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隋唐制度的变化与创新 讲义 --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第七讲　隋唐制度的变化与创新 阶段定位与复习导向 本讲聚焦于隋唐时期的制度变迁，是整个魏晋至隋唐阶段复习中“制度建设”维度的核心内容。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本讲的主题，那就是“创新”——不是在推翻一切基础上的另起炉灶，而是在总结前代经验教训基础上的系统性革新。隋唐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在选官、中枢决策、赋税和法律等关键领域，创建了一套比秦汉更为成熟、细密且富有弹性的制度体系，这套体系此后被历代王朝所沿袭和完善，其影响力甚至远及东亚世界。 课程标准对本讲的要求明确指向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了解隋唐时期封建社会的高度繁荣，认识隋唐时期的制度变化与创新（《中外历史纲要》上）；二是认识隋唐时期中国的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选择性必修1）。前者关注制度本身的演变脉络，后者则要求将制度放在国家治理的宏观框架下加以理解。近三年高考对本讲内容的考查频率很高，选择题和材料题均有涉及，复习时应将各项制度的基本内涵、演变逻辑和历史意义作为重中之重。 一、选官制度的革命——科举制的创立 （一）从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为什么会发生变革？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西周实行世卿世禄制，官员由血缘决定；秦朝以军功爵制激励耕战；两汉推行察举制，侧重品德和才能；魏晋南北朝则形成了九品中正制。每一次选官制度的更替，背后都有深刻的社会变动作为推手。 九品中正制在初创时期确曾起过积极作用，但当它发展到魏晋时期，问题便暴露得越来越充分。中正官评定人才时“计资定品”，越来越看重家世门第，以至于形成了“唯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的局面。选官的权力实际上被门阀士族所把持，最终结果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高门子弟即便不学无术也能位列朝堂，而寒门庶族出身的才俊之士却无缘进身。这种制度固化对于社会的活力构成了严重压抑。 到了南北朝后期，推动制度变革的条件逐渐成熟。首先是门阀士族自身的衰落。陈寅恪先生曾有论断：南朝士族在梁末之乱中被全部消灭。这个判断或许过于绝对，但门阀士族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垄断地位确实在持续走低。其次是寒门庶族势力的崛起。随着南北朝以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的数量不断增多，他们拥有经济实力但缺乏政治地位，自然要求打破门阀士族对选官权力的垄断。这一诉求在政治上恰好与隋朝统治者打击豪强大族、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取向不谋而合。再者，从统治者的角度看，无论是隋文帝还是隋炀帝，都迫切需要一套能够绕过既得利益集团、直接由中央掌控的选官制度，以便将真正有才干的人选拔到官僚队伍中来。吕思勉在《中国制度史》中精辟地指出：“科举之善，在能破朋党之私。”这句话点出了一个要害：此前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选拔的主动权都在举荐之人手中，考官很容易形成与考生之间的私人恩义关系，进而结成政治同盟；而科举制下士人可以直接报名应考，主考官即便想徇私也无从下手。制度保障了公平，也保障了皇权对官僚选拔的直接控制。 （二）科举制的形成与发展 科举制并非某个帝王一朝心血来潮的创造，它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隋文帝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迈出了制度变革的第一步。隋炀帝始建进士科，科举制度正式确立。此后唐朝历代帝王对这一制度进行了持续的完善：唐太宗增加了考试科目，以进士和明经两科为主；武则天扩大科举取士人数，并首创武举和殿试，亲自面试考生；唐玄宗则任用高官主持考试，进一步提高了科举的规格和地位。 科举考试的内容在不同科目中各有侧重。进士科考时务策和诗赋，侧重文学才华和政见能力；明经科考儒家经典的记诵和理解；明法、明算等专科则面向法律、数学等专门领域。其中进士科最为社会所看重，“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即便做到了群臣之首的宰相，如果不是进士出身也会觉得终生遗憾。唐代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形象地道出了天下读书人皓首穷经、应举入仕的社会风尚。 （三）科举制的历史意义 科举制对中国社会和政治格局的影响是深远而多层次的。 