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正文:
课堂教学实录:《近代以来中国的官员选拔与管理》
授课对象:高二学生
课时安排:1课时(45分钟)
教材版本:《选择性必修一》第7课
一、教学目标与核心素养
唯物史观:理解晚清选官制度的变革是西方冲击、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认识科举制的废除是时代发展的历史选择;把握制度变迁与社会结构的辩证关系。
时空观念:将科举制废除、学堂选官、留学生选官置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空框架中;区分晚清、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不同阶段。
史料实证:运用祁贡奏折、王韬建议、戊戌变法诏令、清末新政文件等理解制度变革的进程;通过刘春霖、袁世凯等人物案例理解制度变迁中的个人命运。
历史解释:理解科举制废除的多重原因;评价学堂选官与留学生选官制度的利弊;分析北洋时期文官制度混乱的根源。
家国情怀:从刘春霖的命运中感悟时代变迁;从制度变革的艰难中认识改革的复杂性;从新中国公务员制度中增强制度自信。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晚清选官制度的变革(科举制废除、学堂选官、留学生选官);民国时期的文官制度(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
难点:理解科举制废除的社会根源;认识北洋时期文官制度混乱的深层原因。
三、教学过程实录
【导入新课】——“最后一个状元”的传奇人生
师:同学们,在风起云涌的晚清,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是那个时代的顶流。刘春霖这个名字,没几个人听过。但他身上却有着独一无二的标签——科举制下最后一个状元。据说本来状元还不是他,而是一个广东人。但慈禧太后看到“广东人”三个字就不高兴,让她头疼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全是广东人。于是榜眼和状元调了个,原来是榜眼的刘春霖,在发榜前被慈禧太后改成了状元。
师:1904年刘春霖状元及第,任翰林院修撰。第二年,他被清廷派往日本法政大学留学。过两年回国后担任直隶高等学堂提调,辛亥革命后担任直隶教育厅厅长,1928年因对时局不满退休养老。考中状元后进翰林院是正常逻辑,但1905年去日本留学,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独一份。刘春霖不仅是最后一个状元,还是唯一一个出国留学的状元。他的人生,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师:以前的中国人骄傲得不行——我们是天朝上国,其他国家都是蛮夷。既然把其他国家都当蛮夷,自然不可能让状元去蛮夷之地求学。但鸦片战争后国门被打开,中国人的骄傲被深深打击,进而开始怀疑自己。也许,我们大清并不是天朝上国?自信心完全被打崩的士大夫们,翻遍四书五经也没找到应对洋枪洋炮的方法。这个社会的精英都是科举选拔出来的,如果他们都没能力面对新局面,那么选拔他们的科举制,寿命也就不会长了。
师:科举制在近代被很多人诟病。凭一篇八股文决定一生,似乎不太合理,加上很多有识之士都是科举落榜者——李白、杜甫、李贺、李时珍、唐伯虎、蒲松龄、吴敬梓……人们对科举制的合理性愈加怀疑。有着1300多年寿命的科举制,最终被废除。这节课,我们就来看看近代以来中国的官员选拔与管理。
【新课讲授】
第一幕:晚清选官制度的变革——从“修补”到“废除”
(一)早期修补:祁贡的“超前建议”
师:国门洞开后,一些思维活跃的人意识到,要搞工业、搞贸易,就需要大量新人才,而这些是传统科举制无法提供的。造船、造枪、造炮怎么造?圣贤书里一个字也没写。尽管中国古代也有《天工开物》,但科举不考,大家自然不学,更不会有发展。
师:1841年,两广总督祁贡写了《请推广文武科试疏》,指出科考问题——“文不知经济,武不懂韬略”。翻译成白话就是“学的东西用不上”。他建议变革科考形式,文试增加“制器通算、舆图情形”,武试也要考战场指挥。但这才是184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打醒的只是少数人,大部分中国人还在梦乡。祁贡的折子不了了之。
