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正文:
第22讲 古代文明的产生与发展
一、本讲的历史坐标:人类文明的多元起源与初步联系
在漫长的史前时期之后,人类迎来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距今约1万年前,农业和畜牧业分别在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以及中美洲等地区独立产生。农业的出现使人类从食物的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的生产者,这是人类经济和社会生活上的第一次革命,也是迈向文明时代的前提。
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和北非的尼罗河流域,首先诞生了人类最早的文明。此后,南亚的印度河流域、东亚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欧洲爱琴海地区也相继进入文明时代。这些早期文明基本独立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多元特征。
从公元前6世纪起,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先后崛起,将原本相对隔离的文明区域纳入统一的政治框架之内。在帝国的统治下,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商业贸易、人口迁徙和战争冲突共同推动了文明的交流和相互影响。
理解这一时期(约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5世纪),核心线索有三条。一是文明的多元起源——各地文明因其地理环境、经济方式和社会组织的差异而各具特色。二是制度的多样化发展——同样是早期国家,两河流域、埃及、印度和希腊的政治制度各有路径。三是文明联系的逐步建立——从分散孤立到帝国统合,从彼此隔绝到交往不断扩大。这三条线索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古代世界文明史的基本轮廓。
二、人类文明的产生——从农业革命到早期国家
(一)农业革命:文明诞生的前提
农业和畜牧业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深远意义的变革之一。在此之前,人类依靠采集和渔猎获取食物,居无定所,人口规模受到自然资源的严格限制。农业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
农业使人类从食物的采集者变成食物的生产者,初步改变了纯粹依赖自然资源的状况。农业生产增加了食物的供应,改善了生存条件,加速了人口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农业带来了社会生活方式的根本变化——人类从迁徙过渡到定居,逐渐形成聚落;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出现独立的生产部门;剩余产品的产生使得交换和贸易出现;一部分人从食物生产中解放出来,专门从事社会管理和文化创造工作。
定居生活的普遍化催生了村落、集镇和城市。村落建有住宅、仓廪和公共活动场所,具有居住、生存繁衍和防卫等功能。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商人和手工业者为保护其财富和人身安全而筑垒设防,形成了集镇。城市则是一定区域内政治权力、军事防御、经济活动、宗教祭祀的中心场所——国家的雏形正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二)文明产生的标志:阶级、国家与文字
农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飞跃,为文明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剩余产品出现,私有制逐渐产生——部落首领利用职权将部分公共财物据为己有,氏族社会以血缘划分的社会关系逐渐被以财产多寡划分的社会分化所取代。社会分化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大阶级,部落战争中的被征服者沦为奴隶,奴隶制形成。
为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关系、防御外来入侵,军队、政府和监狱等强制机关应运而生——国家形成了。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阶级性是其根本属性。与此同时,出于管理和记事的功能性需要,文字也创造出来了。阶级的产生、国家的形成和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基本标志。
从时间序列看,世界上各个主要地区文明的起源大致相同:约公元前3500年,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最早进入文明时代;随后,印度河流域(约公元前3千纪)、黄河流域(约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和爱琴海地区(约公元前2千纪)也相继诞生了文明。这些早期文明分布在各不相同的地理区域,基本独立发展,没有证据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直接的制度借鉴——这正是“文明多元起源论”的历史依据。
