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讲 辛亥革命与北洋军阀统治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选必融合）

第14讲 辛亥革命与北洋军阀统治 一、本讲的历史坐标：从帝制终结到军阀割据 本讲涵盖了20世纪初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又从共和陷入军阀割据的曲折历程。时间跨度大致从1901年清末新政开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为止。这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但随之而来的不是真正的民主和富强，而是长达十余年的军阀混战和政治动荡。 这一时期的主题可以用四个字概括：“破”与“立”的撕扯。“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终结了帝制，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立”——革命后建立的共和制度却根基不稳，旧势力很快卷土重来，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正是对这种“假共和”的深刻反思——知识分子认识到，仅仅推翻一个皇帝、建立一套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从根本上改造国民的思想。 理解这一时期，需要把握三条交错并行的线索。第一条是革命派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维护共和的努力——从兴中会到同盟会，从武昌起义到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革命党人前仆后继。第二条是北洋军阀从袁世凯到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张作霖的轮番掌权——他们手握军队，控制北京政府，以“共和”外衣包裹专制之实。第三条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剧变——从清末新政兴学废科举，到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教育的普及和新思想的传播在不断积蓄着更深层的社会变革力量。 二、清末新政与预备立宪——清政府的最后挣扎 （一）“自救”还是“自掘坟墓”——清末新政的两面性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的统治根基遭到重创，面临空前严重的政治危机。为挽救濒临灭亡的统治，从1901年起，清政府推行了一系列被称为“清末新政”的改革。 新政内容涵盖多个方面。在官制上，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列六部之首；增设商部、学部、巡警部等新式中央机构，传统的六部体制开始瓦解。在军事上，编练新军，裁汰绿营，试图建立一支近代化武装力量。在经济上，倡导兴办工商企业，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实业的规章制度。在教育上，这是新政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方面——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延续了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取士至此终结；兴办新式学堂，建立学堂选官制度和留学毕业生选官制度，将育人、取才合于一途。 如何评价清末新政？它的主观目的无疑是反动的——维护腐朽的清王朝统治，抵制革命形势的发展。它的实质仍然没有超出“中体西用”的范畴——在保持君主专制根本不变的前提下，引进某些近代化的制度外壳。但是，从客观效果来看，新政的许多举措却背离了它的初衷。奖励实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而这个阶级正是日后辛亥革命的重要支持者。兴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造就了一个规模日益庞大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接触西方思想后，许多人走上了革命道路。编练新军原本是为了巩固统治，但新军中的进步官兵反而成为武昌起义的主力——新军被称为“清朝的掘墓人”，这恐怕是清政府始料未及的。正是这种主观目的与客观效果之间的背离，使清末新政对革命客观上起到了催化作用。 （二）预备立宪——“皇族内阁”暴露的真相 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考察归国后，五大臣奏称立宪可以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立宪派大受鼓舞，纷纷成立立宪团体，推动清政府早日实行宪政。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但它的核心要义是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宪法的制定只是为了装点君主专制的门面。1911年5月，清政府组织新内阁——但在十三名阁员中，满族贵族占九人，其中皇族竟达七人，被称为“皇族内阁”。 “皇族内阁”彻底暴露了清廷所谓“立宪”的骗局本质。立宪派原本希望通过和平改良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对清政府抱有幻想。“皇族内阁”的出台让他们彻底失望。一部分人转而同情甚至支持革命。至此，清政府已经众叛亲离——革命派坚决要推翻它，立宪派也不再信任它，汉族官僚们与满清统治集团之间的裂痕加深。一个丧失了所有社会支持的政权，剩下的就只是等待风浪将他们吞没了。 三、辛亥革命——帝制的终结与共和的诞生 （一）革命前夜的积蓄——组织、思想与时机 辛亥革命并非一次突发事件，而是各种力量长期积蓄的结果。 在组织上，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先后建立。1905年，这些团体在东京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的成立使革命有了统一的领导核心和明确的奋斗目标。 在思想上，孙中山将同盟会纲领阐发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用革命手段推翻满洲贵族统治的清政府；民权主义——建立民国，即资产阶级共和国；民生主义——平均地权，解决社会问题，防止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富两极分化。