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讲 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与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选必融合）

第16讲 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与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 一、本讲的历史坐标：对峙中的两种中国命运 192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具分水岭意义的年份。这一年，国民革命在血泊中宣告失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实行七一五“分共”，国共两党从并肩作战的盟友变成了不共戴天的对手。从此，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两个对峙的政权、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个是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全国，实行一党专政，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另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政权，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在实践中摸索着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路。 理解这一时期，首先要掌握国共十年对峙的基本格局（1927—1937年）：军事上，国民党对共产党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大规模“围剿”，共产党先后粉碎前四次、在第五次失利后被迫长征。政治上，国民党实行“训政”和“攘外必先安内”，共产党则在根据地内进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模式。思想上，共产党内经历了从右倾错误到“左”倾错误的反复，直到遵义会议才确立了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逐步走向成熟。 这一讲的核心线索可以概括为一个问题：当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形式上的统一政权时，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辟出一条全新的革命道路的？这条道路的内涵是什么，又为什么能够成功？ 二、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形式统一与实质分裂 （一）政治统治：一党专政的确立 1927年秋，武汉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合并，史称“宁汉合流”。这次合并标志着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正式确立。1928年，国民政府继续北伐，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挠北伐，制造了“济南惨案”；张作霖在撤回东北途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在皇姑屯。同年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至此，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基本统一了全国。 但这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实际上，各地军阀仍然各据一方——山西有阎锡山，西北有冯玉祥，广西有李宗仁、白崇禧，西南有龙云，蒋介石的号令在这些地方都要大打折扣。不仅如此，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先后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和中原大战。1930年的中原大战双方参战兵力超过百万，是中华民国建立以来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军阀混战，最终以蒋介石集团的胜利而告终。但这些混战的实质都是国民党内部各军事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从未真正形成全国统一的军政体系。正如当时一位西南联大学生所回忆的——1938年他进入云南时，“许多云南人不知有‘蒋委员长’，而只知有‘龙主席’；他们甚至不用中央币，而只用滇币”——这个细节生动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局限。 在统治形式上，1928年国民党通过《训政纲领》，宣布进入“训政”时期。按照孙中山设计的“革命程序论”，中国民主革命需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在训政时期，由国民党代表人民行使政权，训练国民学会行使民权。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这种“训政”彻底背离了孙中山“主权在民”的初衷——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行使政权，国民政府总揽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治权，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负责指导监督一切重大国务。这实际上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制度化——以“训政”之名行一党垄断国家权力之实。正如当时有学者批判的，这种以一党“训政”而垄断国家权力的不合理局面，使国民党统治逐渐失去民心，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和政局的不稳定。 在官员选拔方面，国民政府建立了近代文官制度。1929年制定《公务员任用条例》，随后公布《考试法》和《公务员任用法》，公务员的选任由考试院负责。这套制度以考试为主、中西结合，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平等性——允许女子参加考试是一个进步。但在实施中漏洞百出，任用亲信、拉帮结派的现象始终无法禁绝。1933年颁布的《公务员任用法》中甚至明确规定：“曾于民国有特殊勋劳……并致力于国民革命若干年，经证明属实，便可留任或升任”，与考试及格人员同等录用——这在实质上是为国民党党员在公务员体系中设置了一条免试晋升的特殊通道，意在强化国民党的独裁控制。 （二）外交与军事：从“攘外安内”到对日备战 在外交上，南京国民政府呈现出两面性。对苏联由合作转向敌对，停止对苏贸易，驱逐苏联侨民，宣布与苏断交。对日本的态度则经历了从妥协退让到逐渐转向抗日的演变过程——1928年济南惨案中采取克制忍让的外交手段；20世纪30年代集中主要力量“剿共”，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将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的干预和调停；但随着日军侵略不断加剧、民族危机上升为主要矛盾，以及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逐步趋向强硬。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发起了改订新约运动（1928年开始）。主要围绕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两大问题。在关税自主方面取得了部分进展——美国率先与中国签订《中美关税条约》，随后英、法等国也与中国达成新的关税条约。到1936年，中国平均进口税率从原来的约5%提高到31.2%，最高税率达80%，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族工业，增加了财政收入，也为抗战做了物质准备。但废除领事裁判权的努力毫无结果，未能从根本上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并未因此改变。 在军事上，国民政府逐渐从内战转向备战。1933年到1937年上半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先后统筹完成了江宁、镇江、虎门、马尾、连云港等要塞区的建设，又大规模构筑了京沪、沪杭、豫北、晋北、绥东等侧重于城市和交通线防御的工事。这些备战举措说明：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国民政府对日本的全面侵华已有了一定的防范意识和持久防御的军事准备。 （三）经济与社会——发展与危机并存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期，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气象，被称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十年”。 