师: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列强侵略加深,很多人睡醒了。洋务派折腾起洋务运动,早期维新派进一步提出变革科举体制。甪直镇的王韬建议取消八股文,设置不同科目招纳人才。郑观应提出在文、武之外增加“西学科”,专门考西方知识。但科举制不是那么容易动得了的——中国的社会结构就是科举制塑造的,上层的官僚体系、下层的士绅阶层,都是科举制产生的。上面不想动,底层再建议也没用。
(二)戊戌变法:100天的“狂飙”
师:局面到戊戌变法才得到改变。在康有为等人建议下,光绪帝对科举制大刀阔斧改革: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考官根据社会实际出题,士子作答。但因为改革阻力太大,戊戌变法仅100多天就失败,慈禧太后下令再改回去。
(三)清末新政:科举制的“终结者”
师:1901年,清政府通令各省书院一律改为大学堂,府学、州学、县学改为中小学堂——为学堂选官铺了路。同一年,武举考试被废除。武举从诞生起就是个尴尬的存在,历史上真正武举出身的名将,恐怕只有唐代郭子仪拿得出手。晚清武举考的是拉硬弓、舞刀、举石——力气大有什么用?人家英国人打开国门靠的是火炮,你力气再大,给你一炮,照样扛不住,又不是绿巨人或灭霸。(生笑)
师: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立停科举”的奏折被接受,清廷以光绪名义发布诏令,自1906年起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就此废除。刘春霖参加的1904年科举,就是最后一届。
(四)学堂选官与留学生选官:仓促上马的新制度
师:取代科举的是“学堂选官制度”。停科举的同时,朝廷诏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教科书,各省抓紧兴建学堂。从“迅速”“抓紧”这些词,能感受到清廷当时那个急啊——辛丑条约连本带利赔了9亿两白银,掏空了家底。清末新政动作很大,先进行了官制改革,撤销六部,根据社会发展新设外务部、农工商部、巡警部、学部等部门。这些新部门的官员,很多从新式学堂挑选。学堂考试合格毕业的,给予贡生、举人、进士出身,成绩优秀者殿试后授官。
师:其实新式学堂并不新。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洋务派就设立了京师同文馆(中国近代最早的外国语学院)、福建船政学堂、上海机器学堂。传教士也在通商口岸设立教会学校,比如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山东蓬莱设立的登州文会馆。但科举没废除时,人们对新式学堂抱着观望态度——朝廷会不会废科举?连李鸿章、张之洞都搞不清楚。科举的惯性下,地方官员和富绅不愿出钱办学校,也不愿让孩子进新式学堂。新式学堂面临钱和生源两大难题。
师:科举制废除,瞬间解决了这两个问题。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统一全国学制,学堂选官制度正式设立。现在只有学堂选官,士绅们不得不让孩子进新式学堂,不得不掏钱。钱和生源问题解决了。但政策180度大转弯,又带来了新难题。科举制废除对士人来说太突然,新式学堂地位突然拔高,很多新教学科目(工艺、医学、商学)没人能教——之前没培养过这样的人才。仓促之下,很多乡村学堂只是私塾改头换面,教书的还是只会之乎者也的老先生,哪懂什么西方东西。朝廷的钱都拿去付赔款了,也没钱请专业老师。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最早建立的那些洋务学堂和教会学校。
师:质量良莠不齐,但按《奏定学堂章程》,官府根据毕业考试成绩给予出身奖励——翰林、进士、举人。很多人其实不是国家需要的人才。不久,清政府又确立了“留学毕业生选官制度”。新式学堂培养的不够,直接从留学生里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减收庚子赔款后,将退款用于资助中国选派留美学生,平均每年60名。清廷在北京西郊清华园设立游学肄业馆(后改名清华学堂,即清华大学前身),专门负责选派赴美留学生。