三民主义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但它也有明显的局限：民族主义带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民权主义的民权为资产阶级所专有，广大民众的民主权利难以得到充分保障；民生主义虽然触及了土地问题，但没有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有满足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难以在革命中真正发动广大农民。 除三民主义外，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等著作，以激昂的文字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罪行，广泛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革命派与保皇派（康有为、梁启超）之间的论战，进一步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做了舆论准备。 在军事上，同盟会成立后组织了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包括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的英勇牺牲震动全国，大大激励了革命党人的斗志。在时机上，1911年清政府将川汉、粤汉铁路的筑路权收归“国有”，随即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引发四川保路运动。清政府急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湖北防务空虚，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有利战机。 （二）武昌起义与中华民国的建立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一夜之间，起义军控制了武昌全城，随后光复汉阳、汉口，占领武汉三镇，成立湖北军政府。武昌起义的成功迅速产生连锁反应——一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四个省以及上海相继宣布独立。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新的共和政体诞生了。3月11日，孙中山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重要文件。它明确宣告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国民一律平等，享有人身、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和权利；规定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分别行使立法、行政、司法权。在政体上，约法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国务员（国务总理及各部部长）“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国务员对临时大总统提出法案、公布法令时有“副署”权。设置责任内阁制的直接目的，是防范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后专权——在总统之外设总理，以阁权分总统之权。这是典型的“因人立法”——不是为了制度本身的完善，而是为了制约特定的人，也使约法在法理上掺杂了人治色彩。对责任内阁制规定不够完善、总理与总统职权划分不够清晰，成为日后频繁府院之争的体制根源。 （三）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被迫起用已被贬斥的袁世凯统率北洋军。袁世凯在革命阵营和清廷之间左右逢源——一方面以武力威胁革命党人，另一方面以革命形势向清廷施压。面对袁世凯的压力，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妥协退让的声音。孙中山发表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公开宣布赞成共和，即推举袁世凯为新任临时大总统。在英国等列强的支持和调解下，最终达成了政权向北洋势力转移的交易。 1912年2月12日，清政府颁布《清帝逊位诏书》，两千余年的帝制就此宣告终结。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京临时政府随之结束，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北京。辛亥革命的果实落入北洋军阀之手。 （四）辛亥革命的历史坐标——成功与“失败”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至关重要的革命，有历史学者将其性质定位为——“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其历史意义不可低估。它在政治上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政治史上划时代的进步。它在经济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它在思想上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它还在社会风俗方面引发了显著变革——废除“大人”“老爷”等封建称呼，革除跪拜礼，禁止蓄辫和缠足，改用阳历。 但是，辛亥革命也有深刻的局限。它没有解决中国近代社会的根本矛盾——没有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任务，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袁世凯窃取政权后，中国进入了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真正的民主共和并没有实现。 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看，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行不通——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绝不允许中国走独立的资本主义道路。从主观上看——这是根本原因——资产阶级革命派自身存在软弱性和妥协性：缺乏一个能够提出科学的革命纲领、能够发动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而且组织严密的革命政党的领导。