在政治层面，它采用了一种更加公平的选拔方式，打破了门阀士族对选官权力的垄断，扩大了官吏的人才来源，提高了官僚队伍的文化素质，并以制度的力量加强了中央集权。皇帝通过科举直接掌控了选官的最高权力，凡是希望进入仕途的人都必须通过国家主持的考试，这就从根本上斩断了高门大族世代把持官职的制度基础。 在社会层面，科举制扩大了统治基础，加速了社会阶层的纵向流动。贫苦子弟如果努力学习也有机会进入官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完全是空想。这种对下层才智之士的吸纳机制，使王朝统治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形成重学风气，推动教育的发展和文学的繁荣。 在世界影响层面，科举制是中国对世界制度文明的重要贡献。它开创了以公开考试选拔文官的先河，为近代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提供了一个遥远的范本。美国汉学家卜德曾评价说：“科举制无疑是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 当然，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科举制在明清以后逐渐走向僵化，八股取士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创造精神；即便在唐朝，进士科以诗赋取士也早有时人批评其与实际政务脱节。在评价科举制时应当持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它创立的初衷和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发挥的主要作用是积极的，其后期僵化的问题则是需要在制度演进中不断调适的。 （四）选官制度演变的总体趋势 如果从一个长时段来观察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进，可以看出几条清晰的线索。在选拔方式上，从世袭、推荐逐步演变为公开考试，程序渐趋严密、科学。在选拔标准上，从血缘、门第演变为才学，走向制度化、公平、公开和客观。在选官基础上，社会覆盖面日益扩大——从少数贵族到军功阶层、再到地方推举的孝廉茂才，最后到所有男性读书人原则上都可参加科举，官员的素质和来源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高。 与选官制度相配合，隋唐时期还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官员考核和监察体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以轻制重的监察原则——监察官员品秩不高但权力不小，这种设计有效地防止了监察者与被监察者之间形成利益共谋，保障了监察权的独立行使。这套巡视监察制度的特点在于制度化、体系独立而严密，最根本的宗旨始终是为皇权服务。 二、中枢机构的成熟——三省六部制 （一）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 秦汉时期的中枢体制是三公九卿制。丞相作为百官之首，总揽行政大权，位高权重；御史大夫掌监察，太尉管军事，九卿分掌各项具体事务。汉武帝为了削弱丞相权力，创设了中外朝制度——将决策重心转移到以尚书为首的内朝近臣手中，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逐渐退居执行机构的地位。东汉时期，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后汉书》有“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记载，尚书台实际上已经成为行政中枢。 魏晋南北朝是三省体制的孕育时期。曹魏时出现了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令；西晋时门下省的地位上升，负责审核驳正；原本掌管文书传递的尚书省则逐步转变为行政执行机构。三省之间既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约的格局，在隋文帝时期被正式确立为国家的核心政治制度。 隋文帝在制度上做出了一个关键决断——废除北周带有复古色彩的六官制，恢复汉魏以来的设官传统，确立了较为完备的三省六部制。唐朝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完善和细化，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官僚制度成熟形态的标志。 （二）三省六部的运行机制 三省六部制的运作流程可以用“一草一核一行”来概括。中书省负责草拟皇帝的诏令——中书舍人根据皇帝意图和朝议结果拟定诏书文本，经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核后呈送皇帝画可。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令，如认为内容不妥或与法令典制有冲突，有权驳回，退回中书省重新拟定。一旦门下省审核通过，诏令便正式成立，交付尚书省执行。尚书省是全国最高行政机关，下设六部：吏部掌官员选任考核，户部掌财政户籍，礼部掌礼仪祭祀和科举，兵部掌军事行政，刑部掌司法刑狱，工部掌工程营建和水利。