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选必融合）

第一讲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 阶段定位与复习导向 本讲属于中国古代史第一阶段“先秦至秦汉”的开篇部分，涵盖从远古到西周灭亡（约170万年前至公元前771年）的漫长历史。这一阶段的核心命题是：中华文明如何从分散的区域文化走向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格局，以及早期国家如何从部落联盟演变为具有成熟制度的王朝体系。 课程标准要求我们通过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认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的关系，通过甲骨文、青铜铭文等材料理解早期国家的特征。近三年高考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考查以选择题为主，命题多采用教材之外的考古发现创设新情境，尤其是对“多元一体”特征的理解已成为高频考点。以下按时间顺序展开知识梳理，兼顾高考命题的重难点。 一、中华文明的曙光——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一）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的足迹 旧石器时代是指以打制方法制作石器的时代，距今约170万年至1万年。这一时期的人类以渔猎和采集为生，过着群居生活，社会组织形态为原始人群。我国境内目前已确认的最早的古人类是距今约170万年的元谋人，发现于云南省元谋县，考古发现了门齿化石和粗糙的石器，以及碳屑和烧骨，证明元谋人已经能够制作工具并知道使用火。 最具代表性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是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遗址。距今约70万至20万年的北京人，已经能够制作尖状器、刮削器等多种类型的打制石器，学会使用火来烧烤食物、防寒和驱兽，这在人类进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北京人遗址出土了40多个个体的直立人化石和近10万件石器，是迄今所知世界上内涵最丰富、材料最齐全的直立人遗址。 中国旧石器时代重要人类遗址分布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分布广泛，遍布全国各地；二是主要集中在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流域的平原地区。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土地肥沃、水源充足，适合远古人类的生存与繁衍。这种“聚河而居”的分布格局，奠定了后来中华文明以大河为依托的发展基础。 （二）新石器时代：文明的萌芽与多元并起 约1万年前，先民进入新石器时代，以磨制方法制作石器。这一时期人类大量使用陶器，开始从事原始农业、饲养家畜，生活逐渐稳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呈现出“满天星斗”般的繁荣景象，多个区域文化并行发展，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源头。 早期和中期（约1万年至5000年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分别孕育出各具特色的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至5000年），典型器物是彩绘陶器，以粟为主要栽培作物，半坡遗址则是仰韶文化的典型代表，居民住半地穴式圆形房屋。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年），则种植水稻，掌握了养蚕缫丝技术，骨耜是其典型农具，说明长江下游是亚洲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晚期（距今约5000年），多个地区出现了更为复杂的文化形态。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以黑陶为代表，其中有一种极为精致的“蛋壳陶”，反映出制陶技艺的高度发达。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都出土了精美的玉器，并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祭坛和神庙，表明当时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组织已相当发达。良渚古城遗址更是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代表了史前稻作文化的伟大成就。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不仅在数量上众多、在地域上广泛，而且表现出明显的“多元一体”特征：各地区文化各有特色，但又相互交流影响，逐渐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格局。这一特征对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至关重要，是高考命题反复考查的重点。 （三）从氏族到部落：社会组织的深刻演变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社会的组织形式经历了从原始群到母系氏族再到父系氏族的演进过程。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人类以原始人群的方式群居生活；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母系氏族公社出现，氏族成员共同劳动、成果共享。 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男子在社会生产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父系氏族公社取代了母系氏族。更为关键的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出现，私有制产生了，部落内部出现了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少部分人成为掌握较多财富和社会权力的权贵阶层。 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为这一社会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考古证据。陶寺遗址为龙山时代的大型聚落遗址，考古发掘出1309座墓葬，其中大型墓仅有6座，不到墓总数的0.5%。