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阅读 世界史--2024-2025学年高一统编版2019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下册

史料阅读-中外历史纲要下-世界史 亚历山大对外侵略扩张大事记 公元前336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被波斯帝国派来的刺客杀死在他女儿的婚礼上。腓力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20岁）继位。随后，他组建起一支由3万步兵、5000骑兵构成的东征军。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率军开始入侵波斯帝国。马其顿军队在小亚细亚打败波斯军队，随后占领整个小亚细亚。 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率军在叙利亚打败了大流士三世的10万波斯军，俘虏大流士三世的母亲、妻子、女儿。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率军侵占埃及。在尼罗河三角洲西部，建立了举世闻名的亚历山大城。 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率军在两河流域北部与波斯军队决战，占领波斯都城巴比伦和苏萨，缴获无数战利品。 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率军占领波斯波里斯，获12万塔兰特巨资，并焚毁波斯王宫，波斯帝国灭亡。 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率领军队侵入印度，公元前325年，由于士兵厌战，亚历山大被迫率军撤出印度。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患恶性疟疾病亡，时年33岁。他死后，在争夺王权斗争中，他的母亲、妻子、儿女都被反对派杀死。将领们纷纷拥兵自立为王，亚历山大帝国（寿命13年）分裂为四个希腊化的国家：托勒密王国（埃及和叙利亚），塞琉西王国（亚洲）、马其顿王国（本土）。 第三次布匿战争 公元前150年，努米底亚国王马西尼萨进犯迦太基，后者被迫向其宣战，罗马以迦太基破坏和约为借口，于公元前149年向迦太基宣战，第三次布匿战争开始。罗马军队在北非登陆后，迦太基曲意求和，答应交出人质和武器。但罗马人提出了及其苛刻的条件，令迦太基公民迦太基人愤然拒绝，起而抵抗。罗马军队围攻迦太基城两年未下。 公元前146年春，迦太基发生饥荒，瘟疫横行。“非洲征服者”小西庇阿领导下进攻迦太基郊外摧毁迦太基野战军后发起总攻，罗马血洗迦太基，迦太基市民经过六天六夜的浴血奋战后投降，二十五万公民仅约五万人幸存并被卖为奴隶，迦太基被西庇阿奉命摧毁，大火燃烧了三天三夜，罗马在此后建立阿非利加行省，从此迦太基成为历史中燃烧的森林灰飞烟灭。 在前后历时百余年的布匿战争期间，罗马在与迦太基及其盟友以及与地中海强国的反复争斗中，占领了欧、亚、非的广大地区，掠夺了大量奴隶和财富。 奥斯曼人攻陷拜占庭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 穆罕默德答应他的军队可以按照古代军事习俗，准许部下在破城后在城中强奸和抢掠三日。他也曾恐吓君士坦丁十一世，如果抵抗，城中平民将不能幸免（被屠杀）。土耳其人屠杀了很多平民。城中大批居民遭受强奸、洗劫或沦为奴隶。士兵按照在奴隶市场可以卖得的价格把人群分隔，少数老人及一些婴孩被当场杀害。士兵们为了争夺富有的元老院议员、美貌少年或少女而打斗起来。 蒙古西征 从1219年到1260年，蒙古汗国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西征，时间跨度达40年，涉及到中亚、东欧、西亚等地区，建立了庞大的帝国，总面积超过了3000万平方公里。这是人类文明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征服活动。蒙古西征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西征对当时的亚欧大陆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蒙古在西征过程中不断攻城略地，光是其战争破坏的威力就十分惊人。蒙古西征又采取了野蛮粗暴的方式，如果城池投降，就将居民移出，抢劫几日；如果城池是被攻陷的，那么就会被夷为平地，百姓遭到屠杀。 在第一次西征的时候，蒙古人就将许多中亚名城夷为平地，包括撒马尔罕、布哈拉等著名的城市。在第二次西征的时候，蒙古人摧毁了东欧平原的不里阿耳、基辅、布达佩斯等。第三次西征时，两河流域的千年古都巴格达被屠城，并破坏了这里维持了8000年的灌溉系统。 有资料显示，蒙古所有的征服战争一共使亚欧大陆减少了2亿人口，这个数据是包括战争死亡、屠杀死亡和饥荒等带来的人口死亡。其中，中国的金、西夏、南宋等一共损失人口达到了5000多万，而金国的损失竟然高达4000多万。那么，蒙古西征造成的人口损失大约就是1.5亿。 中世纪的自治城市 中世纪的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治。在中世纪城市形成之初，城市所在领地的领主往往在城市中享有一系列经济特权，但是，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市民也开始对封建领主进行斗争，他们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改变领主课税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城市市民与封建领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总是试图摆脱领主的束缚，达到自治的目标。在西欧的国家中，城市市民通常是王权反对封建割据的天然同盟军，为王权战胜封建领主、建立统一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世纪城市市民反对封建割据和争取城市自治，往往同王室联合进行。在法国，国王与城市市民也通过特许状而产生了关联，法国国王也被称作"公社之父"。国王通过为城市市民颁布特许状获得市民的信任，并且也为其与领主斗争争取到了同盟军。在英国，英王亨利二世即位后，为加强王权和大领主展开激烈的斗争，亨利二世得到城市市民的大力支持。在那些国王无力实现统一的国家，中世纪城市采用城市同盟的形式与割据势力抗衡。 封建领主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中世纪城市的兴起过程，因此也掌握了城市的司法权和行政权，城市与封建领主斗争的目的就是要夺回这些权力。在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城市一般采取金钱赎买自治权的方法，也有许多城市是采用武装斗争来达到目的的，譬如意大利的米兰和德国的科隆等。11世纪中叶，米兰市民掀起反对主教的斗争，将主教的军队逐出城外，最终获得了自治地位。从11世纪末到12世纪，法国东北部有四十多个城市通过武装起义的方式获得了自治权。 有些城市具有完全的自治权，如意大利中北部的一些大城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在完全自治的基础上建立起城市共和国，还取得了对周边农村地区的控制。也有一些城市仅取得了部分的自治权，由国王和城市代表共同管理，如法国的巴黎、里昂、南特，英国的牛津、林肯，等等。大部分中小城市限于自身力量，基本上没有自治权可言，一般都处于封建领主的直接控制之下。 城市的自治力量一般都来自行会。行会是对手工业、商业的成员进行规范管理和协调的组织，行会成员必须遵守行会的规定。在很多城市，当行会力量强大起来之后;，就进入政府，由行会成员担任政府要职，参与城市决策和管理。最有名的当属佛罗伦萨，其行会政府使城市实现了自治。然后，随着商业的发展，在行会中也出现了一些商业贵族和大商人、大金融家，他们逐渐控制了行会政府，并且使自治政府变为其个人或小集团的工具，成为新的领主对城市进行控制。在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城市的自治也是相对的，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情况。尤其是在中世纪晚期，许多自治城市都表现出向领主城市或城市国家的转变。 在德国，13、14世纪也出现了许多自治城市，由于这些城市都是在皇帝的帮助下，摆脱了地方教俗领主的控制，因此也被称作自由城市或帝国自由城市。譬如科降、奥格斯保、美因茨、沃姆斯、施派尔、斯特拉斯堡和巴塞尔。这些城市不再接受其领主的统治。直接处于皇帝治理之下的自由城市基本上自主，拥有自己的司法权，包括执行死刑的权力，这也是它们与其他隶属于任何领主城市的区别。这些城市还有权利和有义务直接派代表参加帝国议会，同时他们对皇帝也有一定的义务，比如交税、提供军队等。到14世纪，许多自由城市组成城市同盟，如莱茵同盟、士瓦本同盟，但最有名的当属汉萨同盟。汉萨同盟是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城市结成的政治、商业同盟，目的在于确保商路安全，维护商业特权，垄断北欧贸易。汉萨同盟下辖伦敦、布鲁日、卑尔根、诺夫哥罗德四大海外商站。汉萨同盟在鼎盛时期成员多达一百六十多个，其中德国北部的城市居于主导地位。汉萨同盟是为了发展商业而兴起的跨国城市同盟，到 15世纪中叶以后才逐渐解体。 城市兴起对西欧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 城市兴起对西欧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它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集中、方便的场所,为农业发展开辟了市场，因此又促进了商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并导致银行业的产生。 第二,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促使早期资产阶级出现。部分地改变了西欧封建社会内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 第三,促进了政体的改变。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市民阶级日益登上政治舞台。13、14 世纪,英国、法国等国的国王和旧的教俗贵族不得不允许城市代表参加政权，从而形成了英国的国会和法国的三级会议这类等级代表会议。 第四,为科学、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城市兴起后,经营工商业的需要产生了城市文化,突出表现在城市文学的产生和城市私立学校、大学的兴起,学校培养了一批新型的为市民服务的知识分子。 总之,城市的兴起、自治，促进了西欧封建制度的瓦解、资本主义和近现代西方文明的产生。 欧洲中世纪大瘟疫——黑死病（鼠疫） 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之一。起源于亚洲西南部，约在1340年代散布到欧洲。这场瘟疫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约7500万人死亡，其中2500万为欧洲人。根据估计，中世纪欧洲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于黑死病。 影响 黑死病对欧洲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动摇了当时支配欧洲的罗马天主教教会的地位，并因此使得一些少数族群受到迫害，例如犹太人、穆斯林、外国人、乞丐以及痳疯病患。生存与否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产生了“活在当下”（及时行乐）的一种情绪，如同薄伽丘在《十日谈》之中所描绘的一般。 起因及症状 通常认为，1346年，在蒙古军队进攻黑海港口城市卡法（又译克法，现乌克兰城市费奥多西亚）时，用抛石机将患鼠疫而死的人的尸体抛进城内，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细菌战。鼠疫原产中亚，其携带者是土拨鼠。1348年，一种被称为瘟疫的流行病开始在欧洲各地扩散。该病从中国沿着商队贸易路线传到中东，然后由船舶带到欧洲。（据我国有关资料记载：14世纪，鼠疫大流行，当时被称为“黑死病”，流行于整个亚洲、欧洲和非洲北部，中国也有流行。在欧洲，黑死病猖獗了3个世纪，夺去了2500万余人的生命。） 黑死病的一种症状，就是患者的皮肤上会出现许多黑斑，所以这种特殊瘟疫被人们叫做“黑死病”。对于那些感染上该病的患者来说，痛苦的死去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没有任何治愈的可能。 黑死病可能是一种淋巴腺肿的瘟疫，这种由细菌引起的传染病，在今天仍然被发现而且同样危险。这种病菌是由跳蚤的唾液所携带，带疫的跳蚤可能是先吸到受到感染的老鼠血液，等老鼠死后，再跳到人体身上，透过血液把细菌传染到寄生主的体内。黑死病因其可怕的症状而命名，患者会出现大块黑色而疼痛并且会渗出血液和浓汁的肿瘤。