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仍未中断；“发展”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失误，取得的成就是在不断纠正错误和总结经验教训中实现的。 2027届考生复习本讲需构建一个辩证的认知框架：在时间线中把握“开端—失误—调整—再失误—再调整”的反复过程，在空间结构中审视从沿海到内陆“三线建设”等战略布局变化，在成就与代价中找到历史评价的平衡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6—1966年）的十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辨析这两个基本判断，了解其背后的史实支撑，是本讲的核心素养目标。 从近年高考来看，本讲内容考查有三个特点。其一，注重从微观和宏观的平衡中命题。这种微观史料切入、宏观问题落幕的命题方式为本讲复习提供了重要参照方向——既要掌握基本史实线索，又要善于从具体历史细节中提炼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其二，注重对探索成果的客观评价——历年真题对本讲内容的考查，几乎从来没有单纯追问“失误原因”，而往往要求考生同时看到曲折中取得的进步和成就，在负面教训与正面经验之间建立平衡。其三，注重领袖思想与群众实践的结合——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如《论十大关系》中关于“统一性与独立性”的论述），高考往往通过具体引文要求考生分析其核心指向和时代背景。复习中应做到把握阶段特征、理解成就教训、明辨正确方向。 【时空定位】 本讲的时间跨度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此期间的阶段划分非常清晰。第一阶段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56—1966年），它经历了三个小的起伏：1956—1957年是中共八大前后的良好开局期，《论十大关系》和中共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判断、反保守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方针以及双百方针的提出，标志着探索的健康发展；1958—1960年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期，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席卷全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1961—1965年是国民经济调整期，“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使经济逐步好转，1962年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到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第二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年），前三年是“全面内战”的混乱期，1969年中央九大以后局势趋于相对稳定但仍在曲折中徘徊，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使形势明显好转、却又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度逆转。第三阶段是短暂的“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1976—1978年），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和老革命家一起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革”，但“两个凡是”的提出使彻底纠正“文革”错误仍受到一定阻力，直到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才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 从空间格局看，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化布局经历了重大调整。六十年代前期的经济调整中，东南沿海地区保留基础工业、适当压缩规模；东北作为传统重工业基地继续发挥骨干支撑作用；而“三线建设”（1964年起）则将大量国防、科技、工业资金和人员向西南、西北和中南腹地集中迁移，大幅提升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生产能力。成昆铁路、攀枝花钢铁基地等大型项目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集中于沿海少数城市的不合理布局。国防尖端科技的攻关则集中在西北大漠深处的核试验基地和航天发射中心——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的背后，是一大批扎根戈壁荒滩、隐姓埋名的科学家和子弟兵的默默奉献。 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广阔视野来看，中国这二十余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战后新独立国家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艰苦尝试。在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的严酷环境中，中国只能从苏联获得一定援助。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中国彻底转向了完全独立自主的探索道路。外部封锁和孤立，与内部的“左”的错误交织叠加，使探索更为艰难。然而恰是在封锁最严密的时期，中国完成了“两弹一星”这样的尖端国防科技突破。历史的辩证法在此呈现出来：压力既带来了困难，也激发了自主图强的强烈内部动力。 【阶段特征与必备知识】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1. 良好开端：中共八大与《论十大关系》 1956年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关键一年。这一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他在报告中以苏联建设中的某些偏差为鉴，系统总结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等十个方面的问题。《论十大关系》的核心诉求在于：不应机械照搬苏联经验，而应从本国实际出发，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的核心论断在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判断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八大提出的许多方针——在经济建设中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在政治生活中扩大民主、健全法制——到今天已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也在1956年取得积极进展。周恩来代表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宣布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双百方针）也在这一时期正式提出。在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期，正确处理十大关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构想，为开国十年的建设提供了正面的政策方向。 2. 探索中的失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的一次严重失误。“大跃进”的标志是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之全国各条战线的产量目标急剧攀升。大炼钢铁运动在中秋前后进入高潮——全国各地建起数以万计的小高炉土法炼钢，农业生产中虚报产量的浮夸风严重蔓延。与“大跃进”伴随的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全国农村在短短数月内实现了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向人民公社的过渡。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公社实行政社合一，集行政管理与经济生产职能于一体。在分配上推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各地出现了“吃饭不要钱”的按需分配初步尝试。但这一体制严重超越了当时农村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平均主义的供给制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指标和浮夸风导致粮食实产被严重高估、动用过头，加上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1959—1961年国民经济遭遇了严重困难。 这场失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缺乏深刻认识——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急于求成，脱离了中国国情、超越了生产力发展阶段。