六部各司其职，共同构成了国家行政管理的完整体系。 （三）三省六部制的制度特点与历史影响 三省六部制的精妙之处在于其内在的权力制衡设计。相权一分为三——秦汉时期丞相一人或一府独揽大权的格局被彻底改变，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首脑均为宰相，彼此之间相互牵制，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单独主宰中枢政务。职权明确、程序清晰——从草拟到审核到执行，三省的职责界限清楚，运作有条不紊，提高了行政效率。集思广益、减少失误——重大政务需三省共同商议，中书舍人各自陈述意见并签署其名（所谓“五花判事”），中书省和门下省的长官在此基础上再加审议，门下省还要对定稿进行驳正——这一制度流程使得“鲜有败事”成为可能。 三省制还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君权的程序性约束。按照制度设计，皇帝的命令如果未经中书省起草和门下省审核便直接颁布，在程序上是无效的，相关部门有权拒绝执行。当然，这种约束不是刚性的——强势的皇帝完全可以绕过三省直接发号施令，但从制度规范本身来看，三省六部制确实包含了一种“决策—审核—执行”三权分立的理性精神。 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对唐代行政流程有一段精当的描述：“每事先经由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以付门下。或有未当，则门下缴驳，又还中书又将上，得者再下中书，中书又门下。若事可行，门下又下尚书省，尚书但主书撰‘奉行’而已。”为了提高效率、避免两省之间无休止的争论，唐初还设立了政事堂作为三省的联合议事机构——中书和门下两省先于政事堂议定，然后奏闻皇帝。 三省六部制是我国官制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标志着封建政治制度走向成熟。此后历代基本沿袭了这一制度框架，尽管具体名称和分工不断调整（如元代实行一省制，明代废除丞相后以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但六部二十四司的分工体系和行政流程，在制度精神和组织原则上都贯穿了此后上千年的中国政治生活。当然也要看到，当君主专制走向恶性发展或朝政腐败之时，权力失去制约和监督，三省六部制也便会失去其维系封建统治的积极作用。 三、赋税制度的转型——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 （一）租庸调制：以均田制为基础的赋税体系 在理解唐代赋税制度之前，有必要先廓清“税”与“役”的概念。在古代，民众对国家的义务包括两类：一是税收，即国家依法向臣民征收的实物或货币，主要有田税（以土地为基础）、人口税（以人丁为依据）和户税（以户为单位的财产税）；二是徭役，即国家强制民众承担的无偿劳动，包括力役、军役和杂役等。 唐朝前期的赋税制度是租庸调制，以均田制为基础。均田制是由国家向成年男子授田的制度，授田对象为21岁至59岁的成年男子（称为“丁”）。在这一基础上，每丁每年需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为“租”；纳绢或布，称为“调”——这是在人头税意义上的交纳；每年服役二十天，称为“庸”，如果不去服役则可以纳绢或布替代，这被称为“纳绢代役”或“输庸代役”。 租庸调制的积极影响有三：输庸代役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税收从劳役地租转变为实物地租，减轻了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统一的税制取代了前代种种苛捐杂税，保障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然而，租庸调制的运行有一个基本前提——均田制能够持续运转。安史之乱后，形势急转直下。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失地农民逃亡现象严重，均田制难以维系。正如史料所载：“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人丁情况、土地占有和贫富格局都已不再是编制租庸调时的旧貌，以此为据的税制自然难以为继，国家财政收入急剧下降。 （二）两税法：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转折 780年，宰相杨炎上书唐德宗，建议彻底改革税制，颁行两税法。两税法的核心内容包括：每户按人丁和资产缴纳户税，按田亩缴纳地税；取消租庸调和一切杂税杂役；一年分夏季和秋季两次征收。 两税法在中国古代赋税制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创新之处体现在多个方面：征税标准从以人丁为主转变为以资产为主，“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分本地户和外来户，一律按现居住地登记；不分丁男和中男，一律按贫富等级确定税额。征税时间基本固定在夏秋两季，规范了税制。