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讲 辽宋夏金元的经济与文化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选必融合）

第9讲 辽宋夏金元的经济与文化 一、本讲的定位：繁荣背后的深层变迁 上一讲我们梳理了辽宋夏金元的政治制度——北宋精细的分权设计、辽夏金的二元统治体制、元朝的行省制度。然而，政治的演进从来不是悬空的，它依托于经济基础的变化，又反过来塑造着文化发展的方向。 辽宋夏金元时期的经济与文化，呈现出几个鲜明的时代特征。经济上，这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空前活跃的时期——坊市制度瓦解，纸币开始使用，海外贸易繁荣，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社会上，门第观念趋于淡化，社会成员身份趋于平等，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在多个领域有所松弛——一些学者将这一系列变化概括为“唐宋变革”，认为宋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转折点。文化上，儒学在吸收佛道思想的基础上完成哲学化更新——程朱理学兴起，科技达到古代世界的高峰——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三大发明均在此时期成熟或广泛应用，文学艺术则呈现出明显的世俗化、大众化倾向。 复习本讲，核心线索是三条：经济上，从农业、手工业到商业、城市，构成了一个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繁荣图景；社会上，门第淡化、身份趋平、控制松弛——这三个“新变化”需要放在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理解；文化上，理学的形成与科技文学的繁荣，是经济和社会变化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 二、经济的繁荣：从田间到海洋 （一）农业的进步——精耕细作与经济结构变化 宋元时期农业的发展，首先体现在耕种制度的进步。一年两熟的稻麦复种制在南方已经相当普及——在同一块土地上，先种一季水稻，收获后再种一季冬小麦，土地利用效率大幅提高。这种耕作制度对劳动力、肥料和水利的要求都很高，它的推行意味着精耕细作农业达到了新的水平。 在经济结构上，出现了值得关注的变化。一些农户开始固定种植某种经济作物——如茶叶、桑树、甘蔗、果树——而非传统的粮食作物，宋代户籍中出现了茶户、桑户、药户、漆户、蚕户等新的专门职业称谓。这对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构成了一定程度的突破——农民不再什么都种以满足自家消费，而是专门生产某一种产品进入市场交换。棉花的种植始于宋代，最初从海南传入闽广，逐步向北推广；到了元代，棉花在内地的种植得到大力推广，棉布的使用日益普及——元朝以后，纺织机成为农耕家庭不可或缺的生产工具，反映了棉纺织在农民家庭经济中地位的不断上升。 在边疆开发方面，辽夏金元的统治推动了边疆地区的农业发展。元朝统一后，岭北行省作为蒙古“龙兴之地”，元廷频繁派遣内地各族人民进入牧区，大力兴办屯田，发展工商业，促进了边区经济的改善。 （二）宋代的“不抑兼并”——一项争议巨大的土地政策 理解宋代的农业和社会，必须重点掌握“不抑兼并”这一土地政策。从汉代到唐代，土地兼并一直被朝廷视为动摇国本的重大祸害，政府千方百计加以抑制——限田令、均田制都是这一思想的产物。然而，宋代一反传统，采取了“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方针——国家不再设立专门的土地制度来限制土地买卖和集中。 这一政策的实行有多重原因。从根源上看，它是顺应土地私有制发展的历史趋势——封建土地私有制在中国已经确立了一千多年，土地买卖是不可逆转的经济现象。从税制上看，宋代沿袭唐代两税法，赋税征收以土地为主要标准，不论土地归谁所有，国家都要征收土地税，因此国家关注的是土地的总量和税额，而非土地的分配是否均平。从商业上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农民即使失去土地也可以租种地主的土地或者进城从事工商业，土地兼并对农民生存的威胁不像此前朝代那样首当其冲。从社会流动上看，科举制的兴盛使得财富可以通过教育和科举转化为政治地位，土地不再是唯一的社会资源。 “不抑兼并”政策的实质，是统治者保护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稳定封建统治基础的政策。其积极方面在于：顺应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要求，促进了租佃制的发展；土地的频繁流转——“千年田换八百主”——使土地资源能够向更有效率的经营者手中集中，一定程度上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这是宋代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消极方面同样突出：土地兼并更加激烈，大量自耕农失去土地沦为佃户或流民，自耕农经济衰退明显，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有宋人尖锐地批评道：“今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财货不在民又不在官，或在权臣，或在贵戚近幸……上则府库殚乏，下则民力穷悴。”