颁布其议员与均田制的瓦解。唐初征收赋税，实行租庸调制。租庸调以人丁为依据，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田租按人丁征收，每人纳税相同，粟二斛到三湖，这和钱袋按田产面积或者产量计田租有所不同。他的依据是均田制。这一制度下，男丁田产相同，每人授田1顷，当然就应该缴纳同样的田租。当均田制被破坏，土地兼并导致每人田产相差悬殊，这一税收制度就不再公平。其二，源于租庸调制度的破坏。租庸调制的破坏是因均田制的破坏。租庸调制需配合均田制，因为租庸调的收税对象就是受田的男丁，而唐行均田之初，土地已经不够分配，其后人口渐增，均田制已甚难维持，加上均田制准许永业田存在，君主又可赐田，使可供分配土地日渐减少。同时，租庸调制以人丁为纳税对象，自然依赖于精密的户籍国。唐初三年，一造户籍国按摩授田收田并征租发表，结果公布于县衙门口，是众所周知官吏不得作弊，所以户籍的失修也使租庸滞被破坏。施行租庸调制，其中一个必要条件是社会秩序必须安定，人口流动性不能太大，户籍和田籍要清楚齐全，然后才能有效施行。可是随着唐朝逐渐发展，土地间日益严重，因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增多，农民逃亡政府往往则成林，宝黛那租庸调结果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加上官吏乘机徇私舞弊，随意加派勒索，至此，租庸调制再也难以坚持下去，国家财政也逐渐出现赤字。两税法具体有哪些措施呢？第一，先夺其术而富于人，量出以制。如政府要用多少钱，就向百姓征收多少。具体实施时是参照前几年财政支出，先制定税收总额，再将这一税收额分配到各地，各地按税收配额制定税率。量入为出，本意是要限制巨联，但由于支出上没有准则，一旦财政拮据，则以任意加征解决，反而造成了横征暴敛。第二，取消租庸调及杂税，只收两税。两税法将原本的租庸调三项合并为一，简单明了，但在两税法的实施过程中，最大的毛病就出在这上面。本来佣钱已经归入两税征收了，再有徭役就应该政府雇人去做。但时间一久，这一含义被人忘记了，各种徭役再次增收，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第三，户无土克，以建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取消主级、课级之分，所有的百姓一律编入现居住州县户籍，就地纳税。这项举措可以避免一些官聊富人为逃避租庸调而到其他州县治产。第四，秋、夏两争执，故称两税，原有的租庸调三个项目都并入两税，不得另征。第五，2户等纳钱，按田亩纳税。宪宗时代，两税法的效果开始发挥作用，出现了宪宗中兴两税法，原则上规定必须纳钱，这就与历来以缴纳实物为基准的税制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此之前，盐的专卖已经实现了纳钱与租庸调的税款加在一起，极大扩充了国家的财政，国家就用这些金钱来负担士兵和官僚的开销。宪宗时期，国家财政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与唐代最盛期的天宝年间相比，在单税户减少一半的严峻条件下，国家收入方面还能确保达到天宝年间的60%到70%，更是达到了德宗初期约2.7倍的规模。这主要就是食盐专卖税和两税法收入带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