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君主专制，但未能发动广大工农群众，仅凭少数革命精英在旧体系内策动新军和争取立宪派同情，革命取得阶段性成果后迅速被占据军政优势的旧势力所接管。 一个易错辨析需要强调：辛亥革命推翻的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不是整个封建制度。此后的北洋军阀统治实行的仍然是封建专制统治，封建的土地制度和依附关系在农村仍然广泛存在。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土地改革的完成，封建制度才被彻底消灭。二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选择题和简答题中经常设置这个陷阱。 四、北洋军阀统治——民主与专制的反复较量 （一）袁世凯时期的政治博弈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步步为营地推进其独裁统治，最终走向复辟帝制，革命党人则为保卫共和而展开反击——这一攻一守之间的几轮重大交锋是理解民初政治史的关键。 第一轮，宋教仁被刺与二次革命。1913年，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国会选举中领导国民党大获全胜，随即在准备北上组阁前遭枪击身亡——幕后主使指向袁世凯。国民党人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但很快被镇压下去。孙中山、黄兴等逃亡日本，国民党随后被解散。二次革命的失败说明：在当时军力对比、民气动员尚未成熟的情况下，革命党人仓促发动的武力反抗尚不足以撼动北洋重兵集团。 第二轮，袁世凯改宪更制与复辟帝制。镇压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加快了独裁步伐。1914年5月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赋予总统近乎无限的权力；年底颁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且可以连选连任，实际上变为终身独裁。1915年5月，为换取日本对自己称帝的支持，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大部分内容（经过交涉后签订的被称为《中日民四条约》）。12月，袁世凯公开宣布恢复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准备于次年元旦登基。 第三轮，护国战争。袁世凯称帝激起全国公愤。1915年底，蔡锷等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发动讨袁护国战争。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不久便一命呜呼。这场捍卫共和的战争以袁世凯众叛亲离告终，但此后共和并未真正稳定，北洋集团各派系间的争夺反而愈演愈烈。 （二）军阀割据与护法运动 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内部失去了能够驾驭全局的权威人物，分裂为以段祺瑞（皖系）和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的直系）等为首的各派军阀。此外，张作霖的奉系、阎锡山的晋系以及西南地区的滇系和桂系等也各据一方。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正式形成。各派军阀背后通常有不同的帝国主义势力支撑——段祺瑞背后有日本的大量借款和军援，直系与英美关系更近，奉张亦是日本多年的扶植对象——在军阀混战的背后实质上是帝国主义争夺在华势力范围的代理人战争。 1917年，围绕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权力斗争——是为府院之争。焦点表面上是外交政策：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主张对德宣战以换取贷款、扩充实力，黎元洪在英美影响下反对参战。深层根源则在于《临时约法》对总统和总理的职权划分不明确，权力之争一触即发。黎元洪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指使皖系各省督军宣布独立，黎求助于驻徐州的张勋进京调停。张勋趁机率辫子军入京，拥戴溥仪复辟帝制——这出闹剧只持续了十二天便宣告失败。段祺瑞借机东山再起，以“再造共和”之功重揽实权。 段祺瑞重新掌权后拒绝恢复被张勋解散的国会。孙中山联合南方军阀，在广州发起护法运动——以维护《临时约法》和恢复国会为号召。但由于西南军阀只想借孙中山的名望来对抗段祺瑞，并不真心拥护共和，孙中山在遭到排挤后被迫辞职，护法运动失败。 （三）政党政治的尝试与失败 民国初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形式共和框架下——大规模尝试政党政治的时期。武昌起义后，“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近百。”1912年8月，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宋教仁试图以议会斗争的方式建立真正的责任内阁，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然而，政党政治的基础极其脆弱。政党仓促成立，纲领空洞雷同，成员复杂，缺乏广泛基层力量支撑。宋教仁被刺杀后，国会制宪被一次次武力干预所打断。1913年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1月，正式解散国会。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尝试，最终以失败收场——此后虽有议会活动断断续续地维持，却始终是军阀控制下的摆饰，从未真正发挥过民主代议功能。 （四）制度创新——文官制度的起步 在政治动荡中，也有一些制度建设的努力值得关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提出了考试权独立和“五权宪法”的构想——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增加考试权和监察权，建立考试院主管人才选拔。这一构想虽然当时停留在纸面上，但奠定了近代中国文官制度的理论基础。 北洋政府时期，文官制度进一步具体化。1913年颁布《文官考试法草案》，规定文官考试分为高等考试和普通考试，建立了包括甄录、初试、大考等环节在内的较为系统的文官选拔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制度层面把文官选拔纳入近代化轨道。