——不抑兼并导致财富向权贵和大地主集中，国家财政和普通民众双双陷入困境。 （三）租佃制的普遍化——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动 与土地兼并相伴随的是租佃制的日益普遍化。所谓租佃制，是指没有土地的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向地主缴纳地租的经营方式。租佃制并非宋代才有——它早在战国时期就产生了。但到了宋代，租佃制成为仅次于自耕农经营的土地经营方式，是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 宋代租佃制有一个突出特点：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弱。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庄园经济下依附性极强的佃客、部曲不同，宋代的佃户通常与地主签订契约，契约期满可以自由离开，去租种其他地主的土地。在赋税上，佃农只需向地主缴纳地租以获得土地使用权，无需直接向国家缴纳土地税——土地税是由地主承担的。佃农的生产积极性因此较前代更高，这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因为佃农会将部分剩余产品投入市场。 宋代租佃制发展的一个社会后果是：农民起义一般不反地主只反官府。在租佃制下，农民与地主通过契约建立经济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转移到了赋税征收上。这使宋代始终没有形成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不是没有社会矛盾，而是矛盾的表现形式和集中方向发生了转移。 （四）手工业的辉煌——从五大名窑到青花瓷 宋元手工业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制瓷业是宋元最引以为傲的手工业部门。宋代制瓷技术有重要改进，出现了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各具特色——汝窑天青温润、官窑紫口铁足、哥窑金丝铁线、钧窑窑变瑰丽、定窑白釉印花。元代烧出了青花瓷和釉里红——青花瓷以钴料在白胎上绘制纹饰后施透明釉高温烧成，釉里红则以铜为着色剂呈现红色纹饰。宋元时期瓷器大量出口海外，成为继丝绸之后中华文明的又一张物质名片——“China”一词正反映了瓷器与中国的特殊关联。 在纺织业方面，宋元时期丝织业继续发展，元朝以后棉纺织技术推广，纺织机成为农耕家庭不可或缺的生产工具。矿冶业方面，煤的开采和使用在宋代有了突破性进展——东京（开封）居民已经普遍使用煤作为日常燃料，这解决了此前城市燃料短缺的问题，也提高了金属冶炼的产量和质量。印刷业的发展迅速——这是与科举制的扩大和教育的普及密切相关——带动了造纸业的繁荣。 （五）商业的革命性变化——坊市瓦解与纸币出现 宋元商业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这里的“革命”当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而是指商业运行形态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 在基层市场层面，面向大众的镇市、草市、墟市等基层市场蓬勃涌现。宋太宗时曾有官员建议将乡村墟市收归城邑管理，被太宗以“徒扰民尔”为由拒绝——这反映出宋代对基层市场的监管相对宽松，也反映出基层市场的活跃和普及。在边境贸易层面，辽宋夏金政权在交界地点设置了榷场——官方设立的互市市场，由官方管理，各政权之间的货物在此互通有无。榷场贸易既有经济交流的需要，也有控制边境、提供财政收入的政治考量。 在货币层面，宋代出现了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四川地区使用铁钱，铁钱笨重不便，商人不堪其负，于是有些商人联合发行纸币代替铁钱流通。最初交子是民间发行，后来被政府接管变为官办，并设置专门机构——交子务管理发行。南宋时期又有会子等其他纸币品种出现。元朝更进一步，将纸币作为全国单一合法流通货币来发行，称为“钞”。但元末政府因财政困难而滥发纸钞，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财政最终崩溃。 在对外贸易层面，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繁荣。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杭州等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设有市舶司管理进出港贸易和税收。外贸税收成为宋元政府的重要财源。海上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超过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主要通道。