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5月，地处敦煌戈壁荒漠一个叫悬泉的地方发现疑似盗掘迹象。随着甘肃省考古队展开的抢救性发掘，一座汉帝国时代的西部驿站悬权是呈现在人们面前。这是一座方形城堡，办公区、住宿区、马厩、瞭望角楼等设施一应俱全，从这里发掘出土的各类文物17650多件。影视剧里常可见这样的场景，沙尘扬起的路上一拆，策马飞至，冲到一个龙江，立马的同行近前，递上公文，贷高鹤800里加急。同行不敢半点懈怠，接过公文袋，挎在身上便挥鞭催马急去。这就是中国古代远途传递公文的方式。具体内容。紧要程度分为一昼夜，行程300里、六百里和800里加急，途中可以换人换马时速等。而这个地方就称为驿站。驿站的概念最早出现在了周朝。周礼秋官司寇行夫朝大夫有载，行稃，长邦国，传俱胝小事，恶而无礼者，其中由邢夫来前往诸侯国，传达小事，且要求虽到有难，而不时必达。从秦统一六国之后，每个朝代都会以首都为中心，建设和维护通向各行政中心、边疆和军事要地的道路系统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相当完整的、全面的一船制度。所谓的一船，就是在这些路上每隔一定的距离建立其一个个中转站。在这些中转站里都有基本的供应，均提供住宿、吃饭、休息、补给服务，并且提供了替换的交通工具，比如马牛、骡车、船，还有人员等。当然，这些驿站都归国家管理，要经常维持运转，管理人员保养交通工具都是很大一笔的开支。还有些驿站位于荒无人烟的边境地区，所有人员都要从远处的派遣过去，生活物资及牲畜粮草都要从内地调拨，维持和运作的成本都非常高。但是这是必要的支持，一是为了巩固边防，保证国内安全，二是保证皇帝政令的上通下达，所以要不计成本，不惜代价也要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所以国家对驿站的管理都有很严格的规定。例如在汉代，执行公务的重要官员或皇帝要见特别指定的重要人员等，被称为乘船。就是高规格的恩典，也是通过一站一站一站的传送。如司马迁就曾随汉武帝到各地巡游，还有司马相如被汉武帝派往巴蜀之地慰问百姓等，都曾享受乘船的待遇。有时皇帝要紧急征召某个官员，或者对年老有功之人表示尊重，都会下诏乘船接至首都。品位低的官员一般情况下不能用船。唐代时期，全国共设立了1600多所驿站，其中水意260所、陆毅、1297所水陆兼用的驿站共86所。驿站一般每隔三十里设一所，特殊的条件可能距离有所差别，其中还专门设有监牧65所，负责给驿站调配马匹。官员因公出差，按级别享受不同的待遇。一品官员想用十匹马，最小的九品官一般用一匹马，水溢则根据忙闲的程度，分别配2至4只船，每船配三名船夫。明朝时，驿站制度趋于完善，规定只有六某种情况可以使用政府驿站传达圣旨、飞豹重要军情。文武官员、超过1500里路程的富人任上去世的官员遗体或家属成员回乡、孔子后裔等其他情况，使用政府驿站最高可判处死刑。所以说如果严格执行管理制度，那么驿站的业务量不会很大。但实际上每个朝代发展到后期，都会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深入到各行各业。所以滥用驿站，利用意驿站的资源，营私舞弊的情况也出现了。讨好上司、招待亲朋等都出现在驿站物流行业。这六条以外的，甚至与官员官方毫无关系的人，有钱之人凭借贿赂手段也对驿站使用。甚至平民百姓，只要你在朝廷里有人，也可以使用驿站。这里拿个典型的人物来讲，徐霞客，明代江阴人，是个驴友，而且是职业的，原因就是在科举上屡试不中，所以就放弃了。他是个平民百姓，与明朝六个规定中的任何一条都不符合。但是我们翻开徐霞客游记，在游记中就可以看到，他能使用驿站，而且也不认为这是什么腐败或者违法的行为。另外，他还让驿站给他配民夫。他不仅使用驿站，还让驿站给他配民夫。在广西时，驿站给他派过十名民夫，两顶轿子，还有马匹。因为他还有个其他的名号，地理学家，所以就要到各地去勘察，走别人没走过的路，或者去危险的地方，所以他经常对驿站提出苛刻的要求，因而在半路上有的民夫就逃跑了，还有的民夫因伺候不周而被徐霞客绑起来打。按理讲，徐霞客根本没有享受驿站服务的资格，然而他却视为理所当然，无非就是凭他的名声，或者假借熟悉的官家以权谋私。总而言之，徐霞客在当时是犯了法的，严重的话是要掉脑袋的。徐霞客如此，那么有一官半职或者有权有势的人物，都会利用驿站的资源的。虽然对于符合这6种权利的人使用驿站都有具体的法律条文，比如待遇标准、马匹使用标准、车船使用标准规定的，但实际上大多数人都超规违规，却没有受到法律惩处。一方面，官员贪赃枉法，大搞腐败，要求驿站超标准接待，在规定外索取，如提高车船、马匹的等级和数量，多派一族民夫，要求对随行亲友甚至仆役同样招待，甚至直接索取现金津贴。另一方面，管理驿站的各种腐败层出不穷，比如不按规定对交通工具，不按标准提供住宿吃饭服务，临时使用马匹、车船、民夫都克扣差旅费，贪污日常经费，中饱私囊，利用驿站职权谋私，敲诈勒索。到了明朝后期，驿站制度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毒瘤，一方面每个经费都超出预算，人员数量严重超编。另外一方面，路过的公务员得不到应有的服务，导致一些重要的公文无法按时送达。公元1629年，崇祯皇帝为了节省粮饷开支，便下令开车驿站。山西、陕西大批异族下岗，其中就有李自成，他当年就投奔高迎祥的部队，其他下岗一族也纷纷加入农民起义军。崇祯皇帝大量减员的结果是，一些驿站无法提供正常服务，正常的公务出差证明要上通下达，重要军情的报告都受到影响，损害了国家治理和安全，大批人员下岗失业，又没有得到必要的救助安置，直接转成了反抗力量。假如李自成在崇祯二年后继续当一族，明朝末年的农民战争史肯定会重写，说不准明朝合作还能存续很多年。历史上这样一项行之有效且对国家至关重要的制度，虽然无法摆脱腐败的结局，但是轻率的改革措施又导致更严重的后果。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对现代来说也有深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