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正文:
第35讲 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
一、本讲的历史坐标:自我调适与深层矛盾的并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一场深刻而全面的自我变革。与二战前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导致大危机和战争的历史悲剧形成鲜明对比,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强化了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建立起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世界经济秩序,推行了以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福利国家制度。与此相伴生的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飞跃、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广泛的公民权利运动。
这些变化使资本主义在战后至70年代初出现了长达二十余年的“黄金时代”——经济高速增长,失业率保持在低水平,民众生活普遍改善。然而,变革始终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框架内进行的,它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1973年石油危机后,发达国家普遍陷入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困境,凯恩斯主义的主导地位由此被动摇,新自由主义政策在80年代大规模回潮。福利国家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持久张力中不断调整,社会运动此起彼伏,资本主义制度始终在危机与改革之间反复摇摆。
理解本讲内容,核心线索有三条。其一,资本主义经济调控方式的三次转型——从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再到新自由主义——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其二,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制度化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如何重建国际经济秩序,这一秩序又如何在此后数十年间经历演变和挑战。其三,科技进步、社会结构和福利制度三者之间的联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如何在创造新社会阶层的同时,也催生了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运动。
二、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制度化——美国主导秩序的建立与演变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秩序
1929年经济大危机爆发后,各国纷纷放弃金本位制,竞相贬值货币、提高关税和实施贸易封锁,国际金融和贸易秩序陷入极度混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除美国外的主要参战国经济均遭受严重破坏。美国凭借其工业生产能力在战争中进一步增强、黄金储备占世界总量约三分之二的经济实力,着手按照自己的设想重建战后国际经济秩序。
1944年7月,四十四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会议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其核心是“双挂钩一固定”机制: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三十五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保持固定汇率。美元由此获得等同于黄金的特殊国际地位,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和美国主导全球经济秩序的制度基石。
根据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同时成立。前者负责监督各国汇率政策、提供临时贷款以稳定国际收支,后者则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贷款以推动经济重建和发展。由此,一个以美元为中心、以美国为主导的战后国际金融体系正式确立。
布雷顿森林体系在战后二十余年间在稳定国际金融秩序和促进世界贸易增长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但它内嵌着一个难以克服的根本矛盾——既要保证美元充分供应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国际流通需求,又要维持各国对美元与黄金固定比价的信心,这两者之间是无法长久调和的。随着美国从五六十年代的顺差国转为逆差国、美元大量外流并越积越多,到1971年,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机制随之瓦解,固定汇率制被浮动汇率制取代。美元虽然失去了与黄金的制度性挂钩,但至今仍然是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和结算工具。
(二)关贸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贸易自由化的推进
在贸易领域,1947年二十三个国家签署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它以削减关税和贸易壁垒、促进自由贸易为宗旨,在此后近半个世纪里为各缔约方进行贸易谈判和调解贸易争端提供了一个制度性框架。1995年,关贸总协定被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取代,一个更具法律约束力和持久制度框架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正式建立。
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这一系列国际金融和贸易制度,共同构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完整制度架构。它推动了世界经济向制度化和体系化的方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国际货币和贸易秩序,为战后全球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但这一体系也带有明显的美国霸权烙印——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赋予了美国独有的金融便利和对外政策杠杆,关贸总协定的自由贸易规则在很长时间内更有利于工业化程度高和竞争力较强的发达国家。
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调控——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
(一)战后至70年代初——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经济“黄金时代”
从二战结束到70年代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其核心做法包括:政府大规模投资公共事业以增加就业和刺激消费需求;对能源、交通和通信等关键行业实行国有化或设立国营企业;通过信贷、利率和税收等经济杠杆调节市场;制定经济计划指导和协调经济发展。
这一系列调控措施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性质,而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通过政府行为对生产和分配环节进行干预。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私人资本投资的盲目性,为战后重建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稳定的宏观环境。西欧在1952年和1958年出现的两次经济衰退幅度都很轻微,之后均继之以更高速度的增长。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进入了经济持续增长的“黄金时代”。
在对外经济关系层面,马歇尔计划既促使西欧各国实现了经济恢复和政治稳定,也推动了这些国家在经济合作中走向更紧密的联合——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正是在此背景下开始的。但冷战格局同时也使世界上形成了两个相互封锁的经济体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经济交往受到严格限制。
(二)70年代后的滞胀与政策转向——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将资本主义世界长期积累的隐患全面引发,结束了战后持续二十余年的繁荣期。发达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现象——这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本不应发生。国家长期大规模干预经济导致国有企业效率普遍低下、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福利成本日益膨胀,但继续增加开支刺激经济又导致通货膨胀持续恶化,凯恩斯主义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
在这种形势下,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削减福利支出、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迅速兴起并主导了80年代的西方经济政策。美国的里根政府大幅减税、放松管制、削减社会福利开支;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大规模出售国有企业推行私有化。经过调整,西方国家在80年代逐步走出了滞胀困境,经济增长有所恢复,但贫富差距随之重新拉大。