受感染的人会高烧不退且精神错乱。很多人在感染后的四十八小时内就死掉，但亦有少数人能够抵抗这个传染病和存活下来。 因黑死病死去的人如此之多，以至劳动力食缺。整个村庄被废弃，农田荒鞠，粮食生产下降。紧随着黑死病而来的，便是欧洲许多地区发生了饥荒。 另外据考证，黑死病的大爆发也与中世纪欧洲大量的屠杀所谓女巫有关，因为当时的普遍信仰宗教欧洲人认为猫是女巫的宠物和助手，所以猫被大量的消灭，以至于在当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猫在欧洲绝迹。黑死病重要的传播媒介老鼠则在这条断裂的生物链中以几倍数量增长，为黑死病的爆发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灾难 黑死病从中亚地区向西扩散，并在1346年出现在黑海地区。它同时向西南方向传播到地中海，然后就在北太平洋沿岸流行，并传至波罗的海。约在1348年，黑死病在西班牙流行，到了1349年，就已经传到英国和爱尔兰，1351年到瑞典，1353年到波罗的海地区的国家和俄罗斯。只有路途遥远和人口疏落的地区才未受伤害。根据今天的估算，当时在欧洲、中东、北非和印度地区，大约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口因而死亡。 许多城镇因此人口大减，上至领主下到农奴都不能幸免，而这些人都对社会都有一定价值，他们若非从事农耕便是其它工作，一旦他们移居到城市，就会加速瘟疫的传染。黑死病盛行的后期,由于肥皂的发明,使其感染几率下降,最后直到灭绝。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先驱薄伽丘在1348-1353年写成的《十日谈》就是瘟疫题材的巨著，引言里就谈到了佛罗伦萨严重的疫情。他描写了病人怎样突然跌倒在大街上死去，或者冷冷清清在自己的家中咽气，直到死者的尸体发出了腐烂的臭味，邻居们才知道隔壁发生的事情。旅行者们见到的是荒芜的田园无人耕耘，洞开的酒窖无人问津，无主的奶牛在大街上闲逛，当地的居民却无影无踪。 为了逃避死亡，人们尝试了各种方法，他们祈求上帝、吃精细的肉食、饮用好酒……医生们企图治愈或者缓和这种令人恐惧的症状，他们用尽各种药物，也尝试各种治疗手段，从通便剂、催吐剂、放血疗法、烟熏房间、烧灼淋巴肿块或者把干蛤蟆放在上面，甚至用尿洗澡，但是死亡还是不断降临到人间。一些深受宗教束缚的人们以为是人类的堕落引来的神明的惩罚，他们穿过欧洲的大小城镇游行，用镶有铁尖的鞭子彼此鞭打，口里还哼唱着：“我最有罪”。 而在德国的梅因兹，有1.2万犹太人被当作瘟疫的传播者被活活烧死，斯特拉堡则有1.6万犹太人被杀。只有少数头脑清醒的人意识到可能是动物传播疾病，于是他们把仇恨的目光集中到猫狗等家畜身上，他们杀死所有的家畜，大街上满是猫狗腐败的死尸，腐臭的气味让人窒息，不时有一只慌乱的家猫从死尸上跳过，身后一群用布裹着口鼻的人正提着木棍穷追不舍。没有人会怜悯这些弱小的生灵，因为它们被当作瘟疫的传播者。 中世纪欧洲猎杀女巫运动 在14-17世纪的欧洲兴起了一场打破神权，“以人为本，强调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在复兴运动的同时，由教会主导的欧洲同样兴起了另一场专门迫害女性的运动—"女巫审判"。基督教不仅迫害哥白尼、伽利略等先进知识分子。还迫害女性，教会发起“猎杀女巫”（迫害女性）行动，长达三百年，害死成千上万个少女。 女巫起源于古希腊，跟“猎杀女巫”行动扯上关系还要从1347年的黑死病说起，黑死病最开始从意大利爆发，最后传给了整个欧洲，死神从1347年到1353年，这短短12里带走2500万欧洲人，死亡人数占到了当时欧洲总人数三分之一，比二战的死亡人数还要惨重。 黑死病让欧洲人沉浸在死亡的恐惧里，欧洲人再也不信上帝会保佑他们，就将怨气转嫁到宗教上。欧洲中世纪，宗教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甚至凌驾于君主之上，教会成员如果再不平息民众怒火他们可能地位不保，教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就把火烧到女人身上，将她们污蔑成女巫，1484年，教皇英纳森八世发布清算女巫的檄文，说是她们将疾病带到了人间。 当时的民众普遍没接受过教育，教皇说什么就信什么，哪怕再天马行空的说辞都相信，正好他们一肚子怒火也不知道往哪发，就将女巫当成罪魁祸首。 1479年，昏聩的罗马天主教教皇英诺森八世提拔了两个官员为德国及莱茵河地区的异端裁判官，他们分别是传教士海因里希和雅各布。 （顾名思义，异端裁判官就是有权对异教徒、异端邪说进行判决的官员，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异端裁判所”。借助这些机构和官员，教廷可以轻而易举地对持不同看法的人实行迫害。） 1487年，两人合写了猎杀女巫的“专业指南”——《女巫之锤》—书。《女巫之锤》的开篇写道:“否认妖魔巫术存在的人就是异端”。这句话相当厉害，首先就把人们纳入思想的大一统中，如果你敢有不同想法，那么对不起，你就是妖魔鬼怪牛头马面异端邪说，杀无赦。 接着，两名作者在书中指出，女人是万恶之源，她们更易受到巫术控制，兴风作浪，为祸人间。要辨认这些害人的女巫，除了严刑拷打之外，还有各种所谓的测试法，试举其中几例: 铁烫法:用烧红的铁块去烫被指是女巫的女子，如果有烫伤，就说明她是女巫（多新鲜啊，只要是肉眼凡胎都会被烫伤)。 针刺法:把疑似女巫的人剥光，用针刺遍全身，若某一部位没有感觉，就会被当作女巫（估计刺得多了，人的感觉也就麻木了。用此法，几乎会被当作女巫)。 沉水法:当时的欧洲人认为，女巫是木头制成的，把一个女人绑住手脚扔进水里，如果她浮在水面上，就说明她是女巫，必须受火刑（这种方法最狠，只要被怀疑就必死无疑)。 还有一个说法，由于传说中的女巫骑着扫帚满天飞，那好，就称一下体重，体重过轻的一律被当成女巫。为啥?体重轻才能飞得起来嘛!或许这样—来，当时的欧洲女性也会以肥为美。 用脚趾头都可想到这些法子荒诞无比，可谁让这本书的作者手里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呢?在教廷独大的社会体系里，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是很容易的事儿。 更要命的是，早在这本书出版之前25年，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就已经发明了用26个拉丁字母制版的印刷技术，从而使得这本满纸荒唐言的书迅速在欧洲传播开来。 谎言重复一千遍，也就成了真理。借助古腾堡的技术，两名异端裁判官的谎言何止重复了一千遍!最初还对女巫是否存在持半信半疑态度的人，看了书后也信以为真了。于是，各种投诉某某女子为女巫的信件如雪片般寄到两名异端裁判官那里。这其中，有的确受到他们蒙蔽而指认他人的人，但也不乏借机报复者。 在德国巴伐利亚州一个叫班贝克的小城，约6000人口中，5年内有600人因“女巫”罪名被处死;同时期在另一座有6000人的德国小城维尔茨堡，则有近900人冤死，差不多平均每家都有一名“女巫”。 在当时德国的弗赖堡，有个叫雅克的裁缝，他手艺娴熟，在1562年成为了弗赖堡市的一名官员。虽然事业蒸蒸日上，可雅克在家庭生活上却不尽如人意，他和原配生了两个女儿。后来原配病逝，他又续弦，娶了一名叫玛格蕾塔的女子为妻，并与她生下一儿一女。 多年后的一天，一个肉铺的伙计闲聊时说玛格蕾塔是女巫，尽管他马上反应过来，承认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但“玛格蕾塔是女巫”的话还是传遍了弗赖堡市。什么叫做“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就是。又过了几年，雅克年老病死，他与前妻所生女儿的丈夫与玛格蕾塔展开了夺产大战。 寡妇玛格蕾塔是“女巫”的旧话被他重提，这一次，这种说法显现了它的杀伤力。1599年2月19日，玛格蕾塔被捕入狱，严刑拷打之下，她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女巫。一个多月后，玛格蕾塔被处极刑，尸体被扔到柴火垛上烧掉，以彻底消除“巫体”。 在当时，天气突变也会和女巫扯上关系，最终还是无辜良民遭殃。如1562年8月3日，德国小城威森施泰本来阳光明媚，到了中午却突然狂风大作，继而暴雨倾盆，冰雹也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当地居民损失惨重。老天爷为何突然变脸呢?当时没有气象台，没有天气预报，因此人们只能问鬼神了。于是乎，人们相信，这一切都是女巫搞的鬼。就这样，教会和法官开始大肆抓捕“女巫”。这年年底，因为此事，共有63名“女巫”被处以火刑。 要真有呼风唤雨的本领，那些女人怎么可能乖乖接受处置呢?可没人考虑这个问题，人们只会感谢法官和牧师“为民除害”，这些掌握别人生死大权的家伙也可以借机捞钱——向死者家属索要火刑的木柴钱和举办庆祝宴会的钱。清除女巫的运动很快由德国蔓延至整个欧洲，各地的异端裁判所开足马力，将一名又一名“女巫”处于极刑并焚烧。一时间，“新鬼烦冤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含冤而死的还包括大量的猫。当时欧洲人把猫看作是女巫的帮凶，于是猫躺着也中枪了。 在瑞士，人们把猫装满袋子，然后扎紧袋口，用刀猛戳，直至把猫全部刺死;在丹麦，人们还把猫从高高的钟楼上丢下来……可以说，当时的人虐猫，绝对比现在网络上流传的那些虐猫视频手段残忍。猫没了，老鼠随之繁盛起来，偷吃粮食倒在其次，传播鼠疫才是致命的。肆虐欧洲的黑死病，从14世纪中期开始，能持续3个世纪，跟猫被大量捕杀也有一定关系。 后记 17-18世纪，欧洲掀起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这场运动被称为“启蒙运动”，人们终于不再盲目相信教会说的话。1782年，瑞士东部城镇格拉鲁斯，一个叫安娜·戈尔蒂的女子被雇主指控为“女巫”。这年6月，戈尔蒂被处于极刑，尸体被焚烧，成为欧洲最后一名被处死的“女巫”。 到底有多少人在这场持续了300年的运动中无端丧命?由于年代久远、当年的法庭记录多已失传，因此至今没有一个比较确切的数字。有专家认为是十几万，还有专家则表示可能达数百万之多。“猎杀女巫”行动从1484年到1782年，这300年里害10几万花季少女命丧黄泉，虽然说时代进步的路上总会有牺牲品，但这些少女牺牲得太无辜，原本可以不用牺牲却因为人们落后的思想和残暴的教会白白丢掉性命。 割礼之殇：非洲少女的残酷梦魇 割礼盛行于中东和非洲部分国家。女性阴蒂割礼是一种仪式，于四岁至八岁间进行，目的是割除一部分性器官，以免除其性快感，并且女性割礼确保女孩在结婚前仍是处女，即使结婚后也会对丈夫忠贞。 割礼在全球30多个国家普遍存在：女孩在14岁之前如果不接受阴蒂割礼，她就会嫁不出去，这在家人和旁人看来是不能容忍的。而对于当今医学以及女孩的身体健康来讲毫无积极意义可言。这是对女性的一种残酷的伤害。 出于传统、文化或宗教因素，非洲不少国家的少女，避免不了被实施“割礼”的厄运。对女孩来说，被一点点割去阴蒂、阴唇的割礼仪式可谓是梦魇一场，其手法之残忍血腥令人发指，因此也一直受到国际各方舆论的诟病。 据了解，非洲割礼的习俗已有4000多年历史。当地人认为，女孩割礼在很大程度上是贞操观的体现，去除女孩性敏感部位，封闭女孩阴道，可使他们失去性欲，免除性快感。 女性的割礼极为残忍，大都在没有任何麻醉之下就对女孩施行这项手术，割礼由女孩的母亲及女性亲戚操刀，而且父亲必须站在门外象征性地守护这项工作的进行。少女坐在一张几乎不曾清洁过的椅子上，有多位妇女按住她。 在实施割礼的过程中是不会给女孩打麻醉药或喂止痛药的，只用冷水帮女孩镇痛。 据估测，目前全世界有超过1.3亿女性被迫接受割礼。世界很多人权组织指责割礼是对女性人权的践踏，是对女性的严重伤害。 自上世纪60年代起至2015年，在国际社会和进步人士的努力下，非洲已经有25个国家颁布了禁止施行割礼的法律，或者口头宣布禁止女子割礼，包括贝宁，布基纳法索，中非共和国，乍得，科特迪瓦，吉布提等国，违反法律者将被监禁。 效果并非没有，但似乎并不显著：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4年的资料，在参与调查的29个非洲和中东国家中，女孩接受割礼的的比例比30年前仅仅低了1/3。 说来令人惊讶的是，这种陋习依旧根深蒂固的原因更可能在于受害者们自己——割礼固然痛苦，但在有此习俗的地区，基本都是女性在组织或管理这一系列手术的进行。 自己经历过的痛苦再“传承”给下一代，反正也没有说不的权利。 伊斯兰，怎么解？ 作者：青山不改 来自知乎 伊斯兰的起源 佛教在印度的毁灭 佛教在印度的衰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1世纪伊斯兰军队的入侵给了佛教致命的打击。伊斯兰军队对佛教寺院进行了大规模的毁坏和掠夺，佛教徒大量被杀或者被迫改变信仰。那烂陀寺是全印度的第二大寺院，藏有数百万册典籍，1193年被伊斯兰军队纵火烧毁。那烂陀寺的主持是戒贤法师，也就是玄奘的师傅。1203年，大乘佛学中心超戒寺被伊斯兰军队所焚毁，标志着佛教在印度本土被彻底毁灭。近代学者根据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记载，在印度比哈省的巴腊贡发现了超戒寺的宏大遗址。 基本概念 伊斯兰的概念里面，很重要的是对卡菲勒的理解。 卡菲勒定义的核心是“知而不信”，指知道了伊斯兰却不信伊斯兰的人。其逻辑是这样的，我坚信伊斯兰是真理，如果你不信伊斯兰，就是不信真理。卡菲勒就是指否认伊斯兰是真理的所有人。在教徒眼里，卡菲勒是肮脏的，注定只有一个下场，就是死后下火狱。