经济得到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政权层面，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有利于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在政策层面，1935年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鼓励发展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同年推行法币改革——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禁止白银流通，白银收归国有，放弃银本位改用外汇本位。法币改革统一了币制，遏制了白银外流，稳定了金融秩序，有利于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维护国家统一，也为抗战集中财力提供了经济保障。但法币改革也强化了官僚资本的垄断地位，为后来国民政府滥发纸币掠夺民财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外交层面，改订新约运动收回了部分关税主权，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族工业的发展环境。民间方面，民国建立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兴办实业的热情，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也对国货市场形成了强有力的支撑。 在行业上，除传统的纺织、面粉业外，化学、橡胶、搪瓷等新兴部门也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众多工业城市在沿海沿江地区兴起。 然而，表面繁荣之下隐藏着深刻的矛盾。最突出的是官僚资本的急剧膨胀——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凭借国家权力迅速聚敛起巨额财富，四大银行成为巧取豪夺的重要工具。官僚资本在经济生活中地位日益垄断，严重挤压了民族资本的生存发展空间。另外，中国工业基础仍然十分薄弱——1931至1934年，中国钢铁产量虽逐年有所增加，但净进口仍居高不下，与工业化国家差距悬殊。 农村方面，土地兼并的趋势并未减缓。国民政府中央农业试验所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显示，佃农和半佃农比例在持续上升，大量自耕农丧失土地沦为佃户——这说明封建土地制度依然根深蒂固。加之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波及——美国大量收购白银导致中国白银外流、金融秩序混乱——农村经济更加凋敝。 在文化和社会方面，国民政府推行了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新生活运动。1934年蒋介石发起此运动，以“礼义廉耻”精神为中心准则，从衣食住行基本生活细节入手，追求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实质是试图用封建伦理纲常来禁锢人民的思想，以服务于其政治统治需要。此外还推行党化教育，宣传“党国”思想；加强对进步报刊的文化审查。 三、工农武装割据——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 （一）从城市到农村——武装反抗的第一枪与道路转向 国民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的大规模屠杀，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吓倒。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国民革命失败的教训，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重要思想。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军在进攻长沙途中受挫，毛泽东果断决定放弃攻打中心城市长沙的原计划，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进军。这一决策——文家市决策——标志着中共工作重心开始从城市转向农村。途经江西永新三湾时对部队进行了改编，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重要原则，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奠定了组织和思想基础。 10月，毛泽东率部到达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朱德、陈毅率部与毛泽东会师，合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从此，中国革命开始走上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全新道路。 （二）工农武装割据——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 “工农武装割据”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摸索出的一条革命新路，其核心要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起来。 走这条路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资本主义经济薄弱，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无产阶级力量相对弱小，而农民阶级则是民主革命最深厚的主力军；城市中反动势力强大，而农村的统治力量相对薄弱，易于突破；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部分农村地区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存在和党的正确领导。 在武装斗争方面，根据地的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先后于1930年底至1933年初四次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剿”。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起大大小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 在土地革命方面，1927至1937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普遍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贫苦农民土地要求的斗争。1930年毛泽东在江西寻乌进行的社会调查显示，大地主和中等阶级在人口比例中仅占极小部分，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农则处于无地或少地的状态。这一调查为制定符合实际的土地分配策略提供了可靠依据。土地革命使广大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了土地，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农民们踊跃参加红军，积极发展生产支援前线。根据地英山县的水稻亩产在1930年增产二三成甚至五成，出现了“赤色区米价一元一斗，白色区一元只能买四五升”的情况。 在根据地建设方面，政权建设上，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制定宪法大纲，通过土地法、劳动法等法令——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革命政权的宝贵探索。经济建设上，除农业外，还发展军用和民用工业，开设公卖机构以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建立信用合作社和银行、发行独立货币。文化建设上，发展教育、扫除文盲，通过多种形式传播革命思想以提高群众觉悟。在所有制结构上，根据地的国民经济形成了国营事业、合作事业和私人事业三者并存的格局——毛泽东明确表示“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这种在战争环境下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思想已开始带有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具有重大的实践和理论意义。它奠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实践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工农武装割据政权属于工农民主政权，为日后建立真正统一的人民共和国积累了宝贵经验。 （三）红军长征——战略转移的伟大壮举 1930年起，蒋介石先后调集重兵对以中央根据地为重点的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五次大规模“围剿”。在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指导下，红军先后粉碎了前四次“围剿”。