三、古代文明的多元特点——四大文明区域
(一)古代西亚文明——两河流域的城邦与帝国
古代西亚文明诞生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一地区大部分干旱少雨,但两条河流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和肥沃的冲积土壤。约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在这里创造了最早的文明。
西亚地区的政治演进经历了从城邦到帝国的发展过程。约公元前2900年,苏美尔地区出现了一系列城市国家。约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王国国王汉谟拉比基本统一了两河流域,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国王是最高统治者,下有各类官员管理政务和军事;城市成为必须服从国王命令、向宫廷纳贡的地方行政单位。
汉谟拉比的统治以其编订的《汉谟拉比法典》闻名于世。这部法典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较完整的成文法典,内容涉及社会结构、婚姻、土地租赁和借贷等多方面。法典宣扬君权神授,明显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实行同态复仇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法典反映了古巴比伦王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多方面的情况,是研究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极为珍贵的原始史料。西亚最早产生成文法典并非偶然:这一地区处于连接近东各部分的贸易网络中心地带,商业发达,同时地理开阔平坦、易受外族侵袭,有效的法制管理成为政治稳定的内在需求。
在文化方面,苏美尔人创造了楔形文字——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文学上诞生了已知最早的史诗《吉尔伽美什》,包含了洪水和方舟的传说——这与两河流域饱受洪水侵袭的自然环境有关,也与后来《圣经》中的诺亚方舟传说有内在传承关系。苏美尔人发明了60进制,这一计算法一直沿用至今。公元前7世纪的亚述巴尼拔王建立了古代文明遗址中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图书馆。
(二)古代埃及文明——尼罗河的赠礼
古代埃及文明诞生于东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埃及气候干旱少雨,但尼罗河的定期泛滥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充沛的水源,还提供了连通上下埃及的便利水上交通条件。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文明兴起;公元前3100年左右,上埃及征服下埃及,初步实现统一。
埃及的政治制度以法老的绝对权力为特征。法老被视为神在人间的代表,掌握着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最高权力;埃及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官僚系统,各地设立州长管理政务。为了控制尼罗河河水泛滥,古埃及人修堤筑坝、挖沟开渠,引水灌溉,建立了复杂的农业水利管理体系。
埃及文化以多方面的成就著称于世。文字方面,古埃及创造了象形文字,约形成于公元前4千纪末,一直使用到公元4世纪。建筑方面,法老们建造了规模宏大的金字塔和众多神庙。科技方面,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太阳历——后来凯撒制定儒略历时吸收了埃及历法的成就;使用莎草纸作为书写材料,对地中海地区的文书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
古埃及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有着显著的气质差异。古埃及人自信、乐观,对未来充满希冀,相信人死后可以重生;而苏美尔人的人生观带有恐惧与悲观色彩,不相信灵魂不朽,追求的是现世的幸福而非永生。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带来的不同生存体验:尼罗河的定期泛滥是有规律可循的,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预期,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也使埃及免受频繁的外来入侵;两河流域虽然土地肥沃,但洪水涨落不定,加之地势平坦开阔无险可守——各族群的争战不断,命运长期处于未知之中。这使古埃及人形成了稳定、有序、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世界观,而苏美尔人则在灾难和无常中形成了一种对彼岸悲观、对现世务实的矛盾心态。
(三)古代印度文明——种姓制度与宗教文化
古代印度文明诞生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河流域,后扩展到恒河流域。公元前3千纪,印度河流域文明兴起。公元前1500年左右,来自中亚的雅利安人进入南亚次大陆,把马和铁等带到印度,建立起一系列国家。公元前6世纪,恒河流域形成了一系列国家。