不需要多解释，直接看《古兰经》 怎么说： 不信道者而且否认我迹象的人，是火狱的居民，他们将永居其中（2:36） 信道者、犹太教徒、萨比教徒、基督教徒，凡信真主和末日，并且行善的，将来在主那里必得享受自己的报酬，他们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2:64） 须知真主是仇视不信道人们的（2:98） 他们将永居火狱，不蒙减刑，不获宽限。（2:162） 你们要与他们战斗，直到迫害消除，一切宗教都归真主（8:39） 对于基督教、犹太教和拜火教徒,伊斯兰教义中用“有经者”一词来称呼，他们的地位比卡菲勒稍高一点，可以通过纳税来获得下等人的地位。 在美国设立的伊斯兰学院，其一年级的填空题是这样的：　　 －－除____之外的其他宗教都是假的。 －－伊斯兰以外的人死后进入____。 第一题的答案是"伊斯兰"，第二题的答案是"地狱"。 伊斯兰的特点 一、教比国先 二、简单易学 伊斯兰的运行模式，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一切都给你规定好了，根本不需要动脑思考，非常适合较低文化的人群快速入门。这种简单却标准化的仪式（清真言、礼拜、斋戒、朝觐），塑造出来一种超乎寻常的平等感，并通过群体互助、社会慈善、医疗帮助等活动，形成对社会底层人群的强大吸引力。 简单来说，教义规定了教徒吃饭、着装、借钱、婚姻、借贷等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对怎么上厕所、如何性行为都有细致规定，这就把教徒与非教徒形成了事实上的隔离状态，穆斯林从小就在这样封闭的环境中长大。 教义规定一天祈祷五次，所有穆斯林不论贫富和社会地位，都是穿一样的袍子，占同样一样大小的地方，每天向一个方向以同样的姿态和节奏跪拜五次，也就是每天自我心理暗示五次，每周还要集中训练，通过数十年如一日的大脑刺激，必然形成高强度的条件反射。 人的世界观大都是儿童少年时形成，到20岁左右基本固化，所以后天的教育很难进行调整。 三、标准化 【那些是明晰的经典的节文，我确已把此经降示为阿拉伯语的古兰经。】（优素福章：1-2节） 伊斯兰教并没有原教旨主义这一说。因为伊斯兰教的教义就是，必须完整执行《古兰经》上说的每一个字。禁止改动任何一字，违背任何一句话都可视为叛教。所以理论上连翻译都是禁止的，因为翻译不能完美传达古兰经原意。这种严格禁止转述，翻译和断章取义的规定，就保证了《古兰经》不会被曲解。也就是说，全世界的教徒，不管是温和派还是激进派，都是念同一本经。 不止如此，礼拜中只许以阿拉伯语诵读古兰经，确保了全世界的教徒都是念标准《古兰经》。这和其它宗教明显不同，所以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是念同样语言的古兰经。教徒对经文的信奉自然会转化为对阿拉伯语的热情。 经常有教徒发言称ISIS（伊斯兰国）是对伊斯兰教义的背叛，其实大家都看同样的经文，所有的信徒都认为自己在遵守准则，到底以谁的解释为准，谁有资格代表正宗的伊斯兰？这就是伊斯兰的困境与悖论。 四、封闭系统 伊斯兰以宗教的形式出现，更是完整的社会组织方式，包括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文化形态、历史传统，甚至时代特性。 对个人来说，《古兰经》和《圣训》，不但昭示着过去和未来，而且更是在现在直接规范着人们的衣食住行、言行举止等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政治纲领 共同理想——为主道而奋斗，向全世界传播伊斯兰，死后进乐园。 平等主义——只要信教，不问来历，不问出身，不问肤色，人人平等。天下穆斯林是一家。 注：伊斯兰教义充满各种歧视，对异教徒的歧视，对女性的歧视，当然结不出平等之果。 女人在伊斯兰世界算是附属品，男人可以合法打骂女人，重复说三遍就可以休妻。 中东叙利亚伊拉克战乱，大量穆斯林流离失所，近在咫尺的穆斯林国家却拒绝接纳任何穆斯林难民，热情接纳穆斯林难民的却是德国的基督徒。 当然，那些敌对派系的穆斯林比卡费勒更邪恶。 敌人——所有不信主道的卡费勒。 社会架构 法律系统－－以《古兰经》《圣训》为基础的伊斯兰教法 民政系统——清真寺组织慈善活动、救济贫困穆斯林、提供婚姻服务等。 整风运动——无论贫富和地位，每年禁食一个月，期间停止娱乐和战争 税收体系——天课 基层堡垒——清真寺 教 导 员——阿訇 个人规范 个人吃饭－－不吃猪肉，不喝酒 个人穿衣－－按照教法（头巾等） 个人卫生－－上厕所不用纸，左手法则等 性 活 动－－略 个人婚姻－－必须是穆斯林 个人信仰－－严惩叛教改宗者 政治学习－－每天五次祷告，阿訇宣讲、一生中必须回总部基地受训一次 通过事无具细的行为规范，辅以长期的封闭的群体活动，教徒们会形成独特的生活习惯，和其他非教徒形成巨大差别，这个过程越痛苦越漫长，产生的群体认同感就越强烈。。 穆斯林的群体感极强 这种群体内的强烈认同感，又会强化与其他族群的疏离感。随着人类工业化后伊斯兰世界展现出的整体落后，这种疏离感越发强烈，信徒就会越痛苦。心理越是痛苦，则更会加强其信仰。 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接受现代大学教育的教徒，却依然止步于教义的精神世界，其秘密就在于封闭性和重复性。毫不夸张的说，伊斯兰教义的封闭性和重复性，做到了各类意识形态的极致。一旦进入这个系统，再想脱离是极为困难的，一是因为很难生存，二是因为需要和过去的自我保持距离。 另外其封闭性，还导致教徒与非教徒的对立，既然伊斯兰已经是完美，异教徒都是低级肮脏，那伊斯兰无法从外界汲取营养，向异教徒学习就是背判。历史上那些呼吁伊斯兰改革的有识之士，大都没有好下场。 伊斯兰的封闭性，可以举印刷术的例子。印刷术的发明解决了人类知识快速低成本传播的问题，对人类文明传承和社会进步有着无以伦比的革命性意义。欧洲十五世纪中叶德国人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却被近在咫尺的伊斯兰世界拒绝三百年，因为这是由异教徒发明的，不能用于印刷《古兰经》，直到1717年，印刷术才第一次在土耳其使用，而印刷术进入埃及是在1798年。 伊斯兰教法 伊斯兰教法是一套真正意义上的完整法律体系，这是伊斯兰和基督教、佛教等宗教的根本不同，是体现其“政教合一”的关键特征： 1、伊斯兰教义的基本法典，是《古兰经》和《圣训》，《古兰经》是原则，《圣训》是细则，《古兰经》和《圣训》的地位高于一切。伊斯兰的法学、哲学、伦理、文学等等，都是在古兰经和圣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2、根据伊斯兰教法理论，只有独一无二的真主才有立法权，由人所组成的政府并不享有立法权。因此，伊斯兰教法的唯一法典就是《古兰经》。在《古兰经》没有涉及到的领域，则由法学家根据古兰经的原则，通过类比、演绎、公议等方法做出补充规定。 3、伊斯兰教法的内容包括宗教法、行政法、诉讼法、刑法、民法、商法等等，可谓无所不包，对人类生活所有可能涉及到的方面都进行了详尽的探讨和规定，甚至对很多生活中不可能遇到的事情，都通过假设问题，做出了预先规定。 4、遵守教法是穆斯林的宗教义务，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必须以教法作为自己唯一遵守的行为准则。各个教法学派公认，如果一个穆斯林拒绝遵守教法，这种行为应被视为叛教。对于这样的穆斯林，应给予处罚、监禁、甚至处死。 以温和的《伟嘎耶教法经》为例了解伊斯兰教法。 《伟嘎耶教法经》全书共分14章，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一章出征章和第十二章叛教章，它都作了哪些规定。 第十一章 出征章。这一章的内容是关于伊斯兰教“圣战”的规定： 教法中明确对异教徒的圣战，出征章可谓开篇明义：“出征是付天命。在与敌人作战的初期，只要部分穆斯林出征，其他人则责任脱去。无人出征则全体犯罪。”也就是说，穆斯林必须保持与非穆斯林的交战状态，这是真主的命令，不可以任何理由加以推脱。不一定每个穆斯林都要参与战斗，但没有人投入与非穆斯林的战斗则是绝对不允许的。 如果穆斯林是生活在非伊斯兰国家中，“敌人”（非穆斯林）占据优势，那该怎么办呢？《伟嘎耶教法经》的规定是：“敌人不服从教法的，他们所有的权利，财物者是不受保护的。无能力制服他们时，暂服从他们的规定。” 这有二层意思，一方面，如果穆斯林占优势，只要非穆斯林还没有投降，那么对穆斯林来说：“他们所有的权利和财物不受保护”，穆斯林对他们干什么都可以，教法都是允许的。另一方面，当穆斯林处于劣势，只要有利于伊斯兰的扩张和传播，任何退让、欺骗或甚至投降，都是允许的。 对于战争的结局，出征章指出：“若我方包围了敌人，号召他们信教。若已奉教以善待之，若不肯奉教，就地消灭或逐出他们，或和谈。由不奉教的交人丁税。”也就是说，在穆斯林的进攻面前，非穆斯林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皈依伊斯兰教，要么缴纳人丁税。如果两者都不愿意，那么就只有被消灭或驱逐。《伟嘎耶教法经》说：“人丁税不是同情叛逆者，只是惩罚他们坚持叛逆。若奉教则可原谅而不纳税，否则‘直到他们卑贱地亲手交出人口税’。所以直到奉教或死亡，人丁税才消。”人丁税是对犹太教、基督教和拜火教徒的制度化的侮辱。 第十二章 叛教章 这一章的内容是关于伊斯兰教对放弃伊斯兰信仰的原穆斯林的惩罚规定。可以此判读伊斯兰教是否真的“宽容”不同信仰的人。 伊斯兰教明确规定，穆斯林不得放弃其伊斯兰信仰，否则是“叛教”，这是对伊斯兰教的侮辱。因此，对这种人，必须予以惩罚。穆罕默德说：“谁叛变自己的宗教，你们当杀死他。”《伟嘎耶教法经》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对此规定，叛教分5种：只要有一条符合，就可以视为“叛教”。除此之外，信邪术、用邪术，以及在“圣战”中加入非穆斯林阵营，也是叛教。 叛教章规定，如果一个人叛教了，那么就要将其拘禁3天，在这三天里，如果他回心转意，那么可以免死以观后效；但如果坚持叛教，则必须处死，财产全部没收。值得一提的是，叛教章特别指出，“叛教”这个概念对未成年人也适用，只是在处罚上不适用死刑，而是“打击和禁闭并强迫他奉教”。 特别提示，《伟嘎耶教法经》不属于沙特的瓦哈比派，而是以温和著称的哈乃斐派；其次，《伟嘎耶教法经》是现在中国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穆斯林正在使用的教法教材。也就是说，它所反映的伊斯兰主义者对异教徒的态度，不仅仅是“历史”的，而且更是“现在”的。就在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穆斯林正在被《伟嘎耶教法经》的内容教育该如何对待非穆斯林。 综上所述，伊斯兰的核心就是扩张，扩张既是手段，也是目标。通过简单、封闭、重复的培训模式，高举教徒人人平等的群众运动旗帜，以及推动圣战消灭异教徒能够进入天堂的美好愿景，实现宗教政治军事的高度合一。伊斯兰主义在冷兵器时代能够形成强大的群众组织和军事力量，非常适应游牧民族和原始部落的发展水平。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伊斯兰在非洲、东南亚得以快速发展，而在波斯、印度、欧洲、中国等地受到了强烈抵抗，因为这些地方在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远在伊斯兰出现之前，就诞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犹太先知、佛陀、孔子、老子等先哲，社会已经发展出了高阶文明。 伊斯兰的扩张过程 伊斯兰教义将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两种类型：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地区，是“答日伊斯兰”（伊斯兰国），不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地区，是“答日哈日比”（敌国）。对于后者，《古兰经》明确的指示，穆斯林必须对其发动进攻，夺取其政权，将其改造为实行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国家。这是《古兰经》中明确列出的穆斯林的宗教义务之一：“不信真主和末日、不遵真主和天使的戒律、不奉其教的人，即曾受天经的人，你们当与他们作战，直到他们规规矩矩地缴纳人丁税。”(9:29) 所以我们看到，伊斯兰和世俗世界的冲突是普遍的，这是由其扩张性的教义决定。假如和一个邻居闹矛盾，那可能是自己的问题，也可能是对方的问题，可如果和所有邻居都相处不来，那应该是谁的问题呢？ 现在已经到了后工业革命阶段，伊斯兰世界明显在各方面落后于世俗世界，直接打肯定打不过，那穆斯林该怎么办呢？伊斯兰教义明确规定，在没有把握能战胜非穆斯林的时候，穆斯林为了保全自己，可以“暂时服从他们的规定”，但这只是在力量处于弱势时的一种不得已措施。现阶段教徒的任务是潜伏在敌国，不断发展壮大自己，但必须时刻以发展伊斯兰为已任： （1）初期。 非穆斯林占绝对多数，有少数的穆斯林，他们人数很少，和周围邻居都能和睦相处，由于人口较少，也会和本地人通婚，只是对婚姻的要求很严格，必须让非穆斯林入教才与之通婚。通过通婚和较高的生育率以及传教，穆斯林人口渐渐增加，不出二代人，就能够成功繁衍到几百人的数量规模，开始占据一条街道。 （2）发展期。 信徒人数进一步增加，但是在当地还是少数，开始大力筹建清真寺，并引入阿訇。阿訇阶层就等同于伊斯兰主义的基层政党机构，等阿訇在聚居区“扎下根”，伊斯兰的扩张就进入新阶段，其群众力量呈指数级提升。依然通过通婚和高生育率以及传教传播。