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单元 明至清中叶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鼎盛与危机 导学案--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第七单元　明至清中叶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鼎盛与危机 【复习导引】 从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四百七十余年是中国古代史的最后一段完整章节。这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一方面，君主专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最终奠定，农耕经济持续繁荣，人口突破四亿大关，小说、戏曲等市民文化全面兴盛——康乾盛世是传统社会最后的辉煌；另一方面，专制统治僵化腐朽，重农抑商与闭关锁国使中国日益落后于世界潮流，文字狱禁锢思想，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大遮蔽了睁眼看世界的双眼——鼎盛之中潜藏着深刻的危机。 本单元的核心命题是“鼎盛与危机并存”——这也正是近年来高考命题反复聚焦的主题。从明朝废丞相、设内阁到清朝设立军机处，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究竟是推动了高效治理还是扼杀了制度活力？从一条鞭法到摊丁入亩，赋役制度改革如何适应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王阳明的心学到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批判，思想界在程朱理学的笼罩下怎样艰难地寻求突破？从玉米甘薯的引进到白银的大量流入，经济的繁荣为何没能自然而然地催生社会转型？这些问题构成了理解这一时期的关键。 高考命题重点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明清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措施及影响；二是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的新变化及其对社会风气、价值取向的影响——这是重中之重；三是陆王心学、明清之际儒学的新变化及其影响；四是通过中外历史对比考查中国社会面临的深层危机。 一、课标要求与命题方向 内容标准要求从三个维度把握这一时期：通过了解明清统一全国和经略边疆的相关举措，知道南海诸岛、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岛屿是中国版图一部分，认识这一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版图奠定的重要意义；了解明清时期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的重要变化；通过了解封建专制的发展、世界的变化对中国的影响，认识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 复习要求明确为三个方面：掌握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措施及其对国家治理的影响；掌握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的新变化及其影响；理解社会危机的表现及原因。 从近年命题来看，这一单元有几个显著趋势：经济史考查比重极大，白银货币化、商品经济发展、工商业市镇繁荣、区域性商帮等几乎年年涉及；思想史考查注重“演变”——从程朱理学到陆王心学再到明末清初的批判思潮，把握思想变迁的内在逻辑；中外对比题时常出现，要求学生将康乾盛世与西方同时期的变化并置观察，理解“盛世中的危机”这一核心命题。 二、时空框架与知识体系 （一）基本时间轴 明至清中叶的历史可分前后两段来把握。 明朝（1368—1644年）：1368年朱元璋建都应天府（南京），后朱棣迁都北京。太祖废丞相，成祖设内阁，君主专制大幅强化。15世纪前期郑和七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明中后期，社会经济出现新变化——白银大量流入、商品经济繁荣、手工业中出现了雇佣劳动的新经营方式；思想领域，王守仁发展心学，李贽倡导个性自由；对外方面，东南沿海倭患严重，戚继光率军抗倭取得胜利。隆庆年间有条件开放海禁，海外贸易一度活跃。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灭亡。 清前期（1644—1840年）：顺治入关定鼎北京，康熙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抗击沙俄，雍正设立军机处、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乾隆时期疆域达到极盛——康雍乾三代一百余年，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史称“康乾盛世”。在经济上，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推广，人口从明末的约一亿急剧增长到乾隆末年的三亿以上；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将赋役征收从“税人”进一步推向“税地”，国家对百姓的人身控制持续松绑。与此同时，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留广州一口通商，思想控制严密，文字狱频发。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中英两国以礼仪之争的形式暴露出中西发展道路的根本分歧——这一事件被不少学者视为盛世表象下危机即将来临的预兆。 （二）宏观知识结构 这一时期的历史特征可以用“鼎盛—新变—危机”三元结构来理解。 “鼎盛” 体现在政治、疆域、经济、文化各个层面。