师:1905年开始,光绪帝主持留学生考试,每年一次。考试分两场:第一场考专业知识,如果学物理化学还要做实验——实验时把考场炸了,说明是假的,自然通不过。第二场考策论,看国外学的知识能不能用到中国发展上。考试结果分最优、优、中三等,分别赐予进士、举人出身。朝廷挺给面子,最差也是个中等,就好像你去星巴克喝咖啡,人家告诉你中杯、大杯、超大杯,其实中杯就是那个小杯。(生笑)
师:很多留学生连中等都配不上。朝廷以为你在国外学了几年,总该懂西方知识、会说外语吧?实际上大量留学生就是去国外玩了几年,还在中国人圈子里玩,外语根本不会说。去日本留学的特别多,因为近、学费低,本来就是为了低成本混个文凭,回去弄个官当,根本没认真学习。当地生意人一看这生意好做,专门成立面向中国人的“野鸡大学”,教的东西都是糊弄。很多人在日本学了几年,可能就学会了“巴嘎”“卡哇伊”之类,其他一窍不通。回国考试一塌糊涂。清政府头疼不已,后面又增加了限制——野鸡大学毕业生不准参加考试,在国内由外国人开设的学校毕业生也不算留学生,不能参加留学生选官考试。学部还派出游学生监督,把所有公费、自费留学生的履历、专业、毕业时间、旷课情况整理成册,作为考试参考。可以说,清廷为了选拔真正的人才,操碎了心。
师:但留给清廷的时间不多了。新制度背后必然出现新问题,这么短时间内建立的制度,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根本来不及消化。最后,无论是学堂选官还是留学生选官,都选不出能拯救清朝的人,反而创造出一堆革命派。新式学堂和留学经历让更多人开阔了眼界,看到了与西方的差距和清王朝的腐败,下定了回来搞资产阶级革命的决心。
第二幕:民国时期的官员选拔制度——从“理想”到“混乱”
(一)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蓝图
师: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先生在海外流亡时,一直在考察欧美文官制度。他认为欧美的文官制度都来自英国,而英国以考试为核心的文官制度参考了中国科举制。考试制度本来就适合中国,也能被习惯了科举的中国人接受。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后,马不停蹄地开始建立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相适应的文官制度。
师:在孙中山的设想里,官员选拔独立于政党之外,通过建立不受政党干涉的“考试院”主管人才选拔。考试权的独立是孙中山“五权宪法”的一部分——立法、司法、行政、监察、考试彼此独立,实现权力制衡。他认为人才是为国家选的,不是为某个君主或利益集团。尽管民国建立了,皇帝也快没了,但君主专制搞了两千年,人的思维还要时间走出来。考试权独立,能帮助中国人从君权体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师:孙中山命令法制局制定考试章程。法制局接到命令后疯狂加班,很快拿出6个有关考试的法令草案,包括《文官考试令》《文官考试委员官职令》《外交官及领事官考试委员官职令》《外交官及领事官考试令》《法官考试委员官职令》《法官考试令》。内容包括:以考试制度为主,建立考试院,主管人才选拔;建立文官的培养、任用、监察运行机制。不到一个月就干了这么多活,背后的驱动力就是革命的热情啊!接下来就是参议院审定,通过后就要考试实施。但革命形势发展无法预料,袁世凯倒行逆施,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几个月,文官选拔制度停留在了纸面上。但制定草案的人班没白加,这套草案对日后民国文官制度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北洋政府:从“混乱”到“走形”
师: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其实也是给自己找了一堆麻烦。1912年清帝退位,按理说袁世凯应去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但他很精明——权力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只能留在北京,不能只身去南京。于是他在北京也建立了一套临时政府班底。这下尴尬了:北京南京两边人员架构完全重复。袁世凯要面临几个问题:北京临时政府要不要接收南京临时政府的人?清帝逊位了,但全国各地清朝官员还在,该怎么处理?民国初建,需要新部门新官制,怎么吸纳新人才?