和周围邻居基本和平相处，偶尔会有摩擦。 英国在1963年只有13座清真寺，到2008年就增加到600多座，现在有一千多座。德国1990年之前全国只有3座清真寺，到2008年则有159座大清真寺，2000多处小型清真寺。当然，英国德国的清真寺数量加起来，也不如甘肃一个省，2015年甘肃仅登记的清真寺就达4600多座。 世界各国新建清真寺的资金，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中东穆斯林国家。沙特利雅得伊斯兰世界援助协会办公室声称，自1991年成立至今20多年来，共对世界各国援助建设清真寺四千座以上，改善了156座清真寺。其中，在非洲建设了184座清真寺，改善了4座。在亚洲建设了3766座清真寺，改善了60座。在欧洲建设了300座清真寺，改善了22座清真寺。 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以来沙特等中东国家向宁夏、新疆、陕西等地资助新建清真寺300个，培训伊斯兰阿訇为1450个，资助赴阿留学生3280人，通过以上措施，极大地推动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 在中东战乱出现大量穆斯林难民后，沙特明确拒绝接受难民，并慷慨表态，愿援建德国200座清真寺，让难民有回家的感觉。 （3）扩散期。 穆斯林人口已经大量增加，虽然占总人口的比例还是少数，但是在局部，穆斯林人口已经能够占到多数了。围绕着清真寺成为一个团结的群体，和当地的非穆斯林人口经常发生冲突。原因当然是非穆斯林不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其实并非传统民俗，而是伊斯兰教法的规定）。由于拥有“阿訇阶层”作为领导和组织中枢，其动员能力要远远比一盘散沙的世俗市民社区要强大许多，在绝大多数的“械斗冲突”中，伊斯兰聚居区都能够“以少胜多”。 但又由于冲突性质“轻微”，仅限于“肢体伤害”，世俗政府机构往往也“无法”对伊斯兰社区什么样。渐渐地周边土著居民都开始搬离伊斯兰聚居区，城市中的“伊斯兰区”开始形成。此时，“阿訇阶层”势力越发强大，开始侵蚀抢夺世俗政府机构的“社会管理控制权”，城市的伊斯兰社区开始逐渐成为“城中之城”。伊斯兰教法开始取代世俗法律，“阿訇阶层”开始取代世俗政府机构进行社会“统治管理”。“教法大于国法”阶段开始。 2001年伦敦穆斯林人数为61万，而2011年伦敦穆斯林人数为101万，占总人口12.4%。十年间伦敦穆斯林人口增加比例达到了惊人的65%。英国每日电讯报调查显示，61%的英国穆斯林希望在英国生活在伊斯兰教法之下。东伦敦的穆斯林聚居区比例更高，Tower Hamlets（陶尔哈姆莱茨区）穆斯林人口比例达34.5%，纽汉区比例为32%。随着周围穆斯林人口的增加，越来越多的英国年轻人被迫选择加入伊斯兰。 （4）晚期。 伊斯兰聚集区已经不受政府实际统治控制，双方进入僵持阶段。伊斯兰教社区一方等待“天下大乱”，有朝一日能够公开宣布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而世俗国家政府一方则等待有朝一日“强势领导人”开始上台，能够“放手彻底解决”。随着伊斯兰教聚居区的人口规模再进一步膨胀，伊斯兰革命势力掌握了实际控制权，社区内持续增长的巨量年轻男性也大大增加了伊斯兰教聚居区内部的“不稳定性”，迫切需要寻找“泄压出口”。此时整个伊斯兰教社区犹如“干柴烈火”，所在国家新一轮宗教战争的全面爆发就注定是不可回避的命运结局。 当穆斯林夺取了当地的政权，通过政权和伊斯兰教法，对不肯入教的非穆斯林予以打击，压力和暴力并用，非穆斯林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一个新的伊斯兰化地区/国家就诞生了。 分析对比下全球所有伊斯兰教聚居区的发展壮大与最终爆发全面叛乱战争的过程，基本都逃脱不了这一演化程序模式。其最深层的核心根源就是伊斯兰的精神内核依旧完整地保持住古代中东沙漠游牧民族的“部落血亲法则与游牧掠夺生存准则”等原始野蛮思想。 伊斯兰社会对外部世界周期性地鼓动并发起“圣战”，本质上就是为了给自身社会的人口“减压”。否则内部持续激增的人口，尤其是“多余的年轻男性”迟迟找不到“出路”，最后必然会引发内部社会的大动乱乃至自相残杀。 直至现代工业文明崛起之前，伊斯兰教世界对外发动的“周期性扩张圣战”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最终将伊斯兰教远远地扩张到北至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东至中国河西走廊地区，西至欧洲的巴尔干地区，南至遥远的东南亚与非洲的尼日尔河流域。 这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反复强调的伊斯兰主义强烈的“攻击性与扩张本能”。其之所以在近现代的全球文明竞争中全面败落，核心原因就是西方工业文明兴起后，伊斯兰教世界终于丧失了进行持续扩张的军事技术优势，被逼收敛其扩张性。 但伊斯兰内在的问题依然存在，现代工业文明国家可以通过“扩大工业，增加就业”的方式来降低年轻男性的失业人口比例，工业化降低了整体社会的“不稳定性”。但伊斯兰教社会由于与现代工业文明格格不入，因此根本无法通过工业化扩大生产的途径来降低伊斯兰社会的整体失业率。 所以，沙特等中东专制国家力推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号召发动对外“圣战”，不过是转移中东海湾地区重大社会危机压力，特别是人口压力的政治企图。那些圣战者们，从其诞生下来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日后“被牺牲”的悲惨命运，而国王和总统们就能够长久地保持着其在国内的统治。 伊斯兰的现状 伊斯兰世界现在是全面落后，无论政治、经济、科技、军事，还是文化。落后到什么程度，举书籍的例子。大家知道，书籍是知识的载体，研究机构统计，阿拉伯世界所有书籍总数不过35万册，另一方面，阿拉伯世界每年刊印7000册书，其中有1000册是再版的。同时期世界书籍的印刷量是千万级别。不禁感叹，中东伊斯兰世界不仅在地理上是沙漠之地，文化更是一片荒漠。 落后的原因是因为异教徒吗？是美国、欧洲、还是中国？对于政客和需要答案的贫苦人民，把责任归到他人他国是最容易的借口，而伊斯兰教义对教徒和异教徒的区分，更是把这样的借口推向了极致。 中东地区经济落后、社会失序，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肆虐，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自身。 早在海湾战争之前，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埃及的内政就已经满目疮痍，执政者（都是单一民族、教派或家族）赢者通吃，腐败严重，经济凋零，失业严重，反对派走投无路，政权架构和社会运转呈现出严重的不协调和不可持续性。 卡扎菲家族资产 800亿-2000亿美元 萨达姆家族资产 70亿--？ 阿萨德家族资产　？ 美国带头发动的海湾战争，推翻了萨达姆的专制统治，同时打开了伊斯兰主义政教合一的潘多拉魔盒。但我们要看到，这个魔盒一直被萨达姆、阿萨德之类的独裁者强力压制，被打开是迟早的事。 注：如果美国在中东撤出，不愿维持当地秩序，那没有其它力量能够接替美国的角色，中东将严重失序，世界能源安全会受到重大影响。 在这些政治高度腐败，经济停滞不前，人民日益贫困，对外屡战屡败的伊斯兰国家，民众不停在问：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不停地祷告：请求真主的保佑。对于一个有着辉煌帝国历史的群体，大家本能地把目光投射到了过往，得出了某种共识，是人们背离了伊斯兰指引的正确道路，如今的沉沦和乱象就是惩罚，保守化趋势应运而生。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自发行为，贫困而封闭的穆斯林们，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更没有希望，他们一生下来就活在激进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无论有没有外来势力捣乱，伊斯兰社会的激进化和保守化趋势都已经成型。 本质上，这就是落后社会的现在化转型问题。 伊斯兰的出路在哪里？ 改革困境 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会告诉你： “伊斯兰教是最后的天启，是完美的天启。穆罕默德是最后的使者，其后再没有使者” “伊斯兰是一套完美的生活方式”。 各位可以去查一下穆斯林的网站。 因为完美，无法改进。 穆斯林一直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邪教徒”和“异教徒”毫无可取之处。这一方面是由于宗教偏见，另一方面是因为曾经建立的伟业。伊斯兰世界自我封闭千年，而欧洲从宗教革命、大航海、文艺复兴到工业化，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和文化得到飞速发展，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曾经的辉煌沦为前进的沉重包袱，依然封闭停滞不前至今，差距越来越大。过往的无比辉煌让人骄傲，现在的落后与差距却让人自卑，穆斯林在自傲和自卑两极摇摆，极易落入愚昧主义和激进主义的陷阱。这种情况，和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大清帝国情形有类似之处。 但伊斯兰主义和其他意识形态的不同在于，从一开始它就是政教合一的，那一整套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伊斯兰教教义，正是其社会完整性的一部分，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几乎不可能说通过去掉一部分的方式来适应新的世界体系，导致它极难世俗化和工业化。这一百多年来，任何想在阿拉伯世界世俗化的努力，除了土耳其在凯末尔的铁腕治理下比较成功之外，基本都失败了。 对于现在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宗教领袖来说，他们都知道伊斯兰教社会的旧结构无法适应新的世界，完全落后于世界的文明进程。他们面临二个选项，要么改革原来旧结构，要么完全否认这个新世界。而他们只会选择后面那个，完全否认这个新世界，问题都是源于外面的世界，因为他们的诸多特权都源于伊斯兰世界的保守架构。伊斯兰教其结构上系统性，导致任何对其社会结构的更改都等于对其宗教神圣性的否定，也就等于在政治上判处自己的死刑，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因素，他们都必须要保持伊斯兰教旧结构的完整，这是保证他们特权延续的唯一方法。 伊斯兰世界普遍实行君主专制，即使推行君主立宪，但民众在双重专制下生活了上千年，短期内还无法适应民主和自治带来的暂时混乱。同时，社会改革者若想打破坚冰，厉行改革，则势必要面对强大的反对力量，这样他就要集权独断，但是，集权又与改革初衷相违背，最后的结果，就是改革往往只能停留在经济层面。而对制约社会发展最深的宗教特权势力没有良策，只能做到镇压了事。 社会改革者一方面要高举伊斯兰的大旗，一方面要改革伊斯兰的社会制度，这是伊斯兰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两难困境。面对政教合一的权力机制，一旦开启现代化进程，执政者任何改革创新都将面对宗教利益阶层的坚决阻碍，社会可能失序，最先被群众运动吞噬的，很可能就是改革的推动者。所以巴列维的世俗化改革失败了，霍梅尼通过宗教革命成功上台，而强人萨达特被宗教分子刺杀。这是伊斯兰世界的改革困境。 也说“一手持刀一手持经”的历史溯源 原创 肉做的铁 终极信仰 2022-12-08 昨天文章发出后，有读者问开头那张照片是不是摆拍，因为看起来不仅画质很好，而且对比那么强烈鲜明，所以怀疑是在伊朗之外的地方摆拍的。 我曾经多次说过很多读者看文章不仔细，其实你仔细看我在图片下方的文字就明白这是真实的伊朗，因为这是支持保守派的人们在示威，意思是伊朗当局执行头巾法太失败，应该再严厉一些才对，我们再看一次这张照片。 2006年，支持强硬派的妇女上街游行，抗议政府在推进强制戴穆斯林面纱的法律方面执法失败，参加抗议示威的人一律穿从头罩到脚的黑色长袍，唯一的例外是这个小女孩，但是很显然，这个小女孩过不了几年也会被蒙上面纱：伊朗当局规定，女童到了9岁就要戴上面纱，穿上宽大的衣服，此后这些行头将伴随她们一生 我在新疆和银川都曾经生活过不算太短的时间，也有关系很好的伊斯兰朋友，在巴以冲突之时我站在中立立场写文章，还得罪了一些老读者，因为他们认为以色列简直正确得不要不要的，巴勒斯坦人就应该被全部消灭，我曾问过一些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他们为什么支持以色列消灭巴勒斯坦，结果他们没有一个人能给我客观的回答，而要消灭巴勒斯坦的原因，仅仅因为巴勒斯坦人信奉伊斯兰教…… 我们要搞清楚一点，不是所有的伊斯兰教众都是恐怖分子，在“穆斯林、伊斯兰、伊斯兰国家、极端伊斯兰分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恐怖分子”这几个概念之间是不能画等号的，犹如你不能见到双手沾满鲜血的人就确定他一定是杀人犯而不是医生，我们多数时候只能看到问题的表象，这不是我们的错，但是当要针对这一表象发表看法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因为我们的观点，可能会影响自己身边的人，包括我们的朋友和孩子，如果很多人都不负责任地将某个群体符号化，就像国内网络上丑化河南人和安徽人，矮化日本人和印度人，这其实都不是好事情——丑化自己同胞会造成地域对立，也会造成人为的经济发展壁垒和民间往来障碍，而矮化日本和印度，更容易形成坐井观天的狂妄自大从而故步自封，很容易被对手超越，其实日本和印度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也许会有人说，我就是看不惯穆斯林，就是不喜欢河南人，反正我这辈子也不可能当官儿或者经商，我就乐意戴着自己的有色眼镜鄙视着他们过一辈子……这当然是您的自由，只要您别因为歧视而伤害到他人，谁也干涉不了您，但我想说的是，如果您是一个父亲或者母亲的话，也许您应该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孩子在未来最需要的基本素质应该是公民意识和现代文明素养，而一个心胸狭隘、目光短浅、头脑中只有仇恨思想的家长，又能给与孩子怎样的教育呢？ 