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讲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选必融合）

第17讲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一、本讲的历史坐标：从局部抗争到全民族抗战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前后长达十四年。 理解抗日战争，首先要确立“十四年抗战”的整体概念。1931—1937年是局部抗战阶段，1937—1945年是全国抗战阶段。两段之间既有连续又有转折——局部抗战表现为分散的、自发的抵抗和局部战场的斗争，全国抗战则标志着国共两党在国家生死存亡关头实现了历史性的再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华民族由此实现了空前广泛的动员。七七事变是全国抗战开始的标志，华北事变已经完成中国主要矛盾从国内阶级矛盾向中日民族矛盾的转变。 复习这一讲，核心线索有三条。其一，日寇的步步紧逼与国土的不断沦丧——从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陷，到华北事变后华北危急，再到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其二，各方力量——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中间势力、国际力量——在不同时期对日政策的调整变化，最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汇聚成全民族合力。其三，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两种不同作战形式、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各自特点和相互关系。这三条线索交织推进，共同构成这场伟大民族抗战的全幅图景。 二、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民族危机的升级与各方态度的转变 （一）日本侵华的背景与步骤 日本侵华并非突发偶然之举，而是由多种因素长期酝酿而成的必然结果。从根本原因看，日本作为一个资源贫乏、国内市场狭小的岛国，资本主义发展对外部市场和原料的依赖程度极高。1927年，日本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确立了先征服满蒙、再吞并中国、最终称霸亚洲和世界的侵略扩张总方针——侵华已经成为日本的既定国策。1929年，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日本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国内矛盾激化，军国主义势力急剧膨胀，急于发动对外战争来转嫁危机、掠夺资源和拓展生存空间。外部条件对中国不利——西方大国忙于应付自身经济困境，无力东顾，对日本的侵略行径采取绥靖政策；而中国国内国共两党处于激烈的武装对抗中，这也给日本提供了乘虚而入的时机。 日本侵华是一个步步升级、反复加码的过程。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武装占领了沈阳和整个东北。事变后，面对侵略，各方态度迥异：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将主力用于“围剿”红军，将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的调停；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号召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东北民众则组织抗日义勇军奋起抵抗。1932年，日本扶植前清废帝溥仪在长春建立伪满洲国，东北沦为殖民地。随后，日军进一步南下，制造了“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蔡廷锴、蒋光鼐率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1935年，日本在华北制造一系列侵略事件——先后通过《秦土协定》《何梅协定》迫使国民政府从河北和察哈尔撤出大部军力与党政机构，又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扶植傀儡政权，华北局势危急。到1936年，日本在华北的军事力量不断增兵设防，步步向中央逼近。 （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面对日本侵略的步步升级，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如地火般积蓄并在多个层面爆发。 在东北，爱国军民组织抗日义勇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建的东北抗日联军成为坚持东北抗日斗争的核心力量。在文艺战线，《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等作品以前所未有的穿透力传达了民族的悲壮和抗争意志。在上海，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第十九路军和上海市民同仇敌忾。在长城沿线，1933年中国军队进行了长城抗战。1935年，日军加紧华北侵略之际，北平学生发动了“一二·九运动”——数千学生冲破军警封锁走上街头，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大中城市，极大地激发了各阶层民众的抗日救亡意识。 在文化领域，1930年代初兴起的左翼文化运动也超出了最初的知识界左派圈子——抗日救亡、反对内战、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吸引了大量中小资产阶级和上层爱国人士汇聚到救亡运动阵营中。在学术领域，1931年10月，傅斯年召集方壮猷、徐中舒等顶尖历史学者撰写《东北史纲》，王芸生在1931—1933年间写出七卷本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些学者不约而同地用扎实的学术研究为抗战提供历史依据和道义支撑，唤醒各界以解救国难。 （三）西安事变——从内战走向合作的转折点 1935年后，局势发生重大转折。中国共产党政策的调整具有关键意义。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纠正了此前党内关门主义的“左”倾错误，决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是将暂时愿意参加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部分人——来建立广泛的反日统一战线，并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以扩大政权的包容性。此后，党的对蒋方针经历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演变过程。这一转变的核心原因在于：日本对华侵略不断加剧，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不可逆转地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国民党内部分化——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加上英美在华利益受到日本侵害后开始倾向支持中国。中国共产党对形势的准确判断和积极主动的调整，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北“兵谏”——发动西安事变，以武力逼迫蒋介石放弃内战方针。他们逮捕了亲赴西北督剿红军的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自由等多项要求。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赴西安参与斡旋。经过多方努力，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扭转时局的枢纽。它促进了“联蒋抗日”方针的真正实现，使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初步形成。以西安事变为契机，国共两党逐渐从内战走向和平、从分裂对峙走向合作抗日——这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和全民族抗战的展开扫清了最大的障碍。 三、全民族抗战的展开——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 （一）七七事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拒绝后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即七七事变。