政治上，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达到中国古代的最高峰，康雍乾三代皇帝勤政高效，“乾纲独断”的决策模式为大一统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证。疆域上，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持续经略，中国的版图基本定型——东北至外兴安岭和库页岛，北接西伯利亚，西北至巴尔喀什湖，西跨葱岭，南至南海诸岛，东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钓鱼岛，幅员之辽阔超越汉唐。经济上，农耕文明发展到极致，精耕细作技术成熟，人口突破四亿，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白银货币化进程基本完成。 “新变” 则更多地指向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悄然变动。农业中，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的推广使山区和边际土地得到开垦，经济作物的专业化种植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手工业中，明后期南方一些行业中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劳动方式——这一现象引发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即中国是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业中，美洲白银大量流入，白银成为主要货币，晋商、徽商等区域性商帮活跃于全国乃至海外，工商业市镇在江南和沿海地区星罗棋布。思想领域，王守仁的心学强调“致良知”，内含一定的平等和叛逆色彩；李贽“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公开挑战传统权威；黄宗羲抨击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倡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都标志着思想界的活跃与松动。 “危机” 则是潜藏在鼎盛表象之下的深层困境。君主专制虽然高效，但日益僵化，缺乏制度化的纠错机制；小农经济虽然繁荣，但资本积累被束缚在土地上，无法催生工业革命式的突破；人口暴增带来巨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闭关锁国使中国与正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西方世界日渐隔绝；程朱理学、八股取士和文字狱三重枷锁严重束缚了思想的自由发展。当欧洲在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迅速崛起时，中国在看似繁荣的表象中陷入了发展停滞的陷阱。 三、核心概念深度解析 （一）内阁与军机处 从明太祖废丞相到清雍正设军机处，君主专制的强化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过程。 明太祖废丞相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胡惟庸谋反为由，废除丞相制度，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秦朝以来延续了一千五百余年的“皇帝—宰相”权力结构至此终结。朱元璋的理念是“权不专于一司”，但废相之后皇帝的工作量急剧膨胀——据载他平均每天要批阅二百余份奏章，处理四百余件政事，不得不设殿阁大学士作为顾问秘书。 内阁在明成祖时期正式形成。内阁大学士的日常工作是为皇帝“票拟”——浏览奏章后草拟处理意见，供皇帝参考。皇帝在票拟基础上用红笔批复，称为“批红”。从制度设计看，内阁不是一级正式机构，大学士品级不高（最初仅为正五品），没有独立的决策权，这与秦汉的宰相有着本质区别。但明中后期，有的大学士（如张居正）深得皇帝信任，权力远超一般意义上的秘书——张居正敢于阻止神宗动用内库银两，神宗也“得停发太仓银十万两”。不过，“权臣”的出现依赖于皇帝个人的信任，张居正死后即遭清算，这说明内阁权力缺乏制度性保障，本质上仍是皇权的延伸而非制约。 司礼监在明代政治中扮演了特殊角色。宦官机构司礼监获得了“批红”的部分权力——皇帝有时将批红权下放给司礼监掌印太监，这使得宦官得以干预政务。明朝宦官专权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仅次于东汉和唐代，王振、刘瑾、魏忠贤等都是权势熏天的人物。 军机处是清朝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的标志。雍正年间，为应对西北军务，在皇帝寝宫附近设立军机房（后改称军机处）。军机大臣由皇帝从朝臣中挑选兼任，日夜轮值，直接秉承皇帝旨意起草和传达谕旨。军机处在形式上始终处于“临时机构”的地位——办公的地方不称“衙署”仅称“值房”，起初不过是几间木板房。但它实际上成为清朝最重要的中枢决策机构，其运作特点是：军机大臣“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只能按皇帝的意志办事，没有独立的建议权和否决权。这一机构使皇帝能够绕过常规行政程序直接发出命令，权力更加集中。 从废丞相到设内阁再到设军机处，皇权与相权此消彼长的总体趋势是皇权持续膨胀、制度性制约力量日益萎缩。到清朝，皇帝真正做到了“乾纲独断”。 （二）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明清时期边疆治理的重大制度变革。长期以来，西南各民族聚居区实行土司制度——由当地民族首领世袭担任宣慰使、知府、知州等职务，形式上向中央纳贡称臣，实际上具有相当的割据性：自行征税、自行任命下属、拥有私人武装，俨然“国中之国”。 明代中后期开始，朝廷在一些地区尝试以流官取代土司——称为“改土归流”。清雍正时期，在鄂尔泰主持下大规模推行这一政策。改土归流不是简单的官员更替，而是一整套行政制度的变革：取消土司世袭，改设由中央任命、有任期限制、可随时调动的流官；清查户口、丈量土地、核实赋税，将大量原被土司隐匿的人口和土地纳入国家编户体系；修筑驿道、设立学校，推动中原文化和制度的传播。 