以上这几句是我的一点儿感想，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想，就是因为一直以来觉得我们太容易陷入情绪之中而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们国家这么多人，如果有一半儿的人能比较清醒理智地看待问题、发表意见，那对于改善我们的社会和民生、提振经济发展都会起到非常巨大的良性作用。 今天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的一位女性穆斯林读友，我们之间的友情很好，她之所以能认可我，就是因为我在涉及穆斯林的文章里能比较客观地表述意见：我谴责那些伊斯兰恐怖分子，也同情遭遇不公对待的巴勒斯坦人，但是我昨天的文章里提到了穆罕默德一手持刀一手持经的传教方式遭到了她的反对，今天想就这个问题再展开一点儿叙述。 我这位朋友说《古兰经》在穆罕默德死的时候还没有成册，因此不可能出现“一手持刀一手持经”的情况，我有点儿哭笑不得，我当然知道这一基本知识点，这只是一个比喻：“经”的形式可以是多样化的存在，并不一定必须以书本的形式出现，“口谕”、“神谕”、“启示”和今天电子版的经书，都是“经”的不同存在形式，现在传经可以足不出户发个邮件就行了。 穆罕默德610年在麦加创立伊斯兰教，但一开始的传教并不顺利，遭到了人们抵制（这可能就是我朋友说的其他教派的人对默罕默德及其信徒的迫害，但我认为可能言过其实了，因为真要迫害默罕默德，他应该没有机会带着很多人离开麦加），公元622年，穆罕默德带领自己的信徒从麦加迁往麦地那，在麦地那建立了第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国家政权，确立了民事、刑事、军事和商事的各种规范，使用武装力量推行教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一开始就极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非常高效、令人无法拒绝的传教方式——我这句话没有贬义，如果弯刀架在脖子上，有几个人敢选择“不信”？ 所以，尽管默罕默德在610年就已经开始传教，但伊斯兰历的元年为622年，是以他到麦加、用弯刀开始传经的时间算起的。 穆罕默德622年到达麦地那，624年开始袭击麦加的商队，此后的10年间，默罕默德及其追随者多次袭击商队，出动武装力量四十余次，进行了10次战役，包括三场大战役。 袭击商队在当时的阿拉伯传统看来是不合乎道德的，除非部落出现生存危机，否则不该袭击商队。 此后麦加的反对者和麦地那的拥戴者展开了几次规模不小的战争，其中627的战争中，默罕默德和他的拥戴者包围了犹太部落古莱宰部落，在对方投降的情况下，将所有成年男子杀死，妇女儿童掠为奴隶，这一行为起到了极强的震慑效果——三年后，也就是630年，默罕默德率领自己的伊斯兰军队，再次兵临麦加的时候，圣城麦加，不战而降，穆罕默德将克尔白神庙内300多个神像全部捣毁，仅留下天房中的“黑石”，并“传圣谕”将黑石定为穆斯林的“圣物”，把麦加圣殿改为清真寺，并规定非穆斯林一律不准进入麦加，更不能“朝圣”，从此，伊斯兰教成为阿拉伯半岛最强大、最正宗、唯一合乎神的意志的宗教。 所以，伊斯兰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一大特点是从创立之始，就是一个有着极强政治诉求的世俗宗教，是政教合一的宗教，对人们的世俗生活有着无限指导、约束和影响的宗教，而其他教派则是在创立之后才逐渐、或者间断性地出现过政教合一的情形。 但相对其他民族和国家来说，伊斯兰教又“极不世俗”，世界各国都在为怎样将伊斯兰教融入世俗社会做出大量努力，看看如今的欧洲，接受他们的生活方式，尊重他们的教义，但该堵马路就堵马路，想殴打非穆人士就出手，烈性酒、猪肉、同性恋酒吧、他们不喜欢的书籍……要么被取缔，要么在被取缔的路上……历经多年，所谓“融入”显然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伊斯兰，要么被征服，要么征服别人，同化或改变对他们来说“有违圣训”，绝无可能。 穆罕默德和他的继任者一手持刀一手持经的传经方式不仅仅是伊斯兰教初创时期，一直到后来，后来的后来，从伊朗、中亚、阿富汗一直信德王朝（今天的巴基斯坦）、印度、再到新疆的喀什，从喀什穿过乌鲁木齐到哈密……都是这个样子，再举几个例子。 公元 712 年阿拉伯伊斯兰教徒曾一度占领印度河下游的信德王朝，此后，阿富汗的突厥系伽色尼王朝 (Ghaznī) 在 986 年以后开始征服印度， 首先占领了白沙瓦，997 年即位的马默德 (Mahmūd) 从 1001 年到 1027 年前后十七次远征北印度，占领了北印度的整个西半部。 历史上的巴基斯坦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发达的文明，其城邦的起源，比中国夏朝还早，多数人信奉印度教，当阿拉伯人征服信德王国之后，一切都改变了——今天的巴基斯坦，全称是“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全国97%以上的人信仰伊斯兰教，以至于巴基斯坦人的历史，也已经成为征服者的历史，征服者的荣耀史。 再说印度，11世纪伊斯兰军队入侵，毁掉寺庙，佛教徒要么被杀，要么改信伊斯兰教，佛教遭到毁灭性打击。皈依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巴克赫提亚尔·卡尔积(BakhtiyarKhalji)，在1193年带领军队将拥有几百万册典籍的那烂陀寺付之一炬，这座伟大的寺院，在它被烧毁之前五百年曾迎来了一位伟大的僧人：玄奘法师，就是《西游记》里那个孙猴子的师父唐三藏。 烧了那烂陀寺还没结束，到了1203年，伊斯兰军队焚毁超戒寺，标志着佛教在印度本土被彻底消灭。这也是很多从印度旅游回来的人很感慨的一点：佛教的老家为什么没有佛教呢？ 印度佛教的消亡，固然有其自身原因和社会原因，但伊斯兰的打击是最直接的外部因素。 伊斯兰教现在是印度第二大宗教。印度伊斯兰教和本土印度教的矛盾冲突与宗教仇恨，是印度社会迄今无法抹去的历史伤痕，并一直延续到今天，还会继续延伸下去。 再说个最令人痛心的例子，也是我们这两天的话题中心：伊朗，虽然伊朗的国号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但其实伊朗人的祖先不是阿拉伯人，而是波斯人，就是《倚天屠龙记》里拥有“圣火令”的那帮人，不折不扣的雅利安人，从血缘上说也跟欧洲人和印度人接近，信仰的是琐罗亚斯德教和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也叫“祆（xiān）教”、“拜火教”，波斯帝国因其土地跨越欧、亚、非三大洲而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大帝国，其文明之发达，远胜在其后约一千年出现的伊斯兰教；但公元七世纪初到中叶，被阿拉伯人灭亡，阿拉伯人将波斯金币熔为金块运走，让波斯学者跟在驴子后面羞辱他们，让波斯人学习阿拉伯文字，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遂成为波斯人的国教，如今，8000多万人口的伊朗，98%都信仰伊斯兰教，不仅《古兰经》在伊朗是神圣的存在，伊朗法律体系也是以伊斯兰教（什叶派）为中心构建的。 波斯是中东地区的文明古国，有将近三千年的辉煌历史，比伊斯兰教的历史要悠久得多，文明程度也不在一个纬度，但是今天，昔日波斯人的后裔成了今天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信众，他们之中还有几个人能说上自己祖先的荣耀？他们连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曾经的信仰都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又怎么可能记得住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至于伊朗的文明程度，罩袍、面纱、道德警察这些东西已经很能说明问题。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最直接的例子就是，伊斯兰所到之处，古波斯语、巴比伦语、古埃及语，已经荡然无存，伊斯兰也曾大面积进入中国，做的事情也多得很，但为什么我们的汉语能延续至今？ 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后，没能把猪从中国赶出去，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儒家文化已深入人心，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温良谦恭让“，获得了中华民族的心理认同，并成为人们日常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因而人们对这种外来的强势宗教具有天然的排斥心理，加上历代统治者对自己手中权力的格外看重，绝不可能容忍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做大做强，这也是多数王朝能容忍佛教而警惕伊斯兰教的原因，所以最终把伊斯兰的大部份重要力量阻止在了甘肃以西（甘肃再往东，就是中华民族之根了）。 我历来对儒家赞少批多，但在这件事上，我持褒扬态度。 佛教传入中国比伊斯兰教要早很多，并没有消灭本土的道教，基督教传入中国，也没有消灭佛教和道教，伊斯兰教在中国虽然也没有消灭其他教派（如果不是有政府的介入就很难说了），但实实在在地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从方便面到化妆品，从超市的清真货架到飞机上的清真餐包，从甘肃平凉新民路新世纪超市(非清真超市)被迫取消猪肉到唐山事件、昆明火车站事件，伊斯兰教中的部份人以自己的行为为伊斯兰教的发展做出了注脚。 结语 阿拉伯帝国在哈里发欧麦尔一世在位期间迅速扩张，公元641年阿拉伯人攻陷亚历山大，次年占领开罗，占领亚历山大后，阿拉伯人下令将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全部藏书付之一炬。 很多人，尤其是亲穆人士说这个故事是杜撰的，说阿拉伯人到达埃及的时候亚历山大图书馆已经没什么藏书了，历史上亚历山大图书馆遭到两次兵燹之火的元凶分别是凯撒和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但也有资料记载是阿拉伯将军阿慕尔·伊本·阿斯在第二次攻陷亚历山大的时候下令用图书馆里的书为全城的公共浴室充作燃料。 除了古埃及的历史学家伊本·基夫提的著作《贤人史》，还有美国人苏珊·奥尔琳《亲爱的图书馆》，以及西班牙人伊莲内·巴列霍 （Irene Vallejo）的《书籍秘史》，还有鲁迅的《华德焚书异同论》，都提到了阿拉伯人烧毁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事情，我比较倾向于《书籍秘史》的说法：虽然等到阿拉伯人征服埃及的时候亚历山大图书馆已经风光不再，但其存书依然是当时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而征服者阿穆尔将军也绝非鲁莽行事的武夫，他虽然没有很多学问，但也深知那座知识宝库的重要性，因此他修书请示欧麦尔一世，得到的答复是： 如内容与《古兰经》吻合，系多余；如不吻合，则亵渎神明，请尽数毁之。 据传说，只有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被赦免。 鲁迅引用这段历史，是针对当时的纳粹德国，并指出，“这才是希特勒们的老祖宗”。 我依然不能确定亚历山大图书馆到底是被谁烧的，但是基于这么多国家和地区在伊斯兰征服者们面前不仅丧失土地，乃至丧失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的事实基础上，这伟大图书馆的命运似乎就不值一提了。 埃及历史上曾七次被征服，第五次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后埃及的多神信仰消失，到今天，埃及有约90%的人信仰伊斯兰教，1971年9月1日，埃及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历史上的中国，也曾多次被异族入侵和征服，前赵匈奴人，前燕鲜卑人，北魏拓跋氏……一直到元朝蒙古族，清朝满族（女真族），这些入侵者和征服者，都没改变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人的信仰（中国人似乎没什么信仰，但又似乎可以说是儒释佛道等多种信仰并存）以及语言和文字，但是如果把满族换成阿拉伯人会怎样？