中国守军奋起还击，全国抗战由此爆发。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共两党加速了合作步伐。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中，中国共产党为促成合作作出了重大让步：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必需；取消武装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政策；苏维埃政府改制、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此后，国民党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这个统一战线的特点是多方面的。它是由中国共产党所积极倡导、以国共合作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成员的广泛性超越了此前任何一次统一战线——涵盖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乃至赞同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部分力量；但成员内部力量不平衡，政治立场各异；统一战线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组织；在艰难曲折中才得以不断发展壮大。 （二）正面战场——国民政府领导的正面作战 抗战初期（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日本凭借绝对优势的装备和训练，企图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正面战场是这一时期抗战的主战场。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组织了四大会战——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以阵地防御战为主的正规战，抵抗了日军的疯狂进攻。 淞沪会战（1937年8月—11月）历时三个月，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太原会战中，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队的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华北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战绩最卓著的会战——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统一指挥晋绥军、国民党中央军和八路军等部队共计二十余万人参加，战役历时二十一天，首创歼敌逾万的纪录。忻口战役突出反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军事层面的实际作用和成效。徐州会战中，取得了台儿庄大捷——这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取得的最大胜利。武汉会战是抗战中投入兵力最多、战线最长、时间最久、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武汉虽然最后失守，但日军的有生力量被急剧消耗，其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的战略企图未能实现。此后，日军在短期内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随着战局发展，为坚持持久抗战，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工厂企业、教育研究机构和人员物资向西南大后方转移。有人将这一战略转移称为“中国实业史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大量沿海工业内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近代中国工业高度集中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也为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西南大后方的城市借此得到了快速发展——重庆市1936年全市人口约33万人，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已迅速增至125万人，从前的一个中等城市一跃成为特大型城市。 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本被迫调整侵华方针。对国民党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对共产党则集中主要兵力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日本的诱降下，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于1938年底公开叛国投敌，1940年在南京建立傀儡政权。蒋介石集团则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此后接连制造了多起对抗日根据地的摩擦事件。“皖南事变”是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 这一时期，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最艰苦的岁月。中国能够坚持长时间大规模作战，除了前方将士浴血牺牲，也离不开后方人力物力的持续支撑。1941年，国民政府设立“农民节”，号召“尊重农民地位”“感谢农民贡献”；1942年实行统购粮食的政策，以应对战争带来的粮食紧张。这些措施在保障军粮民食、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作用，但也给农村带来了沉重负担。 （三）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面抗战 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制定了与国民党截然不同的抗战路线——全面抗战路线。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使“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即不是只依靠政府和军队，而是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人民战争。 在军事战略上，以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为主。抗战初期，八路军和新四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取得了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振奋了全国抗战信心。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军主力转向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敌后战场逐步成为抗战的主战场。1940年下半年，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百团大战，以破袭日军交通线和摧毁据点为主要目标，是敌后战场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进攻，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也打击了国内投降情绪。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断制造摩擦，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有理”指自卫原则，“有利”指胜利原则，“有节”指休战原则——既给进犯者以教训，又不致使统一战线全面破裂。在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坚持揭露蒋介石阴谋并重建新四军军部，最终迫使蒋介石声明“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挽救了濒于破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并肩抗日的征途上，两个战场在战略上相互依存、相互策应。正面战场的大规模阵地战牵制和消耗了敌军主力，为敌后战场的发展和壮大创造了战略条件；敌后战场则以广泛的游击战拖住敌人后方兵力，迫使日军分散守备、疲于应付，有力地减轻了正面战场压力——两者缺一不可，共同维持到抗战胜利。 （四）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局部执政的成功实践 在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思想建设，是局部执政的成功实践。 在政权建设方面，实行三三制原则——在抗日民主政权的组成人员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各级政权机构，也体现在参议会的构成中。陕甘宁边区实行了普遍、自由、直接、平等的选举制度，以“豆选法”等朴素方式让不识字的农民也能参与政治。1941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还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这些措施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从性质上看已具备了新民主主义的特征，为此后人民政协制度的形成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经济建设方面，面对日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包围，根据地面临严重经济困难。中共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军民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王震率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垦荒，部队和机关人人动手纺织种菜，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物资匮乏的困境。在土地政策上，实行减租减息——“二五减租”（照抗战前租额减低百分之二十五），同时要求佃户按约交租，借者按约付息。这一政策既减轻了农民负担、调动了群众生产积极性，又保留了地主、债主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有利于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在税收上，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合理负担政策。在所有制结构上，根据地形成了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多种成分并存的格局。 在妇女工作方面，大生产运动也带来了社会变化。边区政府动员妇女参加纺织生产，陕甘宁边区部分报道提到，参加纺织组的妇女因有了现金收入而在家庭中获得了更大的经济自主权和发言权——这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 在思想建设方面，中共中央开展了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次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使全党在马列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下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45年4月至6月，在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大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七大的重大历史贡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提出抗战胜利后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四、东方主战场与抗战胜利 （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与中国远征军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扩大。1942年初，以美、苏、英、中为首的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地位空前凸显。 为配合盟军作战，1942年中国派遣远征军开赴缅甸，与英军联合作战，转战缅甸和滇西战场，战绩名扬海外。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不仅保障了滇缅公路这条重要国际交通线，也是中国军队在境外与同盟国协同作战的重要篇章。 （二）赢得世界尊重与国际地位的提升 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议，会后发表《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从中国窃取的领土——东北地区、台湾及澎湖群岛等——必须归还中国。随后，中国与英美达成协议，废除旧有的不平等条约，取消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等特权，重新订立平等新约。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在法理上基本得以终结的标志性事件。中国以一个大国身份参与了此后创建联合国等战后国际秩序的规划，战后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三）抗战胜利的多重意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9月3日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抗战胜利的多重意义是各层次高考命题中的重量级考点。 就历史地位而言，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不是割地赔款的求和，不是屈辱妥协的停战，而是将侵略者彻底赶出国门的完全胜利。 就国际意义而言，中国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坚持持久抗战，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日军精锐力量，使日本无法抽调更多兵力北上进攻苏联或西进印度洋与德军会师，对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抗战的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 就民族复兴而言，抗日战争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在这场战争中，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和觉醒。人民群众在血与火的考验中自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的领导核心，为随后的全国解放和民族新生积攒了深厚的力量。 （四）中国共产党——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抗战的历史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最早发出抗日号召、最早组织抗日武装——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间坚持了长达十四年的艰苦战斗。积极倡导、促成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的摩擦前保持高度克制，以斗争求团结，使统一战线在多次濒于破裂的危险中得以维系。制定并实施了全面抗战路线和以游击战为核心的持久战战略总方针——这是指导抗战胜利的科学战略。领导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建立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使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逐步成长为全民族抗战的决胜力量。在抗战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弘扬和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为抗战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五、抗日战争阶段简表——从局部抗战到战略反攻 抗战的过程可概括为敌我攻防态势的三段演进。 1931—1937年局部抗战时期：日本蓄谋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进逼华北。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日联军坚持抗战，民众自发抵抗不断涌现。日方企图以武力蚕食建立殖民统治。 