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是多方面的：它强化了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的直接管辖，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程度显著提高；它打破了土司对土地和人口的垄断，推动了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它为西南各民族与汉族之间更广泛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但改土归流在推行过程中也存在简单粗暴的问题，部分地区发生过土司武装反抗，清廷用兵镇压造成了一定的伤亡。改土归流从明中后期萌芽到雍正时大规模推行再到清末基本完成，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三）一条鞭法与摊丁入亩 从一条鞭法到摊丁入亩，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从“税人”向“税地”转变的最终完成。 一条鞭法是明后期张居正改革的核心举措。其内容是：将各州县繁杂的田赋、徭役以及各种杂征合并为一项，折算成银两，按田亩征收——即“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这一改革的进步意义是多方面的：简化了税目，改变了以往百姓面对名目繁多的赋役“旬输月送”不胜其扰的局面；以银代役，使百姓从沉重的徭役中解脱出来，获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按亩征税，占有土地多者多纳，负担相对合理；征收白银适应了明中后期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和白银大量流入的时代潮流。当然，一条鞭法在执行中也有弊端——地方官吏往往在折算过程中上下其手，“并”的过程中各地名目不一、负担轻重悬殊。 摊丁入亩在清朝雍正年间完成，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沿用了约两千年的人头税正式废除。在此之前，田赋按地征收，丁银按人征收——无地贫民虽然家徒四壁，也要缴纳丁银。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皇帝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康熙五十年的丁银数额为固定总额，此后新增人丁不再加征。雍正即位后，将这笔固定的丁银总额分摊到田赋中征收，完成了“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的影响极为深远：它彻底废除了人头税，此后国家征税只看土地不再看人丁，国家对百姓的人身束缚进一步减弱——农民可以离开土地自由流动，为手工业、商业提供了更充裕的劳动力；它简化了税制，遏制了长期以来因丁银征收而产生的隐匿人口问题，国家掌握的户口数量大幅增加；它也体现了赋税公平的原则——有田者多纳税，无田者少负担。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人口增长失去了一项制度性约束，清代中后期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与此不无关系。 （四）“西学东渐”与“中学西渐” 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继汉唐之后的又一个高潮，但这次与中国打交道的已不是来自印度或中东的文明，而是正在经历转型的欧洲。 “西学东渐” 主要通过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实现。利玛窦于1601年抵达北京，他以“合儒补儒”的策略接近士大夫阶层——穿儒服、说汉语、钻研儒家经典，同时通过翻译西方科技著作、绘制世界地图、制作天文仪器来展示西方知识的魅力。他与徐光启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对中国数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第一次让中国人看到了完整的世界面貌。此后，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先后任职于明清朝廷的天文机构，参与了历法修订和火器制造。但“西学东渐”主要局限于宫廷和少数上层士大夫，所传入的也以天文历算和实用技术为主，并未引发中国知识体系的根本变革。到了康熙末年，由于“礼仪之争”（罗马教廷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清廷下令禁教，中西文化交流的这一窗口被关闭了。 “中学西渐” 则产生了传教士们也始料未及的历史效应。耶稣会士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翻译成拉丁文介绍到欧洲，引起了启蒙思想家的浓厚兴趣。莱布尼茨从《易经》的卦象中找到了二进制数学的灵感，伏尔泰将中国视为以道德而不是宗教治理国家的典范，魁奈的重农学派思想中也能看到中国传统农本观念的影响。当然，启蒙思想家们构建的“中国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表达自身政治诉求而进行的思想投射——现实的中国是否真的如此开明圣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参照系激发了欧洲对自身制度的反思。 这段中西文化交流史留给后世的深刻启示在于：当两种不同发展阶段的文明在近代前夜相遇时，交流的不对等性是显而易见的——欧洲在吸收中国思想的同时正在经历深刻的制度变革和技术突破，而中国在接受西方科技时却满足于拿来主义式的技术吸收，未能在制度层面和思想层面产生根本的触动。 四、关键问题深入探讨 问题一：明清君主专制如何一步步走向顶峰？ 从明太祖废丞相到雍正设军机处，五百年的演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制度链条，其核心方向是不断削弱对皇权构成潜在制衡的力量。 