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课 西方文官制度与近代外交制度 讲义--2027届高三历史统编版选择性必修1一轮复习

第14课 西方文官制度与近代外交制度 【阶段特征】从个人恩赐到制度治理：近代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双重建构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巩固壮大，西方国家的政府职能日益扩展，传统的人治化官僚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对行政效率和专业能力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各国相继展开了国家治理体系的两项关键制度建构：一是以公开竞争考试为核心的文官制度，彻底终结了中古以来的“恩赐官职制”和近代前期的“政党分肥制”，使政府行政人员的选拔与管理从“任人唯亲”走向“任人唯贤”；二是以主权国家平等为基石的近代国际法体系和外交制度，打破了中世纪以来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普世权威，确立了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秩序。这两套制度一内一外，共同标志着西方国家从“人治化统治”向“制度化治理”的历史转型。正如选必1教材所强调，本课旨在认识官员选拔与社会治理、国际交往之间的深层关联，理解制度变革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作用。 2025至2026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非洲和非洲裔文化日”发布最新报告，进一步揭示了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对当代全球经济不平等的持续性影响，从侧面反映出国际法在历史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双重标准和强权政治色彩。与此同时，英国加急护照在线申请服务的推出，折射出当代西方文官制度数字化改革的最新动向。这些最新动态提示我们，西方制度文明从形成到当代演化，始终是一个不断自我调整、但内在矛盾始终存在的复杂历史过程。 近五年高考中，本课相关知识点在全国卷及各省市卷中屡有涉及。命题重点集中在英国文官制度确立过程中的关键文献（《诺斯科特—特里维廉报告》）、西方文官制度与科举制的渊源关系、国际法形成的关键节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维也纳体系的比较），以及国际法的进步性与局限性的辩证评价等方面。以下从“西方文官制度”与“国际法与近代外交制度”两大板块，梳理本课的核心知识与内在逻辑。 一、西方文官制度：从恩赐官职到公开竞争的制度革命 1.1 文官制度建立前的选官方式及其严重弊端 在近代文官制度建立之前，西方国家先后经历过两种选官方式，均存在严重的制度性弊端。 中古时期的“恩赐官职制”。 在封建社会时期，欧洲各国国王和封建领主按照私人关系和门第出身授予官职，官职成为君主赏赐臣下的私有物。这种制度具有三个典型特征：一是封闭性——官职被少数贵族家庭垄断，平民无从进入官僚体系；二是等级性——官职高低与出身门第直接挂钩，血缘高于才能；三是随意性——君主的喜怒爱憎直接决定官员的任免进退，毫无制度规则可言。国王的宠臣、侍从和随员往往凭私人关系获得高位，其中不少人对行政事务一窍不通却掌握着各级权力。此外，教会也是官员的重要来源——教士和封建领主充当各级行政管理者，官员的选拔完全服务于国王和权贵的利益，而非基于才能和功绩。而当时德意志和法兰克等国家还保留着按血统和出身世袭传承统治权、仅在战争等紧急情况下才选择首领的传统，这种制度安排实际上停留在部落公选和贵族世袭的过渡阶段，公职被视为家族私产，远未成为职业化的公共服务体系。 近代前期的“政党分肥制”。 17至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后，内阁制和政党政治在西欧逐步形成。执政党上台后，往往将政府官职分配给本党支持者作为政治酬谢，形成“政党分肥制”。“政党分肥制”下执政党和政府官员瓜分国家权力，导致营私舞弊、任人唯亲之风盛行，严重影响了政府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降低了行政效率。美国在政党分肥制下，官员随政党更迭而遭大规模替换，许多人缺乏行政能力却凭党派关系任职，腐败现象蔓延，民众对政府信任度持续走低。美国总统杰克逊1829年就职后在联邦政府实行官职轮换制，使政党分肥制得以确立。每一次大选之后，都伴随着成千上万官员的大规模替换，政府的正常运转时常陷入混乱。 1.2 英国文官制度的确立过程 英国是最早建立近代文官制度的国家。在这一制度最终确立的过程中，有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和制度步骤需要准确掌握——1854年报告奠定基础、1855年成立文官委员会、1870年最终确立。 背景。 工业革命完成以后，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管理职能日益扩展，亟须建立起一个能迅速处理日常事务的职业官僚体系。同时，随着人们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社会各阶层要求平等参与政府工作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改革旧有选官制度的压力与日俱增。 《诺斯科特—特里维廉报告》（1854年）——奠定基础。 1854年，英国财政部的两位官员诺斯科特和特里维廉受命对英国文官制度状况进行全面调查，随后提出了著名的《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史称《诺斯科特—特里维廉报告》。