出口商品以瓷器、丝绸、茶叶为主，进口则以香料、药材、珠贝等奢侈品和特产为主。 （六）城市面貌的改观——从“坊市分离”到“坊市合一” 宋代城市的变化是中国古代城市史上的一道分水岭。与唐代相比，宋代城市发生了结构性改变。 在空间形态上，唐代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坊是居民区，市是商业区，两者之间以围墙隔离，坊门和市门定时启闭，交易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在规定的区域进行。到了宋代，坊市界限被打破，商铺可以沿街开设，居民区和商业区不再隔离。在营业时间上，唐代实行严格的宵禁——“闭门鼓后，开门鼓前，有夜行者，皆为犯禁”；宋代则出现了夜市，交易可以持续到深夜，北宋东京和南宋临安的夜市十分繁荣。在管理方式上，唐代商业活动直接受政府监管——市令、市丞管理市场价格和秩序；宋代商业则不再受政府直接监管，市场的自由化程度较唐代为高。在城市功能上，唐及以前的城市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城市首先是行政中心和军事堡垒；宋代城市的经济功能大大增强——城市成为工商业的聚集地和商品流通的中心。在市民文化上，城市中出现了勾栏、瓦舍等专门的娱乐场所——说书、杂技、曲艺、戏剧在城市中找到了固定的表演空间和消费群体。 北宋东京和南宋临安都是人口过百万的大都市，临安城水路沿岸建有大量“塌房”——专门出租给商铺和外来客商存放货物的仓储设施，塌房主向承租者收取保护和管理费用——这反映出当时都市商业已相当繁盛，专业化服务也已出现。 （七）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 经济重心南移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上最重要的长时段进程之一，到宋元时期最终完成。 回顾南移的漫长历程：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初步开发，为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基础；唐朝中叶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遭到破坏，大量人口南迁，南方经济实力开始超过北方；北宋时期，中央财政对南方的依赖已十分明显，户口分布呈现“南多北少”的格局；南宋时期，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一带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粮仓，“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广为流传；元朝时期，全国大部分人口和税收集中在江南。 经济重心南移带来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海上贸易因南方沿海城市的发展而进一步繁荣——海上交通和运输有了较大改善，经济重心向沿海倾斜推动了宋元对外贸易的发展。人口分布方面，南迁趋势持续加强，南方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长。文化教育方面，南方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因经济发展而迅速推进——从科举状元的地域分布看，宋代以后南方状元人数逐渐超过北方，这与经济发展重心转移的趋势一致。城市发展方面，南方工商业城市不断增加，商品经济迅猛发展。民族关系方面，北方人民南迁促进了游牧民族与汉族的交融。当然也有消极影响——南方某些地区的过度开发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了水土流失等问题。在风俗习惯方面，南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逐渐推广到全国。 宋元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值得专门分析。第一，北方长期战乱——从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辽金与宋的战争，北方战乱频繁，生产环境不稳定。第二，南方相对安定——这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第三，大量北方人口南迁——不仅充实了南方的劳动力，而且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第四，政治中心的南移——如东晋定都建康、南宋定都临安，政治资源更多地配置到南方。第五，南方自然条件优越——气候温暖湿润，水网密布，适合农业发展和多种经营。第六，对外贸易条件比北方优越——南方拥有漫长的海岸线，良港众多，便于海上贸易。 （八）社会的变化——门第淡化、身份趋平、控制松弛 经济发展的变化必然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辽宋夏金元时期，社会领域出现了三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向。 第一个变化是门第观念的淡化。隋唐时期，士族门阀虽然已经衰落，但门第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士族之间互通婚姻，不与庶族交往，谱牒之学盛行。