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说到底也是城市，所以它也遵循着城镇诞生的规律。话说人类从早期的采集转化成了农耕之后，就渐渐转变成了定居，那么选择定居点就是一门学问了。早期的人类定居点首先强调的是生产功能，因此往往需要平原和河流三代先民们所使用的耕作农具叫做耒耜，这种木石工具效率很低下。古代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地势平缓，土质软糯，才能在低生产效率下保证生活质量，所以早期聚落多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又由于黄河多发洪水等，先民们又在迁徙中总结着新的经验，逐渐的不在黄河边上修造中心城市，而在黄河的支流之上发展大型聚落。再往后，先民们生产力逐渐提高，人们有了和其他聚落进行商品交换的需要，交通便利又成了新的需求。而随着战争增多，因为军事需要又要依托山形山水相伴，也成了需要考虑的因素。如此一来，适合修造不同功能城池的地方也大体固定了下来，并以一步先、步步先的优势，在后续农耕政权发展壮大中巩固着优势。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伊洛河谷的洛阳、吉水之滨的济南、阜阳河畔的邯郸，秦国迁都之后所在的位北咸阳园、汾水之滨的晋阳。他们既能生产和交流，又有优厚的军事条件。次一点的位于通衢之地，经济繁荣。比如郑州，大梁鸿沟开凿之后，豫东成一整体，他们的通衢地位让他们成为地域中心。再比如指官行与衡水，黄河的中枢侯马。再次一点就是能满足军事需求的要塞，或者军事上位于比较安全地带的生产型城市，比如吴国姑苏、越国会稽、楚国的江陵、后来的寿春等。为什么说了这么多三代时期的主要城市呢？因为都城这个东西很大程度上是对前代的继承，大家自己捋一捋，有多少王朝的都城其实就是前朝的首都呢？秦、西汉的咸阳、长安在临近位置，西汉早期都城洛阳也是东周首都。东汉、魏晋的洛阳，南朝宋齐梁陈，继承的是东吴、东晋的都城建业，哪怕是临时的都城江陵，也是楚国郢都。北朝方面的主要都城长安、洛阳、邺城也大多是前朝重要城市，以至隋唐建都官落都是继承，其后五代发生重大变化，因为漕运缘故更改至洛阳，但汴梁城也是继承了很多次，乃至于赵匡胤也是考虑过长安、洛阳，直到靖康之变，中国首都再度一变。之后的金朝、元朝，都城依旧是继承辽朝。明朝初年以南京为首都，但也考虑过前朝的大都、开封等地。之后清朝、民国、新中国都城也是一脉相承，当然也要考虑特殊时期的某几个陪都。因此，了解都城的变迁，应当先了解都城变化的那个朝代因何变化，也就大体里清楚了为何都城变化，变化的规律是什么。首先，周起于西起镐京自然是之后的首都，但周初营建成周，索取的原因是威压东土，这大周陪都也给西周东迁以及后来建都提供了土壤。大秦一统之后，定都自不必说，经营多年的关中和咸阳自然是不大可能变动。从经济和军事全方位考虑，关中一方面四塞之崮，一方面梁其父十居其六，这种绝对优势让刘邦想不继承都难。东汉之时迁都，原因是光武帝在洛阳登基，彼时关中尚不在手。收复长安后，长安也是以都城对待，因此可以说周秦汉魏晋都是双中心的官洛都城，原因是其优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引起的早发育早成熟，从而形成行政中心惯性。西晋一因为外敌入侵，政权林立，一个城市不可能同时作为几个政权的首都。东晋以东吴的政治中心建都，原因是健康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确实可以做到统合兼顾。三吴和淮南，这个我们会在地缘板块视频里说。除了东晋、汉、赵、后赵前后，燕的都城多次变化，骤兴骤王除相国外，大体也都是传统都会城市，且相国也被后赵放弃，石虎将都城迁徙至城。至于其他小政权，对于全国则不太具有指导意义，在此略过。南北朝后，关东中心从洛阳迁移到了邺城，主要是基于国防安全考虑，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经济重心从河南倾向到河北，全国局势再度一变。要到隋唐大帝国时期，隋朝定都关中，又把邺城健康摧毁，这对于中国都城选择产生了极大影响，健康还好说，只能短暂交接给扬州、杭州。后又在明朝雄起了邺城却从此一蹶不振，甚至连区域中心城市都不是了，代替叶诚职能的城市没有出现，反而由于军事需要，将河北的重心引导向了河北北部。因此，隋唐时中国中心城市从大分裂时期的多中心恢复了双中心格局，但是河北、江南的经济却早就超过关洛。此时的关洛已经不能像秦汉魏晋一样全方位压制全国，取而代之的是，关洛反而需要依靠漕运，从江、淮河、河北引导物资流入。新唐书石或三中说，江淮漕租米至东都，属韩家仓，以车祸坨陆运至陕之后走位水运抵长安。这说明隋唐时期，关中和洛阳对河北和江淮的依赖程度很大。而且不单单如此，运输成本也是十分高。在黄河、洛水、建水、三门峡、渭水这条道路上，如果走水路，因为三门峡的险要，货物常常十去八九。