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类文本阅读】第15问 - 备战2026新高考语文阅读文法剖析演练

【信息类文本阅读】第15问 信息类文本读，就是新高考语文试卷中的现代文阅读I。可作为信息类文本阅读材料的一般有论述文（政论文、学术论文、时评等）、新闻、访谈、传记、科普文章等。文本呈现形式灵活，既可以是非连续性文本，也可以是单篇的文本，近三年新高考试卷现代文阅读I部分都是选用的非连续性文本这一呈现形式。 第15问 简要分析几则材料内容的异同。 这类问法属于比较分析题，通常以主观题的形式出现。这类题的阅读材料多为非连续性文本，考查比较分析几则材料内容的异同。 常见问法 【2025·新高考卷I，第5题】1.与本文类似，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也把种树比作对待孩 子，二者的养护理念有什么不同？产生这种不 问法识别 同的原因是什么？ 这类问法的题，题干中常常出现“说明”“分 析”“概括”等动词和“侧重点”“异同”“不 同”等表答题方向的词语，可据此识别这类问 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22·新高考卷II，第4题】2.请根据材料 二，简要说明杨宪益与霍克思对译文艺术性的 理解有何不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8·全国卷I，第9题】3.以上三则材料中，《人民日报》《自然》《读卖新闻》报道的侧重点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问法剖析 第一步：速读题干，勾画比较点。审读题干，确定比较什么样的信息。 常见比较点有哪些？ 1.比较材料的陈述内容，看内容侧重点的异同； 2.比较作者评述性较强的句子，看观点倾向的异同； 3.比较数据的异同，分析作者列举数据的意图。 第二步：精读文本，确定范围。根据比较点，在文本中划定答题范围，划分层次，找出关键词语或语句，进行比对分析。 第三步：提取要点，组织答案。 如何提取要点？ 方法1 — “摘取法”，即摘取、加工文中的关键词语。 方法2 — “概括法”，即独立概括文意。 两种方法要结合使用，根据要求对答案进行“深加工”。 答题示例 【广东汕头市一模】 崇高体验与崇高感 材料一： 崇高体验是艺术家经由自然或社会的某种外在刺激所唤醒的压抑在内心的带有痛楚和狂喜成分的激情体验。艺术家面对浩瀚星空，想到物质不灭、人类渺小，产生透心的自卑，在大痛中奋生“震惊”的效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美国艺术评论家苏珊·桑塔格都认为，“震惊”是摄影等高度还原现实的技术带来的独特审美体验——如此精确透明的现实呈现，几乎无须观众的任何联想与想象。随后百年里，摄影技术深深影响了美术创作，更直接改变着“现实主义”的使命与意义：它不再以逼真再现为要义，而试图将客观真实升华为艺术的真实与情感的真实。从此角度而言，现实主义绘画所能带给观众的“震惊”，是对现实生活的精细揣摩、对动人瞬间的精彩捕捉、对人间真情的集中与释放，总之是客观世界不轻易示人的美学向度，是对现实的指引与凝练，使观者触摸到精神，并与之产生情感互动，而不是被动地观看。 在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美术创作中，凝固的历史瞬间被深度发掘、整理，最终在历史的脉络里，成为获得崇高体验的叙事形式。创作者们将战争的冷酷、悲壮与人性的脆弱、温暖相碰撞，艺术以生命的“痛感”，构建起国家与个人的联系，一种血肉相连的崇高情感，充实了现实主义的崇高精神内涵。 （摘编自张晴《彰显现实主义的崇高精神》） 【第5问】材料一和材料二关于崇高体验的论述角 问法识别 度、侧重点有所不同，请简要概括。 由题干中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简要概括”可知，本题属于这类问法，考查比较分析材料内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方法运用 第一步 速读题干，勾画比较点 第二步 精读文本，确定范围 第三步 提取要点，组织答案 阅读题干可知，两则材料均论述了“崇高体验”，但是论述角度、侧重点有所不同。由此可确定本题的比较点——两则材料关于崇高体验的论述角度、侧重点 材料一：第1段从艺术家的角度对崇高体验下定义并列举出哪些体验属于崇高体验，第2～4段从艺术家的角度写崇高体验的三个特征，第5段从艺术家的角度总结崇高体验和马斯洛提出的高峰体验的异同 从艺术家（创作主体）的角度展开论述，侧重论述艺术家崇高体验的产生及其特征 材料二：第1段从艺术作品的角度论证“震惊”体验如何获得，第2段从艺术作品的角度谈如何传达崇高体验，彰显崇高精神 从艺术作品（艺术家的创作）的角度展开论述，侧重论述摄影、绘画等现代艺术应如何传达崇高体验，彰显崇高精神 答案：材料一从艺术家（创作主体）的角度展开论述，侧重论述艺术家崇高体验的产生及其特征；材料二从艺术作品（艺术家的创作）的角度展开论述，侧重论述摄影、绘画等现代艺术应如何传达崇高体验，彰显崇高精神。 典型例题 【例1】 章太炎与中国文学 材料一： 章太炎从民族语文现代化的高度，对民族语文体系和书面文学体制展开了批判性反思，推动了清末民初文学的近代变革和现代转型。 在西来文艺审美和文学观念冲击中土的情况下，章太炎结合汉民族语文的基本特点和历史流变，循名责实，制名指实，推出“文学总略”说。1906年他在《文学论略》中提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他认为文字是区分书面文学与口语的根本标志，是文学得以确立和存在的基本指标。文学包括无句读文和成句读文。无句读文包括无所谓兴会神味的图书、表谱、薄录等。成句读文可分为有韵文和无韵文，有韵文包括赋颂、古今体诗、词曲等；无韵文则包括小说、杂文、历史等。成句读文大都有兴会神味，有韵文和小说、杂文以感人为主，亦有不感人者，而历史可感人，可不感人。章氏的这种界说继承清代朴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并将传统小学发展到现代“语言文字之学”的高度，在学理上深刻地揭示了文化本身的即物性和符号性，而“文学总略”说显然是一种从逻辑定义的角度对汉语文学传统的全面总结，它强调“汉字”对汉语文、文学和民族文化的重大意义，突出“汉字”在文化中的基础性内涵和作用，由此形成一种独到的“文字文化”论。 在当时一切价值有待重估的历史情况下，章太炎力排众议，独出机杼，推出了自成系统的文学“雅俗论”。雅俗论一方面强调为文要讲究“轨则”：“先求训诂，句分字析，而后敢造词也”，“工拙者系乎才调，雅俗者存乎轨则。轨则之不知，虽有才调而无足贵。”章氏认为一切文章文学观其会通，都有自己的文类，都有“自性”（即规律），自有“法式”和“雅俗”。但它们有其共性，即“文字性”。他认为人类文明、文化、文学归根结底的功能，就是书契记事，形诸文字。章氏强调“文字性”，就是要求文学以质实性和直接性为基础。文学在“文字性”的基础上衍生出艺术性，即在不以文害辞、以辞害意的前提下讲求装饰性和蕴藉性，达到“文质彬彬”。另一方面，雅俗论又从整体文化的高度，平视“雅”“俗”。“徒论辞气，大上则雅，其次犹贵俗耳。俗者，谓土地所生习，婚姻丧纪，旧所行也，非猥鄙之谓。”在这里，章氏把精英写作的书面文化与民间流传的通俗文化平等看待，既承认两者的互动，又强调“二者殊流”。这样的“雅俗论”不仅有效地打击了当时的古文“载道”说、桐城“义法”说和“骈文正宗”说，同时，平视雅俗的思路更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崛起的内在思想依据。 （摘编自童庆炳等《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价值观的演变》） 材料二： 中国文学史上直到1906年，章太炎才首次为文学下一定义：“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这一文学定义包括了文学文本和文学研究。他反对以有韵无韵区分，视前者为“纯文学”，后者为“杂文学”，而主张“文”无论有韵无韵，无论成句读不成句读，无论纯杂，“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而为言”。他的这种极为宽泛的文学定义，看似是一种没有定义的定义，竟然契合上了最近50年欧美文学界对文学范围的理解。仅举一例，法国的孔帕尼翁在反思何谓文学时说，广义上讲的文学指所有印刷品（或书写品），包括图书馆里的所有藏书（以及已然笔录在案的口头文学）。因为“文学”是一个含义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名词，想要以一劳永逸的方式提供某种终极的定义注定是徒劳的。今日的网络文学甚至已经不是印刷品，明天还会有什么更新的媒介作为文学平台更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力。文学理论讨论的文学定义，主要是在确立研究对象的范围以及特定的研究视角，期待从不同方面揭示被隐藏在文学背后的图景，从而在生活中对未来存有更为多彩多姿的想象。所以，我们必须结合章太炎定义中的下一句话“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来继续思考。能够成为我们研究对象的“文学”，不仅有作者要表达者，还有如何表达。而“如何表达”在更多的场合下，是与特定的“法式”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学的“现实”，即以作者的“文心”为研究“核心”。刘勰《文心雕龙·序志》开宗明义：“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其精美复杂如同雕龙，需要“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所以，文学研究也就应该将重心放在“法式”上。这样理解章太炎的文学定义，即便是最广义的含蕴，也仍然保持了文学的独特性。 所以在今天看来，章太炎的文学定义具有两大“异彩”：一是打破了狭隘的文学天地，其在当时的意义是有助于挣脱“纯文学”观念的作茧自缚，而在今天的意义则是可以与近50年来欧美的文学概念对话；二是将文学研究纳入文学范围，其意义不仅结合了“什么是文学”和“怎样研究文学”，而且引申出文学活动不是由作者和作品垄断，“研究”也不是“创作”的附庸的意涵。在现代西方文学批评史上，越来越多的批评家以其理论著作加入文学活动，诺斯罗普·弗莱就指出“这种把批评家视为寄生虫或不成功的艺术家的观念”是错误的。这两大异彩也许可以看作是对章太炎文学定义的“激活”吧。 （摘编自张伯伟《重审中国的“文学”概念》） 【问题】材料一、材料二画横线处，同是引用章太炎的观点，但作者的意图不同，请简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题思路：第一步，明确两则材料的画线句所处的位置以及其意思；第二步，联系上下文，明确两则材料的论证思路，分析两处画线句所起的不同作用，概括作者意图。 据题精析：材料一画线句出自章太炎《文学论略》，说的是章太炎对“文学”的定义，联系下文对文学类型、“文学总略”说意义的阐释等内容可知，作者直接引用章太炎论著中的话，提出“文学”的概念，是为了点明论述的对象，从而为下文进一步阐释“文学总略”做铺垫，以展开对章太炎“文学”概念的解说、分析和论证。材料二画线句的内容是章太炎首次为“文学”下的定义，结合下文中的“他的这种极为宽泛的文学定义，看似是一种没有定义的定义，竟然契合上了最近50年欧美文学界对文学范围的理解”等内容可知，作者在材料二开篇就列出章太炎对“文学”的定义是为了亮明观点，便于与下文西方学者的观点进行比较。据此可知，作者的意图是明确论述的起点，从而引发对章太炎的“文学”定义有哪些当代价值的阐述。 答案：①材料一引用的意图是点明论述的对象，以展开对章太炎“文学”概念的解说、分析和论证；②材料二引用的意图是明确论述的起点，从而引发对章太炎的“文学”定义有哪些当代价值的阐述。 【例2】 中国典籍的翻译问题 材料一： 中国学者进入典籍英译领域时间相对较晚，据现有汉学书目统计，中国典籍译本绝大多数是由西方汉学家或独立、或在中国合作者帮助下完成的。传教士以降的西方译者为中国典籍的异域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以往的西方译者翻译中国文化典籍时，大多采取迎合译语读者的翻译策略，翻译过程中曲解、误译中国文化之处比比皆是。此外，中国古代经典文本的语言具有语义的浑圆性、语法的意合性和修辞的空灵性这三大特点，使得绝大多数外国学习者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触及中华文化的内核。然而，典籍英译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世界介绍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让西方了解真正的中国。我们应当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典籍翻译实践和接受之间的窘况与差距，从典籍翻译大家身上汲取翻译的智慧，获取前行的力量和指导。