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百合花》第二课时 教案 2025-2026学年统编版高一语文必修上册

该高中语文教案聚焦《百合花》细节赏析与主题探究，以革命英雄导入激活学生认知，通过梳理四次“破洞”细节作用、对比“借被”“献被”场景等任务，搭建文本分析支架，串联人物性格与主题深化。 特色在于融合革命文化与人性美，以任务驱动提升思维能力与审美创造，如破洞细节表格分析、跨文本对比《荷花淀》等探究“以小见大”，附分层作业与备课资源，助力学生理解军民深情，教师高效实施教学。

3　百合花（教学设计一） 第二课时 【导入新课】 为了新中国的成立,革命战争年代涌现出许多战斗英雄,他们浴血奋战、不畏牺牲,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巨大贡献。你能想到哪些革命战斗英雄?(董存瑞、赵一曼等)你印象中的革命英雄是怎样的?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课文《百合花》,看看故事中的英雄是否与你想象的一样,作者又写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讲授新课】 学习任务一 赏析细节 设计意图：细节描写，指抓住生活中的细微而又具体的典型情节，加以生动细致的描绘，它具体渗透在对人物、景物或场面描写之中。这篇小说的细节描写不仅使得作品在情节发展上前后呼应、结构严谨，而且使小通讯员和新媳妇个性鲜明、血肉丰满。 活动：小说多次写到小通讯员衣服上的破洞，说说它对展开故事情节、表现人物性格有什么作用。 课文出处 作用分析 第一次是在“我”和小通讯员从新媳妇家借了被子出门时，小通讯员由于“接过被子，慌慌张张地转身就走。不想他一步还没走出去，就听见‘嘶’的一声，衣服挂住了门钩，在肩膀处，挂下一片布来，口子撕得不小”，结果“那媳妇一面笑着，一面赶忙找针拿线，要给他缝上。通讯员却高低不肯，挟了被子就走” ① 第二次是当小通讯员回部队时，“他已走远了，但还见他肩上撕挂下来的布片，在风里一飘一飘” ② 第三次是在小通讯员临牺牲前，被安排在屋檐下的那块门板上，“他安详地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 ③ 第四次是在文章的倒数第四段，“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 ④ 明确：先后四次写到小通讯员衣服上的破洞，对展开故事情节、表现人物性格有着特殊的作用。 ①这一细节，一方面写出小通讯员的朴实、腼腆、执拗，另一方面写出新媳妇的友善、热情、关切。在情节上为第二次出现作铺垫； ②这一细节写出了小通讯员天真质朴的心理和回部队时欢快的情绪； ③这一细节一方面印证了牺牲的就是小通讯员，照应上文，铺垫下文；另一方面写出新媳妇和“我”为此而万分痛惜的心情；④这一细节不仅照应了上文，更表现了新媳妇把小通讯员当作亲人，对他无比崇敬的感情。“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是要把这份崇敬通过那细密的针脚注入英雄穿的衣服里，这使新媳妇的感情得到一次升华。 学习任务二 探究主题 设计意图：主题类探究是一种基于文本内容的探究，探究的内容多是小说所表现的丰富意蕴或深刻内涵，以及作者的创作意图。这篇小说的主题具有多义性，阅读时，可联系特定的历史背景来理解作品的丰富内涵。 活动1：茅盾说《百合花》是一首“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谈一下你的理由。 明确：同意。文章主要有三个人物：文工团女同志、小通讯员、新媳妇。文章描写的是1946年的中秋之夜，在部队发起总攻之前，小通讯员送文工团的女同志“我”到前沿包扎所，和他们到包扎所后向一个刚过门三天的新媳妇借被子的小故事。这三个连姓名都没有的人物顺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彼此之间产生了感情。