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共产国际脱离实际的指导和中共中央“左”倾错误领导——放弃了此前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转而采取阵地战和正规战与绝对优势敌人硬碰——最终导致严重失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长征初期，“左”倾领导者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红军在突破湘江封锁线时牺牲惨重，八万余人锐减至三万余。在危急关头，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遵义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题，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创了党独立自主解决重大问题的先河——在此之前，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重大决策无不受到莫斯科的直接指导和影响；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独立自主地做出决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正如后来的历史评价所言：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此后，红军在正确的军事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穿越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历经千难万险，于1936年10月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长征实现了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保存并锤炼了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沿途宣传了中共的政治主张，播撒了革命火种；为迎接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准备了条件。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不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来者。 四、国共十年对峙时期（1927—1937年）的阶段特征 总特征：国共两党从合作走向对峙，国民党在全国建立形式上的统一政权，共产党在农村开辟革命新道路；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中国政局经历着从内战逐步转向准备抗日的历史过渡。 政治上：国民党确立“训政”体制，实行一党专政；形式上统一全国但实质上内部派系林立、军阀拥兵自重。共产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局部地区确立了工农民主政权的治理模式。从南昌起义到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在实践挫折中逐步纠正内部错误，不断走向成熟。 经济上：国民政府推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和法币改革，统一了币制，民族工业在若干行业和地区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有所改善。但官僚资本迅速膨胀，压制了民族资本；农村封建土地制度仍然广泛存在，加之世界经济危机波及，经济根基仍然落后脆弱。共产党在根据地内进行土地革命，废除封建剥削，开展经济建设，在局部区域内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 军事上：国民党对红军发动五次“围剿”，红军先后粉碎前四次，在第五次失利后被迫长征。红军主力从南方转移至陕北，在长征中实现了转危为安的历史性转折。 思想上：共产党内先后经历陈独秀右倾错误和王明“左”倾错误的波折，遵义会议开始确立正确路线，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关键突破。 五、核心概念精要 宁汉合流：1927年秋武汉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合并，标志着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确立。 训政：1928年国民党宣布进入的政治时期。以国民党代表人民行使政权、训练国民为名，实为国民党一党专政。1948年行宪国大后结束。 东北易帜：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服从南京国民政府、改挂青天白日旗。标志着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基本统一全国。 改订新约：1928年国民政府发起的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运动。围绕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进行。关税自主取得部分进展，废除领事裁判权未能实现。 法币改革：1935年国民政府废止银本位制、以四大银行纸币为法定货币的币制改革。统一了币制，遏制了白银外流，稳定了金融秩序，但也强化了官僚资本垄断地位。 工农武装割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的革命新道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八七会议：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遵义会议：1935年1月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共从幼稚走向成熟。 长征：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主力的伟大战略转移。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实现了转危为安。铸就了长征精神。 六、大题考向预测与复习建议 本讲是高考的重点考查区域，命题角度多样且侧重思辨。 第一类，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考查。可能要求分析“形式统一”的含义及其内在矛盾——为什么说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却实质上未能集权？也可能考查改订新约或法币改革的内容与评价，或者官僚资本对民族资本的挤压。 第二类，工农武装割据的考查。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主观题的经典命题方向。需要掌握这一思想形成的背景、内涵（三者关系）和意义；地理环境与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关系——如大别山、井冈山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对革命活动的作用；以及土地革命对动员农民的成效——如农会会员短时间内百倍级规模扩张——是常见的材料分析切入点。 第三类，长征与遵义会议的考查。可能要求阐述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或者从长征的意义综合考查。遵义会议是“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原因是中国共产党首次独立自主解决重大问题——这是选择题和简答题都会涉及的高频考点。 第四类，国共十年对峙综合性考查。“从1927年国共破裂到1937年合作抗日，中国共产党在哪些方面实现了从幼稚到成熟的转变”——这是典型的综合归纳题，可以从认清国情（从一大脱离国情到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开辟正确道路（从城市中心论到农村包围城市）、纠正内部错误（从陈独秀右倾到王明“左”倾再到遵义会议确立正确领导）、建立独立自主原则这四个层面展开。 复习本讲，建议完成以下事项。第一，把1927—1937年的大事按时间顺序完整排列——南昌起义、八七会议、秋收起义（文家市决策、三湾改编）、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古田会议、五次反“围剿”、长征、遵义会议、三大主力会师——力求每个事件的年份和核心要点做到清晰无误。第二，把“工农武装割据”这一核心概念的背景、内涵和意义整理为一整段可以脱口而出的完整论述，这是本讲最核心的知识主干。第三，从长时段的角度把握“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这条线索——从一大脱离国情，到二大认识国情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到八七会议纠正右倾错误确定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方针，再到遵义会议独立自主解决领导问题和军事路线——将这一过程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理解。第四，能够辨析本讲中易混淆的概念：宁汉合流与东北易帜的时间和意义不同；改订新约与法币改革的内容和作用不同；八七会议与遵义会议在纠错方向和历史地位上不同——前纠右、后纠“左”，前辟新路、后成转折。这是选择题中反复考查的易混知识点。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