我觉得现在可能您看到的是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字母意为：阿拉伯语）。 怎样让世界和平，怎样让宗教冲突不再，这都是极大的话题，我根本无力叙述，但我觉得不管什么宗教，不管什么文化，不管什么人，也许都该明白一件事： 宽容就是不认为和我不一样的就是不对的。 帝国主义（殖民扩张） 帝国主义支持者认为，世界上很多地区的人们还处于野蛮未开化的状态，而且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多个世纪。对于这些民族而言，他们发展的唯一机会便是接受先进民族的统治；欧洲“帝国” 不仅赋子他们法律和正义，还让他们初识唯一值得拥有的自由的所有真谛，即建立在法律之上的自由。此外，还有些民族人口众多，就某些方面而言，文明也发展到了较高程度，却没有形成有效的组织形式，以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公正的法律。对于这些民族而言，即使是用武力强加，西方文明"帝国"带来的益处也会大大超过其弊端。 "帝国" 和"帝国主义" 这两个词来源于古罗马，罗马帝国征服世界和近代统一民族国家建立帝国，这两者构成了让人浮想联翩、振奋人心的类比。罗马帝国在整个地中海扩张了其单一文明模式，而核心就是法律的主宰。 如今手握罗马之炬的帝国主义国家成功将法制的理念、单一文明的模式推广到全世界。罗马让欧洲一统的生活成为可能，欧洲帝国的扩张使得未来的世界秩序成为可能，确切地说，成为必然。 鉴于此，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前提是牢记先进民族强加于落后或组织松散的民族的统治，并非纯武力的扩张，而是权力外壳下西方文明生活中重要元素的扩张和传播，这些要素正是其力量的隐秘来源，也是馈赠世界的最佳礼物： 公正健全的法律体系的权威，人作为个体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以及条件允许下的自治和基于共同利益的民族精神。这些都是西方文明的特点，也是它们用来征服世界的理由，那么我们到底是推崇还是谴责那些与世界分享果实的帝国，就应该看它们是否实现了以上目标。 帝国主义（航海探险、殖民扩张）的动因 在过去的 400年里，欧洲帝国的扩张活动主要有四个动机。 首要也是最强有力的动机就是通过统治组织松散的其他民族建立民族自豪感（民族主义）。 这种民族凝聚力让每个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欢欣鼓舞，如果条件具备，它们会禁不住想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张到左邻右含，甚至谋求掌控整个世界。欧洲最惨烈的战争都是因此爆发，欧洲各个帝国的殖民地也因此诞生。所有强大的殖民地国家都是统一的民族国家，它们的扩张活动在民族自豪感最强的时候进行得最为如火如荼，这一点绝非偶然。 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和俄国都是强大的帝国，同时也是伟大的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丹麦和瑞典无论是在欧洲事务还是在欧洲以外的事务中都扮演了不那么强势的角色。德国和意大利在19世纪完成了漫长的统一之后，才开始构想帝国伟业。奥地利一直都不是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也没有成为殖民地国家。民族自豪感，因其实现统治的迫切愿望，或许可以视作是帝国主义扩张的主要动机。 扩张可能导致了某些民族丧失了独立自主，从而带来了不好的后果，但是这并不能一概而论。臂如开拓无人居住的地区，教化原始、未开化的民族，或者为腐朽衰落的社会注入活力、固定根基，帝国主义的如此种种证明了它其实也是一种大有裨益的力量，但仅限于弘扬法律和自由这一点。 帝国主义扩张的动机之二是攫取商业利益的欲望。 这一动机一直发挥着显著的作用，尤其是在如今这个时代，所以我们总是夸大其辞、把它当作唯一动机。毫无疑问，所有的帝国主义扩张活动中多多少少都有商业利益的存在。 欧洲确实一直靠热带地区获取它大部分的奢侈品：很长一段时间内，来自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的黄金、象牙和宝石，香料、糖和精美纺织品的运送队伍，沿着曲折的路线缓慢行进，最终抵达黑海和地中海之滨。15世纪末之前，欧洲商人和这些珍稀商品产地并没有直接接触，这些商品的数量稀缺，价格昂贵。 直接接触产地、掌控供给，构成了殖民扩张的首要动机。由此证明生机勃勃的热带地区非常值得开发，随后他们又引进了诸如烟草和茶叶等新的奢侈品，并且很快使其成为了生活必需品。 同时，这些贸易活动为相关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因此在这些利润丰厚的贸易中分一杯羹或者干脆获得垄断，成为了所有强大国家的首要目标。19世纪，以温带物产而言，欧洲逐渐无法满足自身的需求，于是力图控制世界其他类似的温带地区。但在这之前，主要是在热带或者亚热带地区，商业动机才是独立统一帝国之间对抗的决定因素。即使在当今，帝国之间的冲突还是在这些地区最为尖锐。 帝国主义扩张的第三个动机是政治和宗教狂热。 强悍的民族狂热地宣传它们的宗教和政治信仰。换言之，它们迫不及待地让别人接受自己对于文明的构想，并以此为理由将帝国大业强加给其他民族。这个动机总是以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存在着。 起初它以宗教的形式呈现。葡葡牙人和西班牙人继承了"十字军"的精神，而他们的历史就是一部对抗摩尔人的漫漫征程。如果不是出于寻找前往亚洲新路线这一看似遥不可及的渴望，葡萄牙人在登陆非洲海岸之初，就没法坚持到最后，没法完成漫长而艰辛的重任。 同时他们也力图为基督教振臂一挥，希望找到祭司王约翰的神秘基督教帝国，然后和他携手打倒异教徒。为了说服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女王赞助自己疯狂的探险之旅，哥伦布用了两个诱饵获得了她的首肯∶东、西印度群岛的财富唾手可得，并且她将成为将异教徒感化为基督教徒的圣人。这两点构成了西班牙帝国早期历史中反复出现的双面动机。 如果不是出于传教这个一直与民族自豪感、利益攫取如影随形的目的，法国在贫瘠的圣劳伦斯登陆之时，恐怕很难为了寥寥无儿的利益继续下去。 法国在五大湖区和密西西比河谷的开疆拓土既是为了猎人和商人的利益，也是为了狂热的耶稣会会士和其他神职人员实现传教这一崇高使命。 19世纪之前的英国殖民中，传教这一动机从未如此显而易见。但后来取而代之的是两大并行的政治动机。英国人的殖民活动中贯穿着这样一种信条，即他们是在传播自己深以为豪的自由体制。不考虑帝国主义扩张中的政治宣传这一因素是既愚蠢又不科学的，但将它们的政治主张视作纯粹的虚伪则有过之而无 不及。帝国主义扩张，和其他人类活动一样，其动机都是复杂的，而其中高尚的部分通常不那么明显，但确实是一直存在的。 假装只有或者主要出于崇高的动机，那都是虚伪的。但完全否定它们的影响，也是彻头彻尾的吹毛求疵。这两者之间，后者更糟，因为过分否定会强化和宣扬支配人类的复杂动机中较低级的部分。 帝国主义扩张的第四个主要动机是为殖民国家的过剩人口找到新的家园。 19世纪之前，对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强有力的动机，因为当时人口过剩并不严重。17世纪，很多英国政论作家都对整个殖民扩张持以警惕的态度，在他们眼中，它意味着排挤那些过剩的人口。 但就算人口并没有过剩，所有国家中也会有些殖民阶层，对他们来说，移民来到新大陆提供了一直渴求的机会。他们热衷于探险，无法抵御做拓荒先锋的吸引力。强悍的社会里，这样的人不计其数，一旦他们的人数开始减少，社会的衰落近在眼前。 近代帝国主义的扩张活动使得欧洲诸国的种族保持了勃勃生机，英国尤其突出。类似的还有西班牙的征服者、伊丽莎白女王派遣的水兵、法国派往北美的探险者、无畏的荷兰航海家等等。 此外，富贵家庭的年轻一代在故土可能机会寥寥，可是殖民地提供了契机，让他们可以带着佃户家的儿子们，像故乡的父辈们一样开拓土地和庄园。例如，美洲弗责尼亚的种植园殖民者、法属加拿大的庄园主、巴西的葡萄牙封建土地主，还有西班牙各个殖民地的统治阶级等。 当然，也有殖民国家政府一心想要驱逐的"不良分子"，譬如囚犯、乞丐、政治犯，他们通常以契约奴仆的身份，被大批地运送到新大陆、在经年累月的劳役之后，和殖民地人民融为一体。英国丧失了美洲殖民地之后，无法将其当作罪犯流放地，于是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地区来安置这些犯人。这导致了在美国独立6年后，英国对澳大利亚的早期殖民。 当时宗教派别争论激烈，这使得为数不少的宗教流亡者得以寻求新家园，以便能够自由地追随自己的信仰。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殖民者了，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奥地利的基督教摩拉维亚教会信徒，德国遭迫害的巴拉丁教派和萨尔茨堡教派信徒几乎源源不断地大批前往殖民地。他们一心想要在宗教信仰完全自由之地寻找庇护，这一点再自然不过。臂如英国在美洲的一些殖民地和荷兰在开普敦的殖民地。 19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带来人口激增的巨大压力之前，并不存在因为本国物资缺乏、难以维系而将大批殖民者送往新大陆的情况。 相反，当时的帝国主义扩张比早期任何漫无目的的民族迁徙都更加目标明确、自觉自愿。强悍民族的统治意志和民族情结，攫取更多奢侈商品的欲望，将自己的文明模式强加给更多民族的狂热，西方世界中的不安于现状和永不停歇的精神，冒险家加上没有继承权的二代们，还有狂热的宗教信徒，这些都构成了这 400年里帝国主义扩张的主要原因。正是其原因的错综复杂，扩张的形式多样，所以我们需要也必须从更加全面的角度，以史实为依据，来研究帝国主义扩张的原因和形式。 宗号船大屠杀与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终结 1781年8月18日，一艘名为“宗”的英国奴隶船从非洲西部的加纳阿克拉出发，准备穿越大西洋，把442名黑奴运往加勒比海沿岸的牙买加。 我们知道，长久以来，罪恶的三角贸易是欧洲兴旺发达的重要武器。将非洲黑人卖到美洲的农场和矿山中劳动，再把美洲的产品运至亚洲，收获的利润和生产的原材料则回到欧洲。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黑人不是人，而是产生利润的材料，黑人贸易是一种原材料贸易，而黑奴船，则是运载原材料的工具。 不过，奴隶毕竟要吃喝，需要相对卫生的环境。为了避免亏损，从16世纪发展起来的奴隶贸易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输标准。比如，必须准确计算出奴隶所需的水粮空间，保持相对卫生的环境、保证海运的路线安全等，这样才能够避免黑奴的死亡，保证船主的利益。 但，宗字船违反了这些标准。 根据当时的惯例，如果要确保安全运输的话，每吨的装载数量应该是1.75个黑奴，而宗号船大大超过了这个标准。它的负重为110吨，每吨装载数达到了惊人的4人，比安全数字的两倍还要多。 如果说超载已经够糟糕的话，接下来一连串的失误才是致命的。11月18-19日，这艘船在3个月的跨洋航行后已经到达了加勒比海的多巴哥，但不知道为什么并没有补充饮用水。 船长科林伍德生病了，肚子鼓了起来，而大副也在之前的争执中被停了职，当时负责这艘船的，是一个没有登记在册的船员。 又过了10天，牙买加已经近在眼前，可船员没有认出它来。结果宗号船继续向西航行了300公里才发现开过头。这时候，由于缺水和恶化的卫生状况，疾病开始流行。几名水手和62个奴隶已经死亡。 船长生着病，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无法支撑着身体活着等到船开回英国的那一天了。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残忍的决定。 把黑人丢下船。 这个决定是当时的保险制度下的必然选择。当时的保险制度规定，如果奴隶在陆地和海洋上自然死亡，船主是不能获得赔偿的；但如果是为了保护船上的剩余奴隶货物的生命安全，不得不丢弃掉一些奴隶，那么这种情况下属于“共同海损”，就可以获得一个奴隶30英镑的赔偿。 也就是说，一条人命30英镑。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宗号船像一艘飘在海上的人间地狱。首先在11月29日，54名妇女和儿童被从紧紧拥抱的臂弯中硬拉出来，像垃圾一样丢进了海里，12月1日，42名男黑奴被丢下海（其中一名努力游了回来）。其间，有人提议说可以不吃不喝坚持下去，只求船员放过他们，但被拒绝了。 到了最后，看到最终难以摆脱死亡的命运，有10名黑奴轻蔑地从刽子手船员的控制下挣脱下来，从甲板一跃而下，自己跳进海里。 12月22日，也就是航行了4个月之后，这艘黑色的死亡船终于到达了牙买加的黑河港。科林伍德病入膏肓，不久就去世了。剩下的200名黑人奴隶被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36英镑每人）。