到了宋代，随着科举制的进一步完善——糊名、誊录制度的确立使考试成绩在科举录取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取士不问家世”成为现实，门第出身对仕途的影响大为削弱。婚姻择偶也发生了转变——不再像唐代那样重视门第和族望，而是以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为重。当然，这是就整体趋势而言的——士大夫家庭仍然重视婚姻对象的社会地位，并非完全不在意门户。 第二个变化是社会成员身份趋于平等。在阶层方面，宋代贱民阶层数量显著减少；家庭服役的奴婢更多来自雇佣而非人身隶属——雇佣关系的奴婢与主人之间的关系更具契约性质，身份差异不再像此前那样不可逾越。在租佃方面，佃户与地主的关系从旧有的人身依附向契约关系转化——佃户的人身自由在法律上和实际上都有所加强。这些都是社会成员之间身份差距逐渐缩小的表现。 第三个变化是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相对松弛。在商业方面，政府对市场的直接管控比唐代大为减弱——坊市制度瓦解本身就意味着政府不再能像过去那样严密监控商业活动。在土地方面，土地买卖、典当基本不受官府干预——国家不再像汉唐那样对土地分配施加制度性限制。在人身自由方面，对于百姓迁移住所、更换职业以及日常生活标准的限制，都比以前更加宽松。这些变化并非意味着国家不再控制社会，而是控制的方式从过去的直接控制转向相对间接的管理——从制度框限转向以赋税和法律为杠杆的调控。 三、文化的更新：理学兴起与科技高峰 （一）程朱理学的形成——儒学哲学化的完成 隋唐时期，儒学在佛道两教的夹击下显得相对弱势——儒家经典在思辨性和哲学性上难以与佛教精密的唯心主义体系相抗衡。三教融合的大趋势又使得儒学面临如果不自我更新就可能被边缘化的危机。北宋中期，一批儒家学者顺应统治者重建封建伦理纲常以维护统治的需要，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程朱理学正是这一运动的最终成果。 理学的核心主张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在宇宙观上，认为“理”是自然界和社会的根本原则——万事万物都有其“理”，宇宙是一个由“理”统摄的秩序体系。在人生观上，主张“存天理，灭人欲”——通过道德修养克服过度的欲望，使自身行为合乎天理的规范，最终达到“圣人”的精神境界。这里的“灭人欲”并非消灭正常的生理需要和情感，而是消除违背天理的过度私欲。在认识论上，主张“格物致知”——通过深刻探究万事万物，领悟贯穿其中的普遍天理，从具体事物推究到普遍原理。 理学具有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融合了佛道思想——理学吸收了佛教关于心性论的一些思辨成果和道家关于宇宙本原的某些论述，构建起了一套比传统儒学更具哲理深度的理论体系。二是具有思辨化和哲学化的倾向——它将先秦以来主要关注伦理政治实践的儒学提升到了本体论、宇宙论的高度。三是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核心——“三纲五常”恰恰是“天理”在人世间的体现，论证了封建等级秩序的天然合理性。四是具有世俗化、社会化的趋向——理学不只是书斋中的学术讨论，它还通过乡约、书院讲学、家礼家训等多种方式深入到社会基层，影响了普通人的日常行为规范。 在南宋朱熹手中，理学得到了系统性的总结和推广。朱熹编订“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加以注释，编著成《四书章句集注》，从此“四书”地位逐渐超过“五经”，成为儒学的基础读物和南宋以后科举考试的依据。他撰写的《家礼》和《小学》成为家庭礼仪和幼童教育的行为规范。南宋后期，理学被官方尊崇为正统思想；元朝将《四书章句集注》确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明清时期程朱理学继续占据统治思想的地位。 评价程朱理学需要从正反两方面展开。积极方面，理学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有力思想工具；它注重气节、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对塑造重视民族气节、倡导廉耻自守的中华民族性格起到了积极作用；理学中的和谐意识、忧患意识、道德意识、身体力行意识对个人品质的形成都有着促进意义。消极方面，“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特别是后来被僵化解读后，成了压抑、扼杀人们自然欲求的思想枷锁，严重束缚了社会活力。 （二）文学艺术的世俗化转向 宋元文学艺术的总体趋向是通俗化和世俗化，娱乐化和休闲化。从创作主体看，不再局限于高门士族的小圈子，而是扩展到更广泛的市民阶层和庶族士人。从作品内容看，题材更加贴近日常生活；从传播途径看，城市中的勾栏、瓦舍为戏剧、说书等表演提供了固定场所，书画市场也逐渐形成。 宋词是这一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与唐诗相比，词更便于表达细腻、柔婉的情感，适合在城市生活的娱乐场合中传唱。北宋的苏轼开创了豪放词风，将词从花间樽前的婉约中解放出来，艺术境界大大拓宽；南宋的辛弃疾将家国情怀注入词中，雄壮与悲凉交织。