在这方面，对杨宪益、戴乃迭（英国籍）合译的与英国人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译本的比较，是一个值得我们静下心来认真思考的课题。这两个译本于20世纪70年代出版，三位译者皆因此获得巨大声誉，也同时掀起了翻译界此后对两种译本经久不息的对比研究热潮。在这过程中，我们应深入了解中国典籍的外译事实，客观分析两种译本的优长与不足，将中国的本土经验和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相结合，取其精华，让中国的翻译研究与实践在传承和发展的良性循环中获得升华，在实践中不断培养和提高我们讲述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时代能力。 （摘编自辛红娟《中国典籍“谁来译”》） 材料二： 翻译思想是决定译者翻译行为和翻译结果的主因，只有通过其翻译思想，读者才能理解其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种种策略，也才能对这些策略所产生的译文进行更客观的评价。从霍克思的译本中可见，他对原文采取了大多时候“忠实不渝”、间或背信弃“意”的态度。为证此言，举个背信弃“意”的例子。《红楼梦》第一回中，曹雪芹用了一个较长的段落交代自己的写作目的，并说明选用“甄士隐”和“贾雨村”作为人物姓名的缘由，为读者理解整部小说进行铺垫。霍克思在其译本中大胆地省却了对这段文字的翻译，直接从“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译起。霍克思的省译，显然不是漏译或者不能译，最有可能的原因，是霍克思对其译本艺术性的考量。为了实现译本与原著在艺术性方面的等值或者说最大程度的接近，霍克思将“忠实”的对象定位于篇章层面。杨宪益的翻译可以称之为“临摹式翻译”。“临摹”是初学书画之法，就是照着一幅书法或者绘画描其形而逮其神，最终达到与原作的惟妙惟肖。临摹者往往会将忠实原作视为自己对艺术的全部追求，杨宪益翻译的《红楼梦》正是这样一件艺术性高超的临摹作品。 （摘编自党争胜《霍克思与杨宪益的翻译思想刍议》） 材料三： 从当下国际学界关于两百年《红楼梦》翻译史及诸种译本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对杨译本和霍译本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学界就这两种译本的翻译技术性问题有着相当细致的讨论。然而我所感兴趣的不是翻译的技术性问题，而是这两位译家及两种译本的语言修辞、文化身份、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的差异性等问题。杨宪益译本的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更注重推动英语贴着汉语文化观念的地面行走，所以杨译本不可遏制地透露出把中国文化传统及其风俗观念直输给西方读者的翻译立场，这也是杨译本失去西方英语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同于杨译本，霍译本的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超越了汉语《红楼梦》的字面意义，而旨在探求汉英双语背后两种异质文化观念之间相互理解与解释的适应性。他使用西方本土读者谙熟且可以接受的地道的英语及其文化、风俗等观念，以此来创造性、补充性与生成性地重构《石头记》，从而完成了两种异质文化观念之间的转换生成。 （摘编自杨乃乔《<红楼梦>与The Story of the Stone——谈异质文化观念的不可通约性 及其翻译的创造性》） 【问题】请根据材料二，简要说明杨宪益与霍克思对译文艺术性的理解有何不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题思路：第一步，抓住题干中的关键信息，明确要求；第二步，根据题干关键信息，定位至相应材料，筛选出相关内容，整合概括出答案。 据题精析：通读题干可知，题干关键信息有“材料二”“杨宪益与霍克思对译文艺术性的理解”“不同”。据此到材料二中筛选相关语句。根据“从霍克思的译本中可见，他对原文采取了大多时候“忠实不渝”、间或背信弃“意”的态度”“为了实现译本与原著在艺术性方面的等值或者说最大程度的接近，霍克思将“忠实”的对象定位于篇章层面”可知，霍克思主张译文大多时候忠于原著，但出于译本艺术性考量，可以进行文字的删减。根据“杨宪益的翻译可以称之为‘临摹式翻译’……临摹者往往会将忠实原作视为自己对艺术的全部追求”可知，杨宪益主张“临摹式翻译”，将忠实原作作为其全部艺术追求。据上述分析，分条梳理出答案。 答案：①杨宪益主张“临摹式翻译”，将忠实原作作为其全部艺术追求。②霍克思主张译文大多时候忠于原著，但出于译本艺术性考量，可以进行文字的删减。 真题演练 【湖北二模】 材料一： 北京中轴线蕴含了中华文明深刻的文化价值理念，展现着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风貌。我国自古以来讲究“以中为尊”“择中立国”，有着“敬天法祖、慎终追远”的传统，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而北京中轴线恰是这些思想的集中体现。 “中轴”的选址蕴含“中和”的哲学之思。《吕氏春秋》记载：“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古代天子受命于天，法天而治，因而都城选址讲究择中立国、左右对称，又秉承“象天设都、象天法地”的思想，以天上紫微星的方位确定地下帝王城的位置，都城扰以定点轴线铺展开来。选择中位设都，又彰显皇权之尊、政权之稳，使城市布局均衡有序、和谐稳定，从而实现国家杜稷安定，达成“和”之境界。此外，设庙建坛来源于“天人感应”的传统思想。古代皇权秉承君权神授的思想，天子率万民尊天地之位，法天地之道，赞万物化育，于固定时节或行重大事项前在庙坛行礼祭祀，奏中和韶乐，以虔诚之心求保万民、以礼乐之制达“天地之和”，从而达成“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 北京中轴线的传承演变更加彰显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北京中轴线历经五个朝代、七个世纪，经过历朝历代的扩建与修整，在快速发展的国际大都市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中轴线的设计最初见于魏晋南北朝邺城、洛阳城，城市开始出现中轴线规划格局，隋唐长安城进一步体现中轴线对称理念，明清时期皇帝在元大都的基础上进行扩建，将中轴线不断延伸扩充，而如今北京中轴线在累积历代文化遗存的基础上，又注入新鲜文化符号，如遵循中轴理念，修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传承传统礼制文明，将天安门广场作为国家盛大典礼举办之地。北京中轴线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文明的见证、历史的传承。 （节选自粟园、张磊《品读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风韵》） 材料二： 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秩序构建的过程。各种文化类型的秩序观，也必然在人们建造的聚落、城市形态上清晰地反映出来。 在早期人类文明中，普遍存在通过对天象的观测来理解世界运行规律的现象，许多建筑或城市形态也都与天象相关。中国古人则通过对北极星、北斗及相关星座的观测逐步建立起一套对天体运行规律的认知。北极星位于“天中”，北斗七星及其周围星座不断“围绕”北极星运转，北极星成为人们观念中决定天体运行的中心，具有了崇高地位，被认为是主管天体运行的“天帝”的所在。而在它周围紧邻的星座运行的范围构成了与北极星最为密切的空间区域，这一空间区域被称为“紫微垣”。 对于中华先民而言，将这种对天象运行规律的认识折射到人间，便成为构建人间秩序的必然途径。在这一秩序中，“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了“天”与“人”的关联点。在中国古代，帝王被认为“天子”是“受命于天”，通过实施天道来治理人民和国家。于是就有了“天子居中国，受天命，治天下”的观念，帝王的宫殿也就对应紫微垣，被称为“紫禁城”。寻找天下的中心是古人构建天地、天人关系的具有象征性的实践，如周代之初即有探寻疆域中心的实践。《周礼》有“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的记载，河南登封有周代寻找天地之中的“周公测景台”遗迹。 中国的一些早期都城依据星座位置和形象来布局重要的建筑或规划城市的形状，就是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例如，秦代都城咸阳的布局方式，就是将渭水对应银河，将咸阳宫对应紫微垣，将其他宫室、国家机构对应相应的星座位置。在如今北京中轴线建筑群初建时的大都城遗址中，其中心点的选择也具有同样意义。清乾隆帝在《皇都篇》中曾写到北京“上应帝车曰开阳”，并将北京对应北斗七星中的开阳星。这种天地之间的对应关系，不仅是中国古代都城的特征，同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重要特征。 《周易》说“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将光明、方位与善治关联在一起，这也使得坐北面南、南北的轴线关系具有了象征意义。轴线建筑群中，建筑之间严整的对位关系被赋于了美善合一的意义。公元10世纪，宋太祖赵匡胤在其宫殿整修之后，令部下将其宝座前的殿宇大门全部打开，面对严整对位的空间秩序，他对大臣们感慨到：“我心端直正如此，有少偏曲处，汝曹必见之。”这种观点深刻影响了中国都城空间的规划形态，并在北京中轴线的建筑空间形态上得到清晰的表达。 1267年，忽必烈规划了新的都城——大都，并以《周礼·考工记》中的理想形态为蓝本构建了中心建筑群。忽必烈和大臣刘秉忠首先选择了大都的中心点，筑中心台，并以此为基点营建整座城市。这种营建方式与之前各朝代都城营建方式存在明显的差别。此前都城大多以帝王大朝的殿宇为城市最重要的核心，按照“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的传统，布置皇城和大城，而大都以中心台为基点的具有创新性的营城方法，不仅体现了“天子择中立国”的思想，也构建了一种天地间的对应关系，表达了象天法地的思想。 （节选自吕舟《北京中轴线——中华文明的独特见证》） 材料一与材料二在论证方法上有相同之处，论证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请简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①论证方法：两则材料都采用了例证法和引证法。②材料一侧重于体悟北京中轴线的文化之美、文明之魅（价值理念、哲学思想、传承演变）。材料二则侧是通过中国古代的一些都城，探讨了“象天法地，构造天下秩序”的思想的流变。 解析：①都采用了例证法和引证法。例证法：材料一以“如今北京中轴线在累积历代文化遗存的基础上，又注入新鲜文化符号，如遵循中轴理念，修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 为例，展现其传承演变；材料二用“秦代都城咸阳的布局方式，就是将渭水对应银河，将咸阳宫对应紫微垣，将其他宫室、国家机构对应相应的星座位置”以及“公元10世纪，宋太祖赵匡胤在其宫殿整修之后……”等例子，说明都城布局特点。引证法：材料一引《吕氏春秋》“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来阐释选址理念；材料二引《周易》“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辅助说明方位象征意义，都借助典籍语句加强论证。 ②材料一重点在于阐述北京中轴线蕴含的中华文明深刻的文化价值理念，如“我国自古以来讲究……而北京中轴线恰是这些思想的集中体现”，凸显其在文化、文明层面的独特魅力，以及历经演变传承至今所承载的民族基因与血脉等，着重于对其文化之美的体悟。材料二侧重于从古代诸多都城的营建、布局等方面，如“中国的一些早期都城依据星座位置和形象来布局重要的建筑或规划城市的形状，就是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深入探讨“象天法地，构造天下秩序”思想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与流变情况，以此来展现其对古代都城建设等方面的影响。 【河南模拟预测】 材料一： 从自然地理角度来看，古代中国绝对是一个海洋大国，其海域广阔，海岸线漫长，自渤海以南，黄海、东海并一直延伸至南海，共拥有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以及1.4万公里的岛屿海岸线，曲折的海岸线孕育了80多个大大小小、分布均匀的优质海港以及140多个深水泊位，这为古代中国产生大港提供了必要的自然条件。 