宗号船则又回到了英国。 一场保险纠纷旋即展开。 1783年3月6日，船主和船员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他们说，由于饮用水短缺，将奴隶丢下船是保证船只抵达终点的唯一可行的“技术方案”。而保险公司则认为，船主的经济损失是由错误的航行路线造成的，这笔钱不该保险公司来赔付。而且船只到港的时候，船上明明还有420加仑的水，因此把奴隶丢下船，是恐慌带来的一连串错误决定造成的，并非必然的结果。 经过两次庭审，双方各抒己见。但他们的争论围绕的并不是人该不该被丢下船，而是奴隶船的损失该由谁负担的问题。似乎没有人认为这是一场可怕的屠杀。 除了格兰维尔·夏普。他是英国学者、改革家和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他从一名被释奴隶那里听到了庭审的消息，第二天就找到律师，询问是否能以谋杀的罪名起诉船员。 最终的判决是，损失是由宗号船船员所犯的错误所造成的，保险公司对不承担责任。但夏普提出的谋杀罪名不予立案。 当时负责审理此案的法官是曼斯菲尔德爵士，他所站的立场完全是以帮助英国发展海外贸易出发，如果在船上杀害奴隶会遭到谋杀指控，那么必然会影响到奴隶贸易的发展和大批相关公司的利润。 但夏普不甘心失败，他向报社和政界基础了很多信件，希望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但没有人理他。 在1787年以前，几乎没有出版物刊登过宗号船大屠杀的详情。而就在这一年，英国废除奴隶制协会成立了，这是包括夏普在内的一批社会活动家和宗教人士奔走呼吁的结果。 英国议会受到了雪片一般的请愿书，要求重新审查奴隶制问题。次年，“奴隶贸易法”颁行，这是第一步规范奴隶买卖的法令，限制了每艘船上的奴隶数目，避免过差的卫生条件。还提出要避免“所有其他危险、损失和不幸。” 但这还不够，废奴主义者继续前进，终于让政府通过了1807年禁止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奴隶贸易法案”，并命令皇家海军执行了“非洲封锁”，除美国之外的各国均不再从非洲进口黑人奴隶。 而英国最终废除奴隶制，则要等到1833年“废除奴隶制法案”颁布以后。 新航路开辟对世界历史的影响 新航路的开辟促进了人口迁移与物种交换，导致了各种疾病的传播。既造成了美洲原住民大量死亡，又促进了世界人口增长。 大大提升了海路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印度洋贸易、大西洋贸易、太平洋贸易兴起，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贸易网络开始形成。 拉开了欧洲海外殖民扩张的序幕，殖民扩张中断了亚、非、美洲原有的社会发展进程，打破了原本相对平衡的多元文明格局，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给新兴的资产阶级提供了新的活动场所。海外市场不断开拓，欧洲出现了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商业资产阶级实力上升，资本主义加速发展，封建制度濒于解体，人类社会开始进入大变革的时代。 新航路的开辟对中国、印度有哪些影响 中国： 新航路开辟后，玉米和甘薯传入中国，大大增加了粮食产量，促进了明清时期中国人口的增长和贫瘠地区的开发。 新航路开辟后，日本与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进一步刺激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一个围绕白银输入中国的贸易网络逐渐形成。 印度： 摧毁了印度传统手工业和社会经济结构，给印度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印度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成为英国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在古希腊和罗马时代，欧洲就已经形成了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任何人侵犯的法律和传统。13世纪《大宪章》颁布以后，英国逐渐确立起君主权力受到法律和议会限制的有限君主制（“王在议会中、王在法律下”），形成了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随意征税（不得侵犯私有财产权），不得随意拘捕臣民（不得侵犯臣民人身自由），不得组织军队（英国是一个海岛国家，周围有海洋作为天然的地理屏障，无需维持常备军抵御外敌入侵，保护国民安全，因此国王缺乏军队作为专制统治的基础）的历史传统。 1603年，根据伊丽莎白一世的遗嘱，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继承英格兰王位，史称詹姆斯一世，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在英国的统治。詹姆斯一世不了解英格兰的政治传统，不尊重法制传统，喜欢独断专行。他宣扬“君权神授”，力图推行君主专制统治，经常与议会发生冲突。 詹姆斯一世经常绕开议会向人民横征暴敛，还多次悍然解散议会，逮捕反对派。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深受其害，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专制王权的不满。詹姆斯一世统治期间，王室入不敷出，他要求提高税率，遭到议会拒绝。于是，詹姆斯一世几次解散议会，转而通过出售专利权、强迫借贷等办法来增加收入。这种行径不仅触怒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也遭到广大人民的一致谴责，使国王大失民心。 詹姆斯一世的儿子查理一世1625年继位后，同样陷入财政困境。查理一世登基后发现王室已是债台高筑，于是他要求人民“自愿”向王室交纳“恩税”。不料此举引起全国的抗议浪潮，各地民众拒绝交纳增加的税收。1628年，查理一世不得已召开议会。议会以向他拨款35万英镑为条件，一致要求他接受《权利请愿书》（要求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强行借债和加税）。查理一世被迫同意，但是拿到35万英镑后不久就反悔了，次年国王解散议会，实行独裁，大量出售专利权，征收新税，以增加收入；同时，力图推行天主教，以巩固王权，激起了社会不满。 1640至1689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人类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一次重要革命，在英国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这次革命维护了法治和议会制，此后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之争，在议会中得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有利于避免暴力冲突，实现互利共赢，缓解社会矛盾，此后英国进人一个长时期的稳定发展时期，有利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工业革命的到来。英国革命中产生的妥协合作共赢改良思想、议会民主制、君主立宪制，对世界民主化、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英国革命期间，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如提出人民主权论的弥尔顿，提出国家起源“契约说”（政权存在的唯一价值和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民，而不是压迫人民）的霍布斯，主张分权与制衡的洛克等，他们论证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批驳了封建专制思想体系（如君权神授），提出了天赋人权说和分权说，为近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是18世纪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的思想先驱。 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 作者：萨沙 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爆发以后，开始并不算夸张，暴力行为也算有限。 最大的暴力行为，就是攻陷巴士底狱。巴士底狱是封建专制的象征，遭到武装民众的袭击。最初民众倒也不是为了攻陷巴士底狱，而是他们有了3万支火枪，严重缺乏火药。巴士底狱也是一个军火库，存储大量火药。 其实，当时巴士底狱只关押者7个人，4个是制造假证件的工人，2个精神病患者，剩下的1个是有虐待狂倾向的同性恋贵族，没有一个政治犯了。 巴黎民众向监狱下达最后通牒，让典狱长和士兵们自己离开。然而，他们坚守巴士底狱，还对进攻的民众密集射击，造成不少83人死亡，15人受伤。经过2小时激战，民众久攻不克，搬来一门大炮。 典狱长侯爵见大势已去，试图点燃火药库自爆。然而士兵们怕玉石俱焚，制服了典狱长以后举着白旗投降。愤怒的民众冲入巴士底狱，将典狱长乱刀砍死，斩下首级挂在长矛上，全市游行始终。 在随后几年，暴力事件还是有限的。主要是当时的统治者，大体可以控制法国的局势。然而，1792年掌权的吉伦特派被激进的雅阁宾派推翻。吉伦特派不服，在全国范围开始煽动叛乱。吉伦特派有很多支持者，革命阵营发生分裂。 同时，普鲁士、奥地利、英国等国组成反法联盟，发动大举进攻。国内的保王党也四处活动，叫嚣着为被处死的路易十六报仇。当时普通民众也很沮丧，许诺的社会平等和反贫困根本没有实现。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雅阁宾派决定使用恐怖政策，杀光祖国的敌人（准确说是雅阁宾派的敌人），恐吓自己的人民。 从此开始，雅阁宾派四处抓捕和处决敌人。短短3个月内，巴黎监狱的犯人增加了3倍。本来每月处决15个犯人，猛增到原来的几十倍。直到雅阁宾派垮台的10个月时间，有16594人被送上断头台，法国各地被就地处决的更是高达2万5000多人。 本来法国人每年只处决几十人甚至几人，基本都是杀人犯。由于处决人数少，死刑往往放在著名的节日举行，借此给民众助兴。而老百姓们也人山人海的围着看热闹。法国大革命期间，这类死刑实在太多，老百姓见怪不怪，已经无心围观了。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这么写：坐在断头台前的妇女们一边打毛线一边数着掉下的头颅:“二十二、二十三……” 本来断头台是最快的杀人工具。然而，杀人太多，一些断头台已经卷刃，不能使用了，只能用其他杀人方法代替。常用的是集体枪决，死刑犯被一排火枪击毙。不过，枪决后总是有人中弹后不致命，只是昏死过去。刽子手需要用刺刀补刺，比较麻烦。还有就是集体绞刑。可惜，这需要搭建高大的绞架，工作量不小。后来有人将死刑犯捆绑后赶上小船，行驶到海上以后自行沉没，淹死所有人。还有将一群人关入屋子内，一把火全部烧死。总之，行刑的方法有很多。 不过，情况还在恶化。到了1794年5月，罗伯斯庇尔下令组织革命法庭，以加快审讯的速度。这种法庭由4个人负责审判，只审判1次，不允许上诉。审判的结果，只有死刑或者无罪。自然，绝大部分的结果都是死刑，无罪的人凤毛麟角。一些仅仅犯有轻罪的犯人，比如盗窃军用物资、调戏革命妇女等犯罪，也都被处决。我们理解的不同，处决的并不都是贵族和教士。很多人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民众对贵族和教士的报复，因为后者统治法国并且压迫他们。然而，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的人中，贵族、神职人员只有百分之十四，中产阶级为百分之十五，剩下全部是工人或者农民。 所谓的工人和农民，多是支持吉伦特派或者其他派别的人士，仅仅是雅阁宾派的敌人。血腥的屠杀，仅仅是雅阁宾派扫清政敌而已。被处决的这些人，大多是无辜的！以神职人员为例，只要拒绝放弃宗教信仰就可以处死。疯狂处决，带来了民众的效仿，各地开始出现大屠杀！ 法国历史记载：九月的大屠杀充分释放了人的兽性。大量的女囚被强奸，很多受难者被肢解。在比斯特，43名17岁至19岁的年轻人，是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患者，这时全部被私刑处死。 王后的好友、43岁的德.兰巴拉公主，被杀死。她先是被一剑削在头上，然后又被划破了额头，她的鲜血瞬间溢出打湿了衣服和头发。随后失去了意识，但疯狂的“革命群众”并不愿意让她就此安静的流血死去。他们扒掉德.兰巴拉公主的衣服，用牙齿撕咬她的乳房，敲打她的牙齿，让她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让她能尽可能的感受到死亡的痛苦，并强迫她站起来进行羞辱和折磨，甚至还对她进行了强奸。当将德.兰巴拉公主折磨得再也无法站立后，“革命群众”决定用手中的武器杀死她，也许在这个时候她早已经受尽折磨死去。