明太祖废丞相之后，六部直属皇帝，秦汉以来“皇帝掌决策、宰相掌执行”的权力格局被彻底打破。然而皇帝个人精力有限，不得不设内阁作为辅助——内阁是皇权的延伸和辅助，而非制约性力量。明中后期，皇帝越来越依赖司礼监太监代为批红，宦官专权实际上也是皇权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延伸——宦官之所以能专权，从来不是因为他们有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权力基础，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离皇帝最近、最得皇帝信任。 清朝吸收了明朝的教训，对宦官干政防范极严，但也更加彻底地集中了权力。康熙帝力行“御门听政”，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将中枢决策完全掌握在皇帝一人之手。军机处的运行逻辑是：军机大臣不是决策者而是执行者，“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从内阁到军机处，中枢机构的实际职能从“辅佐决策”退化为“传达执行”。 与此同时，明清两代都加强了思想控制。明朝确立八股取士，将科举考试的内容固定在四书五经和程朱理学的范围内；清朝大兴文字狱，任何可能影射清廷统治合法性的文字都会招致严惩。思想的统一进一步巩固了政治上的集权。 问题二：明至清中叶社会经济出现了哪些新变化？ 这一时期的经济新变化是全方位的。 农业领域，最引人注目的是玉米和甘薯的引进与推广。这两种原产于美洲的高产作物在明朝中后期传入中国，到清朝前期已在山区和边际土地上广泛种植。它们耐旱耐瘠、产量极高，使过去不适宜种植传统五谷的丘陵山地得到了开发，极大地提高了全国的粮食总产量，这是清代人口能够突破四亿大关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江南地区的多种经营日益兴盛——棉、桑、茶、甘蔗等经济作物的专业化种植发展迅速，农业生产已经部分地超越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范畴，与市场需求紧密挂钩。 手工业领域，明后期南方一些行业中出现了新的经营方式。苏州的丝织业中，“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劳动关系已经比较常见——拥有织机的“机户”雇佣“机工”生产，机工“计日受值”，来去自由。松江府的棉布业、景德镇的制瓷业也有类似现象。明代松江府大地主潘允端的《玉华堂日记》中已频繁出现发给雇工“工本”和“工银”的记载，说明雇工劳动和货币报酬的组合方式在农业生产中也不罕见。这种现象往往被学界称为“资本主义萌芽”——它虽然远未发展成改变社会结构的力量，但至少说明传统的小农经济内部已经生长出了新的元素。明中叶以后匠籍制度也逐渐瓦解，工匠获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 商业领域的变化更为显著。白银货币化是这一时期最深刻的经济变革之一。明中后期，美洲白银通过菲律宾—福建航线大量流入中国——中国精美的丝绸、瓷器对外部世界有巨大吸引力，而中国对白银有旺盛需求，形成了一个持续数百年的全球性贸易循环。白银成为主要货币后，赋税征收、商业交易、雇佣劳动都用白银结算，大大便利了大规模、长距离的商业活动。区域性商帮的活跃是另一个显著现象——晋商经营票号钱庄，徽商以盐业起家，他们资本雄厚、网络遍及全国。工商业市镇在江南和沿海地区大量兴起，太平州当涂县黄池镇、苏州府盛泽镇等是典型代表。 这些经济新变化对社会风气和价值取向产生了明显影响。江南地区“好名喜夸”之风盛行，稍有资产的人家“必定会营建一园”以显示财富——奢侈之风虽然被传统士大夫批评为“俗气扑人”，但其背后反映的是商品经济发展后社会观念的悄然转型。 问题三：明中期至清初思想领域发生了哪些新变化？ 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动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观察：对程朱理学的挑战与突破，以及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反思与批判。 王守仁的心学是明代思想史上最具原创性的突破。程朱理学强调“理”在万物之中，要通过“格物”来认识天理；陆九渊则认为“心即理也”，王守仁进一步发展为“致良知”之学——每个人心中本来就有“良知”（天理），只是被私欲遮蔽了，人们要做的是重新发现、扩充和践行这种与生俱来的良知。“致良知”看似是对程朱理学的继承——都以天理为核心，实质上却隐含了重大的转向：既然每个人都有良知，那么真理的标准就不在外部的权威（经典或师说）而在于自己的内心。这就为个性的解放和思想的独立埋下了伏笔。 李贽将心学中隐含的叛逆倾向推向了极致。他公开挑战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说“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他剃光头却留着长须，穿“亦僧亦儒”的怪异服装；他讲学传道却收女弟子——这些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行为，都表达着反抗僵化礼教束缚的精神追求。李贽的思想和人生是那个时代最具叛逆色彩的个案，他最终以自刎于狱中的方式结束了一生。 明末清初的三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君主专制制度本身。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严厉抨击专制帝王为“天下之大害”，认为古代的君位传承本来可以传贤，后世变为传子，而天子的儿子不都是贤明的，应该让宰相来补救。他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工商皆本”——在传统“重本抑末”的思想氛围中这是石破天惊之论。顾炎武和王夫之也对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批判，顾炎武的名言“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被后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思想虽然还远未达到近代民主思想的高度——他们批判的是专制之害，却未能提出替代性的制度方案——但已经触及了君主专制制度最根本的问题，对晚清的思想启蒙产生了重要影响。 