然而，中国的海岸线实际上也存在巨大的局限性，相较于日本与西欧等国群岛的星罗棋布以及海岸线的曲折回环，中国北方大量地区的海岸线不仅十分平直，且存在众多无法利用的滩涂地形，有的港口还存在较长时期的封冻期。 此外，中国古代的经济中心在南宋以前长期处于黄河流域，不管是统西北以御天下的汉唐，还是立都于天下之中的北宋，朝廷都将维持中原地区的稳定作为政权存续的头等大事，而这一时期的北方不仅不存在具有规模运输体量的稳定港口，更因黄河下游频繁的水灾而无法维系滨海地区的基本稳定。 因此，在中华五千年历史的前四千一百多年中，海运都不是符合现实需要的必要选项，只能徘徊在历史的边缘，偶尔才出现。 靖康之变后，“背海建都”的南宋王朝将偏安东南作为基本国策，并开始将海上贸易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以浙东、闽中及两广等东南沿海地区作为贸易基地，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鼓励海上商业运输，一度造就了颇为繁荣的对外海贸盛景。 忽必烈立大都(今北京)建立元朝，这个融合北方草原、中原旱作农业与江南水乡的庞大帝国完成了唐之后对中国的再次统一，同时也因其世界帝国的特殊属性而实行了更为开放的对外管理模式。这一时期，因南宋时代黄河南流而带来的巨量泥沙早已让隋唐大运河淤塞停摆，华北地区也因为长期战乱而无法实现经济自给，为了满足大都这个世界性都城的消费需求，元朝全面致力于运河的开通，完成了北运河(白河段至直沽)、南运河(天津至临清)、会通河的开凿与疏通。然而，元朝大运河的设计存在不少缺陷，最大的问题是会通河水源分配的不合理造成北段水量不足。此外，新开运河河道规格较低，加之黄河决口，侵塞运河等问题，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元朝通过河运远远不能满足大都的各项需求，于是，元朝不得不改由海运完成漕粮的北运。此后，元朝南北货物交通开始以海运为主，传统的内河运输首次退居次要地位。为了保持海运畅通，元朝设立海道都漕运万户府，于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开司署事。并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在直沽河西务(今天津市武清区)设都漕运使司，负责接收南来的粮食物资及所属各仓公务；又在大都设立京畿都漕运使司，负责将前司接纳的粮食物资运往大都各仓。然而，随着后期农民起义的爆发，海运日益衰落到至正十二年(1352)，漕粮征集和海上运输告终。 在明朝建立之后，海上运输也并未恢复元气，一方面是因为倭寇等海上力量对东南地区的滋扰日渐增多，让明太祖朱元璋下达了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另一方面则因明成祖曾言“海运多险”，后者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沿海地区海上航行的恶劣环境。 来自海洋的已知与未知的恐惧最终促使明王朝结束了南宋与元朝的官方海运时代，转而将精力重新集中到对大运河的疏浚之中。永乐年间，当沟通汶水(山东济宁一带)与卫河(山东临清一带)的会通河贯通后，“朝廷遂议罢海运，仍以陈瑄董漕运。议造浅船二千余艘，初运二百万石，寝至五百万石，国用以饶”。至此，海运已完全让位于内河漕运。 （摘编自王凯迪《古代中国的海运为什么总是干不连河运？》） 材料二： 随着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分离格局的确立，漕道成为沟通两大重要区域的最重要的通道，而这个通道主要是水道。在中国古代，水道的最大优势是往来便捷、承载量大以及便于长距离运输。这便决定了在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远距离分立的格局下，借用水道运输漕粮成了朝廷不二的选择。 政治中心都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撑，因此历代王朝都会十分重视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连接与控制，集权体制的政治背景和市场功能极其微弱的经济条件使漕运成为统一王朝建立伊始的不二选择。通过这种形式，朝廷完成了从地方(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征运粮金的目的漕运，水转谷也。水运可以是内河运输，也可以是海上运输。内河运道是自然河道加人工河道的组合，不仅修浚的成本巨大，而且长期维护与修复更是一项浩繁的工程；海运以自然水道为主，但具有巨大的潜在的风险。当南漕北运的格局形成之后，各王朝都没有把通过海运完成赋税运输作为优先考虑。 中国古代各王朝的经营重心在于内陆，尤其是宋代以后，内倾现象十分明显，它们着眼于内部空间的治理，海洋意识明显缺乏，这从国家的大政方针到朝野的各种认识皆有充分的反映。朝廷对于海域的关注，都是针对出现的问题，尤其是统治秩序与王朝安全的问题。其潜意识中海岸线几乎就成了边境线，因此，各王朝除了对外贸易的需要而有所涉及海域外，基本放弃对海洋疆域的治理与利用，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国家对东南海域知之甚少，水情的了解、水道的勘察与开发、海上运输技术等都近于一张白纸。既无观念上的重视，又无技术上的支持，因此东南海域的各种资源被长期弃之一边。 （摘编自吴琦《南漕北运：中国古伐漕运转向及其意义》） 两则材料都涉及到古代水运，但侧重点有所不同，请简要阐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①材料一侧重分析古代中国具有产生海洋文明的客观条件，但最终没有产生海洋文明，未能“走向海洋”的原因；②材料二侧重分析漕运成为历代王朝将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连接起来的必然选择，也就是历代王朝为何作出“走向河流”的选择。 解析：①材料一根据“古代中国绝对是一个海洋大国，其海域广阔，海岸线漫长……这为古代中国产生大港提供了必要的自然条件”“中国的海岸线实际上也存在巨大的局限性”“中国古代社会自南宋以来，尤其是元明清三朝，为何最终没有选择走向海洋，没有出现像地中海地区、西北欧国家那样的海洋文明”可见，主要从自然和现实的角度分析我国具有产生海洋文明的客观条件，但最终没有产生海洋文明，未能“走向海洋”的原因。 ②材料二根据“政治中心都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撑，因此历代王朝都会十分重视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连接与控制，集权体制的政治背景和市场功能极其微弱的经济条件使漕运成为统一王朝建立伊始的不二选择”“南漕北运实质上就是将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重心与位于黄河流域的政治中心连接起来”可见，主要从政治的角度分析漕运成为历代王朝将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连接起来的必然选择，也就是历代王朝为何作出“走向河流”的选择。 【甘肃武威模拟测试】 材料一：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自从屈原吟唱出这动人的诗句，它的鲜明的形象，影响了此后历代的诗人们。 “木叶”是什么呢？按字面解释，“木”就是“树”，“木叶”也就是“树叶”。可为何古诗中少见用“树叶”呢？一般的情况，大概遇见“树叶”的时候就都简称之为“叶”。这当然可以说是诗人们文字洗练的缘故。然而一遇见“木叶”，情况就显然不同，诗人们争取通过“木叶”来写出流传人口的名句。可见洗练并不能作为“叶”字独用的理由，那么“树叶”为什么无人过问呢？自从屈原在《九歌》里吟唱出了“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一句，发现了“木叶”的奥妙，此后的诗人们便将其一用再用，熟能生巧。而在诗歌的语言中，又不仅限于“木叶”一词，如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从“木叶”到“落木”，其中关键显然在“木”字。诗歌语言的精妙不同于一般概念，差一点就会差得很多，而诗歌语言之不能单凭借概念，也就由此可见。 那么，古代的诗人们都在什么场合才用“木”字呢？也就是说，都在什么场合“木”字才恰好能构成精妙的诗歌语言呢？自屈原开始把它准确地用在一个秋风叶落的季节之中，此后的诗人们都以此在秋天的情景中取得鲜明的形象。例如吴均的《答柳恽》说：“秋月照层岭，寒风扫高木。”这里用“高树”是不是可以呢？当然也可以。曹植的《野田黄雀行》说：“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这也是千古名句，可是这里的“高树多悲风”却并没有落叶的形象，而“寒风扫高木”则显然是落叶的景况了。“高树多悲风”借满树叶子的吹动，表达出像海潮一般深厚的不平，这里叶子越多，感情才越饱满；而“寒风扫高木”却是一个叶子越来越少的局面，所谓“扫高木”者岂不正是“落木千山”的空阔吗？然则“高树”则饱满，“高木”则空阔，这就是“木”与“树”相同而又不同的地方。“木”在这里要比“树”更显得单纯，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要说明“木”字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诗人们将语言形象中的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形成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而“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更多地想起树干，而很少会想到叶子。而“树”呢？它具有繁茂的枝叶，它与“叶”都带有浓荫的联想。所谓“午阴嘉树清圜”，这里的“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十分一致。由此可见，“树叶”并不比一个单独的“叶”字多带来些什么，而“木叶”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木”不但让我们想起树干，而且还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就树干而论，一般是褐绿色，这与叶也比较相近。至于“木”呢，它可能是透着黄色，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如我们所习见的门闩、棍子等。这种关于“木”的更为普遍的潜在的暗示，使“木叶”带上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有着疏朗清秋的气息。至于“落木”，则比“木叶”还显得空阔，它连“叶”字所留下的一点绵密之意也洗净了。 （摘编自林庚《说“木叶”》，有删改） 材料二： 所谓“移情作用”，指人在聚精会神中观照一个对象自然或艺术作曲时，由物我两忘达到物我同一；把人的生命和情趣“外射”或移注到对象里去，使本无生命和情趣的外物仿佛具有人的生命活动，使本来只有物理的东西也显得有人情。 移情作用是极端的凝神注视的结果，它是否发生以及发生时的深浅程度都随人随时随境而异。诗文的妙处往往都从移情作用得来。例如“菊残犹有傲霜枝”句的“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句的“相看”和“不厌”，都是原文的精彩所在，也都是移情作用的实例。 从移情作用，我们可以看出内在的情趣常和外来的意象相融合而互相影响。每个诗的境界都必有“情趣”和“意象”两个要素。情趣是可比喻而不可直接描绘的实感，如果不附丽到具体的意象上去，就根本没有可见的形象。我们抬头一看，或是闭目一想，无数的意象就纷至沓来，不成章法，不具生命，必须有情趣来融化它们，贯注它们，才内有生命，外有完整形象。 这个道理也可以适用于诗的欣赏，诗的境界也是情趣和意象的契合。比如说姜夔的“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一句词，便含有一个情景契合的境界，他在写这句词时，须先从自然中见到这种意境，感到这种情趣，然后把它传达出来，这个过程既是在创造也是在欣赏。作为欣赏者，我必须要使用心灵综合作用，融入自己的情趣，从词句中领略出姜夔原来所见到的境界，我既是在欣赏也是在创造。 因为有创造作用，我所见到的意象和所感到的情趣和姜夔所见到和感到的便不能绝对相同，也不和任何其他读者所见到和感到的绝对相同。每人所能领略到的境界都是性格、情趣和经验的返照，而性格、情趣和经验是彼此不同的。不但如此，同是一首诗，你今天读它所得的和你明天读它所得的也不能完全相同，因为性格、情趣和经验是生生不息的。