作者在文中谱写了一曲“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在小通讯员和文工团女同志“我”之间，建立起一种比同志、同乡更为亲切的感情，但它又不是一见钟情的男女间的爱情。“我”与小通讯员之间类似手足之情，“我”带着一种女同志特有的母性，来看待、牵挂小通讯员，两者之间是一种复杂微妙的无以言表的美好情感。而在小通讯员和新媳妇之间同样也是一种圣洁美好的感情，正如被子的百合花图案一样纯洁。作者用一个正处于爱情的幸福之漩涡中的美神，来反衬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战士。一位刚刚开始生活的年轻人为了担架队员，义无反顾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当小通讯员献出一切时，他也得到了一切：洁白无瑕的爱，晶莹的泪。(如不同意，请说明理由) 活动2：本文虽是一篇战争题材的小说，却洋溢着一种美感，请结合作品说说它“美”在哪里。 明确：①人物美。小说中新媳妇在借被子和献被子的过程中表现出纯洁善良、果断坚毅的形象特点；小通讯员在小巷中扑向那冒烟乱转的手榴弹，为了保护担架队员表现出英勇无畏的精神。 ②情感美(人性美或人情美)。小通讯员和新媳妇，他们都有着像百合花一样高尚、纯洁、美好的心灵，军民之间、战士之间的感情也像百合花一样纯洁、高尚、美好。 ③语言美。小说的语言不论叙述还是对话，都给人一种自然、清新、柔和、优美的感觉，把一个流血牺牲的战斗故事，写得充满诗意。特别是人物语言个性鲜明、生动传神。 1.  对比分析文中“借被子”与“献被子”场景中，作者对“百合花被子”描写的异同，并思考：这些细节变化如何深化了小说主题？请用200字左右阐述。 2.《百合花》通过“借被”“缝被”等日常小事，展现宏大的革命主题。结合文本，分析作者如何运用“以小见大”的手法表达军民鱼水情与人性光辉？撰写一篇300字的探究短文，可参考《荷花淀》《党费》等同类作品进行对比。 3.小说中“纯真的情感”“平凡中的伟大”等主题在当代依然具有价值。请结合生活实例（如生活中的凡人善举、志愿者故事），谈谈《百合花》主题对你的启示，写一篇150字的感悟。 ( 板书设计 ) 百合花 赏析细节 探究主题 ( 教学反思课后作业 ) 本次《百合花》教学以细节品读与主题探究为核心，通过批注关键细节、对比场景变化等任务，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小说的叙事特色。课堂上，学生展开热烈讨论，体会到平凡事物背后反映的军民深情与人性光辉，有效达成教学目标。同时，结合跨时代案例探讨主题，激发学生对文本现实意义的思考。但教学中仍存在不足：一是对部分学生理解能力预估不足，在分析复杂细节与主题关联时，少数学生存在理解断层；二是课堂时间分配紧张，创意写作环节未能充分展示学生成果，导致个性化反馈不足。未来教学中，将提前设计分层任务单辅助理解，并预留更多展示空间，通过互评互鉴深化对文本的多元解读，让经典作品在学生心中绽放新的生命力。 ( 备课资源 ) 映衬、反常和错位：《百合花》人物塑造艺术探微 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一篇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品，它真切地呈现了解放战争年代底层人物的生命状态，展现了人性深处的纯洁、善良和大爱。小说中三个极具个性的人物——“我”、新媳妇与通讯员，已成为文学画廊里永恒的形象。从文学的角度看，作为一部经典，“其感动人心之处，更多在于人物塑造的精微以及人物关系的整体性，并最终在主题上达到一定深度。”作者塑造人物的手法别具一格，本文尝试从三个维度对此做一解析。 　　一、映衬：女性视野下彰显性格本真之美 　　映衬，是利用事物之间相类或相反的关系，以次要形象映照、衬托主要形象，从而增强表达效果的写作技法。在《百合花》中，“我”、新媳妇与通讯员三个人物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彼此勾连的“三角关系”。小说的匠心之一就在于，以女性的视角去审视男性，用女性来衬托男性，这也让小说具有了独特的审美韵味。 　　小说开篇，“我”和通讯员赶往前线包扎所。