问题四：康乾盛世为何被视为“鼎盛中的危机”？ 康乾盛世是传统社会最后的辉煌，却也恰恰在辉煌中孕育了近代中国落后的种子。 “鼎盛”的成就不容否认：疆域空前广阔，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础；农耕经济高度繁荣，养活了三亿以上的人口；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前所未有地强化；《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化工程的编纂展示了国家动员文化资源的能力。 但“危机”就潜伏在鼎盛之中。从制度层面看，君主专制虽然高效，却有赖于皇帝个人的贤明——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君主能力出众，盛世得以延续，但乾隆后期已显疲态，制度性的纠错机制始终付之阙如。从经济结构看，小农经济仍占据压倒优势，商品经济的活跃和新经营方式的出现并未积累为改变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力量，资本大量流向土地而非产业——这与同期西欧资本与技术的结合形成了鲜明对比。从人口压力看，玉米和甘薯的推广虽然养活了更多人口，但也导致了过度开垦、生态恶化，人口增长的速度逐渐超过了资源承载能力。从对外关系看，闭关锁国使中国隔绝于正在发生的世界大变局——当英国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法国大革命风起云涌之时，清朝统治者仍以“天朝上国”自居，对西方世界的变化几乎一无所知。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乾隆帝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为由婉拒通商请求，这封敕谕后来被视为两种文明在近代门槛前的一次历史性错身。从思想文化看，程朱理学与八股取士、文字狱相结合，形成了一套严密的思想控制体系，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空间被极度压缩。 “康乾盛世”与“落日的辉煌”是同一种历史状态的两个面相。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序列看，康乾时期确实是传统社会发展的最高峰；从世界历史的坐标系看，当中国在传统轨道上走到了极致时，西方已经迈上了全新的发展道路。 五、阶段特征总结 政治上：明清君主专制空前强化——明废丞相设内阁，清设军机处将皇权推向顶峰。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更趋稳固，现代中国版图逐渐定型。经略边疆成效显著——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台湾被牢固纳入版图，改土归流强化了对西南的直接管辖。但专制集权也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体制日益僵化腐朽。 经济上：农耕经济高度繁荣，高产农作物的引进和推广支撑了人口的大幅增长。农业商品化程度提高，手工业中出现了雇佣劳动的新经营方式，商品经济进入繁荣期——白银货币化完成，区域性商帮活跃，工商业市镇大量兴起。但小农经济仍占压倒优势，新的经济因素十分稚弱，不足以改变社会的整体性质。 民族关系上：在大一统局面下，国内各民族交融进一步发展。中央政府对边疆的管辖与治理空前加强，多民族国家的整合程度超越历代。 对外关系上：朝贡贸易进入鼎盛，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东南沿海遭到倭寇、西方殖民者和沙俄的侵扰，但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并未遭到根本破坏。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留广州一口通商，使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文化上：程朱理学仍占统治地位，八股取士和文字狱严重束缚了思想的自由发展。明朝中期起，思想界出现提倡个性自由和反对专制的倾向——陆王心学、李贽的叛逆思想、黄宗羲等对君主专制的批判，标志着思想领域的松动。文学艺术平民化、世俗化、个性化趋势明显，明清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和戏曲（昆曲、京剧）创作成就辉煌。科技领域出现几部总结性著作——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但理论创新不足，西方科技开始传入但影响有限。 六、单元小结 明至清中叶是中国古代史的最后一幕。四百七十年的时间，统一多民族国家在版图、制度、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达到了传统社会的极致。然而，鼎盛之中潜藏的危机也同样深刻——当政治集权发展到极致时，制度活力被窒息；当小农经济繁荣到极致时，新的生产方式难以突围；当思想被禁锢在八股和理学之中时，创造力日渐枯竭；当帝国陶醉于天朝上国的幻象时，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复习本单元，要始终在“鼎盛”与“危机”的双重视野中审视历史。康乾盛世的繁荣是真实的，闭关锁国的落后也是真实的——这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种面相。明清统治者所追求的万世太平愿景，在近代门槛前意外地转化为了“落日的辉煌”。理解这一历史悖论，需要深入到制度结构、经济基础、思想文化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多个维度，这正是高考命题所希望考查的分析能力，也是认识中国历史从古代走向近代的关键所在。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