诗与其他艺术作品都各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物质的方面如印成的诗集，它除了受天时和人力的损害以外，大体是固定的。精神的方面就是情景契合的意境，时时刻刻都在“创化”中。真正的诗的境界是永远新鲜的。 （摘编自朱光潜《诗论》，有删改） 材料一和材料二所写内容都与“意象”有关，但论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请简要概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①材料一立足具体意象“木叶”进行分析，侧重谈意象的选取和运用。②材料二阐述了与意象相关的诗歌理论，侧重谈意象与情趣的结合。 解析：找到两则材料中与“意象”有关的内容，分别概括出相关的主要内容即可。 由“按字面解释，‘木’就是‘树’，‘木叶’也就是‘树叶’……”可知，材料一立足具体意象“木叶”进行分析；由“那么，古代的诗人们都在什么场合才用‘木’字呢？也就是说，都在什么场合‘木’字才恰好能构成精妙的诗歌语言呢”可知，材料一侧重谈意象的选取和运用； 由“从移情作用，我们可以看出内在的情趣常和外来的意象相融合而互相影响。每个诗的境界都必有‘情趣’和‘意象’两个要素”可知，材料二阐述了与意象相关的诗歌理论；由“情趣是可比喻而不可直接描绘的实感，如果不附丽到具体的意象上去，就根本没有可见的形象。我们抬头一看，或是闭目一想，无数的意象就纷至沓来，不成章法，不具生命，必须有情趣来融化它们，贯注它们，才内有生命，外有完整形象”可知，材料二侧重谈意象与情趣的结合。 【安徽宣城模拟测试】 材料一：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的登陆，除了作家们以开放的胸襟和创新的热望去自觉汲取外，他们知识结构和文化素养中的传统文学因子的迎合也是不可忽视的。中国传统文学本身就具有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认同空间。中国本来就有着极悠久的魔幻文学传统，中国文学中的志怪一脉源远流长。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译介进来以后，骤然契合并接通了中国已有的魔幻文学的审美旨趣。使中国作家很容易从心理上认同与接纳它。 作家汪曾祺曾说“中国是一个魔幻小说大国，从六朝志怪到《聊斋》，乃至《夜雨秋灯录》，真是浩如烟海”。中国确实有自己的魔幻文学传统。中国古代的魔幻文学主要由志怪小说和神魔小说组成。追溯起来，中国的志怪小说和神魔小说的始祖应该是神话《山海经》。《山海经》是中国第一部集中记录神话片断和原始思维的奇书，书中历述怪兽异人的地域分布和由此产生的神话和巫术幻想，其中有不少人神禽兽虫鱼异类合体的神奇想象，如人面鸟身，人面鱼身等。 西汉末年，因刘歆校定《山海经》，激起一股志怪小说的写作热潮，出现了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越发盛行。主要有干宝的《搜神记》等。在这些志怪小说中，写到了人鬼之间、人神之间、人与异物之间的种种变化互生，充满了神秘色彩，如《搜神记》“韩凭夫妇”写韩凭夫妇的精魂化为相思树和鸳鸯鸟的故事。在唐代主要是中、晚唐，以志怪述异为特色的作品有《玄怪录》《续玄怪录》，在宋代则有洪迈的《夷坚志》等。《夷坚志》记录了两宋之际政局变乱的怪异征兆，以及人们神神鬼鬼的生活，它把历史和虚幻、人事和怪异相交织，语多怪力乱神。 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是我国最伟大的神魔小说，它将玄奘取经的真实事件杂以神奇传说和佛教故事，描绘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神话世界。明代的神魔小说还有许仲琳的《封神演义》。《封神演义》主要叙写殷商与周的争斗，即武王伐封的一段史实。小说中，同属道教的阐教和截教却分为有善恶正邪之分的神魔两方，他们出于各自的目的或辅助武王，或助封为虐。作品写了许多奇形怪貌的人物及其奇能怪技，如雷震子肋下生有可飞翔的肉翅，双手能发雷刮风；哪吒系莲花化体，生有三头六臂。 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是一部带有极浓志怪色彩的作品，它将狐鬼世界和现实人间相互错综，显得亦真亦幻，扑朔迷离。 可见，鬼魅玄怪的叙述在中国古典时期的小说中是较为常见的。这些小说尤其容易让人联想到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从上述方面可以看出，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契合了我国魔幻文学传统，所以能受到中国作家的青睐。也正因如此，中国作家在对其进行借鉴时，比借鉴其他外国文学似乎来得更自然、更亲切和更成功。 （摘编自曾利君《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 材料二： 现在我们再看六朝时的小说怎样？中国本来信鬼神的，而鬼神与人乃是隔离的，因欲人与鬼神交通，于是乎就有巫出来。巫到后来分为两派：一为方士；一仍为巫。巫多说鬼，方士多谈炼金及求仙，秦汉以来，其风日盛，到六朝并没有息，所以志怪之书特多。像《博物志》全是怪诞之说，是受了方士思想的影响。 此外还有一种助六朝人志怪思想发达的，便是印度思想之输入。因为晋、宋、齐、梁四朝，佛教大行，当时所译的佛经很多，而同时鬼神奇异之谈也杂出，所以当时合中、印两国的鬼怪到小说里，使它更加发达起来。 明代的神魔小说也受了当时宗教、方士之影响。其时有方士李孜，释家继晓，都以方技杂流拜官，因之妖妄之说日盛，而影响及于文章。况且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大抵是互相调和，互相容受，终于名为“同源”而后已。《封神传》的思想，也就是受了三教同源的模糊的影响。助周者为阐教，助殷者为截教。我以为这“阐”是明的意思，“阐教”就是正教；“截”是断的意思，“截教”或者就是佛教中所谓断见外道。总之是受了三教同源的影响，以三教为神，以别教为魔罢了。 （摘编自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材料三：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寻根文学”较多地受到了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他们以“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和写作手法来表达对中国神秘而古老的民族传统的寻根。 “寻根文学”是一次中国作家在文学艺术中寻找民族文化、民族文学和民族意识的一种自我觉醒。寻根作家在文学和美学上对民族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和挖掘，寻找其积极向上的一面，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它以弘扬中国的优秀民族文化为己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进行肯定和发扬。 总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走出了一条创新和独特的路。中国魔幻现实主义，在意义上、表现方式上，都变成一种独立的体裁，在世界文学上也得到应有的位置。通过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实验，中国作家发现，不用把现代与传统对立起来，从现代角度来看，传统文化中也有深刻思想。李杭育的说法，会代表许多作家的共识，“东方人有自己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他的精神上的某些长处”。 （综合摘编自高岩《“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寻根文学”的影响研究》和伍来智《中国新时期文学接受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语境》） 材料一和材料二都阐释了中国古代志怪小说和神魔小说的演变，但侧重点有所不同，请简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①材料一侧重于对作品内容的介绍，如对《山海经》《封神演义》等的介绍。②材料二侧重于原因的探究，认为中国古代志怪小说和神魔小说流行的原因是受了宗教、方士的影响。 解析：材料一，“中国是一个魔幻小说大国，从六朝志怪到《聊斋》，乃至《夜雨秋灯录》，真是浩如烟海”“中国的志怪小说和神魔小说的始祖应该是神话《山海经》。《山海经》是中国第一部集中记录神话片断和原始思维的奇书，书中历述……《封神演义》主要叙写殷商与周的争斗，即武王伐封的一段史实。小说中……”，侧重于对作品内容的介绍，如对《山海经》《封神演义》等的介绍。 材料二，“现在我们再看六朝时的小说怎样？中国本来信鬼神的，而鬼神与人乃是隔离的，因欲人与鬼神交通，于是乎就有巫出来”“ 此外还有一种助六朝人志怪思想发达的，便是印度思想之输入”“明代的神魔小说也受了当时宗教、方士之影响”，侧重于原因的探究，认为中国古代志怪小说和神魔小说流行的原因是受了宗教、方士的影响。 【重庆九龙坡模拟测试】 材料一： 古诗是古人心声的真实记录，是展现先民人生态度的可靠文本，正如清人叶燮所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功名之士，决不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为敦庞大雅之响。故陶潜多素心之语，李白有遗世之句。其心如日月，其诗如日月之光。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读诗就是读人，阅读那些长篇短什，古人音容笑貌如在目前，这是我们了解前人心态的最佳途径。清人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中国古人评价文学家时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人品与文品并重。经过历代读者集体选择，凡是公认的大诗人，往往都是具备“第一等襟抱”的人物，其作品必然也是第一等真诗，从中可以感受真实心跳和脉搏，从而沦肌浃髓（编者注：透入肌肉和骨髓，比喻感受深刻）地领会传统文化精神。从《诗经》《楚辞》到明清诗词，都具有很高的阅读价值，如果兼顾作品的经典意义、阅读难度等因素，唐诗宋词应是我们的首选阅读对象。 唐诗宋词对于现代读者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先来看唐诗宋词到底写的是什么内容。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最古老的纲领，就是“诗言志”。到了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又提出“诗缘情”。有人认为二者是对立关系，但是初唐孔颖达在《左传正义》中说得很清楚“情志一也”。情志就是指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包括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也包括对万事万物的价值判断。唐诗宋词的内容跟现代人没有距离，因为诗词中表达的那些内容都是普通人的基本情感、基本人生观和基本价值观。比如喜怒哀乐，比如对真善美的追求，比如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保家卫国英雄行为的赞美，唐宋人如此，现代人也如此。所以唐诗宋词中典范作品所表达的内心情感、思考和价值判断可以传递到今天，启发我们更细致地品味人生意义和美感。 当然，唐诗宋词对于现代人的最大意义，是其中的典范作品可以提升我们的情操、气质和人格境界，有深远教育作用。且举李、杜、苏、辛为例。李白热情讴歌现实世界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其诗中蕴含强大精神力量。杜甫诗中充满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热爱天地万物的仁爱精神，是儒家思想积极因素的艺术表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形象凸现。苏轼在词史上首先打破晚唐以来词专写艳情的局限，他不但大量写作抒情述志、咏史怀古等题材，使词从音乐歌词向抒情诗转变，在以柔声曼调为主的传统词乐中增添高昂雄壮的因素。到了南宋，以辛弃疾为首的爱国词人把爱国主义主题变成当时词坛的主旋律，他们继承苏轼词中始露端倪的豪放词风，并以慷慨激昂和沉郁悲凉两种倾向充实了豪放风格。 总的来说，李、杜、苏、辛的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而且具有提升读者人格境界的熏陶作用。