词从一个走不出歌楼酒肆的民间小调，变成了与唐诗并称的文学高峰。 元曲和杂剧是城市市民文艺的突出代表。元代社会汉族士人入仕受阻，大批有才华的读书人流落民间，转向文艺创作。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等杂剧，取材于社会现实，情真意切，是中国古典戏曲成熟的标志。散曲更为短小灵活，语言俚俗，是元代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音乐文学形式。 在绘画方面，山水画在宋元达到高峰。北宋范宽、郭熙等人的山水画气象宏伟、意境深远。文人画在这一时期兴起——强调“写意”而非单纯“写实”，主张“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书画同源，以书法用笔入画。风俗画则以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代表——这幅长达五米多的长卷，以写实的手法展现了北宋东京汴河沿岸的繁华景象，各色人物、商铺、船只、车马历历在目，是研究宋代城市生活的珍贵图像史料。 （三）科技成就的世界高峰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高峰，最突出的成就就是活字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或广泛应用。 北宋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在胶泥上刻字，用火烧硬后成为单个字块，排版印刷，印完拆版，字块可以反复使用。这比此前整版雕刻的雕版印刷更为灵活高效。火药在宋代被大量制造并应用于军事——火箭、突火枪、火炮等火器相继出现。指南针在宋代被广泛应用于航海——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记载了磁针装置的试验和经验，南宋的远洋海船上已普遍装备指南针作为导航工具。 三大发明后来传入欧洲，产生了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活字印刷术的推广促进了书籍的大量生产和知识的广泛传播，推动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开展；火药和火器技术终结了中世纪骑士阶层在军事上的垄断地位，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迁；指南针的使用使远洋航行成为可能，推动了大航海时代的来临。马克思曾对此做出过高度的评价——“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此外，这一时期还涌现出一批重要的科技著作和发明。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科学著作，涵盖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地理、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郭守敬编订的《授时历》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历法，所测定的回归年长度（365.2425日）与现代值相差无几。王祯的《农书》系统总结了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 在少数民族文字方面，辽、金、元都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辽代先后创制契丹大字、小字；金代创制了女真文字；元代八思巴奉忽必烈之命，改制藏文字母，创造出一套拼音符号——这是汉语拼音化的最早尝试。 宋元文化繁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上，城市商业的发展为文化消费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市场需求。政治上，北宋结束分裂割据局面，加强了中央集权，中原和南方出现了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民族关系上，民族交融的进一步加强使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历史渊源上，隋唐文化的高度繁荣为宋元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对外交流上，海陆丝绸之路和蒙古西征促进了中外经济和文化的频繁交流。统治者方面，部分统治者较为重视文化建设。 四、辽宋夏金元时期的阶段特征——三维归纳 总特征：民族政权并立到国家统一，封建经济和中华传统文化高度繁荣。 经济上：农业、手工业、商业全面发展，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稻麦复种制普及，经济作物种植扩大，租佃制普遍化，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顺应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坊市制度瓦解，纸币（交子）开始使用，海上贸易繁荣，外贸税收成为重要财源。