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正文:
第36讲 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与变化
一、本讲的历史坐标:改革尝试与制度挫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范围,在欧洲和亚洲一系列国家取得胜利。东欧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在苏联帮助下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亚洲的朝鲜、越南和中国也先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国家在巩固政权与恢复经济的初期,普遍照搬了苏联模式——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在粗放型增长阶段,这套体制发挥过积极作用。苏联在1949年和1953年相继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东欧各国的经济恢复也取得了明显进展。然而,随着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苏联模式固有的弊端日益暴露:排斥市场机制导致经济缺乏活力,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业和轻工业长期落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到50年代初,改革已势在必行。
从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苏联和东欧各国先后进行了不同深度的改革尝试。赫鲁晓夫率先打开改革之门;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趋于保守和停滞;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受阻后转向激进的政治改革,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相继更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
本讲的核心线索是两条。一是苏联三次改革的演变——赫鲁晓夫局部突破、勃列日涅夫修补保守、戈尔巴乔夫根本转向,以及每次改革“改了什么、没改什么、为什么会失败”。二是东欧各国在改革探索中的不同尝试——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布拉格之春”等,以及最终在内外压力下走向剧变的共同命运。从这些实践中引出的珍贵启示是:不改革没有出路,改革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同样是死路一条。
二、苏联的改革——从突破尝试到制度崩溃
(一)赫鲁晓夫改革:打开坚冰的有限实验(1953—1964年)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他面对的是一套僵硬的体制——农业长期停滞,农民生产积极性低落;工业片面追求重工业指标,消费品严重匮乏;个人崇拜和大规模冤假错案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态。
在政治领域,赫鲁晓夫首先破冰。1956年苏共二十大作了《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打破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同时为大批受牵连者平反冤假错案。他强调集体领导,改革干部制度——实行轮换制和任期制,试图打破领导职务长期当权的僵化格局。但在做法上,他对斯大林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方式,没有对其功过作出全面科学的分析,由此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中苏关系也从这一时期开始恶化。
在经济领域,赫鲁晓夫将农业作为改革的突破口。他取消自三十年代延续下来的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实行收购制并大幅度提高收购价格;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扩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自主权;大规模开垦荒地,提倡种植玉米以增加饲料和粮食产量。这些措施取得了短期效果——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有所增加。在工业方面,废弃部门管理体制,将部分中央部委管理的企业下放给加盟共和国,并给予企业有限的工资调整自主权。
赫鲁晓夫改革在一定时期内打破了长期以来笼罩苏联社会的僵硬氛围,注入了某些市场经济成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它在根本上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指令性计划仍是经济活动的唯一调控手段,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并未得到纠正,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始终未被触动。改革后期出现的经济混乱和农业歉收,使赫鲁晓夫在1964年被解职。
(二)勃列日涅夫改革:从调整到全面停滞(1964—1982年)
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苏联推行了“新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改革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核心,将国家下达给企业的指令性计划指标从三十项减少到九项,并利用奖金等经济杠杆促进企业改善管理和提高效益。在改革前期,工农业生产一度有所发展,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
然而,勃列日涅夫的改革很快趋于保守。在意识形态上,“完善”社会主义的提法逐渐取代了“改革”,任何对现行体制进行深层变革的思考都被压制。经济管理上,传统指令性计划框架被完整保留——企业仍然必须无条件完成国家计划任务,引入的经济杠杆只是计划边缘的微调,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的运行逻辑。
从70年代起,苏联为了与美国全面进行军备竞赛,在钢铁、导弹和核武器等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领域投入了巨额资源。这一时期美苏争霸的态势转为“苏攻美守”——苏联在军事实力上达到了与美国大体相当甚至局部领先的水平,但这种优势是以国民经济更加畸形化为代价换来的。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庞大支出严重挤占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空间,消费品短缺日益严重。勃列日涅夫后期热衷于树立个人迷信,专断作风日趋严重;干部队伍严重老化,因循守旧,整个社会日益缺乏活力。
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农业和消费品短缺问题愈加尖锐,技术进步明显滞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勃列日涅夫的改革对传统体制仅限于修修补补,并未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的根本框架,社会矛盾在僵化中日积月累,苏联经济进入了长期停滞期。
(三)戈尔巴乔夫改革:从经济受挫到政治转向与解体(1985—1991年)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社会已到了不得不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地步。他提出“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在经济领域承认市场调节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试图引入部分市场机制。但由于旧体制的惯性力量过于强大,经济改革措施在实际推行中遇到重重阻难,成效甚微——1986至1988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反而低于改革之前。
在经济改革受挫后,戈尔巴乔夫将注意力转向政治领域。他认为,现行政治体制是经济改革没有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然而,他没有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是采取了一系列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做法:取消苏共领导地位,抛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议会制、总统制和多党制,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多元化”,放任各种反社会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思潮泛滥。
长期积累的民族矛盾在政治控制松动的背景下迅速表面化。1990年立陶宛率先宣布独立,各加盟共和国相继效仿。1991年8月19日,部分试图阻止苏联分裂的领导人发动政变,但迅速失败。同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正式宣告苏联停止存在——苏联正式解体。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致命问题在于:经济改革受挫后,他没有在保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探索新路,而是将改革引入了否定自身的轨道——改革的对象最终变成了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这直接导致了苏联的瓦解。苏联的解体只能说明苏联模式的僵化和改革的失败,而不能说明社会主义运动本身的失败。
三、东欧的改革与剧变——各具路径,殊途同归
(一)各国早期的改革尝试——南斯拉夫与“布拉格之春”