阅读唐诗宋词的典范作品，可以在审美享受中不知不觉受到人格境界的感染，这个过程就像杜甫所描写的成都郊外的那场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摘编自莫砺锋《在读诗读人中感受万千气象》） 材料二： 在如何阅读和鉴赏唐宋词的问题上，我很认同清末民初词论家况周颐的一席话：“读词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绝佳者，将此意境缔构于吾想望中，然后澄思渺虑，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这样，便能臻于“吾性灵与（词人之性灵）相浃而俱化”（《蕙风词话》卷一）的境地，照我看来，这种读词之法所重视与强调的。即是读者须与古代词人进行有关人生体验的“交流”与“对话”，如此才能达到两代人之间的精神沟通和心灵契合。此话如何理解？ 首先，从唐宋词人来说，尽管他们早已长眠地下，但其凝聚和贮存在那些不朽词篇中的人生体验却至今犹保持着顽强的生命活力。美国优秀作家福克纳曾说：“艺术家的宗旨，无非是要用艺术手段把活动——也即是生活——抓住，使之固定不动；而到一百年之后有陌生人来看时，照样又会活动——既然是生活，就会活动。”虽然唐宋词人在主观上或许并无此种意愿，但在客观上他们又通过写词而把其生命活动和人生体验“抓住”并“固定”了下来；而当后之读者重读这些词篇时，词人的歌哭啼笑、词人的音容笑貌，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就都会得到复活和浮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古老的唐宋词其实不老，尤其是它所贮存的丰厚人生意蕴则更保持着“常绿”的状态。故而读词实际就是在人生体验方面向前代词人“讨教”“求援”的过程，也是在古代先行者中间寻觅精神知音和良师益友的文化活动。这时，读者处于“受众”的地位，他们必须澄思渺虑，静静地倾听和深深地思索发自唐宋词人的种种心声。 其次，在此同时，读者在阅读和欣赏唐宋词时，却又会依据自身特定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对原作的意蕴作出多种多样的诠释和解读，并将自己的独特感悟融入到对原作之“词境”与“词心”的理解之中，这就会进而扩展和拓深原词的思想意蕴。读者在读词过程中并不是处于被动的状态，他们可以且肯定会将其自身的某些人生体验反射给唐宋词篇，缘此就形成了读者与前代词人之间的跨时代“交流”与“对话”。而惟有这样的读词之法——读者尽可能地调动自身的人生经验和艺术想象力，“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这才能真正把词读深读透。 （摘编自杨海明《唐宋词与人生》） 材料一和材料二都论证了现代人与古代诗词之间的关系，但论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请简要说明其不同之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①材料一侧重谈唐诗宋词对现代人的价值和意义；②材料二侧重谈现代人如何阅读和鉴赏唐宋词。 解析：结合“读诗就是读人，阅读那些长篇短什，古人音容笑貌如在目前，这是我们了解前人心态的最佳途径”“从《诗经》《楚辞》到明清诗词，都具有很高的阅读价值，如果兼顾作品的经典意义、阅读难度等因素，唐诗宋词应是我们的首选阅读对象”“唐诗宋词对于现代人的最大意义，是其中的典范作品可以提升我们的情操、气质和人格境界，有深远教育作用”等分析，材料一侧重谈唐诗宋词对现代人的价值和意义。 结合“首先，从唐宋词人来说，尽管他们早已长眠地下，但其凝聚和贮存在那些不朽词篇中的人生体验却至今犹保持着顽强的生命活力”“其次，在此同时，读者在阅读和欣赏唐宋词时，却又会依据自身特定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对原作的意蕴作出多种多样的诠释和解读，并将自己的独特感悟融入到对原作之‘词境’与‘词心’的理解之中，这就会进而扩展和拓深原词的思想意蕴”等分析，材料二侧重谈现代人如何读懂古代诗歌。 试卷第1页，共3页 试卷第1页，共3页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 【信息类文本阅读】第15问 信息类文本读，就是新高考语文试卷中的现代文阅读I。可作为信息类文本阅读材料的一般有论述文（政论文、学术论文、时评等）、新闻、访谈、传记、科普文章等。文本呈现形式灵活，既可以是非连续性文本，也可以是单篇的文本，近三年新高考试卷现代文阅读I部分都是选用的非连续性文本这一呈现形式。 第15问 简要分析几则材料内容的异同。 这类问法属于比较分析题，通常以主观题的形式出现。这类题的阅读材料多为非连续性文本，考查比较分析几则材料内容的异同。 常见问法 【2025·新高考卷I，第5题】1.与本文类似，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也把种树比作对待孩 子，二者的养护理念有什么不同？产生这种不 问法识别 同的原因是什么？ 这类问法的题，题干中常常出现“说明”“分 析”“概括”等动词和“侧重点”“异同”“不 同”等表答题方向的词语，可据此识别这类问 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22·新高考卷II，第4题】2.请根据材料 二，简要说明杨宪益与霍克思对译文艺术性的 理解有何不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8·全国卷I，第9题】3.以上三则材料中，《人民日报》《自然》《读卖新闻》报道的侧重点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问法剖析 第一步：速读题干，勾画比较点。审读题干，确定比较什么样的信息。 常见比较点有哪些？ 1.比较材料的陈述内容，看内容侧重点的异同； 2.比较作者评述性较强的句子，看观点倾向的异同； 3.比较数据的异同，分析作者列举数据的意图。 第二步：精读文本，确定范围。根据比较点，在文本中划定答题范围，划分层次，找出关键词语或语句，进行比对分析。 第三步：提取要点，组织答案。 如何提取要点？ 方法1 — “摘取法”，即摘取、加工文中的关键词语。 方法2 — “概括法”，即独立概括文意。 两种方法要结合使用，根据要求对答案进行“深加工”。 答题示例 【广东汕头市一模】 崇高体验与崇高感 材料一： 崇高体验是艺术家经由自然或社会的某种外在刺激所唤醒的压抑在内心的带有痛楚和狂喜成分的激情体验。艺术家面对浩瀚星空，想到物质不灭、人类渺小，产生透心的自卑，在大痛中奋生“震惊”的效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美国艺术评论家苏珊·桑塔格都认为，“震惊”是摄影等高度还原现实的技术带来的独特审美体验——如此精确透明的现实呈现，几乎无须观众的任何联想与想象。随后百年里，摄影技术深深影响了美术创作，更直接改变着“现实主义”的使命与意义：它不再以逼真再现为要义，而试图将客观真实升华为艺术的真实与情感的真实。从此角度而言，现实主义绘画所能带给观众的“震惊”，是对现实生活的精细揣摩、对动人瞬间的精彩捕捉、对人间真情的集中与释放，总之是客观世界不轻易示人的美学向度，是对现实的指引与凝练，使观者触摸到精神，并与之产生情感互动，而不是被动地观看。 在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美术创作中，凝固的历史瞬间被深度发掘、整理，最终在历史的脉络里，成为获得崇高体验的叙事形式。创作者们将战争的冷酷、悲壮与人性的脆弱、温暖相碰撞，艺术以生命的“痛感”，构建起国家与个人的联系，一种血肉相连的崇高情感，充实了现实主义的崇高精神内涵。 （摘编自张晴《彰显现实主义的崇高精神》） 【第5问】材料一和材料二关于崇高体验的论述角 问法识别 度、侧重点有所不同，请简要概括。 由题干中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简要概括”可知，本题属于这类问法，考查比较分析材料内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方法运用 第一步 速读题干，勾画比较点 第二步 精读文本，确定范围 第三步 提取要点，组织答案 阅读题干可知，两则材料均论述了“崇高体验”，但是论述角度、侧重点有所不同。由此可确定本题的比较点——两则材料关于崇高体验的论述角度、侧重点 材料一：第1段从艺术家的角度对崇高体验下定义并列举出哪些体验属于崇高体验，第2～4段从艺术家的角度写崇高体验的三个特征，第5段从艺术家的角度总结崇高体验和马斯洛提出的高峰体验的异同 从艺术家（创作主体）的角度展开论述，侧重论述艺术家崇高体验的产生及其特征 材料二：第1段从艺术作品的角度论证“震惊”体验如何获得，第2段从艺术作品的角度谈如何传达崇高体验，彰显崇高精神 从艺术作品（艺术家的创作）的角度展开论述，侧重论述摄影、绘画等现代艺术应如何传达崇高体验，彰显崇高精神 答案：材料一从艺术家（创作主体）的角度展开论述，侧重论述艺术家崇高体验的产生及其特征；材料二从艺术作品（艺术家的创作）的角度展开论述，侧重论述摄影、绘画等现代艺术应如何传达崇高体验，彰显崇高精神。 典型例题 【例1】 章太炎与中国文学 材料一： 章太炎从民族语文现代化的高度，对民族语文体系和书面文学体制展开了批判性反思，推动了清末民初文学的近代变革和现代转型。 在西来文艺审美和文学观念冲击中土的情况下，章太炎结合汉民族语文的基本特点和历史流变，循名责实，制名指实，推出“文学总略”说。1906年他在《文学论略》中提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他认为文字是区分书面文学与口语的根本标志，是文学得以确立和存在的基本指标。文学包括无句读文和成句读文。无句读文包括无所谓兴会神味的图书、表谱、薄录等。成句读文可分为有韵文和无韵文，有韵文包括赋颂、古今体诗、词曲等；无韵文则包括小说、杂文、历史等。成句读文大都有兴会神味，有韵文和小说、杂文以感人为主，亦有不感人者，而历史可感人，可不感人。章氏的这种界说继承清代朴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并将传统小学发展到现代“语言文字之学”的高度，在学理上深刻地揭示了文化本身的即物性和符号性，而“文学总略”说显然是一种从逻辑定义的角度对汉语文学传统的全面总结，它强调“汉字”对汉语文、文学和民族文化的重大意义，突出“汉字”在文化中的基础性内涵和作用，由此形成一种独到的“文字文化”论。 在当时一切价值有待重估的历史情况下，章太炎力排众议，独出机杼，推出了自成系统的文学“雅俗论”。雅俗论一方面强调为文要讲究“轨则”：“先求训诂，句分字析，而后敢造词也”，“工拙者系乎才调，雅俗者存乎轨则。轨则之不知，虽有才调而无足贵。”章氏认为一切文章文学观其会通，都有自己的文类，都有“自性”（即规律），自有“法式”和“雅俗”。但它们有其共性，即“文字性”。他认为人类文明、文化、文学归根结底的功能，就是书契记事，形诸文字。章氏强调“文字性”，就是要求文学以质实性和直接性为基础。文学在“文字性”的基础上衍生出艺术性，即在不以文害辞、以辞害意的前提下讲求装饰性和蕴藉性，达到“文质彬彬”。另一方面，雅俗论又从整体文化的高度，平视“雅”“俗”。“徒论辞气，大上则雅，其次犹贵俗耳。俗者，谓土地所生习，婚姻丧纪，旧所行也，非猥鄙之谓。”在这里，章氏把精英写作的书面文化与民间流传的通俗文化平等看待，既承认两者的互动，又强调“二者殊流”。这样的“雅俗论”不仅有效地打击了当时的古文“载道”说、桐城“义法”说和“骈文正宗”说，同时，平视雅俗的思路更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崛起的内在思想依据。 （摘编自童庆炳等《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价值观的演变》） 材料二： 中国文学史上直到1906年，章太炎才首次为文学下一定义：“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这一文学定义包括了文学文本和文学研究。他反对以有韵无韵区分，视前者为“纯文学”，后者为“杂文学”，而主张“文”无论有韵无韵，无论成句读不成句读，无论纯杂，“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而为言”。他的这种极为宽泛的文学定义，看似是一种没有定义的定义，竟然契合上了最近50年欧美文学界对文学范围的理解。仅举一例，法国的孔帕尼翁在反思何谓文学时说，广义上讲的文学指所有印刷品（或书写品），包括图书馆里的所有藏书（以及已然笔录在案的口头文学）。因为“文学”是一个含义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名词，想要以一劳永逸的方式提供某种终极的定义注定是徒劳的。今日的网络文学甚至已经不是印刷品，明天还会有什么更新的媒介作为文学平台更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力。文学理论讨论的文学定义，主要是在确立研究对象的范围以及特定的研究视角，期待从不同方面揭示被隐藏在文学背后的图景，从而在生活中对未来存有更为多彩多姿的想象。