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课 国共政权的十年对峙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选必融合）

第26课 国共政权的十年对峙 【阶段特征】分裂与对峙：两个政权、两条道路的殊死较量 1927年至193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十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由合作走向分裂，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两个政权的对峙——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和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代表的工农革命政权。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确立了一党专政的“训政”体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这一时期甚至被部分学者称为国民政府统治的“黄金十年”；中国共产党则在血泊中奋起，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从城市转入农村，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新道路，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发展壮大，并最终完成了举世震惊的万里长征。 这十年不仅是国共两党之间军事上的较量，更是中国向何处去——走国民党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在理论和实践上全面展开的时期。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本阶段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同时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近代化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历史环境下艰难进行。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日民族矛盾）在这一时期不断加深——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国共两党的政策也因此从最初的武装对抗逐步朝着合作抗日的方向调整。 理解这一时期的全部历史，需要把握三条核心线索：其一，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建立了一党专政的“训政”体制，推行公务员制度、法币改革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但其政权的独裁性质和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性，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其二，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认识到掌握军队和进行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通过南昌起义、八七会议、秋收起义等一系列斗争，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在革命根据地展开了政权建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初步实践。其三，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和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围剿”，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遵义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长征的胜利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以下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红军长征”三大板块，梳理本课的核心知识与内在逻辑。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形式统一与实质独裁 1.1 形式上统一全国 宁汉合流：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确立。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大革命宣告失败。1927年秋，武汉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合并，史称“宁汉合流”，标志着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确立。宁汉合流不仅是两个政府机构的合并，更是国民党右派势力完成反共政治整合的标志性事件——从此国民党不再以国共合作的革命政权形式存在，而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政权。 东北易帜：形式上统一全国。 1928年，国民政府继续北伐，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挠北伐，制造了“济南惨案”（亦称“五三惨案”）。张作霖因战事不利，决定退回东北。日本见张作霖不能满足他们的侵略要求，在皇姑屯将其炸死。同年底，张作霖之子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告东北三省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基本统一了全国。 形式统一的历史内涵。 东北易帜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成为全国的中央政府。但这一统一只是“形式上”的。历史学家徐中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各地军阀“缺乏效命国家的意识，只要与南京之间没有利害冲突，他们就可以长期与南京合作；但一旦发生利益冲突，这些军阀就将见机行事，甚至还会与南京国民政府展开较量”。国民党新军阀各自为政，内乱混战不断——1929年蒋桂战争、1930年中原大战等接连爆发；帝国主义势力尚未清除，国家主权仍不完整；中共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与国民党形成武装对峙局面。因此，这种统一是极为脆弱的。 1.2 国民党的“训政”与政治制度 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 国民党“训政”的理论基础是孙中山提出的“革命程序论”，即中国要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才能最终实现民主共和。“军政”是以武力统一全国的时期，“训政”是由国民党训导国民、培育民主意识的时期，“宪政”是最终还政于民、实施民主宪法的时期。 《训政纲领》与一党专政的实质。 1928年，国民党颁布《训政纲领》，规定在训政时期，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大会闭会期间，把政权托付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治权，托付给国民政府总揽执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负责指导监督国民政府的重大国务。 从表面上看，国民党的“训政”打着“训导国民、为宪政做准备”的旗号，但其在实质上完全是剥夺人民权利的一党专政。国民党垄断一切政治权力，政权完全由国民党中央操控，违背了孙中山“主权在民”的初衷。在“训政”之下，人民被剥夺了参政权，连最基本的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都受到严密限制。1948年，国民党虽宣布结束“训政”、进入“宪政”时期，召开“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李宗仁为总统、副总统，建立总统府取代国民政府，但不过是披着“宪政”外衣的独裁，最终也无法逃脱崩溃的命运。 公务员制度的建立。 南京国民政府在选官制度方面进行了制度化的尝试，将从北洋政府继承的文官制度发展为公务员制度。 1929年，国民政府制定《公务员任用条例》；1933年颁布《公务员任用法》。公务员的选任由考试院负责，“所有公务员均须依法律，经考试院考选、铨叙，方得任用”。1929年颁布的《考试法》允许女子参加考试，体现了更强的开放性和平等性。对一般已在职人员，则采用甄别审查措施，使其取得任用资格。 公务员制度的特点在于：以法律条文形式确立并规定了孙中山的文官考试思想，使考试制度法律化——各项考试的举行、公务员任用的法定程序皆有据可依；考试为主，选拔方式多样化；考试内容广泛且趋向专业化；基于北洋政府时期的文官制度经验，吸收了中国传统考试监察制度和西方文官制度的精华，是中外古今的融合借鉴。但公务员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漏洞百出，政党色彩浓厚——国民党规定重要职位的“公务员应由该党长官，促研究党义，随时介绍入党”，以法律形式强行保证国民党对公务员队伍的控制，使得无法真正禁绝任用亲信、拉帮结派的现象。 1.3 国民政府前期的经济建设与外交成果 “黄金十年”的经济发展。 1927年至1937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相对显著的进展，史学界有时将这一时期称为“黄金十年”。具体表现包括：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开展，鼓励发展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推动，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兴办实业的热情提高，使得在夹缝中的民族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这一时期电力、化工等新兴产业有所成长，铁路建设取得一定进展，为后来的全民族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1935年，面对经济危机的影响和日益紧迫的抗日备战需要，国民政府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以促进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综合发展为核心目标。这一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也增强了国民政府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力。 币制改革与法币的发行。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规定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银元流通，将白银收为国有。法币改革的背景是国内长期货币制度混乱，银两、银元、外国银币并行流通，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美国大量收购白银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直接危及国民经济的基本稳定。法币改革统一了全国的货币，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防止白银外流，为抗战做了金融准备。