担任护送任务的通讯员大踏步赶路，对“我”不闻不问，“我”心生埋怨。感受到“我”有情绪的通讯员放慢脚步，和我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休息间隙“我”挑衅性地坐在他对面让其不知所措，一通面对面的谈话更是让他张皇得大汗淋漓。在此情节中，“我”时时都在参与着故事，和通讯员一样都是处在故事的中心位置。“我”与他交往互动密切，“我”的行为举止决定着情节发展的方向。《百合花》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方式，“我”是故事内叙述者，既叙述故事经过，又是事件的参与者。根据参与故事程度的不同，故事叙述者一般可以分为四类：纯粹的旁观者（见证人）、行动的次要参与者、较为重要的参与者、主人公。小说中“我”不是“纯粹的旁观者”，而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在和通讯员组成的短暂“二人世界”中，“我”不断地与其纠缠和冲突，不仅直接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起到了衬托作用。 　　但作者的衬托手法却匠心独具。叙述者的身份是一位女文工团员，小说始终以一个女性的眼光去看事件与人物，以一个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敏感去感受对方，作者不吝笔墨去写“我”的心理和反应，以此来表现通讯员的心理、情感及其性格。“我”不被搭理心中不满，通讯员只好放慢脚步等待；女性的好奇心让“我”背后“偷窥”这位有点“不近人情”的小战士；恼火于通讯员的冷漠，于是直接和他面对面坐下，结果让他张皇不安；以胜利者姿态开启的一场谈话，几乎把他逼到了心理的死角。可以说通讯员的每一次情感心理变化，基本是对应“我”的情感心理变化而产生，他的善良、羞涩和木讷，在“我”主动、泼辣与热情的衬托下显现得淋漓尽致，而那一份可爱和亲切，却又是在一个年轻女性的眼中展现出来的。小说中故事叙述者变成人物“聚焦者”，以一个参与故事的女性身份，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感受、去向读者言说，男主人公性格深处的本真淳朴之美就这样在异性的眼中很好地呈现了出来。 　　映衬也体现在新媳妇身上。“借被子”一事，受限于小说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文本呈现的只有二人事后的只言片语，但我们可以还原出幕后二人的故事。从某个角度说他们二人都在“看”对方，衬托对方。通讯员向新媳妇借被子，结果空手而归，他埋怨“老百姓死封建”。新媳妇刚刚结婚，唯一一床陪嫁的百合花被子自然会让她难以割舍，因此面对眼前这个稚嫩可爱的“同志弟”，任由他费尽口舌就是不松口。通讯员性格朴实、任性和赌气的一面，在新媳妇的映衬中表现得真切自然；正是新媳妇的出现，使得人物性格得以很好地向纵深发展。作者曾说：“我要写一个正处于爱情的幸福之漩涡的美神，来反衬这个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结尾新媳妇的献被，更是一种情感上的衬托，象征爱情的百合花被子，成了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的陪伴之物，用美好衬托崇高，读来令人唏嘘。 　　通讯员不是类型性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格侧面和人性深度的浑圆人物。他的性格得以展现，离不开两位女性。《百合花》回避了当时小说创作盛行的“高大全”英雄描绘范式，聚焦于生活中的普通饮食男女，把一位普通男兵放在同龄女性的视线之中；把女性作为男性的参照系，以女性特有的心理和情感作为衬托的基点，让他在和两位女性的情感心理冲突中，一步步展示性格深层的东西。独特的女性视角，使小说具有了难能可贵的女性意识，更让小说情感温馨而微妙，“正是性别的视角使这部作品疏离了当时盛行的男性文本的战争叙事惯例，在构思上独辟蹊径”。男女两性关系，是文学创作永恒的范畴。