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正文:
主干知识一:晚清时期——危机加深与救亡道路的初探(1840—1912年)
这一时期的核心线索是:列强侵略步步升级,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中国社会各阶层为挽救危局进行了从器物到制度的不同层次探索,但均因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而失败;中国最终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这是一个“冲击—反应”的时代——外部列强的侵略不断“冲击”着古老的中国,而中国社会各阶层也在不断“反应”中试图找到出路。
一、列强侵华与民族危机的步步加深
列强侵华是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可以按照四次重大战争和四个关键条约来把握其演进脉络。理解这一脉络的关键,在于把握每一次战争和条约之间“得寸进尺”的内在逻辑——前一次侵略获得的特权,成为下一次侵略的跳板和借口。
第一次: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40年,英国以中国禁烟运动损害其利益为借口发动战争。根本原因在于工业革命后的英国迫切需要打开中国市场,将中国变为它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1842年,战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协定关税。随后签订的《虎门条约》等附件,使列强获得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军舰在通商口岸停泊权等特权。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开始丧失国家主权的完整,从独立的封建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之路。
第二次: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英法等国为进一步扩大在华权益,于1856年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再次战败,先后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增开十一处通商口岸,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允许外国人到内地游历、经商和传教,割让九龙司给英国,赔款大幅增加。尤其严重的是,俄国趁火打劫,通过《瑷珲条约》等侵占了中国东北和西北共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第三次:甲午中日战争与《马关条约》——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1894年,经过明治维新而国力大增的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遭受重创,在威海卫全军覆没。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是自《南京条约》以来最苛刻的不平等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款白银二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内地免收内地税。允许列强在华设厂,标志着列强侵华从商品输出为主转向资本输出为主。《马关条约》的签订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此后各国纷纷强租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甲午战争的惨败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仅仅引进西方技术而不变革根本制度,不可能真正实现自强。
第四次:八国联军侵华与《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00年,为镇压义和团运动,英、俄、德、法、美、日、意、奥八国组成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攻陷天津和北京。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惩办支持义和团的官员(“首祸诸臣”),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组织;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本息合计近十亿两;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区,由各国驻兵管理,中国人不得居住;拆除大沽及北京至海防的所有炮台,允许各国在山海关至北京的铁路沿线十二处要地驻扎军队。通过这个条约,列强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全面控制了清政府——清政府从此成为“洋人的朝廷”,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二、各阶层挽救危局的努力及其失败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社会各主要阶级相继登台,提出了各自的救国方案。这些方案的递进——从学习西方“器物”到模仿西方“制度”再到传播“思想”——构成了中国近代化探索的基本历程。
农民阶级的抗争: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顶峰。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起义,1853年定都天京,建立起与清政府对峙的政权。其前期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理想,核心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否定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反映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但绝对平均主义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后期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主张学习西方、发展工商业、以法治国,是中国人首次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性方案,但它没有触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且缺乏实施的社会条件。1864年,太平天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这一运动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促使湘淮系汉族官僚集团崛起、中央权力开始下移,但其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无法提出科学的社会改造方案、内部宗派斗争严重——决定了失败的命运。
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民族危机空前加剧背景下爆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它以“扶清灭洋”为口号,以焚烧教堂、拆毁铁路电线等为主要斗争方式。这一口号具有鲜明的两面性:“灭洋”体现了坚决反帝的爱国精神,沉重打击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但“扶清”容易让群众放松对清政府的警惕,“灭洋”的方式带有严重的盲目排外色彩。义和团运动作为一场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无法承担起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
地主阶级的自救:从“师夷长技”到“中体西用”
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是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抵抗派。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抵抗西方侵略。这一思想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启蒙意义,但它的局限也很明显:学习的内容仅限于技术层面的“长技”,不涉及制度变革。
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自强求富”的实践。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以奕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在“自强”的口号下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等近代军事工业;在“求富”的口号下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民用工业;筹建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兴办了京师同文馆等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学习。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客观上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但其指导思想“中体西用”——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和纲常伦理的前提下引进西方技术——决定了它只能是浅层的修补。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覆灭,以惨痛的事实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不改变根本制度,单靠引进技术无法真正实现国家富强。
资产阶级的改良与革命:两条道路的探索
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改良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试图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通过光绪皇帝推行变法,建立君主立宪制。1898年6月至9月的“百日维新”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改革诏令,如废除八股文、设立京师大学堂、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等。但变法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利益,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变法失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戊戌变法的失败有着深刻的原因: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薄弱,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且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维新派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制度,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但它的历史意义不可忽视——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传播了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冲击了封建专制制度,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后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其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指向推翻满清贵族统治,民权主义指向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民生主义指向解决土地问题。三民主义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各省纷纷响应,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清帝退位,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宣告终结;3月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重要文件,确立了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等民主原则。
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在于: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社会风俗的变革——改用公历、剪发辫、禁缠足、革除“大人”“老爷”等称呼。但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革命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究其原因,根本在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同盟会组织松散、缺乏统一的领导核心,革命党人没有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辛亥革命的成败,深刻地证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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