税收形式从以实物为主转向货币与实物结合，货币税的引入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税收名目大为简化，此前名目繁多的租、调、役和各种杂税被合并到户税和地税之中。 这一改革的历史意义不可低估。从积极方面看，它简化了税收名目、扩大了征税对象、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减轻了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货币税的征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消极方面看，两税法并未能遏制土地兼并——唐朝后期土地兼并反而越来越严重，大地主隐瞒财产、转嫁赋税的现象有增无减，农民的负担在制度转型之后又逐渐加重，社会矛盾也随之加剧。 （三）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发展趋势 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的转变，折射出中国古代赋税制度演进的几条基本趋势。征税标准从以人丁为主向以财产为主转变——政府不再主要控制人口，而是控制土地和资产。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逐渐减弱——从劳役地租到实物地租再到货币税，农民的自由度不断扩大。税收种类趋于简化——从繁多的名目合并为几项主要税收。征税内容由实物向货币转化——适应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 四、法律与教化的体系化 （一）《唐律疏议》：中华法系确立的标志 唐朝法律体系的建设经历了从武德律到贞观律再到永徽律的完善过程。唐高宗永徽年间，命长孙无忌等人对永徽律逐条进行解释，形成《永徽律疏》，后称《唐律疏议》。这是中国现存最早、最为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华法系确立的标志。 唐律最核心的特点是礼法结合——将儒家伦理纲常渗透到法律条文和法律解释之中，使法律的强制力和道德的感召力结成一体。这种法律儒家化的完成，意味着此后中国法律的精神底色已经基本定型。《唐律疏议》不但是此后历代王朝创制法律的蓝本，也对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国家的律令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教化的制度安排 在礼治方面，732年唐玄宗颁布《大唐开元礼》，分为吉、宾、军、嘉、凶五礼，是一套体系庞大、体例严谨、内容繁复的礼仪法典，堪称秦汉以来封建礼仪制度的集大成之作。在社会层面，唐朝重视家训的教化功能，通过强化基层教化将统治秩序建立在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之上。 五、本讲小结与制度体系的内在逻辑 隋唐制度的系统性创新，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从相对粗放走向精密化的标志性阶段。可以将这些制度之间的关系作一个概括性把握。 中央官制的变革以三省六部制为核心，取代了秦汉以来的三公九卿制。相权由一人独揽到三人分立，由决策执行合一到决策、审核、执行三环相扣，中央机构更加成熟完善，成为后世官制的基本蓝本。 选官制度的变革以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为标志。科举制使各阶层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寒门庶族——获得了进入政权的制度化通道，扩大了统治基础，从制度上解决了此前数百年间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痼疾。 赋税制度的变革经历了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的深刻转型。这一变化不仅是唐代税制的改革，更是从汉代以来征税“重人口、轻田产”转向“轻人口、重田产”的分水岭——国家赋税的主要依据从控制人转向控制土地，这是中国古代经济制度和财政制度演进中的一次重大转折。 法律制度的体系化以《唐律疏议》的编纂为标志，礼法结合的原则被彻底制度化，中华法系由此确立，其影响力超越了中国一国范围。 以上四项制度变革，从不同维度共同指向一个目标：构建一个更加高效、严密、公平且可持续的国家治理体系。秦汉开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隋唐则在这个框架之内，将各项制度打磨到了此前历代未有的精密程度。这便是“变化与创新”一词在这个时代所承载的完整历史分量。 复习建议：本讲是制度史专题的核心内容，高考选择题常以具体制度细节或制度演变材料设问，材料题则常要求分析制度变迁的原因和影响。复习时务必精确掌握科举制的形成过程与历史意义、三省六部制的运行机制与特点、两税法与租庸调制的变化要点及其反映的赋税制度演进趋势。尤其要注意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例如均田制瓦解导致租庸调制无法维持，进而催生了两税法——这种因果链条是材料分析题的重要切入点。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