东欧各国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最初普遍照搬苏联模式。进入50年代以后,苏联模式的弊病在不同国家先后显现,一些国家开始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改革道路。
南斯拉夫是最早抛弃苏联模式、走上独立改革道路的国家。1950年颁布《工人自治法》,在国营企业中由工人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行使经营权,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同时大规模精简国家管理机关,实行党政分开,权力下放。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苏联模式的弊端,调动了地方、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在一个时期内的快速发展。但权力过度下放也带来了一些难以克服的隐患——地方主义日益抬头,民族问题越来越尖锐,为后来南斯拉夫联邦的解体和长期内战埋下了祸根。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杜布切克领导下发起了“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改革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建设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独立制定对外政策为主要内容。这场改革试图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在当年遭到苏联为首的华约国家武装干涉而被迫中断。“布拉格之春”的中断,对于东欧各国内部独立探索社会主义改革的努力是一次沉重打击。
匈牙利在经历了1956年的动荡之后,卡达尔在稳定政治局面的前提下谨慎推行经济改革,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发展自负盈亏的私人小规模经营,使匈牙利成为东欧较早出现消费品市场不同程度繁荣的国家之一。
(二)东欧剧变——改革的转向与制度的倾覆
进入80年代以后,东欧各国普遍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出现倒退,外债负担沉重。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行改革并放松了对东欧的控制,西方长期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持续升级。在内外压力下,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东欧各国执政的共产党或工人党相继丧失政权,政治体制和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
具体过程中,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变化相对平稳;罗马尼亚发生了流血冲突,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被推翻并处决;民主德国并入了联邦德国,德国实现了统一;捷克斯洛伐克分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独立国家;南斯拉夫经过激烈内战,最终解体。
东欧剧变的原因是多层次的。在内部,各国改革都没有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长期的经济困顿使民众对旧体制失去了信心。在外部,戈尔巴乔夫放弃干预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持续渗透共同作用。在思想层面,东欧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人迷失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抛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政治多元化——这种自我否定式的“改革”最终直接指向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的根本转变。
四、历史教训与现实启示
从苏联和东欧曲折的改革历程中,可以总结出深刻的历史教训。
第一,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不断改革,与时俱进。不改革,再好的制度也会僵化。第二,改革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科学合理的措施,不能照搬他国模式。第三,经济改革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不能急于求成。第四,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警惕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第五,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只说明苏联模式及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的失败,而不能说明社会主义运动本身的失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已经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从更宏观的历史进程来看,社会主义尚处于起步阶段,理论和实践均不成熟。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在商品经济不够发达、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情况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基础较为薄弱。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长期历史阶段,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巩固需要长时期的持续努力。社会主义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中国在1978年以后走出的成功道路证明,改革只要坚持正确方向并循序渐进,社会主义制度就能够在自我完善中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
五、核心概念精要
赫鲁晓夫改革:1953—1964年苏联进行的第一次改革。平反冤假错案,打破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农业实行收购制和提高收购价格,工业下放部分管理权。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未能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框架。
勃列日涅夫改革:1964—1982年苏联推行的改革,前期实行“新经济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引入经济杠杆;后期趋于保守,急于与美国军备竞赛使国民经济更加畸形。对传统体制只进行了修修补补,最终陷入全面停滞。
戈尔巴乔夫改革:1985—1991年苏联的最后一次改革。经济改革受挫后,转向政治多元化并放弃苏共领导地位,背离社会主义方向,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布拉格之春”: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发起的全面改革运动。主张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和建立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遭苏联为首的华约国家武装干涉而中断。
东欧剧变:1989—1992年间东欧各国政治体制和社会性质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普遍转型的历史事件。多数国家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权更迭,德国在此期间实现统一,南斯拉夫则在解体过程中陷入持续内战。
六、大题考向预测与复习建议
本讲在高考中具有重要地位,命题角度集中在改革比较和历史教训总结上。
第一类,三次苏联改革的比较。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侧重点、对传统体制的态度以及改革成效上的不同——前两人在保持根本框架的前提下进行局部修补,后者彻底越出了社会主义方向的边界——是重要的考查角度。
第二类,改革成败的原因分析。赫鲁晓夫改革为什么能打开局面却最终受挫,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什么改革会从调整走向停滞,戈尔巴乔夫为什么在经济改革受阻后转向政治领域并最终导致制度崩溃——每一次改革的深层原因和内在逻辑都需要准确把握。
第三类,东欧改革与剧变的整体认识。南斯拉夫自治制度的经验与局限、“布拉格之春”的意义与悲剧、80年代末各国政权相继更迭的深层原因和历史启示——需要从社会主义改革的普遍性和各国国情特殊性两个不同层面加以分析。
第四类,历史启示和教训。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中,可以提炼出哪些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进行改革、必须警惕西方“和平演变”战略。
第五类,中苏改革的比较分析。戈尔巴乔夫改革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比较——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为什么一个失败了而另一个成功了,这是对两者改革的性质、方向和策略进行深入比较的重要命题。
复习本讲时,建议将苏联三次改革的核心措施和根本局限分别梳理清楚,将东欧各国的改革探索和共同命运对照记忆,能够完整复盘“从改革尝试到制度崩溃”的全过程。同时务必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原因和教训准确掌握——这是应对综合性主观题的核心内容。对“布拉格之春”、“新经济体制”、“八一九事件”等关键名词的内涵也要精准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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