但其弊端同样不容忽视——法币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缺乏相应的储备金保障，此后国民政府为解决财政危机滥发法币，导致持续的通货膨胀和最终的崩溃。 改订新约运动与收回关税自主权。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发起了一场同列强“改订新约”的运动，主要集中于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两项要求。美国首先同中国缔结了新的关税关系的条约，其他各国相继仿效。新约承认中国在关税上有对等的权利，这意味着中国部分收回了长期丧失的关税自主权。关税自主的收回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主权，保护了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的交涉，虽有一些成就，但距完全取消领事裁判权还相差甚远。由于中国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未取得与西方国家同等的权益。 官僚资本的形成与膨胀。 在经济发展中，四大家族（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官僚资本迅速膨胀。官僚资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的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的产物，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而形成。他们凭借政治特权，以国家名义垄断金融、工矿和贸易，攫取巨额财富，这对于真正独立的民族工业而言不是促进，而是严重的压榨和摧残。 二、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 2.1 武装起义：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端 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 1927年，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最终失败。中国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掌握军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由此开始了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历史新阶段。 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在江西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1949年中央确定8月1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南昌起义由此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起点。 八七会议：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转折。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并决定在秋收时节发动武装起义。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八七会议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 秋收起义：从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变。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赶赴湖南，于1927年9月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起义军从江西修水、安源、铜鼓分三路向长沙进攻，受挫后退往文家市。毛泽东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果断决定放弃攻打中心城市长沙的计划，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进军。进军途中，部队在江西永新三湾进行改编（史称“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将党支部建在连上，这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开端。 2.2 井冈山道路的开辟与“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 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中明确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起来。武装斗争是主要斗争形式，土地革命是中心内容，根据地建设是战略阵地，三者紧密结合、缺一不可。这一思想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奠定了基础，标志着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毛泽东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道路的可行性和历史必然性。 土地革命。 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取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在革命根据地，党领导农民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废除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共产党由此获得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古田会议与党的建设。 1929年12月，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即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史上的里程碑。 2.3 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定都瑞金，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府主席。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全国性工农民主专政政权的首次尝试，标志着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两个政权的对峙局面。苏维埃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是创建人民革命政权的尝试。到1930年夏，全国已经建立起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分布在十多个省，革命武装力量达十万人。 根据地的制度建设探索。 在苏维埃政权建设实践中，各级苏维埃代表会议成为工农民主的基本组织形式，宪法大纲、劳动法和土地法相继颁布，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体系。这些制度探索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国家政权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2.4 “围剿”与反“围剿”：两个政权的军事较量 国民党的“围剿”与根据地的壮大。 1930年10月起，蒋介石先后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大规模“围剿”。红军在前四次反“围剿”中，采取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取得重大胜利，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军队发动第五次“围剿”。此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掌握了红军的实际指挥权，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方针，放弃过去行之有效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与敌人进行阵地战、消耗战。红军在这次反“围剿”中遭受严重损失，被迫于1934年10月开始战略转移——长征。 三、红军长征：从战略转移到革命新局面 3.1 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 战略大转移的艰难行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红军虽然在突破四道封锁线中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由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但在紧要关头毛泽东提出了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军的建议，避免了更大损失。 遵义会议：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由张闻天负总责，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同时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遵义会议纠正了当时党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但并没有从思想上彻底清算“左”倾错误，党内“左”倾错误的彻底清算是在后来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完成的。 长征的胜利会师。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草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三大主力会师不仅标志着长征的最终完成，也保存了党和红军的骨干力量，使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相对稳固的西北地区。 3.2 长征胜利的历史意义 长征精神的历史内涵。 长征实现了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重于求实，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长征的胜利，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信心，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1935年长征途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底，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在中共的调停下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标志着十年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国共两党由武装对抗逐步走向合作抗日。 