与此同时，北洋政府也颁布了大量法律条文，《东方杂志》从1915年到1921年刊登的各种法令数目庞大——在形式上，这一时期似乎在进行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但实际情况是，军阀往往政法不分、以政代法，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装饰“共和”门面的工具——统治阶级玩弄法律，从来也没有真正做到“依法行事”。 五、民国初年的经济——民族工业的短暂春天 民国初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历了一段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期——被称为“短暂的春天”。 这一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上，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束缚。政策上，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鼓励民间兴办实业的法令；北京政府时期各项鼓励实业的法律法规体系也在逐步搭建。社会上，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特别是1915年因反对“二十一条”而兴起的大规模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为民族工业产品提供了市场空间。国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年），欧洲列强忙于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经济的控制——这是外部最直接、最有力的刺激。 发展最快的行业集中在轻工业领域——纺织业和面粉业是两大支柱。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速度远不如轻工业。从地域分布看，民族工业主要集中于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地区，以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城市为中心，广大内地和农村仍处于传统经济状态——地区分布极不均衡。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诞生之初就带有先天不足的特征。它不是在旧式手工业工场基础上自发发展而来，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刺激下从外部移植而来的——因此“先天不足”。在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的双重挤压下，它规模小、资金少、技术力量薄弱，始终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长期处于从属性地位——因此“后天畸形”。一战结束后，欧洲列强卷土重来，民族工业迅速萧条——这个“短暂的春天”也清楚地表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但这一短暂繁荣毕竟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为随后的新文化运动提供了阶级基础——民族资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带来了更多要求变革的社会声音。它也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准备了阶级基础——产业工人队伍的扩大。它还为思想解放和社会生活变迁提供了物质依托。 六、新文化运动——从制度反思走向思想革命 （一）对辛亥革命的深刻反思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和建立了共和制度，但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民主和富强。袁世凯复辟帝制，军阀混战不断，社会依然黑暗。更令人警醒的是，民众的大多数对此似乎无动于衷——在鲁迅的观察中，革命党人牺牲了，“华老栓”们却依旧麻木地用他们的鲜血蘸馒头治病。这让一些知识分子认识到：光有制度变革是不够的。如果国民的头脑仍然被专制和愚昧所束缚，再好的制度也不过是一具空壳。 与此同时，袁世凯政府在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把孔子重新抬出来，将儒学定为国教，以纲常礼教维护旧秩序来为其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民主共和的外衣底下封建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它要完成的正是辛亥革命未竟的思想启蒙任务。 （二）民主与科学——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主张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其主要阵地是《新青年》和北京大学，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 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陈独秀所说的“民主”，不只是一套民主制度，更是一种民主意识——“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他所说的“科学”，不只是一堆科学知识，更是一种科学精神——不被教条束缚，敢于怀疑、尊重证据和逻辑。在陈独秀看来，专制制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根本原因就在于大多数国民缺乏民主和科学的自觉意识。 在伦理道德方面，新文化运动猛烈抨击封建礼教。鲁迅的《狂人日记》——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借“狂人”之口控诉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在文学革命方面，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主张“不作言之无物的文字”。白话文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中影响最广泛、最深远的一项成就——它使文学和知识不再为少数文人所垄断，为教育的普及和思想的传播打开了通道。 （三）对传统——批判而非全面否定 需要特别注意，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并非全面否定传统文化。陈独秀明确表示，不主张完全否定孔子，并完全承认孔子的历史地位，只是反对以“孔子之道”来统一当代中国人的思想。胡适晚年也一再强调，他从不贬低孔子和儒学的正当地位。