两性组成人类世界，而青年男女之间的交往，总会激荡起心湖的涟漪，总会折射人性深处优美的光芒。 　　二、反常：用“意外”把人物推出正常轨道 　　为了表现人物自身的性格冲突和情感冲突，作家往往设法把人物推出正常生活轨道之外，打破人物感情结构的稳定状态，捕捉人物稳定状态之外的特殊情况去表现人物性格，发现隐蔽在感情深处的秘密。因此设置情境考验人物是常用的手段。情境又有顺境和逆境之分，逆境是把人物放在危机和灾难之中，以此来考验人物的智慧、情感和品格，这是很多作家惯用的手段。但茹志鹃却另辟蹊径，有意疏离残酷的战争场景，选取了大后方相对的“顺境”。“顺境”刻画人物不易，作者却能巧妙制造“反常”的“生活意外”，让人物跃出正常生活轨道去接受考验。 　　通讯员平时在部队的职责，主要是负责指挥员和各部门的联络和通信，准确迅速地传达上级的各项命令指示等，保障指挥通讯的顺畅。可以说传递信息是他日常的工作，但是团长临时安排他护送一个女兵去前线包扎所，这对于那个特殊年代在闭塞农村环境长大、腼腆内向的通讯员来说无疑是个意外。所以护送途中，他始终不和“我”接近，不和“我”说话，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我”近距离面对着他坐下，对他而言这绝对又是个意外的“意外”，心理瞬间破防，“立即张皇起来，好像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局促不安，掉过脸去不好，不掉过去又不行，想站起来又不好意思”。回答“我”的问话，“脸涨得像个关公”。被问到有没有媳妇时，他飞红了脸，不停数摸皮带扣眼，憨笑地摇一摇头。通讯员被生活中的“意外”推出了正常的轨道，情感和心理受到了冲击，于是他腼腆内向、单纯等性格特点就显露了出来。 新媳妇是底层的一个农村青年妇女，带着唯一的嫁妆新被子刚刚结婚三天。这一床新被子，在那个时代，其经济价值已非同一般，更重要的是它凝聚了新媳妇劳作的心血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按照正常的生活逻辑，这一床被子应该陪伴着她和丈夫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但偏在此时有了“意外”，因战时救护伤员的需要，部队要向老百姓借被子。一面是让自己心疼难舍的新被子，一面是拥护人民军队道德意识的觉醒，她在内心深处做着斗争。一开始让通讯员碰了钉子，在“我”二次借被子时“不作声，还是低头咬着嘴唇”。作者将新媳妇推出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在利己还是利人的两难选择中去考验人物的灵魂，这才有了一个内心纠结但却深明大义的妇女形象。小说最后情节更是“反常”的精彩之笔。通讯员要回到团部，新媳妇来到包扎所帮忙，二人再无见面的机会，各人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但是，作者设计了一个大大的“意外”：通讯员深受重伤，被担架队送到了“我”所在的包扎所，就躺在新媳妇眼前。深受封建思想影响的新媳妇不愿给伤员擦拭身体，只愿意帮忙打下手，这是她生活的常态。但刚刚借被子还受自己气的“同志弟”，为别人义无反顾地献出了生命，这张年轻的脸就在眼前，而自己连愧疚之情还没来得及表达。作者再次让人物跃出正常的轨道，让其在“意外”中遭受心理和情感的冲击。小说结尾新媳妇旁若无人，对“我”的劝阻视而不见，一心一意缝补小战士衣服肩膀处的破洞，乃至最后不顾阻拦，以近乎疯狂的方式把自己心爱的、唯一的新百合花被子铺在了盛装通讯员遗体的棺材里。新媳妇在“意外”事件中的抉择和言行，无疑彰显了她心路的历程和灵魂蜕变的伟大。 　　意外事件对于人物而言，“特点是后果的严重性，严重的后果迫使人物之间关系发生变化，人物情感内部关系也变化”。小说《百合花》就是这样在平常的生活中，设置合乎生活逻辑的意外，把人物推出正常的生活轨道接受考验，让其心理和情感受到猛烈冲击，在被瓦解的情感结构中，去挖掘情感深层的隐秘，去折射人物性格、品质的光芒。 　　三、错位：情感在冲突中形成反差 　　孙绍振教授认为，小说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往往不是思想的冲突，而是性格的冲突，感情的冲突。