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课 中国古代的法治与教化（备课笔记系列讲义）历史统编版选择性必修1

第8课 中国古代的法治与教化 知道中国先秦时期成文法的产生过程，以及这一时期思想家对于德治、法治关系的讨论；知道自西汉起历代王朝法律、礼教并用的统治手段。 1．学生能按时间顺序梳理从先秦（夏商—战国）到明清（明—清）法治与教化的关键事件（如子产铸刑书、《唐律疏议》颁布、《吕氏乡约》制定），准确概括不同时期治理思想的核心特征，提升时空观念与梳理历史脉络的能力；能对比儒法两家治理主张的差异，深化历史解释素养。（时空观念、历史解释） 2．通过分析《韩非子・有度》《礼记・曲礼》《唐律疏议》片段、云梦睡虎地秦简等史料，探究古代法治与教化调整的依据；在小组讨论“战国时期法家思想为何更受重视”时，能结合战国兼并战争、地主阶级崛起等背景论证观点，培养史料实证能力与合作表达能力。（史料实证、历史解释） 3．认识中国古代“礼法结合”的治理智慧（如唐律对“孝”的重视、乡约与法律的互补），理解其对维护社会秩序的积极意义，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树立家国情怀；能从经济基础（如战国封建经济发展）与上层建筑（法治教化制度）的关系出发，分析治理思想变化的根源，践行唯物史观。（家国情怀、唯物史观） 1．教学重点： 先秦时期儒法之争及其治国理念 汉唐时期律令儒家化与《唐律疏议》的地位 宋明清时期乡约与法律合流的基层教化体系 2．教学难点： 理解“礼法结合”的历史演变与社会功能 分析乡约从民间自律到政府管控的转变 认识中华法系的特点及其对东亚法律文化的影响 文明进程：从“礼治→儒法对立→礼法结合” 的治理模式演变；从 “贵族垄断法律→成文法普及→法律与基层教化合流”的制度完善。 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夏商西周）→封建社会（战国至明清） 战国时期，孟子来到魏国都城大梁，得到梁惠王接见。梁惠王见面的第一句话是：“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却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整场问答中，孟子始终向梁惠王谈论君主应如何行仁政，希望君主有一颗仁义之心，自然能感化民众。当然，孟子并没有说服梁惠王。这幅图选自清朝人所绘《孟子圣迹图》，表现的是孟子见梁惠王时的情景，题为《扩充仁心》。 梁惠王着眼于“利”，即通过变革增强魏 国实力；孟子着眼于“仁”，即用仁政的方式治理国家，二者体现的是不同的治国思想。孟子强调“仁政”，重视民的作用，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但是在战国大变革的时代却难以贯彻落实，因此不被诸侯王认同。 先秦时期的德治与法治 学习聚焦 儒家的德治思想有积极意义，但法家的法治思想更符合战国时期各国富国强兵、政令统一的需要。 夏商时期，君王及奴隶主贵族可以随意残害奴隶。西周统治者为维护社会等级秩序，建立了以宗法为核心的礼制，同时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有一定的进步性。东周时期，王室衰微，大国争霸，礼崩乐坏。诸侯国君纷纷寻找治国新思想，其中以儒家的德治思想与法家的法治思想影响最大。早期民本思想 背景 ▲概念解读 礼制：西周以血缘为纽带的等级规范，如“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核心是“别贵贱、明尊卑”，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配套； “敬天保民”：是西周对商“敬天事鬼”的改进，强调统治者需体恤百姓，避免暴政（进步性体现）。 战国法家思想形成之前，统治者已经使用法律来治理国家。《左传》记载，夏朝有《禹刑》，商朝有《汤刑》，周朝有《九刑》，表明早期国家可能已经有了法律。中国最早的成文法出现在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铸刑书”，把刑法浇铸在金属器皿上，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法。子产“铸刑书”引发了一场辩论。