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是把儒家学说奉为不可怀疑的绝对权威、用旧礼教来束缚人的精神和扼杀思想的活力。有学者评价道：“当时知识分子不但没有全盘反传统，而且使不少被尘封或淹没了的传统重现光芒”——例如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话小说成为文学史的重要内容，作为传统文化的民间文学第一次进入大学殿堂。新文化运动对旧文化既有批判也有传承与创新。 （四）从启蒙到救亡——新文化运动的转向 新文化运动前期主要是资产阶级启蒙——用民主和科学思想反对封建专制和愚昧。但到运动后期，随着俄国十月革命消息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流思想逐步转向。陈独秀1920年发表的《谈政治》一文明显受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影响——他承认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国家和法律的工具性功能，但认识到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可能真正清除社会罪恶。这表明他已在思想上从激进的民主主义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新青年》的关键词也发生了明显变化——1919年之前，“民主”“科学”“平等”等是最高频词；1919年以后，“科学”一词的出现频次远远超过了“民主”，“革命”一词的出现频次也远超前几年。这个看似细微的词频统计变化，深刻折射出时代思潮的转向——从渐进的思想启蒙走向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革命。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思想条件，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铺垫了道路。 七、社会生活的近代化变迁 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变迁几乎是全方位的，从城市面貌到日常起居、从交通运输到文化教育，中国的面貌在悄然改变。 在城市生活方面，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率先出现近代化的基础设施建设——煤气、自来水、电灯、电报、电话、公路等从无到有。西式医院在通商口岸建立，西医传入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开始起步。20世纪初，汽车、有轨电车出现在中国城市的街道上，百货公司成为市民消费的新模式。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生活方式越来越接近世界潮流，但内地和广大农村仍然停留在传统状态——沿海内地、城市乡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在交通运输方面，1881年唐胥铁路的建成标志着中国有了第一条实用铁路；1909年京张铁路竣工，这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铁路干线。19世纪六七十年代，蒸汽动力轮船开始在中国内河运行，轮船招商局成为中国最早的近代航运企业。电报、电话的架设使得信息的传递突破了传统驿传的速度限制，对商业和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文化教育方面，1862年京师同文馆在北京设立，此后新式学堂不断增加。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颁布——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法令公布并在全国推行的学制体系。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新式教育正式成为培养人才的唯一官方途径。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6年蔡元培就任校长后，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北大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学术研究的重镇。清华大学也在此期间诞生和发展。中国的近代教育体系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 在风俗习惯方面，辛亥革命后改用阳历，颁布剪发辫、易服饰、废止缠足的法令，革除跪拜礼和“大人”“老爷”等封建称呼。中山装兼具中西服装特色，体现了时代精神和民族风格的融合。婚姻自由、妇女解放开始被公开讨论和提倡，尽管在广大农村和小城镇这些进步观念的渗透还极其缓慢。 八、民国初年（1900—1919年）的阶段特征 总特征：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觉醒和救亡成为时代最强音；中国社会急剧转型。 政治上：《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未能挽救清朝统治，反而在客观上促进了革命条件成熟。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和帝制，建立起共和政体，但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此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治上先后出现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和府院之争，中国陷入了民主与专制反复较量、军阀割据混战的动荡局面。 经济上：列强对华经济侵略以资本输出为主。民国初年——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短暂的春天”以纺织业和面粉业为代表。但民族工业带有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特征，始终未能占据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也未能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思想文化上：辛亥革命的成果在思想领域逐步释放——民主共和观念渐入人心。但封建思想残余依然深厚，大多数国民仍然未摆脱专制和愚昧的束缚。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将向西方学习推进到前所未有的思想文化变革层面。