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 备课相关资料-2025-2026学年中职高教版（202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目录 1、 明朝海禁制度 2、 明朝海禁制度的影响 3、 明朝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背景 4、 日俄战争和中国的关系 5、 古田会议 6、 遵义会议 一、明海禁制度：禁止或限制私人出海贸易 1. 压制反明势力：明初，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势力的残余退居海上，与海外势力勾结，威胁新生政权。海禁可切断其与内陆的联系，防止复辟。 2. 抵御倭寇侵扰：明中期，倭寇频繁袭扰东南沿海（尤其是嘉靖年间），朝廷认为 “私人贸易是倭患根源”，试图通过禁海断绝倭寇的物资来源。 3. 维护朝贡体系：明朝推行 “朝贡贸易”（海外诸国需向明朝称臣纳贡，才能获得贸易资格），海禁可排斥民间贸易，确保官方对海外贸易的垄断，强化 “天朝上国” 的政治权威。 4. 重农抑商的延续：明朝以小农经济为统治基础，统治者认为海外贸易会导致 “弃农从商”，冲击农业生产（如沿海农民弃耕从海），威胁国家赋税来源。 5. 控制货币与物资：明朝担心海外贸易导致铜钱、白银外流（当时中国是东亚货币中心），同时防止铁器、丝绸等战略物资流入海外（尤其是敌对势力）。 二、明朝海禁制度的影响 海禁制度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但长期来看，其消极作用更为深远： 1. 短期积极影响 暂时巩固政权：明初海禁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反明残余势力，减少了海上武装叛乱的可能。 阶段性防范倭寇：在倭患严重时期，海禁短期内切断了部分倭寇的补给，配合军事围剿，为后期平息倭患创造了条件。 2. 长期消极影响 (1) 抑制民间海外贸易发展 明朝中后期，中国东南沿海的手工业（如丝绸、瓷器、茶叶）已具备海外竞争力，但海禁使民间商人只能通过走私贸易（如 “嘉靖大倭寇” 中，大量走私商人转为海盗）获取利润，无法形成合法、规范的海外贸易体系，导致中国错失参与 “地理大发现” 和早期全球化的机遇。 (2) 加剧沿海民生困境与倭患 沿海居民（渔民、商人）依赖海洋生存，海禁导致其 “无以为生”，许多人被迫加入海盗集团（“海禁愈严，盗愈多”），反而加剧了倭患（研究显示，嘉靖倭患中 “真倭” 仅占少数，多数是中国沿海走私者）。 (3) 阻碍中外文化与技术交流 海禁限制了中外人员往来，导致中国与西方的科技、文化交流停滞。例如，明朝中后期西方已进入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时代，而中国因缺乏与外界的深度互动，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如航海、天文、军事）认知滞后，为近代中国的落后埋下伏笔。 (4) 扭曲贸易结构，滋生腐败 海禁下，官方朝贡贸易成为唯一合法渠道，但朝贡贸易效率低下（“厚往薄来”，以经济损失换取政治虚名），且难以满足市场需求。民间走私贸易被迫转入地下，滋生官僚腐败（官员通过包庇走私获利），进一步破坏了经济秩序。 四、总结 明朝海禁制度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它源于明初巩固政权的迫切需求，中期因倭患被强化，后期因现实矛盾被迫松弛。从短期看，海禁在防范外部威胁、维护小农经济上有一定作用；但从长期看，它抑制了民间活力、阻碍了中外交流，使中国在世界从 “陆地时代” 向 “海洋时代” 转型的关键期逐渐落后。这一制度也为清朝的 “闭关锁国” 提供了历史参照，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制约因素。 三、明朝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背景 明朝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多种经济社会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新作物引进：玉米、番薯、马铃薯等高产作物从美洲传入（明朝中后期），提高了粮食产量，使更多农民能脱离农业，从事手工业或商业。 农产品商品化：棉花、桑蚕、茶叶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为手工业提供了原料（如江南 “桑基鱼塘” 模式，桑蚕业与渔业结合，产品直接供应市场）。 2. 商品经济的繁荣 城市发展：江南地区兴起一批工商业市镇（如苏州、松江、杭州、景德镇），人口密集，市场活跃，成为手工业和商品交易的中心。 货币经济普及：明朝中后期推行 “一条鞭法”（张居正改革），赋税折银征收，白银成为主要货币，促进了商品交换和资本积累。 3. 手工业的技术进步与规模扩大 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的技术不断改进（如丝织业的 “花楼机”、制瓷业的 “二元配方法”），提高了生产效率，为规模化生产创造了条件。 民间手工业超越官营手工业：明初官营手工业（如 “匠户制度”）占主导，但中后期民间作坊因灵活性高、成本低，逐渐取代官营成为主体，为雇佣关系发展提供了空间。 4. 政策的松绑 隆庆开关（1567 年）后，民间海外贸易有限开放，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据估算，16-17 世纪全球白银的 1/3 流入中国），刺激了国内商品经济和手工业的发展。 四、日俄战争和中国的关系 日俄战争因中国而起：争夺在华势力范围 （一）日俄战争的本质是两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当时称 “满洲”）和朝鲜的控制权而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 历史背景：19 世纪末，俄国通过《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逐步控制中国东北的铁路、港口（如旅顺、大连），并试图将东北变为 “黄俄罗斯”；而日本在甲午战争（1894-1895）后割占台湾，势力渗入朝鲜，视东北为其 “生命线”，与俄国形成直接冲突。 核心矛盾：两国都想独占中国东北的资源、铁路权和战略要地，矛盾无法调和，最终以战争方式解决。 （二）战争在中国土地上进行：中国沦为 “战场牺牲品” 日俄战争的主要战场完全位于中国东北的辽东半岛、奉天（今沈阳）、旅顺等地，中国的领土、主权和人民遭受了严重践踏： 主权被无视：清政府竟以 “局外中立” 为由，允许两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战，划定 “交战区”（东北大部分地区），甚至承认两国在战区内的 “特殊权利”，这是近代中国主权丧失的典型表现。 