邻国一位名叫叔向的官员写信给子产，反对他刊布法律，理由是刑罚适用于乱世，公布刑书会使老百姓更注重争端，而不顾道德礼义。这是早期的德治与法治之争。礼法之争 “铸刑书”辩论 地位 早期国家的法律 ★子产铸刑书的意义： 打破贵族对法律的垄断（此前法律藏于官府，百姓不知），推动法律公开化；叔向反对的本质是维护 “礼治”传统，反映早期德治与法治的冲突。 春秋战国时期，德治与法治之争在思想界体现为儒家与法家之争。儒家认为人性善，主张德治，代表人物是孔子和孟子。孔子提出，统治者要“为政以德”“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不要过度消耗民力。孟子建议统治者“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法家认为人性恶，主张法治，代表人物是商鞅与韩非。商鞅在秦国颁行了一系列法令，保护新兴地主阶级的权益。韩非提倡君主不要谈礼义，而要以法、术、势驾驭臣下；君主赏罚分明，则臣民必能守法奉令。为保证法令畅通，韩非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法家思想 法家代表人物 儒家代表人物 儒家思想 ★易错提醒 儒家“德治”≠现代德治： 古代德治以儒家伦理为核心，服务君主统治；现代德治是多元价值引领，强调公民道德。 儒家主张通过道德礼义教化民众，重视民生与民意，宣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儒家思想并不适用于兼并战争激烈的战国时期。在重视富国强兵的君主看来，儒家的仁政与德治思想，难以落到实处。孟子虽然说“仁者无敌”，实际上却无助于国君实现他们的强国抱负。相反，法家思想既能带来富国强兵的现实利益，又满足了各国君主专制的愿望。秦王嬴政读过韩非著作后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在法家思想的指引下，秦国富国强兵，最终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儒家思想不适用于战国时期原因 ★法家受重视的原因： 战国兼并战争需 “富国强兵”（法家重农抑商、军功爵制符合需求）；新兴地主阶级需法律保障土地私有权；君主专制需求（韩非 “术势” 助君主集权）。 图片解读：《韩非子》是法家思想集大成之作，书中 “法不阿贵”（法律不偏袒贵族）体现一定公平性，但本质是服务君主专制（如 “君主要独掌大权”）。关联知识点：秦朝用法家统一，但过度严苛导致速亡（为汉初 “休养生息” 与后来儒法融合埋下伏笔）。 问题拓展：1．图片左侧页面中"附顯千里誠誤"小字这一标注对古籍的版本价值有何影响？ 这类标注常见于古籍传抄或刊刻过程中，后人对前人文本的修正或注释，反映了古籍在流传中的版本演变。此标注的存在说明该《韩非子》版本可能经过后世学者整理，结合了不同时期的学术成果，其版本价值不仅在于保存原著，更在于记录了历史上的文本校勘过程，为研究《韩非子》的版本流变和文本真实性提供了实物依据。 2．结合《韩非子》书影中"当而不当亦当难愿悉言问唯大臣同不知而言不知而不言不忠"等文字，如何理解法家思想中"君臣关系"的核心矛盾？ 该段文字体现了法家对君臣关系的核心主张：君主需通过"法、术、势"驾驭臣下，而臣子必须绝对忠诚并明确职责边界。韩非认为，臣子若"不知而言"（无能却多言）或"知而不言"（有能力却隐瞒），均属不忠，这反映了法家强调"君主集权"与"臣子工具化"的矛盾——君主需依赖臣子能力，又需防范其权力扩张。 史料阅读 法家认为君主应该用法和刑来管理国家： 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属官威民，退淫殆，止诈伪，莫如刑。 ——《韩非子·有度》 所以英明的君主会让他的臣子不在法律的范围之外打主意，也不在法律的框架内施加个人恩惠，一举一动没有不合法的。…… 因此，用法律来治理国家，不过是制定并推行法令罢了。法律不偏袒权贵，就像墨线不迁就弯曲的木材一样。只要是法律所制裁的，即便是有智慧的人也无法用言辞推脱，勇敢的人也不敢争辩抗拒。惩罚过错时，即便是大臣也不会回避；奖赏善行时，即便是普通百姓也不会遗漏。所以，纠正君主的过失、追究臣下的奸邪，治理混乱、解决谬误，削减多余、纠正错误，统一百姓的行为规范，没有比法律更好的办法了。使官吏尽职、威慑百姓，斥退放纵懈怠的人、制止欺诈虚伪的行为，没有比刑罚更有效的手段了。 