小说形象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具有多重感情特征，有了丰富的情感层次，小说才会有丰富的意蕴。多重情感层次差距越大，人物情感具有冲突和错位，就越会产生戏剧化的效果，从而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学是人的感情学，小说是人的感情错位学”。《百合花》就是把人物放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之中，让人物彼此之间的感情形成多重错位，在错位反差中展现人物性格、激荡人物情感，从而使小说具有了丰富的意蕴。 　　首先是“我”和通讯员的情感错位。通讯员护送“我”去前沿包扎所，本来都是革命同志，不应该有什么隔阂，交流也不应有情感障碍。但因为“我”是女同志，性格腼腆内向的通讯员对“我”不管不顾，一路上不和“我”说话，拉开几丈的距离。这样彼此就有了心理距离，情感有了错位，“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后来，“我”带着怨气走到了通讯员面前，主动挑起了一场谈话。在这场“审讯式”的谈话中，两人的情感错位达到了一个顶峰。一个是毫无顾忌的“进”，一个是仓皇狼狈的“躲”。两人貌似在进行对话交流，但彼此的思想、情感和动机却产生了很大差距，人物彼此之间形成了情感错位；错位给小说带来了喜剧性的效果，人物的性格也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出来。 　　其次是新媳妇和通讯员的情感错位。通讯员向新媳妇借被子，小说交代当地的老百姓“很开通”，在军民一家亲的氛围里，这应该不成问题，但百合花被子是新媳妇结婚的唯一嫁妆，凝聚了她的心血和愿望。结婚刚刚三天就要借出崭新的被子，换成是谁都要有一番内心挣扎。通讯员不明就里，一番生硬的道理说教，自然会激起新媳妇内心情感的反弹。于是二人的情感形成严重错位，就在这借与不借的对立之中产生了奇妙的情感漩涡，给小说带来了无限的趣味和意味。 　　最后是“我”和新媳妇的情感错位。通讯员被担架队送来，医生诊断结果是已经牺牲，此时所有对他的补救措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我”发现“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一心一意缝补这小战士肩头的破洞。“我”劝她不要缝了，“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依旧专心致志地缝补。两人情感已产生很强的错位和反差，“我”不能理解新媳妇的做法，牺牲的通讯员已经感受不到现实世界的冷暖，所以从实用的角度劝她放弃缝补。而新媳妇却要通过自己的举动，让通讯员感受到另外一个人性世界的温暖。此时人物情感错位，不仅让新媳妇的形象丰满了起来，同时也在为小说的情感蓄势。小说结尾新媳妇不顾周围人劝阻献上被子，瞬间将情感反差拉到一个高度，就在这强烈的情感错位中，小说的情感力量也达到了高潮，具有极强的穿透人心的力量。总之，小说三次大的情感错位，形成了三个螺旋上升的情感漩涡，不仅冲击着小说中的人物，也激荡着读者的心灵，使小说意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 　　《百合花》是作者有感于当时政治氛围的悲凉而对过去追念的产物，作者怀念战争年代人与人之间的淳朴、单纯和真诚，她说：“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可以说，展现淳朴美好的人性和人情是小说创作的初衷。作者将笔触对准了那些生活中再普通不过、带有缺点和矛盾的个体人物，让“我”、通讯员和新媳妇三个普通青年人，在一个情境里偶然相遇，在审视中彼此映衬，在“意外”中内心煎熬，在纠缠中感情错位，最终在读者面前上演了一出温馨的战争年代的故事，就在这场情感心理的“遭遇战”中，人物的性格之真和内心深处的人性之美，也一览无余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闲笔·伏笔·曲笔：《百合花》笔法开掘与教学设想 　　《百合花》是作家茹志鹃的代表作，被编选入多版语文教材。