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战略防御阶段：日本企图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中国通过淞沪、太原、徐州、武汉四大会战和敌后游击战，粉碎了日本的狂妄计划。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配合，平型关大捷和台儿庄大捷极大振奋了抗战信心。 1938年10月至1943年7月战略相持阶段：日本陷于长期战争的泥潭，速战速决计划破产，被迫调整方针。在正面战线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在敌后对共产党实施“囚笼政策”和频繁“扫荡”。汪精卫叛国投敌成立傀儡政权；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制造皖南事变；中共在敌后坚持艰苦的反“扫荡”斗争，开展百团大战。根据地建设全面加强——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延安整风，从政治、经济和思想上为持久抗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3年7月至1945年8月战略反攻与胜利阶段：日军为挽救败局发动豫湘桂战役，虽取得局部推进但无法改变全局颓势。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同时转入局部反攻。1945年4至6月中共七大召开，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了原子弹，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加速了最后关头的到来。9月3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六、核心概念精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共合作为基础，联合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赞成抗日的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共同抗日的全民族政治联盟。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始终坚持维护，1937年9月正式形成，1945年抗战胜利后因国共内战再度破裂。 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批判党内“左”倾关门主义，为建立统一战线做了思想和政治上的准备。 全面抗战路线与片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全面抗战路线——发动和依靠全民族力量，实行人民战争。国民党执行的片面抗战路线——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正规战，不发动群众。两条路线在抗战中一直并存，是国共两党在战争指导方针上的根本分歧。 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抗战时期的两个战场。正面战场由国民党军队负责，以阵地战为主；敌后战场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开辟，以游击战为主。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是主战场，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日益成为抗战重心。 三三制：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实行的政权组织原则。政权组成人员按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配置，有利于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 延安整风：1941—1945年中共在延安和各根据地进行的大规模党内思想教育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使全党在马列主义同中国实践结合的原则下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中共七大：1945年4至6月在延安召开。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为夺取抗战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减租减息：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减轻农民的地租和利息负担，同时保留地主的土地所有权，要求佃户依约交租付息——旨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同时团结地主阶级抗日。 《开罗宣言》：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会议后发表的宣言。明确规定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东北地区、台湾及澎湖群岛等——必须归还中国，是确立战后中国领土范围的重要国际法文件。 七、大题考向预测与复习建议 抗日战争是高考的超级重点区域，命题角度极其丰富且属于核心素养重点考查范围。 第一类，“十四年抗战”概念的考查。可能要求运用具体史实论证“十四年抗战说”的历史依据——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和抗联的武装斗争、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都是局部抗战的重要史实依据。也可能考查这一概念修订对全面正确认识抗战史的意义。 第二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考查。从瓦窑堡会议确定统一战线策略，到中共对蒋方针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演变，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再到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正式宣告——这是一条完整的时间逻辑链。统一战线内部不同政治力量在抗战不同阶段的分化与斗争（汪精卫叛国与重庆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降反应、皖南事变的发生及平息），也是常见的考查切口。 第三类，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关系的考查。可能从四大会战、台儿庄大捷等正面战场贡献，与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敌后战场贡献同时兼顾并考，也可能要求阐述两个战场“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关系及其在抗战进程中主次地位的变化。 第四类，根据地建设的考查。三三制政权模式的包容性、减租减息政策的阶级调和性、大生产运动和延安整风的各自目标与意义——这些都属于中共在抗战中积累执政经验的重要侧面。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相较于当时国民党控制区的一党专政，更能获得广泛群众支持——这种对比也值得在思路上有所准备。 第五类，抗战胜利意义的考查。第一次完全胜利、重新确立大国地位、开辟民族伟大复兴新前景——这三个层面的意义务必能够完整表述。《开罗宣言》与战后领土主权的收回是常考的具体知识点。 第六类，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的考查。这是近年高考中主观题的常见角度——需要从最早发出抗日号召、倡导维护统一战线、制定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开辟敌后战场、付出巨大牺牲和作出重大贡献等方面进行综合论述。 复习本讲，建议抓住一个主线——中华民族从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从危亡走向胜利的全过程——把1931—1945年的重大事件完整串联起来。重点掌握三个变化过程：中共对蒋方针的演变（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形成到维护的过程，以及两个战场主次地位的转变（防御阶段正面主战场→相持阶段后敌后主战场）。对抗日战争的重大意义从三个层面——民族解放、大国地位、民族复兴——做到完整复述。同时要能准确辨析易混淆概念——全面抗战与片面抗战，局部抗战与全国抗战，三三制与苏维埃政权——这些是选择题中反复考查的辨析要点。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