师:面对如此混乱,袁世凯头都大了。他本来脑袋就不小,现在更大了。(生笑)他为维持稳定,发布命令:现有官员,不管是前清的还是北京的,都先留任,等制度建立后再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但资产阶级新官员和清朝旧官员水火不容,北京临时政府官员和南京临时政府官员也水火不容,双方矛盾频频。见过无数大场面的袁世凯都有点撑不住了。
师:然后,袁世凯选择了躺平。他突然发现,咱们搞的是内阁制啊,选人用人是内阁的事,跟我这个大总统有啥关系?大总统还干涉用人,不就是孙中山他们嘴里的权力滥用吗?于是袁世凯当起甩手掌柜,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但此时内阁还没成立,混乱局面只能各部门自己解决。有友好解决的——教育体系官员素养高,大家愿意谦让,教育总长蔡元培把新人旧人安排得井井有条。有协商解决的——陆军部增加一部分官职吸收过多官员,加上段祺瑞、徐树铮等大佬压着,也没出大乱子。但大部分部门乱七八糟。比如司法部,部长王宠惠的意思是通过考试重新选官,不管前清、北京、南京都要报名参考。很多人不愿意考试,最终报名的只有51个人。他们非常不满:为什么别的部门没考试,就我们司法部有?闹剧连连,出了不少洋相。
师:之所以乱七八糟,说到底就是新旧体制过渡,没有制度和法规规范,用人没有标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面临这个问题。上一次新旧体制更换已是两千多年前的秦朝,而且那时有秦国体制铺路,远比辛亥革命后的民主共和政体顺畅得多。
师:既然没制度,就建立制度。经过一段时间混乱,在南京临时政府原来草案基础上,北洋政府借鉴欧美、日本等国方法,1913年终于确立了选拔官员的标准——考试和甄别。文官考试制度确立的标志是1913年初颁布的《文官考试法草案》,规定民国男子年满21岁可参加文官考试,女子不能参加。考试内容最初是国文、历史、地理和算术,后面逐步增加各类法条法规。负责文官考试的是政事堂铨叙局。文官高等考试和普通考试只举行过两届,但司法官考试、知事试验、留学毕业生甄拔考试举行过数届。考试制度主要针对新官职,通过考试选拔合适的人。
师:对已经在文官职位上的人,主要采用“甄别制度”——通过毕业文凭检验、经历调查、工作成绩检查、考查学识与工作经验等方法,决定是否留任。清朝很多官员通过甄别继续留任,从清朝官变成北洋官,实现了顺利过渡。甄别是旧人事制度向现代文官制度转变的重要措施,能保持行政连续性与稳定性。但甄别有个大问题——最终决定权在大总统手里。实际上留不留,合格不合格,制度里的方法只是参考,最终要看你是不是大总统的人。
师:这和孙中山的设想完全相悖。孙中山希望权力分立,选拔的官员应是国家的官员,不是大总统私人的。北洋时期的选官制度最终走形了。本来最公平的是考试制度,但最终北洋各派系充分利用甄别和保荐方式委任官员——直系上台,官员换成直系的人;皖系上台,官员换成皖系的人。制度建立时的初衷是稳定,结果现在乱到不行。
(三)南京国民政府:从“法律条文”到“派系斗争”
师:留给南京国民政府的难题就是如何处理混乱。1928年东北易帜后,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全国。注意,只是名义上——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激烈,地方实力派实际操控地方,南京政权还没树立中央权威,很多政令、军令沦为一纸空文。建立各项制度是当务之急,尤其是保证政府机关运转的选官制度,优先级很高。通过新选官制度把各地官员换成自己的人,是国民政府最大的梦想。
师:为了树立权威,南京国民政府重新设计人事制度。“官吏”逐渐被“公务员”代替。1929年制定《公务员任用条例》,1933年颁布《公务员任用法》,通过法律确立制度。公务员选拔通过考试进行。1929年公布第一部《考试法》,1930年设立考试院,负责公务员选任——所有公务员均须经考试院考选、铨叙,方得任用。公务员实行等级制,继承北洋政府体制,分成四等三十七级,通过选拔或升职的给予委任状,考试不合格的按等级降级。这样,国民政府把选人用人的权力掌握到自己手里,逐渐摆脱了北洋时期体制的影响。
师:南京国民政府的公务员制度以北洋政府文官制度为基础,继承、吸收了中国传统考试监察制度和西方文官制度的精华,很快就建立起来。顺利很多,某种程度上也要感谢北洋政府——北洋政府是在封建王朝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做过渡,帮后人消化了很多麻烦。孙中山关于文官考试的思想主张,在这个时期通过一系列法律条文得到确立,也算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不同于北洋政府限制女性参加考试,1929年《考试法》允许女子参加考试,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和平等性,值得肯定。