茹氏笔法奇崛，于《百合花》行文多处嵌以闲笔、伏笔、曲笔之法。虽然形貌效用各异，但三种笔法皆致力于小说不起眼的细处。隐性书写，在阅读难度增加外，又使得言语意蕴尤为丰富，成就其文学之美。小说选作课文，过渡到课堂，笔法之用则摇身一变，成为横亘在师生面前的教学之难，而“才美不外见”。 　　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游山西村》），阻遏眼前的教学之难，常是包蕴教学突破的机遇。从《百合花》出奇笔法入手，探究其之于作品的文学之用，生成教学内容，形成教学设想，落成教学设计，促进学生理解。此般由笔法生“花”，促教学“百合”，不失为《百合花》教学破局的通幽曲径。 　　去包扎所路上：闲笔情节启动的小说及教学 　　小说《百合花》之题，最直接出处在新媳妇借出的枣红百合花被子。但“去包扎所路上”一节，则完全与“百合花”题意荡开，不咸不淡地占据1/3篇幅。其叙事意义何在，如何与“百合花”嵌合，该怎样设计教学……由它生出的一系列疑问，如同拦路群狼，挡住小说与教学的去路。 　　如果跳出故事局限，而以写作技法审视，则有全新收获：“去包扎所路上”，是一处决然的“闲笔”施展。在金圣叹看来，所谓闲笔，“以事论之，谓是旁文；以文论之，却是正事”——金氏所言“事”，无疑是小说叙述的核心事件；“文”则为闲笔用法，“正事”则言闲笔不可等闲视之的叙事价值。要突破闲笔叙事迷局，就只能从“闲笔”肌理深入，从写什么、怎么写，一一梳理作者的写作动机。 　　团部通讯员送文工团女战士“我”去包扎所，虽说是“送”，但通讯员一路在前大步流星，让脚上有伤的“我”苦不堪言，甚至心生怨愤。通讯员的一路快步避行，实非厌烦，而多是对异性羞怯。这是作家茹志鹃着力塑造的人物性格，其中“我”故意坐在通讯员对面、问他有没有娶媳妇等言行，都在张扬通讯员的羞怯。 　　通讯员如此，除展现此节二人关系由紧张到缓和的变化，更多是对后文情节的提前布局。一者，因通讯员的脸红害羞，“我”心中由赶路对他生出的怨愤逐渐消解，进而对这位老乡同志弟泛起姐姐般的关爱；二者，由通讯员的羞怯性格，延伸至小说的核心情节，一句“老百姓死封建”，揭开他第一次借被子而不得的性格困局；三者，正因有通讯员与“我”关系的闲笔舒缓，才有他借被子失败后对“我”的求救——“女同志，你去借吧”、“我”的爽快接应——“哪一家，你带我去”；四者，因通讯员之羞怯，借被子失败的他与新媳妇之间架起“梁子”，才有二次进院“上去接过被子，慌慌张张地转身就走”的急迫，才有出门处“衣服挂住了门钩，在肩膀处，挂下一块布来”——口子撕得不小，恰写出通讯员走得急，心里慌！五者，碍于羞怯，无论那新媳妇怎么笑着，怎么赶忙找针拿线，通讯员都是一副“高低不肯”——这既是其性格使然，也是情节进一步发展的必然！只有补不上的衣服破洞，才让新媳妇内心有了无法弥补的遗憾，才有了她送被子给通讯员上路的执意。虽然“被子”是小说情节不断推进的线索，但通讯员羞怯性格才是隐藏背后的核心动力。 　　理解就是“建立那种尚未达到的或被打乱了的一致性”。茹志鹃“去包扎所路上”的闲笔情节设计，表面看是这样一种游离文本部分，深层确是文本一致性尚未达成或被打乱的状态。其于小说总情节，不仅不是无用多余的，更含其苦心孤诣，关乎整个小说的文学启动。当此处闲笔情节的文学作用清晰后，围绕它的一种教学设想也清晰了：从教学进程看，从辨识闲笔情节的删减存留的必要性，激发整个学习活动的兴趣度；从教学目的上看，引导学生认识通讯员的性格、通讯员与“我”的关系变化、通讯员性格对后文写作的作用；从教学形式看，应采用问题激发式教学法，可设计“通讯员是怎样的人”主问题，辅以“通讯员与我‘关系’怎样”“通讯员的性格对故事发展有什么作用”等问题深化教学。由此，深陷理解泥淖的教学车轮也开始慢慢转动。 　　于文学与教学的双重启动，皆由这处闲笔起！ 　　来一个乡干部：伏笔人物拓延的文本与课堂 　　小说两次出场的人物有三个：通讯员、新媳妇、乡干部。与通讯员、新媳妇比，乡干部虽然出场次数不输，但叙事地位却似难与匹敌。正因为此，《百合花》教学中，乡干部常成为极易被忽略的“那一个”。