大型墓内有木棺，棺底铺有朱砂，随葬品多达上百件甚至200余件，而绝大多数小型墓则几乎一无所有——这种鲜明的墓葬等级分化，清晰地折射出社会贫富分化已经十分悬殊。陶寺遗址中还发现了宫殿建筑和天文观测设施，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具有较强组织动员能力的公共权力，早期国家的雏形正在形成。 约相当于五帝后期的龙山文化时代，史学界称之为“万邦时代”。这一时期，辽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广大地区都出现了文明的初始形态——邦国。众多文化遗存从实物形态上证实了贫富分化和不平等现象的产生，以及从部落到国家的演进过程。需要指出的是，关于这段时期的“三皇五帝”（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为三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属于传说时代，并非确凿的信史，其史料价值有限。“禅让制”则指尧舜禹时期通过推举和考察的方式民主推选部落联盟首领的制度，反映了原始民主传统的影响。 二、早期国家的建立——夏商西周的政治演变 （一）夏朝：从“公天下”到“家天下” 约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奴隶制王朝——夏朝。夏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从原始社会进入了阶级社会，其最重要的制度变革是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据《史记·夏本纪》记载，禹本欲传位于益，但禹死后，“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开启了王位由父子相传的先例，“公天下”从此变为“家天下”。 夏朝的政治结构大体是：夏王是最高统治者，中央设有主管行政、军事、司法和宗教的机构与职官；对于夏部族以外的地区，则通过控制当地部族的方式实行间接统治，尚不具备后世那样的中央集权体系。 考古学上，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被大多数学者认为与夏文化密切相关。该遗址距今约3800年至3500年，是同时期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都城遗存，展现出恢弘的王朝气象。二里头遗址规划呈现出宫城居中、显贵拱卫、分层区划、网格布局的特点，体现出社会结构等级分明，具有明显的早期国家形态特征。遗址中还出土了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群、青铜礼器群和铸铜作坊，证明了夏代手工业水平的发达。但需要客观说明的是，由于至今在二里头遗址中尚未发现当时留下的文字资料，史学界对于夏朝是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信史”仍存在一定争议，这也是高考学科前沿材料题可能涉及的话题。- （二）商朝：神权、王权与内外服制 约公元前1600年，商部落首领汤灭夏，建立商朝。商朝多次迁都，最终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故商朝又称殷商。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直接文字记载的王朝，其最重要的文化遗存是甲骨文和青铜器。- 甲骨文是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主要用于占卜活动。商代统治者每遇大事必先祭祀占卜，询问天帝和祖先的意志，这反映了商代政治中王权与神权紧密结合的特点，神秘色彩浓厚。甲骨文的发现意义重大：它不仅使《史记·殷本纪》中关于商王世系的记载得到了实物印证，还纠正了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使商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信史”。正如学者所说，“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使《史记·殷本纪》成为信使”。- 青铜铸造是商代手工业生产的主要部门，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和技术水平。“后母戊”青铜方鼎、妇好鸮尊等重器，不仅展现了精湛的工艺水平，更承载着重要的政治和宗教功能——青铜器主要用于祭祀等重要礼仪活动，是权力和秩序的象征，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物的大小、形制和数量组合，代表着器物主人的等级身份和政治地位。- 商朝实行的统治体制是内外服制。所谓“内服”，是指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地区，设有各级事务官管理；“外服”则是商王通过各地方国首领间接控制的畿外之地，这些方国和部落需要臣服于商王、承担一定的义务。商王朝本质上是一个以内外服制为管理体制、以商王国为核心的邦方联合体。这种统治方式相比夏朝的间接统治有所发展，但商王对地方的控制力仍然有限，最高权力尚未实现集权。从势力范围来看，商朝的影响东到大海、西及陇山、南跨江汉、北至燕山，疆域相当广阔。 商朝末年，纣王统治暴虐，社会矛盾激化，最终于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之战中为周族首领周武王所败，商朝灭亡。 （三）西周：制度文明的成熟与典范 周武王伐纣成功后建立周朝，定都于镐京（今陕西西安附近），史称西周。西周是中国早期国家制度发展的一个高峰，其创设的分封制、宗法制和礼乐制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对中国后世政治文化和民族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分封制是西周国家管理的核心制度。其目的十分明确——“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即通过分封同姓王族、功臣和先代贵族到各地建立诸侯国，以此拱卫周王室。分封制的权力序列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层层分封、等级森严。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享有世袭的统治权，可以建立武装、征收赋役、设置官吏，但同时必须承担对周王室的义务：服从天子政令、定期朝觐述职、缴纳贡赋、镇守疆土、随从作战。 分封制的作用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待。积极方面，它扩大了周王朝的统治区域和势力范围，加强了周天子对地方的政治影响，促进了各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了“多元一体”格局的进一步形成。