所以，我们必须结合章太炎定义中的下一句话“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来继续思考。能够成为我们研究对象的“文学”，不仅有作者要表达者，还有如何表达。而“如何表达”在更多的场合下，是与特定的“法式”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学的“现实”，即以作者的“文心”为研究“核心”。刘勰《文心雕龙·序志》开宗明义：“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其精美复杂如同雕龙，需要“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所以，文学研究也就应该将重心放在“法式”上。这样理解章太炎的文学定义，即便是最广义的含蕴，也仍然保持了文学的独特性。 所以在今天看来，章太炎的文学定义具有两大“异彩”：一是打破了狭隘的文学天地，其在当时的意义是有助于挣脱“纯文学”观念的作茧自缚，而在今天的意义则是可以与近50年来欧美的文学概念对话；二是将文学研究纳入文学范围，其意义不仅结合了“什么是文学”和“怎样研究文学”，而且引申出文学活动不是由作者和作品垄断，“研究”也不是“创作”的附庸的意涵。在现代西方文学批评史上，越来越多的批评家以其理论著作加入文学活动，诺斯罗普·弗莱就指出“这种把批评家视为寄生虫或不成功的艺术家的观念”是错误的。这两大异彩也许可以看作是对章太炎文学定义的“激活”吧。 （摘编自张伯伟《重审中国的“文学”概念》） 【问题】材料一、材料二画横线处，同是引用章太炎的观点，但作者的意图不同，请简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例2】 中国典籍的翻译问题 材料一： 中国学者进入典籍英译领域时间相对较晚，据现有汉学书目统计，中国典籍译本绝大多数是由西方汉学家或独立、或在中国合作者帮助下完成的。传教士以降的西方译者为中国典籍的异域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以往的西方译者翻译中国文化典籍时，大多采取迎合译语读者的翻译策略，翻译过程中曲解、误译中国文化之处比比皆是。此外，中国古代经典文本的语言具有语义的浑圆性、语法的意合性和修辞的空灵性这三大特点，使得绝大多数外国学习者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触及中华文化的内核。然而，典籍英译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世界介绍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让西方了解真正的中国。我们应当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典籍翻译实践和接受之间的窘况与差距，从典籍翻译大家身上汲取翻译的智慧，获取前行的力量和指导。在这方面，对杨宪益、戴乃迭（英国籍）合译的与英国人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译本的比较，是一个值得我们静下心来认真思考的课题。这两个译本于20世纪70年代出版，三位译者皆因此获得巨大声誉，也同时掀起了翻译界此后对两种译本经久不息的对比研究热潮。在这过程中，我们应深入了解中国典籍的外译事实，客观分析两种译本的优长与不足，将中国的本土经验和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相结合，取其精华，让中国的翻译研究与实践在传承和发展的良性循环中获得升华，在实践中不断培养和提高我们讲述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时代能力。 （摘编自辛红娟《中国典籍“谁来译”》） 材料二： 翻译思想是决定译者翻译行为和翻译结果的主因，只有通过其翻译思想，读者才能理解其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种种策略，也才能对这些策略所产生的译文进行更客观的评价。从霍克思的译本中可见，他对原文采取了大多时候“忠实不渝”、间或背信弃“意”的态度。为证此言，举个背信弃“意”的例子。《红楼梦》第一回中，曹雪芹用了一个较长的段落交代自己的写作目的，并说明选用“甄士隐”和“贾雨村”作为人物姓名的缘由，为读者理解整部小说进行铺垫。霍克思在其译本中大胆地省却了对这段文字的翻译，直接从“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译起。霍克思的省译，显然不是漏译或者不能译，最有可能的原因，是霍克思对其译本艺术性的考量。为了实现译本与原著在艺术性方面的等值或者说最大程度的接近，霍克思将“忠实”的对象定位于篇章层面。杨宪益的翻译可以称之为“临摹式翻译”。“临摹”是初学书画之法，就是照着一幅书法或者绘画描其形而逮其神，最终达到与原作的惟妙惟肖。临摹者往往会将忠实原作视为自己对艺术的全部追求，杨宪益翻译的《红楼梦》正是这样一件艺术性高超的临摹作品。 （摘编自党争胜《霍克思与杨宪益的翻译思想刍议》） 材料三： 从当下国际学界关于两百年《红楼梦》翻译史及诸种译本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对杨译本和霍译本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学界就这两种译本的翻译技术性问题有着相当细致的讨论。然而我所感兴趣的不是翻译的技术性问题，而是这两位译家及两种译本的语言修辞、文化身份、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的差异性等问题。杨宪益译本的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更注重推动英语贴着汉语文化观念的地面行走，所以杨译本不可遏制地透露出把中国文化传统及其风俗观念直输给西方读者的翻译立场，这也是杨译本失去西方英语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同于杨译本，霍译本的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超越了汉语《红楼梦》的字面意义，而旨在探求汉英双语背后两种异质文化观念之间相互理解与解释的适应性。他使用西方本土读者谙熟且可以接受的地道的英语及其文化、风俗等观念，以此来创造性、补充性与生成性地重构《石头记》，从而完成了两种异质文化观念之间的转换生成。 （摘编自杨乃乔《<红楼梦>与The Story of the Stone——谈异质文化观念的不可通约性 及其翻译的创造性》） 【问题】请根据材料二，简要说明杨宪益与霍克思对译文艺术性的理解有何不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真题演练 【湖北二模】 材料一： 北京中轴线蕴含了中华文明深刻的文化价值理念，展现着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风貌。我国自古以来讲究“以中为尊”“择中立国”，有着“敬天法祖、慎终追远”的传统，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而北京中轴线恰是这些思想的集中体现。 “中轴”的选址蕴含“中和”的哲学之思。《吕氏春秋》记载：“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古代天子受命于天，法天而治，因而都城选址讲究择中立国、左右对称，又秉承“象天设都、象天法地”的思想，以天上紫微星的方位确定地下帝王城的位置，都城扰以定点轴线铺展开来。选择中位设都，又彰显皇权之尊、政权之稳，使城市布局均衡有序、和谐稳定，从而实现国家杜稷安定，达成“和”之境界。此外，设庙建坛来源于“天人感应”的传统思想。古代皇权秉承君权神授的思想，天子率万民尊天地之位，法天地之道，赞万物化育，于固定时节或行重大事项前在庙坛行礼祭祀，奏中和韶乐，以虔诚之心求保万民、以礼乐之制达“天地之和”，从而达成“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 北京中轴线的传承演变更加彰显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北京中轴线历经五个朝代、七个世纪，经过历朝历代的扩建与修整，在快速发展的国际大都市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中轴线的设计最初见于魏晋南北朝邺城、洛阳城，城市开始出现中轴线规划格局，隋唐长安城进一步体现中轴线对称理念，明清时期皇帝在元大都的基础上进行扩建，将中轴线不断延伸扩充，而如今北京中轴线在累积历代文化遗存的基础上，又注入新鲜文化符号，如遵循中轴理念，修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传承传统礼制文明，将天安门广场作为国家盛大典礼举办之地。北京中轴线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文明的见证、历史的传承。 （节选自粟园、张磊《品读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风韵》） 材料二： 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秩序构建的过程。各种文化类型的秩序观，也必然在人们建造的聚落、城市形态上清晰地反映出来。 在早期人类文明中，普遍存在通过对天象的观测来理解世界运行规律的现象，许多建筑或城市形态也都与天象相关。中国古人则通过对北极星、北斗及相关星座的观测逐步建立起一套对天体运行规律的认知。北极星位于“天中”，北斗七星及其周围星座不断“围绕”北极星运转，北极星成为人们观念中决定天体运行的中心，具有了崇高地位，被认为是主管天体运行的“天帝”的所在。而在它周围紧邻的星座运行的范围构成了与北极星最为密切的空间区域，这一空间区域被称为“紫微垣”。 对于中华先民而言，将这种对天象运行规律的认识折射到人间，便成为构建人间秩序的必然途径。在这一秩序中，“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了“天”与“人”的关联点。在中国古代，帝王被认为“天子”是“受命于天”，通过实施天道来治理人民和国家。于是就有了“天子居中国，受天命，治天下”的观念，帝王的宫殿也就对应紫微垣，被称为“紫禁城”。寻找天下的中心是古人构建天地、天人关系的具有象征性的实践，如周代之初即有探寻疆域中心的实践。《周礼》有“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的记载，河南登封有周代寻找天地之中的“周公测景台”遗迹。 中国的一些早期都城依据星座位置和形象来布局重要的建筑或规划城市的形状，就是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例如，秦代都城咸阳的布局方式，就是将渭水对应银河，将咸阳宫对应紫微垣，将其他宫室、国家机构对应相应的星座位置。在如今北京中轴线建筑群初建时的大都城遗址中，其中心点的选择也具有同样意义。清乾隆帝在《皇都篇》中曾写到北京“上应帝车曰开阳”，并将北京对应北斗七星中的开阳星。这种天地之间的对应关系，不仅是中国古代都城的特征，同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重要特征。 《周易》说“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将光明、方位与善治关联在一起，这也使得坐北面南、南北的轴线关系具有了象征意义。轴线建筑群中，建筑之间严整的对位关系被赋于了美善合一的意义。公元10世纪，宋太祖赵匡胤在其宫殿整修之后，令部下将其宝座前的殿宇大门全部打开，面对严整对位的空间秩序，他对大臣们感慨到：“我心端直正如此，有少偏曲处，汝曹必见之。”这种观点深刻影响了中国都城空间的规划形态，并在北京中轴线的建筑空间形态上得到清晰的表达。 1267年，忽必烈规划了新的都城——大都，并以《周礼·考工记》中的理想形态为蓝本构建了中心建筑群。忽必烈和大臣刘秉忠首先选择了大都的中心点，筑中心台，并以此为基点营建整座城市。这种营建方式与之前各朝代都城营建方式存在明显的差别。此前都城大多以帝王大朝的殿宇为城市最重要的核心，按照“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的传统，布置皇城和大城，而大都以中心台为基点的具有创新性的营城方法，不仅体现了“天子择中立国”的思想，也构建了一种天地间的对应关系，表达了象天法地的思想。 （节选自吕舟《北京中轴线——中华文明的独特见证》） 材料一与材料二在论证方法上有相同之处，论证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请简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河南模拟预测】 材料一： 从自然地理角度来看，古代中国绝对是一个海洋大国，其海域广阔，海岸线漫长，自渤海以南，黄海、东海并一直延伸至南海，共拥有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以及1.4万公里的岛屿海岸线，曲折的海岸线孕育了80多个大大小小、分布均匀的优质海港以及140多个深水泊位，这为古代中国产生大港提供了必要的自然条件。 然而，中国的海岸线实际上也存在巨大的局限性，相较于日本与西欧等国群岛的星罗棋布以及海岸线的曲折回环，中国北方大量地区的海岸线不仅十分平直，且存在众多无法利用的滩涂地形，有的港口还存在较长时期的封冻期。 此外，中国古代的经济中心在南宋以前长期处于黄河流域，不管是统西北以御天下的汉唐，还是立都于天下之中的北宋，朝廷都将维持中原地区的稳定作为政权存续的头等大事，而这一时期的北方不仅不存在具有规模运输体量的稳定港口，更因黄河下游频繁的水灾而无法维系滨海地区的基本稳定。 因此，在中华五千年历史的前四千一百多年中，海运都不是符合现实需要的必要选项，只能徘徊在历史的边缘，偶尔才出现。 靖康之变后，“背海建都”的南宋王朝将偏安东南作为基本国策，并开始将海上贸易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以浙东、闽中及两广等东南沿海地区作为贸易基地，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鼓励海上商业运输，一度造就了颇为繁荣的对外海贸盛景。 忽必烈立大都(今北京)建立元朝，这个融合北方草原、中原旱作农业与江南水乡的庞大帝国完成了唐之后对中国的再次统一，同时也因其世界帝国的特殊属性而实行了更为开放的对外管理模式。这一时期，因南宋时代黄河南流而带来的巨量泥沙早已让隋唐大运河淤塞停摆，华北地区也因为长期战乱而无法实现经济自给，为了满足大都这个世界性都城的消费需求，元朝全面致力于运河的开通，完成了北运河(白河段至直沽)、南运河(天津至临清)、会通河的开凿与疏通。然而，元朝大运河的设计存在不少缺陷，最大的问题是会通河水源分配的不合理造成北段水量不足。此外，新开运河河道规格较低，加之黄河决口，侵塞运河等问题，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元朝通过河运远远不能满足大都的各项需求，于是，元朝不得不改由海运完成漕粮的北运。此后，元朝南北货物交通开始以海运为主，传统的内河运输首次退居次要地位。为了保持海运畅通，元朝设立海道都漕运万户府，于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开司署事。并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在直沽河西务(今天津市武清区)设都漕运使司，负责接收南来的粮食物资及所属各仓公务；又在大都设立京畿都漕运使司，负责将前司接纳的粮食物资运往大都各仓。然而，随着后期农民起义的爆发，海运日益衰落到至正十二年(1352)，漕粮征集和海上运输告终。 在明朝建立之后，海上运输也并未恢复元气，一方面是因为倭寇等海上力量对东南地区的滋扰日渐增多，让明太祖朱元璋下达了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另一方面则因明成祖曾言“海运多险”，后者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沿海地区海上航行的恶劣环境。 来自海洋的已知与未知的恐惧最终促使明王朝结束了南宋与元朝的官方海运时代，转而将精力重新集中到对大运河的疏浚之中。永乐年间，当沟通汶水(山东济宁一带)与卫河(山东临清一带)的会通河贯通后，“朝廷遂议罢海运，仍以陈瑄董漕运。议造浅船二千余艘，初运二百万石，寝至五百万石，国用以饶”。至此，海运已完全让位于内河漕运。 （摘编自王凯迪《古代中国的海运为什么总是干不连河运？》） 材料二： 随着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分离格局的确立，漕道成为沟通两大重要区域的最重要的通道，而这个通道主要是水道。在中国古代，水道的最大优势是往来便捷、承载量大以及便于长距离运输。这便决定了在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远距离分立的格局下，借用水道运输漕粮成了朝廷不二的选择。 政治中心都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撑，因此历代王朝都会十分重视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连接与控制，集权体制的政治背景和市场功能极其微弱的经济条件使漕运成为统一王朝建立伊始的不二选择。通过这种形式，朝廷完成了从地方(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征运粮金的目的漕运，水转谷也。水运可以是内河运输，也可以是海上运输。内河运道是自然河道加人工河道的组合，不仅修浚的成本巨大，而且长期维护与修复更是一项浩繁的工程；海运以自然水道为主，但具有巨大的潜在的风险。当南漕北运的格局形成之后，各王朝都没有把通过海运完成赋税运输作为优先考虑。 中国古代各王朝的经营重心在于内陆，尤其是宋代以后，内倾现象十分明显，它们着眼于内部空间的治理，海洋意识明显缺乏，这从国家的大政方针到朝野的各种认识皆有充分的反映。朝廷对于海域的关注，都是针对出现的问题，尤其是统治秩序与王朝安全的问题。其潜意识中海岸线几乎就成了边境线，因此，各王朝除了对外贸易的需要而有所涉及海域外，基本放弃对海洋疆域的治理与利用，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国家对东南海域知之甚少，水情的了解、水道的勘察与开发、海上运输技术等都近于一张白纸。既无观念上的重视，又无技术上的支持，因此东南海域的各种资源被长期弃之一边。 （摘编自吴琦《南漕北运：中国古伐漕运转向及其意义》） 两则材料都涉及到古代水运，但侧重点有所不同，请简要阐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甘肃武威模拟测试】 材料一：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自从屈原吟唱出这动人的诗句，它的鲜明的形象，影响了此后历代的诗人们。 “木叶”是什么呢？按字面解释，“木”就是“树”，“木叶”也就是“树叶”。可为何古诗中少见用“树叶”呢？一般的情况，大概遇见“树叶”的时候就都简称之为“叶”。这当然可以说是诗人们文字洗练的缘故。然而一遇见“木叶”，情况就显然不同，诗人们争取通过“木叶”来写出流传人口的名句。可见洗练并不能作为“叶”字独用的理由，那么“树叶”为什么无人过问呢？自从屈原在《九歌》里吟唱出了“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一句，发现了“木叶”的奥妙，此后的诗人们便将其一用再用，熟能生巧。而在诗歌的语言中，又不仅限于“木叶”一词，如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从“木叶”到“落木”，其中关键显然在“木”字。诗歌语言的精妙不同于一般概念，差一点就会差得很多，而诗歌语言之不能单凭借概念，也就由此可见。 那么，古代的诗人们都在什么场合才用“木”字呢？也就是说，都在什么场合“木”字才恰好能构成精妙的诗歌语言呢？自屈原开始把它准确地用在一个秋风叶落的季节之中，此后的诗人们都以此在秋天的情景中取得鲜明的形象。例如吴均的《答柳恽》说：“秋月照层岭，寒风扫高木。”这里用“高树”是不是可以呢？当然也可以。曹植的《野田黄雀行》说：“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这也是千古名句，可是这里的“高树多悲风”却并没有落叶的形象，而“寒风扫高木”则显然是落叶的景况了。“高树多悲风”借满树叶子的吹动，表达出像海潮一般深厚的不平，这里叶子越多，感情才越饱满；而“寒风扫高木”却是一个叶子越来越少的局面，所谓“扫高木”者岂不正是“落木千山”的空阔吗？然则“高树”则饱满，“高木”则空阔，这就是“木”与“树”相同而又不同的地方。“木”在这里要比“树”更显得单纯，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要说明“木”字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诗人们将语言形象中的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形成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而“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更多地想起树干，而很少会想到叶子。而“树”呢？它具有繁茂的枝叶，它与“叶”都带有浓荫的联想。所谓“午阴嘉树清圜”，这里的“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十分一致。由此可见，“树叶”并不比一个单独的“叶”字多带来些什么，而“木叶”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木”不但让我们想起树干，而且还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就树干而论，一般是褐绿色，这与叶也比较相近。至于“木”呢，它可能是透着黄色，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如我们所习见的门闩、棍子等。这种关于“木”的更为普遍的潜在的暗示，使“木叶”带上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有着疏朗清秋的气息。至于“落木”，则比“木叶”还显得空阔，它连“叶”字所留下的一点绵密之意也洗净了。 （摘编自林庚《说“木叶”》，有删改） 材料二： 所谓“移情作用”，指人在聚精会神中观照一个对象自然或艺术作曲时，由物我两忘达到物我同一；把人的生命和情趣“外射”或移注到对象里去，使本无生命和情趣的外物仿佛具有人的生命活动，使本来只有物理的东西也显得有人情。 移情作用是极端的凝神注视的结果，它是否发生以及发生时的深浅程度都随人随时随境而异。诗文的妙处往往都从移情作用得来。例如“菊残犹有傲霜枝”句的“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句的“相看”和“不厌”，都是原文的精彩所在，也都是移情作用的实例。 从移情作用，我们可以看出内在的情趣常和外来的意象相融合而互相影响。每个诗的境界都必有“情趣”和“意象”两个要素。情趣是可比喻而不可直接描绘的实感，如果不附丽到具体的意象上去，就根本没有可见的形象。我们抬头一看，或是闭目一想，无数的意象就纷至沓来，不成章法，不具生命，必须有情趣来融化它们，贯注它们，才内有生命，外有完整形象。 这个道理也可以适用于诗的欣赏，诗的境界也是情趣和意象的契合。比如说姜夔的“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一句词，便含有一个情景契合的境界，他在写这句词时，须先从自然中见到这种意境，感到这种情趣，然后把它传达出来，这个过程既是在创造也是在欣赏。作为欣赏者，我必须要使用心灵综合作用，融入自己的情趣，从词句中领略出姜夔原来所见到的境界，我既是在欣赏也是在创造。 因为有创造作用，我所见到的意象和所感到的情趣和姜夔所见到和感到的便不能绝对相同，也不和任何其他读者所见到和感到的绝对相同。每人所能领略到的境界都是性格、情趣和经验的返照，而性格、情趣和经验是彼此不同的。不但如此，同是一首诗，你今天读它所得的和你明天读它所得的也不能完全相同，因为性格、情趣和经验是生生不息的。诗与其他艺术作品都各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物质的方面如印成的诗集，它除了受天时和人力的损害以外，大体是固定的。精神的方面就是情景契合的意境，时时刻刻都在“创化”中。真正的诗的境界是永远新鲜的。 （摘编自朱光潜《诗论》，有删改） 材料一和材料二所写内容都与“意象”有关，但论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请简要概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安徽宣城模拟测试】 材料一：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的登陆，除了作家们以开放的胸襟和创新的热望去自觉汲取外，他们知识结构和文化素养中的传统文学因子的迎合也是不可忽视的。中国传统文学本身就具有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认同空间。中国本来就有着极悠久的魔幻文学传统，中国文学中的志怪一脉源远流长。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译介进来以后，骤然契合并接通了中国已有的魔幻文学的审美旨趣。使中国作家很容易从心理上认同与接纳它。 