儒家却认为礼可以治理社会：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zǔn）节退让以明礼。 ——《礼记·曲礼》 道德仁义，没有礼就不能成就；教化训导、端正风俗，没有礼就不够完备；分辨纷争、判断诉讼，没有礼就无法裁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间的名分，没有礼就不能确立；拜师学习、修习学业，没有礼就难以建立亲近的师生关系；朝堂排班、治理军队，到任做官、施行法令，没有礼就无法彰显威严；祈祷祭祀、供奉鬼神，没有礼就不会显得虔诚庄重。因此，君子会通过恭敬、克制、谦让的态度来彰显礼的内涵。 ◎比较分析 法家强调法律的普遍性（不分贵贱），但目的是“一民之轨”（统一百姓行为，服务集权）；儒家强调“礼”的教化作用，认为 “礼”能化解争端（比法律更温和）。二者共同点是均为维护社会秩序，差异在治理手段（法治靠强制，礼治靠自觉）。 秦汉至隋唐时期的法律与教化 学习聚焦 汉魏以后，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思想逐步融入法典，礼法结合。唐律标志着中华法系的完备。唐律地位 ▲概念解读 中华法系：中华法系是起源于中国，经历数千年发展、在东亚诸国广泛传播并产生深远影响的法律体系。其核心以中国古代传统法律制度为蓝本，融合儒家、法家等思想，形成了“礼法结合”“诸法合体”的独特特征，对东亚文化圈（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深刻影响。 秦以法家思想治国，推动了律的编纂。此后，历朝法典多以“律”命名。汉朝沿袭秦律，制成《九章律》。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张家山汉墓《二年律令》等出土简牍，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秦律和汉律的认识。秦汉朝廷还发布法律文告，称“令”。律和令都具有法律效力。 ◎比较分析 律与令：“律” 是稳定的刑法典（如秦律、《九章律》），“令” 是临时的行政命令（如汉朝 “盐铁官营令”），二者均具法律效力，但 “令” 可补充 “律” 的不足。 魏晋时期，律令儒家化是最重要的变化，主要是因为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儒家知识分子以经注律。魏明帝在朝廷设置律博士，命令专用儒家思想来解释律令，进一步推动了律令的儒家化。此后，法律以亲属之间的尊卑亲疏作为量刑的重要原则之一，目的在于维护儒家提倡的三纲五常。量刑原则 律令儒家化目的 ▲概念解读 律令儒家化：指儒家伦理（如三纲五常、孝悌）融入法律条文，使法律成为维护儒家秩序的工具（如 “子孙骂父母” 入刑，体现 “孝” 的要求），而非单纯的暴力规范。 律在唐初经过多次删繁就简。唐高宗永徽年间，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颁布《永徽律》。后来，唐高宗又命人对律文逐条解释，撰成《永徽律疏》，即《唐律疏议》。《唐律疏议》继承了汉魏以来法律制定和阐释的经验，是中国现存最早、最为完整的封建法典，是中华法系确立的标志。此后，历代王朝大多以此为蓝本创制自己的法律。唐律是礼法结合的典范，如对儒家伦理中的“孝”特别重视，要求维护“孝”的伦理的相关律文有数十条之多。地位 特点 影响 ★《唐律疏议》的意义： 不仅是唐朝的基本法典，还影响日本（《大宝律令》）、朝鲜（《高丽律》）等东亚国家，是中华法系 “礼法结合” 特征的巅峰。 【图片解读】《唐律疏议》包含 “律文” 与 “疏议”（对律文的解释），疏议多引用儒家经典（如《论语》《礼记》），体现 “礼法合一”。例如 “谋杀祖父母” 属 “十恶” 重罪，直接源于儒家 “孝” 的伦理。关联知识点：唐律对后世影响深远，宋、明、清法典均以其为蓝本。 问题拓展： 1．《唐律疏议》中的“名例”篇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具有怎样的地位和作用？它如何体现唐律的基本精神和立法原则？“名例”篇是《唐律疏议》的总则，地位关键。它规定了唐律的基本适用原则、刑罚种类与加减规则等，为其他各篇提供立法根基。如明确“十恶”重罪，凸显对危害统治秩序犯罪的严惩，体现维护皇权与等级制度的精神。