对于这一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清晰表述：“由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这一分析的要点在于：既看到了领导思想的偏差（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又指出了客观原因（经验不足、认识不足），是唯物史观分析历史曲折的典范。 3. 国民经济的调整 面对严重困难，从1960年冬开始，中共中央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转入调整阶段。八字方针的中心是“调整”：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重工业生产，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回笼货币、稳定市场。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会上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到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全面恢复并超过历史最好水平。 在此需要以唯物史观来审视“大跃进”等探索失误的根源。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在1958年的实践中得到了反面印证：人民公社体制的过急过渡是试图以生产关系的大跃进拉动生产力，但脱离了当时农业仍以手工劳动和畜力为主的低生产力水平；在物质技术基础薄弱、农村人口素质普遍不高的条件下强行推行供给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负面抑制远大于想象中的正面促进。八字方针的本质，就是让生产关系退回与生产力实际水平相适应，从紧缩虚高产量指标回到务实平衡。唯物史观不仅帮助我们理解失误的原因，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后来调整可以奏效。这一分析框架为解读高考中的综合材料题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文化大革命” 1.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过程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兴起，形成全国性的大串联；1967年从上海开始，由造反派夺取各级党政机关权力的所谓“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地出现“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大批领导干部被当作“走资派”受到批斗迫害，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被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粉碎——林彪在仓皇出逃中机毁人亡。1975年，周恩来病重期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条战线进行全面整顿，形势明显好转。但1975年底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使好转的形势遭到破坏。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4月“天安门事件”中人民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政治运动在北京自发爆发，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10月华国锋和叶剑英等老革命家一道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2. 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判断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一锤定音的政治性质认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而是一次全局性的失误。纵观“文革”全过程，党和人民与“左”倾错误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取得的胜利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即使在极艰难的考验下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3.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 “文革”十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政治和社会生活最不正常的一段岁月，但在若干领域仍然在某些条件下取得了进展。农业方面，虽然进展有限，但保持了基本稳定。工业交通方面，建成了一批大型项目和基础设施——成昆铁路、湘黔铁路在极端艰苦的山区中修通，南京长江大桥于1968年建成通车。国防科技方面取得了一连串举世瞩目的突破——1966年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两弹一星”的成就是广大科技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冲破“文革”的干扰，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显示了中国人民自主摆脱技术封锁的坚韧能力和爱国精神。外交方面，七十年代初我国在外交领域打开了一个新局面——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中日建交。毛泽东针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上述经济、科技、外交进展不是“文革”本身的成果，而是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斗争、在艰苦条件下坚持社会主义建设的结晶。 三、伟大的建设成就 1. 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 从1956年到1978年，中国在极其困难的国际环境和多次国内经济波折中，建立起了一个独立完整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个体系以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电力、石油、机械、电子、化工、纺织等传统工业门类为骨干，涵盖了国防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诸多方向。国防尖端科技领域，此前已经提及的“两弹一星”是集中体现，但成就不止于此——中远程弹道导弹相继试制成功，卫星回收技术、一箭多星等进一步的技术储备也在此阶段奠定了初步基础。交通运输方面，除铁路干线以外，公路和航空运输网络覆盖范围有了很大扩展。教育与文化建设方面，全国完成了大范围的基本扫盲，中小学基础教育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推广，工农速成中学等制度为中青年工农提供了通过教育进入技术队伍的机会。 2. 外交突破与大国地位的提升 五十年代初，新中国以“一边倒”方针加入社会主义阵营，随后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参加万隆会议，正式开始了全方位改善与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到七十年代，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促成了外交上的大突破。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是中国国际地位根本性提高的标志——美国长期奉行的孤立中国政策彻底破产。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美关系开始实现正常化。同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建立外交关系。此后数年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大幅增加，到1978年底已有一百一十余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3. 二十余年探索的历史地位 从1956年到1978年这二十余年，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一段混合了辉煌突破与严重沉痛的历史时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作了全面总结——这二十年中，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主要的方面。这期间建成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此后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经济起飞提供了最基础的物质前提；“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成就从根本上扭转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遭列强欺凌的被动局面，为国家安全构筑了坚强屏障；其间培养的大批骨干——不仅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二十年失误中最深刻的教训，则被中国共产党自觉吸收，上升为“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等基本原则，直接构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历史转折、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前提。