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讲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选必融合）

第20讲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一、本讲的历史坐标：在探索中前行与经受磨难

195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关键的年份。这一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起来。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然而，建设社会主义远比夺取政权更复杂、更艰巨。在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如何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全新课题。国际上，苏联在斯大林之后的“解冻”暴露了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问题，这为中国“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道路提供了契机。但随后中苏关系在五六十年代之交急剧恶化，苏联从盟友变为对中国北方边境构成巨大军事压力的直接威胁。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继续对华推行遏制和孤立政策。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的建设环境异常严峻。

从国内看，形势同样复杂。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极大地激发了人民建设新国家的热情；另一方面，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全党还缺乏清醒、统一的认识。对国情的误判——没有认识到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理解不够，急于求成的情绪在干部群众中普遍存在——为后来的曲折埋下了伏笔。

理解这一时期（1956—1976年），核心是把握探索的复杂轨迹：既有中共八大、《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样的成功探索和正确认识，也有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样的严重失误，还有“文化大革命”这样长达十年的全局性内乱。即便在曲折甚至灾难深重的岁月里，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仍然在被坚定地建立起来，“两弹一星”和杂交水稻的突破代表了国防科技的跨越性成就，外交领域——从与多国建交高潮迭起到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再到中美关系正常化——也取得了开创性的历史突破。全部历史和全部成就都证明：那是一个全党全国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年代，探索的成果和付出的代价同样深刻。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6—1966年）——成功与失误交织

（一）良好开端——三大正确探索

1956年春，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各部门工作汇报后，于4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应正确处理的十个方面的关系，核心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毛泽东着重强调：对苏联

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暴露的缺点和错误，要引以为戒，不能盲目照抄照搬。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开始自觉地根据本国国情独立思考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同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文学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这一方针承认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发展的多层性和多样性，是政治民主化在文化领域的体现，有利于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这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国代表大会。八大最重要贡献是对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科学判断：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基于此，八大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中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成功探索，将经济建设摆在了中心工作的位置。八大的正确决策，是在借鉴苏联经验教训、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形成的，体现了党在这一时期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清醒认识。

1957年春，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一思想为认识中国国情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从整风到反右——正确探索不幸被中断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但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右派分子趁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6月，中央决定组织力量反击右派，整风运动迅速转向反右派斗争。

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把大量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常的批评意见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执行因此受到破坏，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也被从根本上改变了——阶级矛盾重新被当作主要矛盾来看待。从反右派斗争开始，“左”倾错误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逐渐蔓延开来。

（三）“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经济建设的严重挫折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

但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发展速度。在此背景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大跃进”的核心内容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和高指标。工业上提出“以钢为纲”——1958年钢产量指标被层层加码，最终导致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农业上“以粮为纲”，各地竞相“放卫星”——虚报亩产的数字荒谬到宣称亩产万斤甚至数万斤。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是其主要特征。

人民公社化运动则是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其核心特点是“一大二公”——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由一个乡乃至数个乡合并为一个公社，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全部归公社集体所有，实行统一生产、统一分配。在实际操作中又表现为“一平二调”——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和劳动力无偿调用。有的地方还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这些做法超越了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轻重比例失衡，农业生产遭受到极大破坏。1959至1961年，中国出现了连续三年的严重经济困难，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极度紧张，在一些地区发生了人口非正常减少的悲剧。

（四）从“八字方针”到七千人大会——调整与恢复

面对严峻局面，1961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的核心措施包括：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重工业生产；实行部分工业企业的关停并转，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减少财政赤字，稳定市场秩序。

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比较深入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进一步深化。

到1962年下半年，国民经济开始稳步恢复。至1965年，国民经济的各项指标已接近并超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水平。1964年底，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宣布：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激励着全国人民在艰难中继续奋斗。

三、“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1976年）——内乱中的坚持与突破

（一）“文革”的发动与教训

1965年底至1966年，由于对国际国内形势判断失误——特别是对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各种矛盾作了过度严重的估计，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夏，“文革”全面展开，全国陷入长达十年的严重内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