印度社会最突出的特征,是种姓制度。雅利安人将社会成员按种族分为四个等级:婆罗门(祭司贵族)、刹帝利(国王和武士)、吠舍(农民和商人)、首陀罗(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奴隶),四个等级之外还有被视为“不可接触者”的贱民。种姓制度的核心规则是:等级森严,贵贱分明,世代相袭;各种姓的人都有与自身地位相应的传统职业,父子世代相传;各种姓之间原则上禁止通婚,违者将沦落为最卑下的贱民。法律地位严重不平等——高级种姓伤害低级种姓所受的惩罚远轻于低级种姓冒犯高级种姓。婆罗门教的教义为种姓制度提供了宗教基础和精神枷锁。随着时间推移,种姓制度内部还形成了更复杂的“亚种姓”分化,等级结构日益固化。
在宗教领域,印度是世界几大重要宗教的发源地。公元前6世纪,佛教在印度产生,提倡众生平等和忍耐顺从,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种姓制度的僵硬壁垒,但并未从根本上否定这一制度。印度教在4世纪时在婆罗门教基础上兴起,后逐渐成为印度的主要宗教。
在文化科技方面,古代印度人也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数学方面创造了从1到9的数字并发明了“0”和按位计值的方法;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是世界文学史上的鸿篇巨制。
(四)古代希腊文明——城邦、民主与人文精神的滥觞
古代希腊文明发源于爱琴海地区。其地理环境与前三处文明有明显的不同——巴尔干半岛南部多山少平原,陆上交通不便,可耕地稀少,不利于地区性大国的兴起,但漫长的海岸线和星罗棋布的岛屿却为航海贸易提供了条件。
公元前2千纪,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先后兴起。此后经历了数百年的“黑暗时代”,到公元前8—前6世纪,数以百计的城邦在希腊世界发展起来。所谓城邦,是以一座城市为中心、连带周边乡村地区而形成的独立国家,以小国寡民为基本特征。
在政治制度上,希腊城邦呈现出多样性。斯巴达实行寡头政治——由少数贵族掌握的元老院是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国王名义上拥有军事统帅权,监察官拥有主持公民大会和审判国王等权力。雅典则走上了一条独特的民主道路——公民都有出席公民大会和担任公职的权利,直接决定城邦的大政方针;公民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决定法律和政策;议事会和陪审法庭分别承担行政和司法职能。
理解雅典民主,需要从其进步性和局限性两个维度来把握。就积极方面而言,它重视和强调公民的民主权利和责任感,体现人民主权原则;为近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奠定了最初基础,使雅典在精神文化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但在局限性上同样明显——雅典民主的范围仅限成年男性公民,大量外邦人、妇女和奴隶完全被排除在民主之外,本质上仍然是建立在奴隶制度之上的民主;它是一种原始的直接民主,只适用于小国寡民的城邦;抽签选举和轮番而治的参政方式容易导致国家权力的滥用和误用;究其实质,是奴隶主阶级专政的手段,是少数人的民主而非普遍的人权。
在文化方面,古希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构成了西方文明的精神源头。文学上,《荷马史诗》中诸神和英雄的故事成为后世西方文学创作的源泉。戏剧上,古典时代的悲剧和喜剧达到了极高水准。史学上,希罗多德的《历史》开创了叙事体的撰史体裁,首次提出“历史”一词,被认为是西方“史学之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则是西方政治史传统的奠基之作。哲学上,希腊人研究宇宙起源和人生意义的重大命题——苏格拉底探索人生哲理和社会伦理,提出“认识你自己”“知识即美德”;柏拉图创建“学园”,著《理想国》,追求智慧、正义和理性;亚里士多德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创立了逻辑学,使哲学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希腊哲学的核心精神是人文精神——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价值、重视知识的功用、提倡怀疑精神、反对迷信和绝对权威。这种精神为西方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调。
四、古代帝国的建立——从分散到统合
(一)波斯帝国——第一个地跨三大洲的帝国
公元前6世纪,起源于伊朗高原的波斯人在居鲁士大帝领导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大流士一世时期,波斯达到鼎盛。
波斯帝国实行君主专制,国王是整个政权的核心和最高主宰,宣扬君权神授。在地方治理上,实行行省制,设立行省总督管理各行省,同时派军事长官和监察官相互监督制约;建立比较完善的官僚体系,最重要的职务由波斯人担任。帝国建立了统一的铸币制度、比较完善的税收系统和以驿道网为基础的交通系统。大流士改革增强了帝国的军事力量和行政效率,客观上促进了帝国内部经济和文化的交流。