【关键史实串联】从武装对峙到合作抗日：十年对峙的逻辑演进 1927年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大革命失败 → 1927年8月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 → 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总方针 → 1927年9月秋收起义，毛泽东引兵井冈山 → 1927年10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点燃“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 1927年秋“宁汉合流”，国民党专制统治确立 → 1928年井冈山会师，组建红四军 → 1928年底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基本统一全国 → 1929年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 → 1930年起红军粉碎国民党四次“围剿” →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 →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开始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 1935年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十年内战基本结束 【关键概念辨析】 “工农武装割据”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关系。 这是理解中国共产党革命道路理论最关键的一对概念。“工农武装割据”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三位一体的理论。它最初是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提出的具体策略纲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则是在“工农武装割据”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完整的革命道路理论，指的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两者的关系是：“工农武装割据”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雏形和实现途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则是对“工农武装割据”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提升。 党内“左”倾与右倾的区别。 这是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十年对峙时期党内斗争的关键概念。“左”倾和右倾是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在革命或建设中的两种错误思想倾向。超越了当时客观实际，做了条件不成熟的事情就是“左倾”，体现为照搬教条、急躁冒进——如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御敌于国门之外”便是典型的“左”倾错误。落后于当时实际，条件成熟了还不去做就是“右倾”，体现为保守悲观、妥协退让——如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两者的共性在于都脱离了实际，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 遵义会议的历史定位。 这是高考的高频考点，需要准确把握。遵义会议是一次挽救党和红军的关键会议，它纠正了“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不能夸大遵义会议的历史作用——它纠正的是军事上的“左”倾错误，并没有从思想上彻底清算“左”倾错误。党内“左”倾错误的彻底清算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完成的。 “训政”与“宪政”的实质辨析。 国民政府的“训政”打着“训导国民、为宪政做准备”的旗号，但实质上是剥夺人民权利的一党专政，违背了孙中山“主权在民”的初衷。1948年国民党宣布进入“宪政”时期，选举了总统、副总统，但其最终结局不过是披着“宪政”外衣的独裁，最终崩溃。 苏维埃政权与抗日战争时期民主政权的区别。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属于工农民主专政性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相比之下，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则实行“三三制”原则，政权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性质。两者的领导阶级相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但政权的社会基础和参与阶层完全不同——十年对峙时期以工农为核心但排斥地主和资产阶级，抗日战争时期则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备考提示与命题趋势】 1. 核心素养指向 本课是高考的高频考点。根据近年高考试题的分布，本课涉及的核心考点主要有：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与公务员制度、南昌起义与八七会议、井冈山道路与“工农武装割据”、红军长征与遵义会议等。2025年高考多省试卷新课标卷将本课与抗日战争的初期内容融合考查，体现了近年来高考命题对本课内容的重视。 时空观念：准确掌握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八七会议（1927年8月7日）、秋收起义（1927年9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1927年10月）、古田会议（1929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1931年11月）、长征（1934年10月—1936年10月）、遵义会议（1935年1月）等关键时间节点。能够在历史地图上定位南昌、井冈山、瑞金、遵义、吴起镇等关键地点的地理位置，理解从城市暴动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空间转移过程，以及红军长征从江西瑞金出发、经贵州遵义、最后到达甘肃会宁的整体路线。 历史解释：能够分析中国共产党从城市转入农村、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理解“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内涵——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的辩证关系；理解遵义会议在中共历史上的转折意义；能够辩证评价南京国民政府“训政”的实质及其政治制度。 家国情怀：通过学习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感悟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难、坚定信念的革命意志；通过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历史，认识人民群众是中国革命的力量源泉。 2. 思维拓展 两条道路的比较分析。 十年对峙时期，中国存在着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国民党代表的是官僚资本主义道路——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的“训政”，经济上发展官僚资本，对外依附帝国主义；共产党代表的是新民主主义道路——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统治，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动员最广大的农民群众，最终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两条道路的较量，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初步成果。它不是简单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中心暴动”的模式，而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当时中国共产党力量极为薄弱，在城市遭受国民党的残酷镇压，而广大农村则是反动统治力量的薄弱环节——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这一创造性的转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思辨性问题：为什么南京国民政府只是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国内军阀割据混战不断、外国势力干涉、中共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与之对峙。）遵义会议是否彻底清算了党内的“左”倾错误？（没有。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从思想上彻底清算“左”倾错误是在后来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完成的。） 3. 热点关联 红色革命精神传承。 近年高考命题屡次从家国情怀角度考查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的当代价值。长征胜利90周年（1936—2026年）和井冈山会师等重要红色历史事件周年纪念是高考命题的热点关联方向。复习时应注意将革命精神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相结合，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 国共关系与民族复兴。 十年对峙时期的历史说明：只有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力量，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最终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历史进程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一重大历史命题，是“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教育的重要切入点。 重点考向定位。 本课近五年高考考查频率较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向：工农武装割据（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与根据地建设的关系）、长征与遵义会议（历史事件的意义与精神内涵）、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与经济（考查一般官员的待遇与官僚资本的膨胀、“训政”与“公务员制度”的实质）、国共关系演变（从国共对峙到合作抗日的政策调整）。备考中应结合近五年高考真题进行针对性训练，强化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解和对历史概念的辨析能力，特别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三个基本要素及其内在关联、遵义会议的历史定位（不能夸大也不能低估），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与实质分裂的辩证理解。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