作家汪曾祺曾说“中国是一个魔幻小说大国，从六朝志怪到《聊斋》，乃至《夜雨秋灯录》，真是浩如烟海”。中国确实有自己的魔幻文学传统。中国古代的魔幻文学主要由志怪小说和神魔小说组成。追溯起来，中国的志怪小说和神魔小说的始祖应该是神话《山海经》。《山海经》是中国第一部集中记录神话片断和原始思维的奇书，书中历述怪兽异人的地域分布和由此产生的神话和巫术幻想，其中有不少人神禽兽虫鱼异类合体的神奇想象，如人面鸟身，人面鱼身等。 西汉末年，因刘歆校定《山海经》，激起一股志怪小说的写作热潮，出现了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越发盛行。主要有干宝的《搜神记》等。在这些志怪小说中，写到了人鬼之间、人神之间、人与异物之间的种种变化互生，充满了神秘色彩，如《搜神记》“韩凭夫妇”写韩凭夫妇的精魂化为相思树和鸳鸯鸟的故事。在唐代主要是中、晚唐，以志怪述异为特色的作品有《玄怪录》《续玄怪录》，在宋代则有洪迈的《夷坚志》等。《夷坚志》记录了两宋之际政局变乱的怪异征兆，以及人们神神鬼鬼的生活，它把历史和虚幻、人事和怪异相交织，语多怪力乱神。 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是我国最伟大的神魔小说，它将玄奘取经的真实事件杂以神奇传说和佛教故事，描绘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神话世界。明代的神魔小说还有许仲琳的《封神演义》。《封神演义》主要叙写殷商与周的争斗，即武王伐封的一段史实。小说中，同属道教的阐教和截教却分为有善恶正邪之分的神魔两方，他们出于各自的目的或辅助武王，或助封为虐。作品写了许多奇形怪貌的人物及其奇能怪技，如雷震子肋下生有可飞翔的肉翅，双手能发雷刮风；哪吒系莲花化体，生有三头六臂。 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是一部带有极浓志怪色彩的作品，它将狐鬼世界和现实人间相互错综，显得亦真亦幻，扑朔迷离。 可见，鬼魅玄怪的叙述在中国古典时期的小说中是较为常见的。这些小说尤其容易让人联想到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从上述方面可以看出，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契合了我国魔幻文学传统，所以能受到中国作家的青睐。也正因如此，中国作家在对其进行借鉴时，比借鉴其他外国文学似乎来得更自然、更亲切和更成功。 （摘编自曾利君《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 材料二： 现在我们再看六朝时的小说怎样？中国本来信鬼神的，而鬼神与人乃是隔离的，因欲人与鬼神交通，于是乎就有巫出来。巫到后来分为两派：一为方士；一仍为巫。巫多说鬼，方士多谈炼金及求仙，秦汉以来，其风日盛，到六朝并没有息，所以志怪之书特多。像《博物志》全是怪诞之说，是受了方士思想的影响。 此外还有一种助六朝人志怪思想发达的，便是印度思想之输入。因为晋、宋、齐、梁四朝，佛教大行，当时所译的佛经很多，而同时鬼神奇异之谈也杂出，所以当时合中、印两国的鬼怪到小说里，使它更加发达起来。 明代的神魔小说也受了当时宗教、方士之影响。其时有方士李孜，释家继晓，都以方技杂流拜官，因之妖妄之说日盛，而影响及于文章。况且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大抵是互相调和，互相容受，终于名为“同源”而后已。《封神传》的思想，也就是受了三教同源的模糊的影响。助周者为阐教，助殷者为截教。我以为这“阐”是明的意思，“阐教”就是正教；“截”是断的意思，“截教”或者就是佛教中所谓断见外道。总之是受了三教同源的影响，以三教为神，以别教为魔罢了。 （摘编自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材料三：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寻根文学”较多地受到了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他们以“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和写作手法来表达对中国神秘而古老的民族传统的寻根。 “寻根文学”是一次中国作家在文学艺术中寻找民族文化、民族文学和民族意识的一种自我觉醒。寻根作家在文学和美学上对民族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和挖掘，寻找其积极向上的一面，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它以弘扬中国的优秀民族文化为己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进行肯定和发扬。 总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走出了一条创新和独特的路。中国魔幻现实主义，在意义上、表现方式上，都变成一种独立的体裁，在世界文学上也得到应有的位置。通过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实验，中国作家发现，不用把现代与传统对立起来，从现代角度来看，传统文化中也有深刻思想。李杭育的说法，会代表许多作家的共识，“东方人有自己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他的精神上的某些长处”。 （综合摘编自高岩《“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寻根文学”的影响研究》和伍来智《中国新时期文学接受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语境》） 材料一和材料二都阐释了中国古代志怪小说和神魔小说的演变，但侧重点有所不同，请简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重庆九龙坡模拟测试】 材料一： 古诗是古人心声的真实记录，是展现先民人生态度的可靠文本，正如清人叶燮所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功名之士，决不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为敦庞大雅之响。故陶潜多素心之语，李白有遗世之句。其心如日月，其诗如日月之光。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读诗就是读人，阅读那些长篇短什，古人音容笑貌如在目前，这是我们了解前人心态的最佳途径。清人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中国古人评价文学家时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人品与文品并重。经过历代读者集体选择，凡是公认的大诗人，往往都是具备“第一等襟抱”的人物，其作品必然也是第一等真诗，从中可以感受真实心跳和脉搏，从而沦肌浃髓（编者注：透入肌肉和骨髓，比喻感受深刻）地领会传统文化精神。从《诗经》《楚辞》到明清诗词，都具有很高的阅读价值，如果兼顾作品的经典意义、阅读难度等因素，唐诗宋词应是我们的首选阅读对象。 唐诗宋词对于现代读者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先来看唐诗宋词到底写的是什么内容。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最古老的纲领，就是“诗言志”。到了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又提出“诗缘情”。有人认为二者是对立关系，但是初唐孔颖达在《左传正义》中说得很清楚“情志一也”。情志就是指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包括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也包括对万事万物的价值判断。唐诗宋词的内容跟现代人没有距离，因为诗词中表达的那些内容都是普通人的基本情感、基本人生观和基本价值观。比如喜怒哀乐，比如对真善美的追求，比如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保家卫国英雄行为的赞美，唐宋人如此，现代人也如此。所以唐诗宋词中典范作品所表达的内心情感、思考和价值判断可以传递到今天，启发我们更细致地品味人生意义和美感。 当然，唐诗宋词对于现代人的最大意义，是其中的典范作品可以提升我们的情操、气质和人格境界，有深远教育作用。且举李、杜、苏、辛为例。李白热情讴歌现实世界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其诗中蕴含强大精神力量。杜甫诗中充满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热爱天地万物的仁爱精神，是儒家思想积极因素的艺术表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形象凸现。苏轼在词史上首先打破晚唐以来词专写艳情的局限，他不但大量写作抒情述志、咏史怀古等题材，使词从音乐歌词向抒情诗转变，在以柔声曼调为主的传统词乐中增添高昂雄壮的因素。到了南宋，以辛弃疾为首的爱国词人把爱国主义主题变成当时词坛的主旋律，他们继承苏轼词中始露端倪的豪放词风，并以慷慨激昂和沉郁悲凉两种倾向充实了豪放风格。 总的来说，李、杜、苏、辛的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而且具有提升读者人格境界的熏陶作用。阅读唐诗宋词的典范作品，可以在审美享受中不知不觉受到人格境界的感染，这个过程就像杜甫所描写的成都郊外的那场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摘编自莫砺锋《在读诗读人中感受万千气象》） 材料二： 在如何阅读和鉴赏唐宋词的问题上，我很认同清末民初词论家况周颐的一席话：“读词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绝佳者，将此意境缔构于吾想望中，然后澄思渺虑，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这样，便能臻于“吾性灵与（词人之性灵）相浃而俱化”（《蕙风词话》卷一）的境地，照我看来，这种读词之法所重视与强调的。即是读者须与古代词人进行有关人生体验的“交流”与“对话”，如此才能达到两代人之间的精神沟通和心灵契合。此话如何理解？ 首先，从唐宋词人来说，尽管他们早已长眠地下，但其凝聚和贮存在那些不朽词篇中的人生体验却至今犹保持着顽强的生命活力。美国优秀作家福克纳曾说：“艺术家的宗旨，无非是要用艺术手段把活动——也即是生活——抓住，使之固定不动；而到一百年之后有陌生人来看时，照样又会活动——既然是生活，就会活动。”虽然唐宋词人在主观上或许并无此种意愿，但在客观上他们又通过写词而把其生命活动和人生体验“抓住”并“固定”了下来；而当后之读者重读这些词篇时，词人的歌哭啼笑、词人的音容笑貌，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就都会得到复活和浮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古老的唐宋词其实不老，尤其是它所贮存的丰厚人生意蕴则更保持着“常绿”的状态。故而读词实际就是在人生体验方面向前代词人“讨教”“求援”的过程，也是在古代先行者中间寻觅精神知音和良师益友的文化活动。这时，读者处于“受众”的地位，他们必须澄思渺虑，静静地倾听和深深地思索发自唐宋词人的种种心声。 其次，在此同时，读者在阅读和欣赏唐宋词时，却又会依据自身特定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对原作的意蕴作出多种多样的诠释和解读，并将自己的独特感悟融入到对原作之“词境”与“词心”的理解之中，这就会进而扩展和拓深原词的思想意蕴。读者在读词过程中并不是处于被动的状态，他们可以且肯定会将其自身的某些人生体验反射给唐宋词篇，缘此就形成了读者与前代词人之间的跨时代“交流”与“对话”。而惟有这样的读词之法——读者尽可能地调动自身的人生经验和艺术想象力，“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这才能真正把词读深读透。 （摘编自杨海明《唐宋词与人生》） 材料一和材料二都论证了现代人与古代诗词之间的关系，但论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请简要说明其不同之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卷第1页，共3页 试卷第1页，共3页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