人民深重灾难：战争期间，东北百姓被日军、俄军抢掠、屠杀、强征劳役，农田、房屋被毁坏，财产损失无数。据记载，仅奉天地区就有数十万平民流离失所，生产生活完全被摧毁。 资源被掠夺：两国军队肆意开采东北的矿产、森林资源，铁路被用于军事运输，中国的经济权益被严重侵犯。 （三）战争结果直接影响中国：东北主权进一步丧失 1905 年，日俄签订《朴茨茅斯和约》，战争以日本获胜告终，而和约的核心内容仍是对中国东北利益的重新瓜分。 日本获得的权益：继承俄国在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包括旅顺、大连）；控制南满铁路（长春至大连段）及沿线附属地； 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独占地位（为 1910 年吞并朝鲜铺路）。 俄国的退让：放弃对辽东半岛的独占，将东北北部保留为其势力范围（后与日本划分 “南北满” 分界线）。 这些条款完全无视中国主权，清政府事后被迫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承认了日俄的瓜分结果，中国东北从此被分割为日本 “南满” 和俄国 “北满” 两大势力范围，成为两国的 “殖民地跳板”。 五、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全称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是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它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历史性课题，对中国革命和军队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会议召开的背景：解决红军建设的“根本性矛盾” 古田会议召开于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地点在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的廖氏宗祠(后被称为“古田会议会址”)。当时，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核心力量，正面临着一系列关乎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问题： 军队成分复杂，思想混乱 红四军的士兵多来自农民、旧军阀部队士兵甚至绿林武装，普遍存在“自由散漫”“雇佣思想”“流寇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军队为何打仗”“听谁指挥”等根本问题认识模糊。例如，部分官兵认为“当兵就是为了吃饭”,不理解红军“为工农解放而战”的宗旨；还有人主张“军事领导政治”,忽视党对军队的指挥权。 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不明确 红四军内部对“党要不要直接领导军队”“党委如何指导军事工作”存在分歧：一些军事干部强调“军事独立”,认为党委不应过多干预具体军事指挥；而政工干部则坚持“党指挥枪”,要求强化党组织在军队中的核心作用。这种分歧在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七大”上爆发，甚至导致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前委书记岗位，前往闽西指导地方工作。 外部环境严峻，亟需统一意志 红四军当时处于国民党军的“围剿”之中，同时还要应对闽西地方反动武装的袭扰。若不能解决内部思想和组织问题，军队凝聚力、战斗力将大幅削弱，甚至有溃散风险。1929年10月，陈毅受红四军委托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部队情况；党中央(主要由周恩来主持)根据汇报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明确要求红四军“加强党的领导”“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并指示毛泽东返回红四军主持工作——这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二）会议的核心内容：确立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 古田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陈毅传达党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会议最终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简称“古田会议决议”),核心内容可概括为三大方面： 1.思想建设：“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筑牢军队灵魂 决议明确指出，红四军的一切问题“根源在于党的组织基础不纯”,必须从思想上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具体包括： 批判“雇佣思想”:强调红军不是“为个人谋利的工具”,而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官兵必须树立“为工农阶级解放”的革命理想； 反对“流寇主义”:批判“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习气，提出红军要“建立根据地”“发动群众”,将军事斗争与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结合； 纠正“极端民主化”:反对“一切由士兵委员会说了算”的错误倾向，强调“民主集中制”,既要保障士兵民主权利，也要维护党组织的集中统一领导。 2.组织建设：“党指挥枪”,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这是古田会议最核心的原则，决议从制度上明确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机制： 建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规定“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确保党组织直接扎根于基层部队，实现“党对士兵的直接领导”(这一制度源于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的探索，古田会议正式将其确立为军队组织原则); 明确党委领导体制：规定红四军前委(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统一领导红军的军事、政治和群众工作”,军事指挥员必须服从党委决议，禁止“以军事指挥代替党的领导”; 强化政治工作：设立政治部(取代此前的“政治部与司令部平行”模式),明确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要求政治干部与军事干部“互相配合”,共同保证党的路线执行。 