进入90年代,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呈现出宏观调控与市场导向并存、效率与公平之间不断进行妥协的特点。各国在继续坚持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始终保留着应对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基本干预手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家干预经济在救市和刺激复苏中的作用再度凸显。
四、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化
(一)第三次科技革命——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
二战后兴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新材料和生物工程等为代表,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实现了又一次飞跃。这次科技革命不同于前两次之处在于:科学理论走在技术开发的前面,从科学研究成果到产业化应用的周期大为缩短;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整个社会生产和管理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第三次科技革命使社会发展进入了信息时代。自动化和智能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催生了电子商务,深刻地改变了商业形态和人们的消费与工作习惯。知识的传播和积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整个人类知识总量呈现出爆炸性增长的趋势。
(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中间阶层的壮大
科技革命引发的生产力飞跃,深刻地改变了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
最显著的变化是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转型。农业和传统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服务业成为最大的产业部门。与产业结构转型相伴随的是就业结构的变化——从事第三产业的脑力劳动者——“白领工人”——数量激增并逐渐超过从事第一、二产业的体力劳动者——“蓝领工人”。
在阶层结构方面,既不拥有生产资料、又与传统体力劳动者不同的一个庞大社会群体——“中间阶层”——在战后迅速壮大并趋于稳定。他们包括科技研究人员、企业中层管理人员、政府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通常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和相对稳定的收入。中间阶层的崛起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导致的知识密集化和管理专业化的直接结果:企业生产科技含量的急剧增加使得所有者单靠家属和传统学徒制已无法胜任经营管理,专门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逐渐成为企业经营的实际主导力量。企业在法律形式上表现为股份公司的大规模扩张——股票分散化使企业职工和普通民众也持有少量股票,但从根本上并不改变大股东控制企业决策的实质。
中间阶层队伍的壮大在客观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他们通常不认为自己是传统的无产阶级,政治态度和社会心理较为保守,起到了缓和社会冲突的减震器作用。但中间阶层毕竟不掌握生产资料,他们与资本所有者在利益上仍然存在着根本差异。
五、福利国家与社会运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局限
(一)“从摇篮到坟墓”——福利国家的建立与调整
二战后,欧洲最早进入了福利国家建设的高潮。英国在工党政府领导下率先构建了包括家庭津贴、养老、疾病、失业、伤残和死亡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实现了全民覆盖。此后瑞典、挪威、法国、联邦德国等国也相继建成了福利国家。所谓“福利国家”,是指国家通过构建社会保障体系以保障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安全,并通过扩大社会服务开支以保证全体公民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一种制度安排。其实质是国家运用财政手段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
福利国家制度在数十年间对资本主义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使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缩小了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扩大了社会消费,促进了经济发展。然而,高额福利开支在长期运作中也导致国家财政负担日益沉重,降低了部分民众的工作积极性。70年代经济滞胀爆发后,财政压力空前加剧,西方各国纷纷开始对福利国家政策进行收缩性调整——削减公共福利支出,提高退休年龄,在追求公平和维护经济效率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二)社会运动的兴起——不平等根源的持续存在
国家干预和福利制度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但并未从根本上触动造成不平等和贫困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各种社会运动在资本主义国家此起彼伏。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在马丁·路德·金的领导下以非暴力形式大规模展开,迫使美国国会通过民权法案,宣布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为非法。妇女运动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高潮,多数发达国家的妇女先后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性别平等在法律层面取得了重大进展。60年代后期,反对越南战争的和平运动和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文化运动席卷美国,深刻影响了此后数十年美国社会的文化走向。
六、核心概念精要
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年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为推动战后经济恢复和国际贸易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初崩溃。
关贸总协定:1947年签署的国际贸易协定。以削减关税和贸易壁垒、促进自由贸易为宗旨。1995年被世界贸易组织取代。
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危机时政府应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刺激有效需求。战后至70年代是西方主流经济思想。滞胀危机后主导地位被新自由主义取代。
滞胀: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危机现象。标志着凯恩斯主义失灵,直接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国家干预政策的全面收缩。
新自由主义:20世纪70年代后兴起的经济学说。强调减少政府干预、推行私有化、削减福利、放松管制。里根治下的美国和撒切尔治下的英国是其典型实践代表。
福利国家:二战后的社会制度安排。国家通过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保障公民基本生活。缓和了社会矛盾,但高额福利开支加重财政负担,在经济衰退期面临调整压力。
中间阶层:不掌握生产资料但拥有可观稳定收入的社会群体。包括科技人员、管理人员、政府雇员和专业人员等。战后迅速壮大,其崛起在客观上缓和了社会冲突但无法根除基本矛盾。
七、大题考向预测与复习建议
本讲内容命题角度多样,重在考查学生对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适的理解。
第一类,战后经济体系与国际经济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原因和主要内容,关贸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沿革,美国主导地位对这一体系的影响——这些属于国际经济制度史的常考内容。
第二类,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调控方式的演变。从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再到新自由主义——三次转型的背景、核心举措、效果和局限。特别是滞胀危机作为凯恩斯主义失效和新自由主义兴起的转折节点,是理解战后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关键。
第三类,福利国家制度。建立背景、主要内容和双重评价。80年代以后面临调整的原因及调整方向。
第四类,科技革命与社会结构变化的关联。第三次科技革命如何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就业结构变化和中间阶层的壮大。
第五类,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节的认识。无论自由放任还是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调适,其目的在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它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缓和矛盾,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二战后至70年代初的黄金时期和此后滞胀危机的相继出现,正是这种“调适—矛盾—再调适”循环的体现。
复习本讲,建议将经济政策演变过程串成一条完整线索——自由放任(危机暴露缺陷)→国家干预(战后黄金时期)→滞胀(干预失灵)→新自由主义(调整缓和增长但贫富分化加剧)。将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运行与最终瓦解、福利国家的层次兴起与持续调整等核心制度演变过程加以明确把握。对三次科技革命进行纵向比较——各自的核心技术、产业结构和主要社会后果——有助于在综合性材料题中进行对应和延伸分析。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