事实上，在整个小说情节发展、环境塑造、人物入场中，他都是一个幕后导演式的“伏笔”人物——由他看似无关紧要的肖像、动作、语言描摹，伏引下文即将出现的人物、情节、环境。“一个乡干部”，拓延着《百合花》的文本叙事与课堂深入。 　　“文本作为一个表意相对完整的系统，如果内部只有断裂没有粘合，那么就会崩溃。”事实上，当“我”与通讯员作为来者介入新叙事场景（包扎所），小说叙事便陷入这样一种窘境——后续情节发展乏力，人物关系静止，叙事环境悬空。一种激活文本活性的“粘着性”力量，便由乡干部的第一次出场完美带入。乡干部此次出场，最重要的叙事任务，便要提及“被子”话题。但作为伏笔人物，他于情节助力之功，也只能含蓄引介——“他说的什么我就没大听清。好像是说什么被子的事，要我们自己去借”。小说情节发展，因乡干部一句没大听清的话而重获动力，全力驰向“借被子”模块，“百合花”之题才变得名正言顺起来。 　　除带出后续情节，乡干部还有附带引介人物之责。第一次出场，乡干部含蓄接引出人物新媳妇。既然借被子，就必然走向老乡家。通讯员一借被子制造了足够的叙事矛盾，但新人物“新媳妇”却未能顺势入场。“哪怕有一二十条棉絮也好”的数量底线，则直接引出二借被子。小说“三巨头”第一次在新媳妇家小院聚齐，新人物借此正式登场。借被子之后，通讯员离开，原本稳定的人物关系再次缺损。乡干部适时二次出现，“慰劳了我们几个家做的干菜月饼”，并使“我”想起“今天是中秋节了”，一个团圆日子。“我咬了一口美味的家做月饼，想起那个小同乡……”乡干部以几个菜月饼，再次悄无声息地让通讯员以“想起”这种特殊的方式返回叙事。 小说开头对叙事环境有总交代：“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小说重头戏在晚上，但“戏”却要渐次推进。不仅情节渐次推进，环境的点染亦是如此。这般幽微而艰巨的叙事任务，还是落在具备伏笔叙事价值的乡干部身上。他以一笔肖像描写出场：“他眼睛熬得通红”。虽是肖像描写，但此处笔力并不聚焦人物自身，而是含蓄地进行叙事环境建构：眼睛熬得通红，佐证他的繁忙。“一肩背枪，一肩挂了一杆秤；左手挎了一篮鸡蛋……呼哧呼哧地走来”描写，把他的繁忙具体化——虽在总攻之前，但后方后勤工作繁忙紧张。“哪怕有一二十条棉絮也好”的要求，更把战事之激烈数量化。白日的零星战斗尚且如此惨烈，入夜后的总攻战情可想而知。当然，乡干部的环境点染之力不止于大处战争环境，更有细节处的用力。“一肩背枪，一肩挂了一杆秤”标明了他的双重身份：是战斗员，又在群众中，勾连着军与民。枪抵抗着敌人，杆秤称量着共产党的作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那篮鸡蛋则是军民鱼水和谐的细处凸显。因为这份和谐，才有“借被子”，才有后文新媳妇的哭着缝衣服、悲痛地“送”被子的军民亲情高潮演绎，文章的主旨也彰显出来。 　　在小说教学中，情节梳理、人物分析、环境探究是绕不开的模块，但三模块间常各自为战，教学的连贯性自然因此受损。乡干部身上丰富的伏笔叙事功用，恰恰具有重建小说教学整体性、连贯性的可能。一者，静态分析乡干部身上附着的人物、环境、情节、主旨等要素价值；二者，动态探究乡干部作为伏笔人物激活整个文本的叙事价值。具体的教学设计，围绕“乡干部”，由“乡干部对小说叙事有何作用”为主问题，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为何来”“带了什么”“说了什么”等问题，引导学生深入文本，并贯通整个小说文本世界。 　　“于无声处听惊雷”，乡干部这一伏笔人物，便有如此从文学到教学的震撼作用。 　　她气汹汹地嚷：曲笔情绪成就的文学和教育 　　“和所有文学文本的解读一样，小说文本主题的解读，是一个核心任务”，小说要素中，环境、人物、情节皆为主旨的彰显助力。在通讯员负伤牺牲，被担架员送到包扎所后，“我”、通讯员、新媳妇再次以特殊方式聚合。借新媳妇为通讯员缝衣、用百合花被子铺棺等情节牵引，《百合花》的情节情绪都渐次近于高潮。叙事至此，新媳妇无疑被推到高潮情节的聚光灯下。她的情绪表达，随之与小说主旨呈现合流；她的情绪层次，随之变得厚重而复杂。一句集聚多重言语可能的“她气汹汹地嚷”，也就成了一处曲笔情绪表达。曲笔，是历史编纂术语，意指借曲回笔法隐瞒、曲折历史真相。