不过,波斯帝国的中央集权程度仍然有限——帝国境内的官方文书直到公元前4世纪,仍需要以多种文字同时发布,说明帝国内部各地区的统一程度相当有限。这是理解早期帝国“集权”时必须注意的:它们实现了对辽阔疆域的统一管理,但这种“统一”并不等于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同质化——各地区的旧有律法和传统仍在发挥重要作用,帝国治理更接近于在一个中央威权之下容忍并统合多种地方体制的“松散体系”。
(二)亚历山大帝国——希腊化的推动者
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发动东征,灭波斯,建立了一个东至印度河流域的庞大帝国。帝国在中央继承了波斯的基本制度,宣布君权神授,实行君主专制统治;在地方仍实行行省制,由马其顿人和希腊人担任主要职务。亚历山大推行民族融合政策——鼓励士兵与当地人通婚,起用部分波斯人和当地上层分子充任政府官吏,以扩大统治基础。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帝国迅即分裂为托勒密埃及、塞琉古王国和马其顿王国,进入所谓的“希腊化时代”。希腊化时代是希腊古典文化与东方各文明大规模融合的时期。希腊文化中心逐渐东移——亚历山大城、安条克和帕加马等成为新的文化中心;希腊语成为从地中海东岸到中亚巴克特里亚的通用官方语言。西亚、北非的本土文化在希腊化各王国中依然发挥着长期影响,而印度次大陆的艺术中也开始出现融合希腊风格的犍陀罗佛像艺术——这正是亚历山大东征带来的跨文化交融的生动缩影。
(三)罗马帝国——法律与秩序的遗产
罗马的历史从公元前8世纪中叶建立城市国家开始,经历了王政时期、共和时期和帝国时期,最终发展为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环绕地中海的大帝国。
罗马共和国时期实行贵族寡头政治。公民大会名义上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但实际上受到高级官员和元老院的控制,难以有效发挥独立作用。元老院由贵族组成,实际上成为国家决策的核心。执政官担任军事统帅,主持公民大会和元老院会议,在实际上握有广泛的行政和军事权力。这种看似分权的政体在本质上仍然是奴隶主贵族专制。
公元前27年,屋大维建立元首制——在表面上维持共和的外衣,但实际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手中。元首掌控罗马国家的权力,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法官,军队听命于元首,是实行独裁统治的重要工具。元首制被认为是一种“披着共和外衣的君主制”。在地方,罗马实行行省制,对各行省的管理日益制度化和规范化。
罗马在法律领域的贡献影响深远。罗马法从《十二铜表法》(最早的成文法)起源,历经共和国时期的公民法和帝国时期的万民法,到6世纪查士丁尼编纂《罗马民法大全》而臻于完善。罗马法维护私有财产和既有社会秩序,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司法上重视证据和程序公正,主张公平正义的自然法精神。罗马法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私法体系成为近代欧洲大陆法系的直接蓝图(《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均以罗马法为蓝本),蕴含的保护私有财产、平等、公正等法律理念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思想武器,对后世陪审制度、律师制度和诉讼程序原则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罗马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方面也取得了很高成就。帝国大道“条条大路通罗马”的道路系统将各行省紧密连接起来,既便于军事调遣和地方管理,也有力促进了商业交流。罗马城市的广场、公共建筑、道路系统和上下水道建设成为后来西方城市建设的典范。在经济上,罗马共和国晚期已出现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型庄园,帝国内贸易在1至2世纪空前繁荣,各地区之间的物资交流形成一个有机网络。
五、文明的交流——迁徙、贸易与扩张
古代文明尽管各具特色且很大程度上是独立发展的,但并非完全彼此隔绝。人口迁徙、商业贸易和军事扩张共同构成了文明之间联系和相互影响的三种主要方式与纽带。
人口迁徙方面,印欧人的大迁徙是古代世界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人口大迁移。从公元前3000年前后开始,原居住在东欧平原的印欧人各支系分别向各个方向出发——进入印度次大陆的雅利安人从游牧部落过渡为定居的农耕者,进入安纳托利亚的赫梯人建立起西亚早期的较强王国,进入巴尔干和亚平宁地区的希腊人和拉丁人奠定了此后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的基础。印欧人的迁徙推动了铁器的推广、战车和骑马的广泛运用,促进了欧亚大陆各主要区域日后文明形态的形成、发展和转型。商业贸易则沿着星罗棋布的陆上和海上商路,将各文明的物资、技术和思想慢慢地编织在一起。战争冲突虽带来破坏,但也打破了封闭——波斯帝国将西亚和北非文明区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亚历山大东征将希腊文化推入西亚和中亚,帝国版图的拓展客观上扩大了文明交流的范围和深度。文字(如腓尼基字母的演进与传播)在不同区域的交互影响中经历了从象形到字母的复杂演变,成为文明联系的物质线索和深远遗产。
六、古代世界文明(5世纪前)的阶段特征