该报告尖锐地批评了当时英国文官制度的种种弊端，主张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用官员，将文官分为负责决策的“智力类”和执行事务的“体力类”，规定文官不得参与政治活动，不随内阁更迭而变动，文官凭功绩晋升，可终身任职。这份报告奠定了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基础，是关于近代文官制度的基础文件。报告提出的一条核心原则是：“要得到第一流的人选，必须求助于竞争”。 1855年枢密院令——文官委员会成立。 1855年5月21日，帕麦斯顿内阁颁布《关于录用王国政府文官的枢密院令》，决定成立不受党派干涉的文官委员会，独立主持文官考试，标志着考试制度在英国正式确立。 1870年枢密院令——制度最终确立。 1855年法令仅适用于少数职位，大部分文官的录用仍然被党派关系和个人推荐所左右。1870年，英国政府颁布了第二个枢密院令，补充规定凡未经考试并持有文官事务委员会颁发的及格证书者，一律不得从事任何事务官职。至此，绝大多数重要文官职位都必须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用，文官委员会有权独立决定文官的基本录用条件，英国文官制度最终确立。 “事务官”是指文官，即一般政府工作人员，不受党派影响，可长期任职。“政务官”则包括大臣和政务次官或政务秘书，他们随内阁共进退，对议会负责，承担政治责任。这种政务官与事务官的严格区分被称为“两官分途”。因此，英国文官制度的逐步完善主要表现在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分化——事务官不受执政党更替的影响，成为政府稳定运行的基石；政务官随内阁更迭而进退，负责制定政策并承担政治责任。 其他国家的扩展。 美国在经历了政党分肥制的严重弊害之后，于1883年通过了《彭德尔顿法》，首次确立了美国联邦政府官吏管理的竞争考试和功绩制、职务常任以及政治中立三项原则，标志着美国文官制度的正式建立。此后，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国的文官制度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终建立起来。加拿大于1882年采用了竞争性的笔试制度，标志着该国文官制度正式起源。总之，近代文官制度从英国发端，逐步扩展至整个欧美世界，成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 1.3 西方文官制度的主要特点 西方文官制度是一套职业化的政府人事管理制度，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公开考试、择优录用——符合法律规定的公民都可以参加文官考试，成绩优异者得到录用，这是文官制度最基本的原则。第二，政治中立——文官要在资产阶级各政党之间严格保持中立，不得公开参与政治活动。第三，职务常任——文官只要没有严重过错，便可任职到退休，根据工作成绩晋升或惩罚，不受执政党更迭的影响。第四，两官分途——政务官制定政策并负政治责任，文官忠实执行政策，完成本职工作。第五，体系完整——涉及文官选用、职责、晋升及退休等各个方面。 当然，文官制度也有其自身的局限，在长期运行中逐渐暴露出来：容易滋生官僚习气和僵化现象——刻板的规章制度和等级森严的晋升体系有时会挫伤基层公务员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文官人数随政府职能扩张而不断膨胀，增加了国家财政负担；层次繁多、层层报批的程序也常常导致推诿争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工作效率。 1.4 科举制与西方文官制度的历史渊源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是近代西方文官制度的重要参考对象，课程标准明确要求学生了解这一历史渊源关系。科举制与西方文官制度之间的历史传承，是中华民族制度文明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案例之一。 早在14世纪，欧洲来华传教士便将中国通过科举统一考试选拔人才的模式向本国做了详细介绍和推荐。18世纪，随着更多的传教士和外交使节来华，西方出版的书籍开始介绍科举的主要程序，以及科举制度在维护政府权威、推动士人终身向学等方面的作用。许多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对中国政治制度赞扬有加。伏尔泰曾说：“中国只有通过严格考试的人才能出任官职，‘中国由那些及第的人治理’，政治清明，经济繁荣”。19世纪欧美国家借鉴科举“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合理内核，建立近代文官考试制度，同时也认识到其忽视科学实用知识等方面的局限。 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官制度和科举制度给西方世界留下深刻印象，对西方的议员制、考试制产生过实质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讲，促进了西方现代行政管理格局的形成。英国的文官制度基本上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的启发，这是中外公认的。当时欧洲走出中世纪，建设新社会，反思本国在神学体制统治下的弊端，探索改革的方向，中国的开明政治、采纳大臣意见的做法、民本思想、和谐社会的观念、儒家的道德观念等，都成为他们反思本国政治的一个参照系。 然而，科举制度与西方文官制度之间也存在着根本性的制度差异，不可混为一谈。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选出的官员进入集权官僚体系，服务于君主专制，没有“政务官与事务官”之分——所有官员都是皇帝的臣仆，行政、司法、监察等权力最终汇总于皇帝。西方文官制度则强调政务官与事务官的严格区分，文官必须保持政治中立，忠实执行政策而不参与政治决策。高考中常见的错误是将中古时期的“恩赐官职制”误置于“政党政治建立之后”、或将科举制选出的官员等同于西方文官制度中的事务官，备考时必须准确辨别各制度产生的时间节点和根本差异。 