3.作风建设：确立“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新型关系 决议打破了旧军队的等级制度，构建了人民军队的独特作风： 官兵一致：规定“官兵待遇平等”，取消军官的特殊津贴和私人勤务兵，士兵有开会发言、批评军官的权利， 军官必须尊重士兵，禁止打骂体罚（即“废止肉刑”）； 军民一致：要求红军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时已初步形成，古田会议进一步明确），保护群众 利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并帮助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会，实现“军队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 优待俘虏：规定“不杀俘虏、不虐待俘虏”，对俘虏进行思想教育后自愿留队的欢迎、愿意回家的发放路费， 这一政策瓦解了敌军士气，也体现了红军的革命人道主义。 六、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在长征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 中国革命，其召开时间与核心意义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与基本背景 召开时间：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 会议地点位于贵州遵义老城子尹路 96 号（原贵州军阀柏辉章的公馆），是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突破国民 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战役）后，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召开的。此前， 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指导，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 8.6 万人锐减至 3 万余人，广大指战员对错误 领导的不满情绪日益积累，迫切需要纠正军事和组织上的错误。 二、会议的核心历史意义 遵义会议的意义集中体现在“转折”二字，具体可从四个维度理解： 1.纠正错误路线，确立正确军事指导 会议集中批判了博古（秦邦宪）、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左”倾教 条主义军事错误，明确指出其“单纯防御”“短促突击”等战术完全脱离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导致红军遭受 严重损失。 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避敌主力、打其虚 弱”的正确军事路线，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为后续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军事指导基础。 2.挽救党和红军，扭转革命危局 在会议召开前，中央红军已陷入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甚至面临被歼灭的风险；党内也因路线分歧出现思想 混乱。遵义会议通过及时纠正错误、调整领导核心，迅速统一了红军的军事指挥和党内思想——会后，中央 红军在毛泽东等同志的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军的 围追堵截，从“被动挨打”转向“主动机动”，成功挽救了党和红军，避免了中国革命走向失败。 3.标志党的成熟：从依赖共产国际到独立自主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 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决策上较多依赖共产国际的指示（如李德的军事指挥直接受共产国际支持）， 而遵义会议则摆脱了这种“外来指导”的束缚，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自主作出决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 从幼年走向成熟，为后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积累了关键经验。 4.奠定长期领导基础，影响中国革命走向 会议在组织上进行了重要调整：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 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又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 小组”（长征期间党和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 这一系列调整，不仅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更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 领导集体的初步基础，为后续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乃至新中国的建立提供了根本领导保障，是中国 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综上，遵义会议不仅是长征途中的“紧急纠错会”，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关键成熟会”，其确立的独 立自主原则、正确路线和领导核心，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后续进程，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发展 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