邓小平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深刻指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 【重点突破与素养提升】 一、辩证看待建设失误——唯物史观的关键应用 核心问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为什么是一次严重的失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如何分析其根源？ 要点精析： “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归根到底是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之间的严重偏离。唯物史观对这次失误的分析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人民公社体制跑到了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前面”，“一大二公”超越了手工劳动和耕畜为主的低生产力承受能力。第二层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全国性高指标指令和大轰大嗡的运动方式严重脱离了各地实际条件，行政命令取代了经济规律。第三层是主观能动性与客观限制的关系——在胜利完成三大改造的喜悦中，领导层和群众的热情是真实的，但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急于求成，忽视了经济建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第四层是政治决策与社会条件的关系——党内民主遭到削弱，不同意见受到压制，使错误的决策没有得到及时而有效的纠正。 这一分析框架同样适用于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估计，个人专断作风逐渐滋长，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遭到削弱和破坏，是导致“文革”这种全局性错误发生的关键制度原因。 关联高考：多年高考中考查制度性纠错与唯物史观分析路径是一致的——遇到要求分析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原因的题目，应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关系入手进行多层次分析，才能达到唯物史观素养的发展要求。 二、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不可分割的历史整体 核心问题：1956—197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与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是什么关系？ 要点精析：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简单割裂或对立起来。改革开放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成就，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的失误和教训，也成为后来者制定正确路线的极其宝贵的反面教材。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两者的统一性在于：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关联高考：遇到涉及前后两个时期联系的评价类题目，正确选项应体现“继承与发展”的双重逻辑，而非用后一段否定前一段或用前一段评价替代后一段。 三、“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历史关联 核心问题：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国为什么必须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它与后来改革开放有何内在联系？ 要点精析：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面临着被国际社会孤立和封锁的严酷现实——从1949年起美国对中国实行全方位封锁禁运。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废除了大量援助合同。这在客观上切断了对中国进行外部技术援助的重要渠道。在双面夹击中，“自力更生”不是主动选择而是被迫求存——国民经济必须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国防尖端科技只能靠自己攻关。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摸索出了一条依靠自身力量建设国家、实现技术突破的道路。“两弹一星”的成功从来不是因为外部先期帮助，而是独立研发的辉煌成果。 到了七十年代，美国对华封锁开始松动，中国以不损害国家主权为原则谨慎地扩大对外经济联系，从西方引进了一部分成套设备（著名的“四三方案”）。当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门正式打开时，中国并不是从零开始——已经有了前三十二年的工业体系基础，有了一支人数众多的技术骨干队伍，有了在极端条件下自主攻关、敢于艰苦奋斗的精神传统。这就是“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内在辩证关系：没有前期的自力更生就不可能在后来的开放中保持国家独立和基本稳定，没有后期的开放就不可能弥补封闭发展带来的技术差距。 【阅卷视角与解题方法】 方法一：从事件的时间定位与阶段特征中精准解题 本讲涉及了“大跃进”、“八字方针”调整、“文革”三个阶段，各阶段的政策倾向和经济走势差异明显。遇到表年份的经济数据题，答题时应首先将数据年份对应到正确的阶段，再判断该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冒进”“调整”还是“下滑”。以“八字方针”为中心词的题目集中在1960—1965年；涉及“全面内战”和领导干部被打倒的情节可能对应“文革”前期（1966—1969年）。 方法二：从唯物史观看“成就”与“代价” 面对要求评价本时期综合发展的题目，不能因存在严重失误就否定一切，也不能因取得了重大成就就回避教训。答题应坚持辩证历史观——肯定建立独立工业体系、“两弹一星”等成就的奠基性意义，同时正视“大跃进”和“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严重损失，进而分析失误的社会历史原因和制度反思，以及党自我纠错、坚持社会主义探索的内在韧性。 方法三：处理本时期易混淆概念 “八字方针”不等于“三线建设”——前者是19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经济方针，后者是主要为国防需要而进行的工业布局内迁战略。“总路线”有195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本质是以高速度为核心的盲目冒进路线）和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化三改”）两种，应对时间、内容和评价上的区分保持清醒。 【备考延伸与拓展阅读】 本讲内容与选择性必修一《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中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治制度变革、与国家经济体系建设专题相衔接，与选择性必修二《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曲折”专题紧密关联。复习时应打破必修与选必的界限，整合成“政治—经济—科技—外交”四维一体的完整知识结构。 建议将本讲与第24讲（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第26讲（改革开放新时期）连读。三讲构成了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设开局”再到“改革开放”的完整叙事链节。只有深入理解第25讲的“曲折探索”，才能把握第26讲“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和目标指向。 精研近年高考真题中涉及本讲内容的题目：2023年山东卷毛泽东关于“统一性与独立性”论述题、2021年全国乙卷职工家庭出身表题、2020年天津卷工业化水平评价题、2024年甘肃卷乒乓球与外交题、2022年江苏卷联合国席位题等。这些题目从不同维度考查了本讲内容，归纳其命题角度和干扰项设置规律是提高应试能力的必要方法。 拓展阅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该时期的历史叙述精炼权威，适合作为知识索引；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对“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的决策内情有第一手叙述。建议在完成基础知识复习后，有选择地阅读上述著作中与常考知识点对应的章节，以加深对历史事件深层背景的理解。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