二、国际法与近代外交制度：从宗教共同体到主权国家体系 近代国际法与外交制度是在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的废墟上生长出来的全新秩序构想。在此之前，欧洲的政治秩序以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为金字塔顶端，各王国和邦国在理论上都服从于这一宗教与世俗的双重权威。三十年战争以最惨烈的方式宣告了这一秩序的破产——德意志地区人口减少了约三分之一，交战各方筋疲力尽，再也无法从战场上分出胜负。正是在这种“谁也打不赢”的僵局中，各国外交代表坐到了谈判桌前。 2.1 格劳秀斯与《战争与和平法》：近代国际法的理论奠基 近代国际法的理论基础始于17世纪初的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格劳秀斯生活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荷兰，经历了1618年至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的残酷现实。这场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所带来的深重苦难，促使他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国家之间，是否存在着比武力更高的仲裁准则？ 1625年，格劳秀斯出版了《战争与和平法》一书，系统阐述了国际法的基本理论。该书的核心思想是：国际法的主体是主权国家，任何国家的主权不受别国的意志或法律的支配——国家间的交往不应以强力作为基础，而应以各国都接受的国际法为基础，国际法的准则应该是正义和公理。他提出，国家之间的争端应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当不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时，必须在国际法基本原则下努力协调，尽量避免战争。此外，他还开创性地在自然法基础上区分了正义与非正义战争——如果说此前欧洲君主发动战争依据的是王位继承权或宗教正义的名义，那么格劳秀斯则首次把这些模糊的口号纳入严格的法理判断框架之中。 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的深远意义不仅在于它第一次系统地从法理上定义了“主权国家”这一核心概念——即每个独立的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享有不受外部干涉的最高权威——更在于它首次提出：存在于两国私人之间的契约效力和信用义务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君主的誓言、外交代表的信用、条约的签字不再只是礼节问题，而是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事实。这一思想为后来国际法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2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主权国家体系的诞生 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交战各方在威斯特伐利亚签订了一系列和约，统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约标志着主权国家间国际体系的确立。《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的根本原则——每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的邦国都被承认享有主权，可以独立从事对外交往，包括宣战和媾和。和约限制了神圣罗马帝国的霸权，通过承认德意志众多诸侯国、瑞典、荷兰的主权，正式确立了主权国家作为现代国际政治基本单位的原则，重新组织和巩固了欧洲政治权威的体系。 从国际法的角度看，相较于中世纪的教皇特权或封建社会君主特权主导的国际体系，主权国家间国际体系的建立是人类历史和社会的重大进步，它确立了主权国家平等的核心理念和首要原则。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意义不在于为一场战争盖棺论定，而是制定出一种国际法则——即用召开国际会议和缔结国际条约的方式来维护世界的秩序和安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还奠定了集体制裁的初步原则——条约规定各缔约国可以对违约国实施集体制裁，这为现代集体安全机制提供了最早的法理雏形。 在制度创新方面，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开创了通过国际会议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此后，17世纪欧洲各国开始互派常驻外交使节和外交使团，近代外交制度逐渐走向常态化。 2.3 维也纳体系：大国协调与均势外交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各国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建立了以大国协调与欧洲均势为特征的国际关系体系——维也纳体系。维也纳体系的主要特征是大国协调和欧洲均势——欧洲列强通过定期召开会议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形成了“欧洲协调”机制。在维也纳会议框架下，大国之间保持势力均衡成为共识，神圣同盟和四国同盟等国际机制先后建立，试图以制度化的协商来维持战后和平。 在外交制度规范化方面，维也纳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外交人员等级的章程》，规定了三级外交代表制度——大使、常驻公使、代办等不同级别，近代外交官衔级制度的框架基本定型。19世纪以后，国际法的应用范围逐渐从欧洲扩大到美洲、亚洲等其他地区。