同时，“疏议”阐释律文，将儒家伦理与法律融合，反映“礼法合一”理念，展现唐律立法技术的成熟与治国思想的融合。 2．从《唐律疏议》的书影内容来看，其文字表述和体例结构对后世法律编纂产生了哪些影响？能否举例说明后世法律对唐律的继承和发展？ 《唐律疏议》律文简洁，“疏议”详解，律疏结合的形式便于法律施行，为后世如明清律例的编纂所借鉴。其“名例”总则加各篇分则的体例，也成为后世法律结构范例。后世法律多有继承，如《宋刑统》沿袭其体例内容。也有发展，明清发展律例合编体例，依实际制例，使法律更灵活，还在司法、诉讼制度等方面完善以适应统治需求。 历史纵横 唐朝的法律体系 唐朝法律体系包括律、令、格、式。律是定罪量刑的刑法典，令是行政制度与规则，格是相对律令而言的补充意义的法典，式是关于实施律令的细则法规。 ★唐朝法律体系分工明确：“律” 是核心（定罪名），“令”“格”“式” 是配套（定制度、补漏洞、明流程），共同构成完整的治理体系，体现唐朝治理的精细化（比秦汉法律更成熟）。 思考点 为什么法律与儒家的结合会越来越紧密？ 儒家和法家各有侧重，具有互补性；秦朝以严刑酷法导致二世而亡的教训；汉朝确立了儒家独尊地位，加速了向法律的渗透；儒家思想适应了封建统治的需要；大批儒家知识分子获得修订法律的机会，用儒家思想改造现行法律 唐朝提倡礼治。732年，唐朝政府颁行《大唐开元礼》。《大唐开元礼》分吉、宾、军、嘉、凶五礼，是一部体系庞大、体例严谨、内容繁复的礼仪法典，也是秦汉以来封建礼仪制度的集大成。在社会层面，唐朝政府推广魏晋南北朝以来重视家训的经验，强化基层教化。 ★《大唐开元礼》的作用： 与《唐律疏议》互补 ——“律” 管 “违法惩戒”，“礼” 管 “日常教化”，共同维护唐朝社会秩序（如 “婚礼” 属嘉礼，规范婚姻行为；“丧礼” 属凶礼，强化 “孝” 观念）。 思考：唐代为何如此重视重视家训？ ①儒家的伦理道德逐渐成为专制政权加强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 ②是家训与中国古代封闭的自然经济相适应，通过儒家教化的不断向下层社会的普及与渗透，实现社会基层的有效治理 宋元至明清时期的法律与教化 学习聚焦 宋朝以后，理学在社会上广泛传播，深入社会基层，并以乡约形式直接面向底层百姓宣讲。 乡约、族规、家训成为士人教化乡里的范本 宋朝基本沿用唐朝法律体系，制定法律多以唐律为蓝本。编纂于963年的《宋刑统》，其条目与《唐律疏议》基本相同，只是有些内容略有改变。天一阁所藏宋朝《天圣令》，是以唐《开元二十五年令》为蓝本。元朝对唐宋法律整体上弃而不用，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广泛援引唐律。明朝以唐律为蓝本制定《大明律》，在司法实践中又特别重视“例”，曾数次重修《问刑条例》，而最后一次重修采取“律为正文，例为附注”的形式，开创了律例合编的体例。清朝法典沿袭《大明律》，同样非常重视例，制定了《大清律例》。 ★易错提醒 《宋刑统》≠唐律：《宋刑统》在唐律基础上增加 “折杖法”（将笞、杖、徒、流刑折为杖刑），更轻缓，适应宋朝 “重文轻武” 的治国基调；元朝 “弃唐宋律” 但 “援用唐律”，反映蒙古统治者对中原治理经验的依赖（上层建筑适应汉族为主的社会结构）。 宋朝儒学开始向基层渗透，并发展出理学。理学从北宋周敦颐开始，到南宋朱熹集大成。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在南宋后期逐步确立统治地位，控制教育与科举，并通过授徒、书院讲学等方式在社会上广泛传播，甚至深入族规、家训之中。朱熹的《家礼》和《小学》也成为家庭和幼童的行为规范。 ★程朱理学融入教化的原因： 宋朝商品经济发展，社会流动性增强，传统礼制难以约束百姓；理学强调 “存天理，灭人欲”，将儒家伦理转化为个人内心规范，更易渗透到基层（如《家礼》规范婚丧嫁娶，强化家庭伦理）。 宋朝以后，儒学士人投身基层教化，以乡约教化乡里。北宋吕大钧兄弟是乡约的创造者，吕大钧撰写的《吕氏乡约》，是儒学士人教化乡里的范本。明朝后期，乡约改为宣讲明太祖朱元璋的“六谕”。六谕主劝谕，但也有禁约成分，使乡约逐渐带有强制力。明朝儒学士人常常引用《大明律》来解释六谕，不遵乡约的百姓要受到处罚，甚至送官府治罪。清朝乡约基本延续了明朝的模式，但宣讲内容变成了康熙帝“圣谕十六条”和雍正帝《圣谕广训》，宣讲时也常常引用《大清律例》。原本由儒学士人发起的教化百姓的乡约，经政府利用和推广而具有约束力，并与法律合流。 ★乡约的演变： 北宋《吕氏乡约》是儒士自发的 “道德教化”（无强制力）→明朝乡约加 “禁约”（引法律，有强制力）→清朝乡约与法律合流（完全服务专制统治），本质是君主专制强化在基层的体现（控制从中央延伸到乡里）。 【图片解读】清朝乡约仪式通常在乡贤祠举行，由地方官或乡绅主持，百姓必须参加，宣讲内容紧扣《大清律例》（如 “完钱粮以省催科” 对应税法，“联保甲以弭盗贼” 对应治安法）。仪式的严肃性体现乡约的 “强制力”，关联知识点：清朝基层治理 “法律 + 教化” 双管齐下，强化中央集权。 学思之窗 一、德业相劝；二、过失相规；三、礼俗相交；四、患难相恤。 ——《吕氏乡约》 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明太祖“六谕” 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戒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 ——康熙帝“圣谕十六条” 阅读材料，想一想：从宋朝到清朝，乡约所讲内容有何变化？ 从宋到清乡约内容的变化： 1．范围：从 “道德互助”（宋）扩展到 “社会秩序维护”（明清，如 “各安生理”“重农桑”）； 2．性质：从 “自发教化”（宋）变为 “官方强制”（明清，引法律）； 3．目的：从 “儒士理想”（宋）转向 “君主专制需求”（明清，控制基层）。 问题探究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汉书·元帝纪》 君之养民，五教五刑焉。去五教五刑而民生者，未之有也。所以五教育民之安，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既兴，无有不安者也。民有不循斯教者……五刑以加焉。五刑既示，奸顽敛迹，鳏寡孤独、笃废残疾、力弱富豪安其安，有其有，无有敢犯者。养民之道，斯矣。 ——朱元璋《大诰·民不知报第三十一》 《大明律例》，一部礼经。礼法立教，出礼入刑。人知守礼，自不非为。非为不作，刑法何拘？ ——颜钧《颜钧集》卷5《箴言六章》 上述材料反映了统治者什么样的治理思想？ 汉宣帝教育儿子（汉元帝）所说的“王’与“霸”，就是主张仁义、教化的“王道”与主张武力、刑罚的“霸道”。朱元璋说皇帝治理百姓，靠的就是“教”和“刑”，分别指伦理教化与刑罚。颜钧说《大明律》这样的一部法律，其实也是“一部礼经”，守礼教便不会触犯法律，而不遵守礼教则自然就会触犯法律，必定受到刑罚，所谓“出礼入刑”。因此，整个社会实际上被统治者所设计的教与刑（或者礼与法）这两种统治手段覆盖了。 学习拓展 查阅资料，了解宋朝以后理学在教化上所起的作用。 宋明理学留下了各种遗存，包括文献的或机构性的。教师可以指导学生阅读朱熹《白鹿洞教规》《朱子家礼》《朱子小学》，有条件的学生可以了解一下本地区在宋朝以来出现过哪些理学家，他们有哪些主持和参与社会教化的事迹，了解一下相关理学家创立的书院，可以翻阅一下家谱或族谱，了解理学向家族教育与规范的渗透。 材料 《简牍探中华》第四期节目聚焦的张家山汉简，出土于荆州市江陵张家山汉墓，共计2000余枚，包括中国首次出土的大规模汉代律令，帮助观众进一步理解、认识“汉承秦制”的连续性和发展性。节目中，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李均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博三位专家结合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奏谳书》《汉律十六章》《功令》等原始记录，深入浅出地解读西汉初年在法律、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的法律条文，揭示其中的丰厚内涵与深远意义。书写在简牍上的文字诉说着浩瀚历史进程中的点滴细节，简牍研究为后世探寻中华制度文明，以及实证中华5000年历史搭建了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 ——《湖北日报》 原文链接：https：//news．hubeidaily．net/pc/c_2468372．html 12/12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