总特征:文明的起源多元,发展多样;随着历史发展逐渐产生愈益紧密的联系。
政治上:伴随着阶级、国家和文字的出现,人类社会开始迈入文明时代。人类早期文明在多个地区独立产生。随着农耕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先后崛起,把广大的区域纳入帝国治理体系,客观上促进了各区域文明的交流。
经济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经历从渔猎采集到农牧业生产的深刻转变。大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以农耕经济为主,土地的占有和分配是社会经济的基本问题;古希腊由于耕地狭窄,海外贸易和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罗马帝国时期,区域间贸易空前繁荣,货币流通和契约制度促进了商业发展。
文化上:受地理和历史条件的影响,古代世界各区域呈现多元发展的特征。两河流域最早产生成熟的文字和法律体系,埃及的宗教和建筑成就影响深远,印度是最重要的宗教发源地之一,希腊是西方哲学、文学和人文精神的摇篮。不同地区的文明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加强交流并相互影响——希腊化时代是东方与西方文化大规模交融的第一次高峰期,罗马法的精神至今仍在影响着世界的法律和秩序观念。
七、核心概念精要
农业革命:约1万年前农业和畜牧业产生,人类从食物采集者变为食物生产者。定居生活出现,手工业分离,剩余产品产生,私有制和阶级出现,为文明诞生提供了前提。
《汉谟拉比法典》:古巴比伦王国国王汉谟拉比颁布的成文法典。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较完整的成文法典。宣扬君权神授,维护奴隶主利益,实行同态复仇法。
种姓制度:古代印度按种族和职业划分的社会等级制度。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等级。贵贱分明,世代相袭,种姓内婚。对印度社会和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雅典民主:古代希腊雅典城邦实行的直接民主制度。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公民直接参与城邦决策。是奴隶制度下的民主,只有成年男性公民享有民主权利。为近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奠定了最初基础。
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东征后希腊文化与西亚、埃及等东方文明大规模融合的时期。希腊文化中心东移,希腊语成为通用语言,东西方文化在广泛领域相互渗透和交流。
罗马法:古罗马国家的全部法律。从《十二铜表法》到《罗马民法大全》,经历了从公民法到万民法的发展。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重视证据和程序正义。对近代西方法律体系的形成影响深远。
波斯帝国:公元前6世纪建立的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实行君主专制,地方实行行省制,建立驿道网和统一货币制度。大流士改革奠定了帝国主要制度的基础。
八、大题考向预测与复习建议
本讲是世界古代史的基础,高考对本讲内容的考查以选择题为主,材料题出现频率相对较低但仍有命题空间。
第一类,文明起源的标志和前提。农业革命的意义、阶级和国家的产生、文字的作用——这些内容通常以材料或叙述形式出现,要求判断文明产生的根本原因(生产力发展)或标志性要素。
第二类,各区域文明特点的比较。古代西亚与埃及在政治制度、法律成就和世界观方面的差异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这是文明史观下常用来考查“多元文明”特征的材料出处。希腊民主的进步性与局限性的评价是选择题和论述题的经典角度;种姓制度的基本等级划分和特征也可能单独考查。
第三类,古代帝国的治理。波斯、亚历山大和罗马在政治制度和地方治理上的各自特点——行省制、君主专制、因地制宜的统治策略——是制度史考查的要点。罗马法从《十二铜表法》到《民法大全》的发展主线、公民法与万民法的区别、罗马法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是选择题型高频命题方向。
第四类,文明交流的方式与成果。印欧人迁徙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希腊化时代作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典型案例,丝绸之路与海上贸易形成的文化互动——在材料题中可能要求从具体案例如犍陀罗佛像艺术或阿育王敕令中提取信息说明文化交流。
复习本讲,建议从“多元—帝国—交流”三个层面来条理化知识。一是把握四种文明模式各自的核心特征——西亚(最早成文法和楔形文字)、埃及(法老集权和来世信仰)、印度(种姓制度和宗教)、希腊(城邦民主和哲学人文精神)。二是理清帝国演替的基本脉络——波斯→亚历山大→罗马。三是区分希腊化时代(时间概念)与希腊化世界(空间概念),以及公民法与万民法的根本区别。将核心概念——如汉谟拉比法典、种姓制度、雅典民主、罗马法——能够准确地复述其内涵和历史定位,是应对本讲各类题型的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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