各国之间还陆续签订了许多国际公约，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战争法规的国际条约。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维也纳体系虽然延续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主权国家平等原则，但其实际运行逻辑已转变为典型的大国主导——五个欧洲强国控制着核心决策权，小国弱国在名义上独立，实际上在国际事务中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发言权。这种“大国一致原则下的均势政治”为19世纪下半叶强权政治的盛行提供了制度框架，也成为国际法历史评价中最核心的张力所在。 2.4 晚清中国与国际法的传入 国际法传入中国是晚清中国与西方接触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事件。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把美国学者惠顿著的《国际法原理》（1836年）一书译成中文，经总理衙门派员将译稿校订后，定名为《万国公法》，于同年冬由北京同文馆刊行。这是我国引进的比较完整的第一部西方国际法著作。1865年正月，书稿进呈御览。同年，丁韪良被聘为同文馆教习，本书成为同文馆生徒修习的重要课目。恭亲王奕訢称此书与“中国制度原不尽合，但其中亦间有可采之处”，遂令总理衙门拨银500两以助刊印，总理衙门刊印300部。 《万国公法》的翻译和刊行，标志着近代西方国际法体系开始被系统性地引介到中国。该书不仅介绍了国际法的各项原则，还将各国领事制度、大使制度、选举制度、契约等近代西方法律制度中的核心内容都介绍到了国内。这对于长期处在朝贡体系下、缺乏近代国际交往经验的清政府而言，无疑是一次重要的制度和观念启蒙。然而，晚清中国在接受国际法的过程中也面临深刻的困境——西方列强在中国问题上往往实行双重标准：当国际法的原则适用于列强之间时，它们高倡主权平等；但当涉及中国等东方国家时，它们又以“文明国家”为理由援引不平等条约体系取代国际法的普遍原则。这一发现也揭示了国际法在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双重标准，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深刻教训。 【关键概念辨析】 恩赐官职制→政党分肥制→文官制度的三阶段演变。 这是理解西方选官制度演进的基本线索，也是高考中的高频考点。中古时期的“恩赐官职制”以君主个人恩赐和血缘门第为基础，官职被少数贵族垄断。“政党分肥制”形成于近代内阁制和政党政治建立之后，执政党将官职分配给本党成员以酬谢政治支持，导致了任人唯亲、政府工作连续性差等问题。近代文官制度则以公开竞争考试和功绩制为核心，文官政治中立、职务常任。三者分别代表了前现代性（中古传统）、准现代性无序阶段（近代前期）和现代制度化的连续发展阶梯。高考中常见的干扰项是将“政党分肥制”误置于中古时期，或将“恩赐官职制”误作政党政治建立之后的产物。 政务官与事务官的根本区别。 政务官（包括大臣和政务次官）随内阁共进退，对议会负责，承担政治责任；事务官（即文官）则不受党派影响，负责忠实执行政策，可长期任职。高考中常见的干扰项是将事务官等同于参与决策的高级官员，正确表述应为：事务官保持政治中立，职责是执行政策而非制定政策。 科举制度与西方文官制度的根本区别。 课程标准明确要求学生了解两者的渊源关系，但两者存在根本性的制度差异。科举制度选拔的官员服务于君主专制的封建王朝，无“政务官与事务官”之分——所有官员都是皇帝的臣仆。西方文官制度则强调政治中立和两官分途，文官忠实执行政策而不参与政治决策。高考常见的干扰项是笼统地认为科举制度“等同于”或“直接转变为”西方文官制度，忽略了二者在制度本质和运行逻辑上的根本差异。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维也纳体系的异同。 这是理解近代国际法演进的关键概念。两者都是国际法发展的重要阶段，都涉及通过国际会议解决纠纷和划分势力范围。但核心差异在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648年）确立了主权国家平等的核心原则，打破了中世纪教皇至上的等级秩序；维也纳体系（1815年）则以大国协调与均势为核心特征，通过几个欧洲强国的集体谈判来维持战后秩序，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寡头统治式的国际安排。如果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要贡献是确立了“主权平等”的法律原则，维也纳体系则为大国以集体磋商名义宰割弱小国家利益提供了有组织的制度平台。高考中常见的错误是将维也纳体系误作国际法开端的标志，或将两者混淆为同一概念。 国际法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国际法的形成为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减少战争开辟了新途径。但同时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和明显的双重标准——在大国自身利益攸关的纷争中，国际法的条文时常被强权政治所取代；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弱小民族而言，国际法所提供的保护是极为有限和不平等的。正如晚清中国在接受《万国公法》时所发现的——当国际法的原则适用于列强之间时，主权平等是基本的公理；但当涉及东方“非文明国家”时，这一原则便被束之高阁。这种双重标准的持续存在，正是国际法近代发展的内在矛盾所在。 【备考提示与命题趋势】 1. 核心素养指向 时空观念：准确掌握《战争与和平法》（1625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诺斯科特—特里维廉报告》（1854年）、英国文官委员会成立（1855年）、英国文官制度最终确立（1870年）、《彭德尔顿法》（1883年）、维也纳体系（1815年）、《万国公法》刊行（1864年）等关键时间节点。 