经济重心南移完成，南方在经济总量和人口分布上全面超越北方。边疆开发取得进步，封建生产方式向边疆扩展。 社会结构上：出现若干新的变化趋势。门第观念逐渐淡化——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取士不问家世”成为可能，婚姻以政治经济地位为重。社会成员身份趋于平等——贱民阶层减少，奴婢以雇佣为主，佃户与地主之间以契约关系取代人身依附。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在某些领域相对松弛——土地买卖基本不受官府干预，商业管理趋于宽松，人口迁移和职业选择的限制减少。 文化上：儒学完成自我更新——程朱理学形成，融合佛道思想，具有思辨化和哲学化倾向，从南宋末年以后成为官方正统哲学，对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的规范影响深远。科技走在世界前列——活字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三大发明在宋代成熟，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革命性影响。文学艺术呈现出世俗化、大众化趋向——宋词、元曲、风俗画是这一趋向的典型代表。民族文化的交融活跃——辽金元创制了各自的民族文字，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中外文化交流频繁——海陆丝绸之路繁荣，蒙古西征在客观上推动了东西方交流。 五、核心概念精要 租佃制：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租种地主土地、缴纳地租的经营方式。宋代日益普遍化，佃户与地主之间以契约关系取代人身依附，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弱，生产积极性提高。 榷场：辽宋夏金时期，各政权在交界地点设置的官方互市市场。官方管理，互通有无，兼具经济交流与提供财政收入、安边控边双重功能。 经济重心南移：中国古代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的长时段进程。萌芽于魏晋南北朝，唐朝中叶南方经济开始超过北方，南宋时期最终完成。 不抑兼并：宋代实行的不限制土地买卖和集中的土地政策。顺应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促进了租佃制普及，优化了资源配置，但也导致土地兼并激烈、自耕农减少、社会矛盾加剧。 坊市制度：唐代以前城市管理的空间制度，坊为居民区、市为商业区，两者严格隔离，营业时间受管制。宋代坊市界限被打破，沿街开店普遍化，宵禁被取消。 交子：北宋时期四川地区出现的最早纸币。初由民间发行，后改为官办，以解决铁钱笨重不便于流通的问题。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程朱理学：由北宋程颢、程颐开创，南宋朱熹集大成的儒学哲学体系。核心理论为“理”是宇宙根本原则、“存天理灭人欲”、“格物致知”。融合佛道思想，具有很高思辨性，南宋末年以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六、大题考向预测与复习建议 本讲内容主题丰富，高考命题角度多样。 第一类，商业发展的考查。坊市制度从唐代到宋代的变化——从“坊市分离”到“坊市合一”，从宵禁到夜市，从直接监管到间接管理——是常见命题切口。纸币的出现和海外贸易的繁荣也常被单独命题。 第二类，经济重心南移的考查。要求概括南移的过程、原因和影响。其中“经济重心南移与政治重心北移的分离格局”这一命题，对于理解元明清时期大运河（沟通政治中心的北方与经济重心的南方）的极端重要地位具有关键意义。 第三类，“不抑兼并”政策的考查。可能要求比较汉唐抑制兼并政策与宋代不抑兼并政策的异同，分析其利弊与影响，或结合租佃制的发展阐述土地制度变革对社会关系的影响。 第四类，程朱理学的考查。要求概括理学的基本内容、分析其形成背景，做出辩证评价。科举考试内容从“五经”到“四书”的转变（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标准教科书），是常被考查的制度与思想交叉结合的侧重点。 第五类，三大发明的考查。要求准确对应发明的时间、发明者和传播路径，以及其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 第六类，社会新变化的考查。门第观念淡化、社会成员身份趋于平等、国家控制相对松弛——这三个趋向可能以材料分析题的形式出现，要求结合相关史实进行阐述。 复习本讲，建议与经济板块的通史线索联系起来——土地制度的变化（从均田制到不抑兼并），赋税制度的变化（从租庸调到两税法），货币制度的变化（从铜钱到纸币），城市管理的变化（从坊市分离到坊市合一）——将这些贯穿起来，构建一条完整的唐宋经济史演变链条。同时将程朱理学的形成和核心内容整理成一段完整的论述，能够脱稿口述其宇宙观、人生观、认识论三个层面。确保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整过程（奠基—开始南移—加深依赖—最终完成）和各方面影响的全面掌握。把宋代社会结构变化的三个方面（门第淡化、身份趋平、管理松弛）与相应的史实一一对应，以备在综合性主观题中灵活调用。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