师:但国民党内部有派系斗争,法律条文执行过程中,派系斗争影响逐渐显露。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屡见不鲜,根本没法杜绝。从本质上讲,国民党搞的是一党专政,没有监督,必然什么奇怪的事都有。
第三幕:新中国的公务员制度——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篇章
师:新中国成立后,大量乱象被规避。从古代到现代的官员选拔制度,再到西方的文官制度,都是在长期实践中确立制度,最终用法律条文形式确定下来。所以我们最近几节课讲到某某选官制度的确立,标志都是相关法律法规的推出。由此可见,国家各项制度的正常运行,都离不开法治的保障。
课后思考题:刘春霖既是“最后一个状元”,又是“唯一一个出国留学的状元”。结合本课所学,谈谈你从他的人生经历中看到了什么。要求:从科举制的终结、新式教育的兴起、时代变迁等角度展开分析。
【课堂小结与升华】
师:同学们,今天我们走完了近代以来中国官员选拔与管理的历程。从祁贡的“超前建议”到戊戌变法的“100天狂飙”,从科举制的“突然终结”到学堂选官、留学生选官的“仓促上马”,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蓝图到北洋政府的“混乱走形”,从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条文”到派系斗争的“任人唯亲”——中国人用了近百年时间,才把选官制度从“皇帝的家事”变成“国家的大事”。
师: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制度不是一天建成的,是无数人在试错中摸索出来的。晚清的急,北洋的乱,南京的争,都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今天中国的公务员制度,就是在这些教训的基础上,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师:最后送大家一句话:刘春霖是最后一个状元,也是唯一一个出国留学的状元。他的人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旧制度终结了,新制度开始了。历史就这样,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中,向前走。
四、板书设计
第7课 近代以来中国的官员选拔与管理
一、晚清选官制度的变革
1. 早期修补:祁贡(1841)→王韬、郑观应→戊戌变法(1898)
2. 科举制废除: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延续1300多年终结
3. 新制度:学堂选官(《奏定学堂章程》)、留学生选官(1905年开始)
二、民国时期的官员选拔制度
1. 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五权宪法”,考试权独立(未实施)
2. 北洋政府:1913年《文官考试法草案》(考试+甄别)→派系走形
3. 南京国民政府:1929年《考试法》、1930年考试院→派系斗争
三、新中国的公务员制度
法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五、教学反思
本节课以“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的传奇人生导入,在讲解中,注重用生活化语言和比喻:用“绿巨人灭霸”调侃武举无用,用“星巴克中杯”调侃留学生考试等级,用“躺平”形容袁世凯的无奈,用“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评价北洋政府的历史作用。通过祁贡奏折、王韬建议、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北洋甄别、南京考试院等案例,展现制度变革的艰难与复杂。
在内容处理上,紧扣“晚清—民国—新中国”的逻辑主线,突出制度演变中的连续性、断裂性与反复性。通过“科举制废除”与“新式学堂仓促”的对比,让学生理解制度转型的阵痛;通过北洋“甄别”与南京“考试院”的承接,让学生看到制度建设的渐进性。最后以“法治保障”点题,为后续课程埋下伏笔。
教学中需要注意:一是帮助学生理解科举制废除的社会根源,避免简单归因;二是引导学生辩证评价北洋时期的制度探索,不一棍子打死;三是通过南京国民政府制度的“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让学生认识制度建设与政治生态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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