历史解释：能够分析文官制度确立的深层历史原因——工业革命后国家管理职能的扩展要求建立专业化的职业官僚体系，人们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启蒙思想中平等观念的传播推动了官员选拔方式的根本变革；能够多角度评价国际法的历史影响，既肯定其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制度性探索，也认识到其双重标准的局限性。 史料实证：2025—2026年度多道高三模拟题和期末联考题直接以本课教材内容为考查对象设题。备考中应加强从文献报告中提取核心信息的能力训练——能够从诺斯科特—特里维廉报告的摘要中归纳出文官制度的基本原则；能够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文本中推导出主权原则的内涵；能够在接触《万国公法》等晚清翻译文献片段时区分其来源、性质及历史背景，并据此作出符合教材逻辑的历史推论。 家国情怀：通过中国科举制度对西方文官制度的历史影响，认识中华传统制度文明对世界治理思想作出的贡献，增强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通过晚清中国引进国际法的历史经验，理解近代中国从朝贡体系向主权国家体系转型的艰难历程。 2. 思维拓展 中外选官制度的横向比较。 近年高考频繁考查科举制与西方文官制度的比较。科举制度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内容，选拔的是通晓道德文章的士大夫；西方文官制度则更注重专业知识和行政能力的考查。此外，西方文官绝对不能参与政党政治或从事任何政治活动；而科举出身的中国官员本身就是传统官僚体制内的政治执行者，从未有过政治中立的制度要求。理解两者的区别与关联，对于把握中西制度文明的差异性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法演变的长时段视角。 从1625年格劳秀斯的理论奠基，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再到1815年维也纳体系的完善和二战后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的形成，国际法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从地区到全球的渐进过程。高考命题常以长时段脉络入手，考查不同阶段国际法体系的核心原则、主要特征以及与国际格局演变之间的关联。特别是理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维也纳体系的延续与区别，是把握近代国际关系演进的关键。 思辨性问题：近代西方文官制与科举制的根本异同何在？（相同之处在于都采用公开考试、择优录用的原则。不同之处在于：科举制度选拔的官员服务于封建君主专制，是皇帝治理天下的代理人，不存在“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制度性区分；西方文官制度则建立在代议制民主政体基础之上，要求文官保持政治中立、忠实执行政策而不参与政治决策，政务官与事务官严格分离。）国际法在历史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国际法为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法律依据和程序框架，对于减少战争、维护国际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西方列强在实践中往往实行双重标准——当国际法原则适用于列强之间时强调主权平等，但当涉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时则无视国际法约束而肆意践踏他国主权，这严重削弱了国际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3. 热点关联 当代文官制度的数字化改革。 近年来，英国内阁办公室推动了一系列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在线申请、电子政务审批逐渐取代传统的纸质文牍流程。这不仅是行政效率的进一步提速，也引发了关于文官制度如何适应信息化时代的新一轮讨论——在选拔和考核官员时，除了传统的功绩制原则之外，如何评判其在数字协作和网络安全背景下的履职能力？这类前沿问题代表着文官制度改革在这一阶段的时代特征。 国际法在当代的困境与发展。 当代国际法面临着一系列全新的挑战——网络战和混合战争使传统的武装攻击定义变得模糊，人工智能武器对国际人道法中的区分原则和比例原则带来冲击，气候变化引发的跨国责任归属问题亟待解决。202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奴隶贸易影响的最新报告进一步揭示了历史不公正对当代国际秩序的持续塑造。理解当代国际法面临的诸种挑战，有助于从历史视角把握现代全球治理的深层困境和未来发展空间。 重点考向定位。 本课近五年高考考查频率中等偏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向：英国文官制度确立的标志性文献和时间节点（选择题高频考点）、美国《彭德尔顿法》与文官制度原则辨析（选择题高频考点）、科举制度与西方文官制度的渊源与区别（选择题与材料题均常见）、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与近代国际法的理论基础（选择题高频考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维也纳体系的比较（选择题高频考点）、国际法的评价与国际实践中的双重标准（材料题常见）、《万国公法》与晚清中国法治启蒙（材料题常见）。备考中应结合近五年高考真题进行针对性训练，强化中外制度比较和辩证评价能力，做到举一反三。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