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新闻出版事业、新式教育和文化事业迅速发展，国民素养在逐步提高。 社会生活上：社会生活近代化进一步发展。城市基础设施、交通通讯、公共卫生等领域发生了显著的近代化变革。社会风俗——从服饰、发型到婚姻、礼节——出现了近代性质的革新的迹象和尝试。但城乡差距、沿海内地差距依然巨大，传统与近代两种生活方式并存。 九、核心概念精要 清末新政：1901—1911年清政府推行的改革。内容包括改官制、练新军、奖实业、废科举、兴学堂。主观目的是阻挡革命、维护统治，客观上推动了近代化进程，促进了革命条件的积累。 预备立宪：1906—1911年清政府推行的宪政改革。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成立“皇族内阁”。暴露了清廷无意真正实行宪政的本质，使立宪派转而同情甚至支持革命。 三民主义：孙中山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民族主义——推翻满清统治；民权主义——建立民国；民生主义——平均地权。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但没有明确提出反帝，没有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具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颁布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文件。规定主权在民、三权分立、责任内阁制。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的进步意义，但“因人立法”的手段掺杂了人治色彩，责任内阁制规定不够完善造成此后府院之争的体制隐患。 二次革命：1913年国民党人因宋教仁被刺而发动的讨袁战争。很快失败，此后国民党被解散，革命力量遭受沉重打击。 护国战争：1915—1916年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战争。由蔡锷等在云南发动，最终迫使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战争的核心成果是护住了共和制度的形式——封建帝制的复辟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但北洋军阀的根本势力范畴并未被清算。 府院之争：1917年围绕中国是否参加一战，在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之间展开的权力斗争。根源在于《临时约法》对总统与总理职权划分不清晰。 新文化运动：1915年开始的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批判封建礼教，提倡文学革命和白话文。为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三民主义：1924年孙中山对三民主义做出的新解释。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新民族主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新民权主义主张建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新民生主义提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新三民主义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十、大题考向预测与复习建议 本讲内容丰富，制度演变和社会变迁交织，高考命题角度多样。 第一类，清末新政与预备立宪的考查。可能要求分析新政的背景、内容及其“主观上要巩固统治，客观上却培养了革命力量”的历史效应。也可能要求分析为什么说“预备立宪是一场骗局”。这是制度史大题的常见方向。 第二类，辛亥革命背景与意义的考查。可能要求从组织、思想、时机等维度说明革命为什么在1911年爆发，也可能要求系统阐述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局限。对《临时约法》的历史评价——进步性与局限性——也是应掌握的重要考查角度。 第三类，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治斗争的考查。可能围绕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府院之争、护法运动中的某一个事件单独考查，也可能要求把它们串成一条线索——革命党人和进步力量为维护共和而做的一系列努力及其局限。 第四类，新文化运动的考查。民主与科学的核心主张、文学革命的推广、对传统文化批判与传承的关系——这些都是可能的命题点。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主流思想的转变，也是值得关注的角度。 第五类，经济与社会近代化变迁的考查。包括民族工业“短暂的春天”的原因和特点，社会风俗的变化，交通运输与城市化的起步，以及教育变革（废科举、兴学堂、癸卯学制、大学建立）等。 复习本讲，建议重点把握三条主线。一是政治上的三次反复——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破旧立新）→袁世凯称帝和军阀统治（旧势力反扑）→护国战争和护法运动（维护共和的努力）。把这三个阶段串起来，民国初年的政治史就一目了然。二是思想上的两次变革——辛亥革命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制度层面的觉醒），新文化运动更深入地从思想文化层面批判封建礼教、提倡民主科学（思想层面的觉醒）。从制度变革到思想变革的递进，是常考的分析脉络。三是经济与社会的两重特征——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春天）与仍然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小农经济（冬天），城市近代化与广大的几乎无甚变化的农村并存。 在概念记忆方面，务必能够对“清末新政—预备立宪—武昌起义—南京临时政府—清帝退位—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府院之争—护法运动—新文化运动”这条时间轴了然于心；对三民主义、《临时约法》、新文化运动这三组核心概念能够准确复述其内容和历史评价。这是应对选择题主观题的基本功。这一讲的关键人物众多——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蔡锷、段祺瑞、黎元洪、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需要能辨析各人在历史事件中的立场和作用。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