引申到文学领域，文学曲笔则指刻意绕开真实对象，借它事它物承载意义、情绪，曲折地表现作者真实意图的笔法。 　　随着小说铺展，新媳妇的人物气质清晰为一条由“笑”及“羞”“痛”至“怒”的情绪链：自家院中，不论面对害羞的通讯员，还是自告奋勇的“我”，她总“尽咬着嘴唇笑”“一面笑着……”，是一个笑对生活人事的新妇；来到包扎所帮忙的她，虽然还在笑，但一旦看到伤员们污血身体，还是“又羞又怕”，淳朴的她并未见识战争惨烈、生命脆弱；当她目睹自己牵挂的通讯员牺牲，“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至此，借三个情绪关键字，以新媳妇为代表的人民群众在战争洗礼下的精神蜕变清晰了，那股如鱼似水的军民深情浓烈了。但是，新媳妇的情绪并未演化至此而静止，而是向着诡异的“怒”延进。面对牺牲的通讯员，几乎所有人事都能触她心火：听到“我”“不要缝了”的劝阻，“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看见来人要揭掉通讯员身上的被子，她“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听到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她又“气汹汹地嚷”……仅从怨怒的直白指向理解，新媳妇对通讯员牺牲的痛心、悲伤是清晰的，但这并未触及茹志鹃曲笔情绪设计更为深刻的真髓。 　　如果以曲笔写作审视，她“瞟”“瞪”“嚷”的对象不止包扎所里的他人，而且还曲折迂回地指向新媳妇自己，那“怒”的情绪就有了更丰富的文学价值。回溯小说情节，新媳妇怨怒自己，无非有二：一者，通讯员第一次借被子未遂，而且还被她说了些让这羞怯男孩觉得是“老百姓死封建”的话；事后，到包扎所新媳妇也反省了自己——“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气了”。二者，通讯员第二次借到被子慌张出门时，自家门钩挂烂了他的军装，虽然自己赶忙找针拿线，但没能及时给缝上。这本是两件小事，甚至她自己都能在包扎所“说完又抿了嘴笑着”，但随着通讯员牺牲，原本能够弥补找回的小事却成了不可能。这也是她为什么在“我”劝阻不要缝了后，“异样地瞟了（我）一眼”，依然一针一针地、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衣服的破洞此时可以缝上，但通讯员却再也活不过来，她内心的歉疚再也弥补不了。 　　面对毕生再也无法弥补的亏欠，杨绛在《老王》末尾用“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写下了她的于心不安。此时，新媳妇的愧怍心境与杨绛又是何其相似。由此审视新媳妇“气汹汹地嚷”，便瞬间明白：她嚷的怒的何止那些人们，更是自己；由此细读那句“是我的——”，后边省略的可以是“被子”，或许也是新媳妇无法说出的“错”字，那个一生无法弥补的错。也正因为如此，她愿意把她唯一的嫁妆，那床“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拿出来奉献、赎罪她对“同志弟”的愧怍。借曲笔技法理解小说主旨，就可以从军民亲情，走向对战争的反省、对人性的张扬。这或许才是茹志鹃真正想要写的。 　　教学进程层面，可以“通讯员牺牲后，新媳妇对谁生气”为主问题，将前述教学内容推进到小说主旨的开掘；教学形式层面，可以板书或课件形式，将小说原文“是我的——”中的破折号下潜为下滑线，进而生成一道填空题：“是我的”，答案由学生合作探究，生成可能的结论，比如“被子”“错”等；教学支架层面，可引入初中学段课文《老王》，借杨绛“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来清晰地了解新媳妇的情绪。由此，预设学生讨论出、感受到一个不一样的新媳妇，读出来一篇不一样的《百合花》。更可以借《百合花》，看战争、看人性、看文学，语文教学“立德树人”的旨归也便扎实地落实在一堂堂课上，一个个学生心中。这才是语文教育应有的样子。 ( 第 1 页 共 12 页 )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