消极方面则在于诸侯在自己领地内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这种分权体制为后来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割据混战埋下了隐患。 宗法制是用父系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维系政治等级、巩固统治秩序的制度，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宗法制的原则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王位的继承必须由正妻所生的长子承担，不论其贤能与否。在这一制度下，嫡长子为“大宗”，其他诸子为“小宗”，大宗与小宗之间既是家族血缘关系，也是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对大宗而言，小宗就是他的臣属，必须绝对服从；同时小宗也是大宗的兄弟，具有血缘纽带。宗法制与分封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分封制规定了政治权力的空间分配，宗法制则解决了权力和财产的代际传承问题，两者共同构成了西周“血缘与政治紧密结合、家国同构”的基本政治特征。 礼乐制与前两者配合，形成了维护等级秩序的完整文化体系。礼，泛指各种典章、规则、礼节和仪式，其功能在于“贵贱有序”，让每个社会成员都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各安其分；乐，则在于“上下和同”，通过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来调和感情、增进认同。礼乐制的实质是以文化规范来巩固政治等级，防止僭越行为的发生。据传，周公在西周初年“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显示出制度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系统工程。有学者精辟地指出：商朝时世人信奉鬼神、事事占卜，直到周公制礼作乐，中国人的视野才更多地由神转向人、转向伦理、转向礼仪——中国从此真正地成为礼仪之邦。 西周晚期，统治危机逐渐加深。公元前841年，周厉王因贪财暴虐引发“国人暴动”，厉王被迫出逃，由大臣召公、周公共同摄政，史称“共和行政”。公元前771年，西北游牧民族犬戎乘西周王室内乱攻破镐京，杀死周幽王，西周灭亡。次年，周平王将都城东迁至洛邑，东周时代由此开启。 （四）早期国家的经济基础 早期国家的经济以农业为根本。商周时期实行井田制，这是一种名义上归国家所有、实质由各级贵族支配的土地制度。土地被划分为规整的方块状，分配给农民耕作，农民以集体劳作的方式耕种公田，所获产出上缴给贵族。农业生产使用的工具以木、石、骨、蚌等材质为主，青铜农具极少，说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仍较为有限。在手工业方面，青铜铸造是商周最具代表性的手工业部门，劳动人民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无论是礼器还是兵器，都达到了同时期世界范围内的先进水平。 （五）回归与归纳：早期国家的总体特征 从夏到商再到西周，早期国家的政治演进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也是高考材料题中常见的归纳性考点： 政治方面：第一，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神秘色彩浓厚——商代尤其突出，凡事必卜，西周则向“敬天保民”的方向有所转变，治国理念趋于理性化。第二，血缘纽带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家国同构”——这是从分封制与宗法制的互构关系中衍生出来的根本特点，家族内部的血缘等级直接映射到政治权力的分配体系之中。第三，最高权力尚未实现集权——从夏的间接统治到商的内外服再到西周的分封制，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虽然在逐步加强，但距离秦汉那样的中央集权体制仍有很长的距离，诸侯在自己的领地上保持着较大的自主性。 经济方面：以农业为主，但农具仍以木石骨器为主，青铜铸造虽然发达但主要服务于礼制和军事而非生产领域；井田制下的土地国有和集体劳动，构成了奴隶制社会经济的底色。 文化方面：出现了成熟的文字体系（甲骨文、金文）；青铜文化和礼乐文化高度发达；华夏民族的心理认同——将自己认同为“华夏子孙”——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正是在夏商周三代的基础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一步步走向成形。 三、从远古到西周——中华文明的奠基与走向 回望这段长达百余万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演进脉络：从旧石器时代人类学会制造工具和使用火，到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定居生活的确立；从氏族公社的共同劳动与公平分配，到私有制出现后贫富分化的加剧和阶级社会的到来；从部落联盟的松散联合，到夏商西周国家制度的逐步成熟——其中无论是有形的物质遗存，还是无形的制度建构，都为秦汉以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对于高三复习而言，本讲内容在理解上需要特别注意几个关键节点：新石器时代晚期私有制和阶级分化的考古证据（如陶寺遗址墓葬悬殊），这是回答“国家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的核心论据；夏朝世袭制的确立，标志着“家天下”取代“公天下”，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商朝内外服制和西周分封宗法制之间的制度演进关系，体现出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逐步加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始终贯穿着的是 “多元一体” 这一主线——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单一源头的，而是在广阔的空间里诸多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逐步交融汇聚，最终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一格局不仅是理解中国上古史的关键，也是后续理解秦汉统一、民族融合的重要认知前提。 复习建议：在掌握了上述基本史实之后，务必结合近三年的高考真题进行针对性练习，重点关注以考古新发现为素材的材料型选择题，以及要求对比分析不同时期制度特征和文明格局演变的主观题，在实战中强化对“多元一体”和早期国家特征这两个核心命题的把握。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