有个词叫做中流砥柱，说的就是三门砥柱山。舟船在此经常失事，而进了渭水也因水流不畅而难以通行。唐汉在此修造广通渠，进行漕运，但是因与黄河相通，受影响很大，必须要时常清淤，因此成本很高。如果不走水路而走陆路呢？陆运才300里，率两斛计佣钱千，一样是价格非常高。因此隋唐之时，一旦关中一栽，皇帝就会带领大臣们到东都办公，因为长安粮食不足以支撑庞大的官僚系统，这种情况叫做旧石。洛阳的情况比长安稍好，但是也不容乐观。从通济渠广济渠运来的曹韵、曹货，首先将会在汴城，之后才能从黄河、洛河转运到洛阳，这里面一样有成本。且从经济角度看，这个时候作为中枢的汴梁城在经济上比洛阳更有优势了，晚唐时，汴梁的经济供养出了朱温这样的大军阀，凭借汴梁一成财力，朱温都足以力压中原诸侯。而这个时候的洛阳已经形同鸡肋，在关中失势之后，洛阳也就失去了中转地位，更只是一个空架子，而且还要面对西边的军事压力。这种情况下，五代的中心自然而然到了汴梁城。从官落双星到汴梁城，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地缘结构大变的一种重要体现，它表明着河北和江淮在经济上已经不再接受关落中原领导，中国的经济从一个中心变成多个中心。经过南北朝时期河北的开发和全国经济南移，官落的衰落已经势不可挡。与曾经的关墨中心经济带衰落相应的，是漕运沿线经济带的兴起，漕运沿线开始主导中国的经济地缘。北宋时期，由于航运仍然以汴梁为中心，河北的经济自安史之乱后遭受了灭顶的打击。加上黄河在五代以后的疯狂泛滥，河北中心彻底转移到了北京附近的河北北部地区，加之幽燕地区民族分界被北方少数民族重点经营，因此就成了新的中国中心之一，而江淮地区之后也好不到哪里去，黄淮水患和中原兵乱导致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经过钱镠和南唐经营的江南彻底崛起，中原也彻底衰落，这表明南北京正式崛起。依靠军事重心对经济的需求，南北京作为前线军事指挥中心，得到了各自政权的全力发育，金中都和南宋建康总领依靠他们的优势，在新一轮博弈中成为了中国的两大中心。元朝灭了南宋以后，南京仍然作为南方的地域性中心，也成为朱元璋发家的根基。此时，朱元璋考虑过迁入宋都汴梁，但是因为汴梁城的运河枢纽地位被大运河截弯曲直所破坏，连最后的优势也失去了，理论上正好平衡南北两大中心的中原地带也彻底被边缘化，迁都中原就注定不再可能实现。与此同时，河北的经济由于宋金元时期黄河的影响已经彻底崩溃，甚至无法做到自给自足，整个中国的经济重心只剩下东南一个，依靠东南书写全国是唯一的一条路，因此明朝对东南加以重税，明朝的迁都也有着必然性，就在于明朝不可能真的放弃衰落的河北。行政中心北移意味着资源的北调，东南虽好，却终究只是国家的一部分，着眼全局，平衡南北才是一个全国性的政权需要做的。同时，迁都北方也有着军事上的考量，永乐时期虽然大部分时间仍然多于南京，但是南或北调已经大规模实现，运河也已经成为国家命脉。往后大清是对明朝全国战略的一种延续，南边以江宁为重，北边以北京为重，做着平衡南北的事情。近现代以后，铁路运输和海洋运输冲击至漕运也改变了格局，国家的物资调配也不需要完全依靠行政力量了。都城的考量变成了经济、地缘的考量。而当时军阀林立，中央政权立足南方，所以南京无论从经济还是行政，亦或者从传统角度来考量，作为全国中心都是当之无愧的。新中国以后，鉴于东北重工业等北方重工国家经济中心实际在北为更好协调发展，将首都定在了北京。到了今天，除了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和珠三角也发展了起来。这三个点代表着中国再度成为多中心的经济地缘格局。国家的规划是全国协调发展，在沿海三个点的带动下，将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长江城市带，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带动起来，之后是关中和西北，大西南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不再有点状的中心区。到了那个时候，经济地缘就不会成为限制都城所在的因素。总结一下，最开始的城市主要依赖于农业生产条件和军事条件，中原的军事要地和交通枢纽抢先崛起，并长期领先都城，也就在黄河流域的著名城市中选择。其后南北迎头赶上，关洛失去统治地位，中原便以漕运继续统治南北。之后，中原被曹运绕开，河北衰落，江南一家独大，成为经济中心。为平衡南北国家把都城放置在北方，近现代以后，行政和军事对经济的影响削弱，政治中心就和经济中心高度重合。民国和新中国的南京、北京座都城，都是主要受经济、地缘和传统因素影响，在经济均衡发展的未来，都城选址何处，受到的客观影响可能就微乎其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