疯狂的人们用利剑对她进行了分尸，将她的手脚全部砍去。德.兰巴拉公主的生命，在她43岁的时候就此在恐怖血腥中定格。 这种滥杀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引起公愤。它导致雅阁宾派众叛亲离，仅仅10个月就被推翻。讽刺的是，罗伯斯庇尔在自己创造制度面前送了命。被捕后，他没有经过审判就被宣布死刑。被捕第2天，他就被送上断头台斩首！ 工业革命的影响·概述 垄断组织出现的原因及作用 垄断组织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一方面，垄断组织适应了大工业时代生产规模扩大后企业管理的需要，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们使得技术的发明和改良过程进一步社会化，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固有矛盾。 英国议会改革 工业革命后，随着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他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积极斗争，推动议会不断改革，逐步降低选举权的财产限制，越来越多的男性公民获得了选举权。通过1832年、1867年（1867年英国议会第二次改革，部分工人获得了选举权）和1884年改革（1886年第三次议会改革后，全国60%的成年男性公民获得选举权，其中大部分是工人阶级），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先后在议会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议席。工人阶级利用他们获得的政治权利，推动资产阶级政府不断地实行社会改革，维护工人利益，改善民众生活。 英国社会立法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 工业革命使资产阶级获得了巨额财富，工人阶级相对贫困，加剧了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为了维护各方利益，缓解社会矛盾，实现公平正义，在工人运动的压力和议会中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议员推动下，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都颁布了一些社会立法。 1802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第一部工厂法，要求工厂的车间必须有通风和定期的消毒等基本的卫生条件，规定童工每天工作时间不能超过12小时，工厂还要负责童工的生活起居和文化教育等。1824年，英国废除了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工人可以公开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益进行斗争。1834年，英国政府出台了《济贫法修正案》，改善了济贫状况。1847年，英国实行《十小时工作法》。 这些立法在不同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生产和生活待遇，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在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伴随着不断的社会改革，英国在社会立法和社会福利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到20世纪中后期，英国作为西方世界第一个实行“全民保障、全面保障”的“福利国家”卓然于世界，为世界各国树立了榜样。 工业革命与殖民扩张 工业革命确立了欧美在世界的优势和主导地位。工业革命使资产阶级为了利润，对原料、市场、投资场所的需求迅速增长，西方列强凭借工业革命带来的迅速壮大的军事实力和生产力，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获得市场、原料、投资场所，密切了世界的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列强瓜分了世界，以欧美列强为核心的世界殖民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形成。 资本主义列强对亚、非、拉国家的扩张，一方面，破坏了当地原有的自然经济和经济社会结构，给当地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另一方面，把先进的机器生产技术、自然科学知识、人权民主观念带入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客观上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 工业革命的影响·城市 城市化 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城市化进程，可以通过人口流动的数字得到说明。农村人口和农业人口不间断地流向城市和工业。1751—1780年的 30年间，英国离开农业的人口总数为7.5万人，1781-1790年10 年间离开农业的人口总数升到7.8万人，1801—1810年间为13.8万人;1811—1820 年间为21.4万人;1821—1830年间为 26.7万人。截至19世纪中叶;英国城乡人口的比例已经彻底改观。据统计，到1851年时，英国总人口为1800 万，其中农村人口占48%，而城市人口占52%。② 同期，法国、美国等仍然是农村人口占较大优势，而德国、俄国和意大利农村人口更是占绝大多数，与英国的城市化相比较，这些国家简直是一些"巨大的村庄"。 从城市的规模来看，英国的水平居于世界前列。1851年，英国居民人口达到10万以上的城市有10个，法国仅为5个;这一年，伦敦人口达到230万，而巴黎人口仅逾100万。其他规模较大的英国城市有曼彻斯特（居民超过 40万）、格拉斯哥（居民 30 万）、伯明翰（居民 20 万） 城市化发展极为迅速地改变着城市面貌。以棉纺织中心曼彻斯特城为例，工业革命前，这里人口仅在1万左右，几条又窄又暗的街道，连通城外高凹不平的旧路，河边的独木桥形影相吊。它没有市政机关，也不选派议员到英国下院，作家笛福称之为"英国最大的村落之一"。1786年，居民们看到了第一根烟囱，即高耸在屋顶的阿克莱特纱厂的烟囱。仅过了15 年，曼彻斯特已有约50个纱厂，大多数都拥有了蒸汽机，成排的大烟囱日夜不停地将滚滚浓烟吐向天空。纱厂周围是工人的棚屋，绵延数里，几乎将旧城区包围。城市中心区域已经美化，那里开辟了宽阔的街道，旁边设有商店。在城市东南，建造起带有花园的漂亮别墅，那里住着城市新贵，即棉业富豪。与此同时，路政得到改善，街道有了照明，消防救火组织成立。 问题 不过，就总的情况来看，由于城市化速度过快，缺乏总体设计规划，城市布局显得零乱、无序。工厂主、企业主的利益和方便决定了城市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方式，而居民尤其是工人的舒适、健康和幸福从来就不被考虑。城市交通、供水、居住、卫生条件很差，许多城市没有下水道，垃圾、粪便成堆，严重污染了居住环境，损害了居民身体健康。工厂沿河而建，大烟囱冒出的浓烟笼罩市区，工厂废弃物对河流构成严重污染。 城市是富人的乐园，冒险家的天堂，也是穷人谋生糊口的栖所。同一个城市往往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工业家的豪宅通常坐落在公园中间，空气清新，环境舒适，交通方便;工人的住宅多位于城市偏远角落，简陋的屋棚茅舍杂乱地拥挤在一起，或者单调地排列成行，交通、卫生条件极差。18世纪末英国的"公共卫生专家"称曼彻斯特"比得上伦敦，而就穷人拥挤在令人作呕、黑暗潮湿、狭小不堪的住宅（这是繁殖疾病的非常肥沃的土壤）的稠密情况而言，曼彻斯特不幸也赶得上，甚至超过了伦敦"。由于居住条件恶劣，人口拥挤不堪，没有最基本的卫生设施，甚至缺乏通风采光，工人区疾病肆虐，其中热病最为流行。在19世纪中期的英国《议会文件》里，对各大城市卫生状况的调查报告，惊人相似地大量使用诸如"肮脏"、"恶臭"、"阴暗"、"热病"等字眼描述工人街区和大杂院（贫民窟）。 在贝斯纳尔格林有一个巨大的臭水塘——"拉姆的场地"，这里垃圾、粪便、动物腐尸汇集，夏天恶臭刺鼻，紧邻的几条街道热病从未中断，"居民一家家统统死光"。格拉斯哥弯街的死胡同和大杂院集污秽、灾难、疾病之大成，令视察者"无法相信"。"利物浦的房子背靠背"，工人的妻子用水坑里的臭水烧饭煮菜。 伯明翰"大杂院"极多，这里的厕所脏东西"满得溢出来"。布雷德福是"最肮脏的城市"，"空气中充满着这么多的硫化氢"。谢菲尔德烟灰弥漫，人们不停地"把尘埃吸入体内"。在利兹"下层阶级"的肮脏庭院里，大批的人体弱多病，无精打采，"许多人夭折"。诺丁汉工人区居民拥挤，构成酮龊无比的"有害健康的迷宫"。 巴斯 1837年底流行天花，300多人死亡，其中"没有一个绅士"。除了疾病外，贫民窟还是各种犯罪的孳生地，治安很差，抢劫谋杀、卖淫嫖娼、酗酒斗殴、赌博诈骗经常发生。有时工人不堪剥削压迫和恶劣的生存环境，起而抗争，被市政当局视作"暴民骚乱"，遭到军警残酷镇压。 城市的一边是平静有序、衣食富足、趣味高雅，另一边肮脏混乱、贫困饥饿、粗俗鄙陋、疾病四伏。这种城市的分裂，鲜明地反映出近代工业社会两大阶级的对抗和冲突。 工业革命的影响·英国1832年议会改革 尽管如此，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的意义还是十分重大的。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1830年，英国比欧洲任何国家也许更接近于革命。"因为欧陆各国的革命只是一些起义和随之而来的权力调整而已，它们表面上轰轰烈烈、沸沸扬扬、短促而激烈，实际上对社会的根本触动、改变不大。若就调整大的政治格局及其带来的深远影响而言，则不能和英国的议会改革相提并论。这种改革使英国的议会制度不断朝着民主化方向迈进，为各种企图实现社会变革的力量提供了合法的渠道、手段。 议会民主和政治妥协，既是英国悠久的传统，更因工业革命的胜利得到巩固完善。它使英国工业社会的改革运动得以长期延续。因为保守者的利益不会在短时期内得到巨大的损害，他们总可能作出让步、妥协;而激进者因为能看到未来的改革前景，变得更加耐心，更善于期待。当对抗的双方都放弃了诉诸暴力的想法时，引起社会剧烈动荡的、破坏性和伤害性极大的革命就终止了。 英国议会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在工业革命中崛起的资产阶级实业界人士的地位，他们现在和贵族阶级几乎平起平坐，统治国家。英国议会中的政治党派经过分化和重新组合，初步形成英国历史上两党轮流执政的局面∶辉格党的主流与工业家、部分自由托利党人逐步联合起来，组建了自由党，它基本上是英国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托利党的主流联合部分老辉格党人、前激进派，组建了保守党，主要代表土地贵族阶级利益。此后80多年的英国政坛，就由他们轮流把持。 1835年，英国根据《城市自治机构条例》，开始了城市地方政府的改革。改革结果是摒弃了城市地方行政中的封建残余，产生了通过一致的地方选举组成的城市行政机构。这种地方政治民主化，适应了工业社会发展需要，极大地促进了城市建设，能及时、有效地解决城市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问题。 1836年，英国议会下院允许媒体报导议会和议员的活动，如投票表决等。这是英国政治向公开化、透明化方向前进的一大步。议会下院还临时或者水久性地成立一些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对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宗教、教育以及其他社会方面的事务、事件和问题展开调查、通报，起到有效的决策咨询和有力的行政监督、纠正作用。 1867年英国议会又进行了第二次改革，部分城市工人获得了选举权。1886年第三次改革后，全国 60%的成年男性公民获得选举权。工人阶级和广大下层群众利用他们获得的政治权利，迫使资产阶级政府不断地实行社会改革，改善自己的生活。 工业革命的影响·社会立法和社会福利 英国在工业革命当中，逐渐废弃了中世纪封建福利，建立了基本适合工业社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福利制度。这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一大社会成果，体现出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然而这也是一个漫长曲折的、充满痛苦又孕育希望的改革过程。英国的一些激进资产阶级改革家曾为此奔走呼号，作出一定贡献;而英国的产业工人和广大社会下层群众为此不懈斗争，更是付出了巨大代价。 1802年，在英国著名工厂主、下院议员罗伯特·皮尔男爵（1788—1850）的倡导和敦促下，英国议会通过了第一部《工厂法》。它规定了车间的卫生条件（通风和定期的消毒）、童工工作日时限（不得超过12小时）以及工厂应承担对童工的其他义务（生活起居、文化教育等）。眼据该法，地方政府选派两名检查员，随时可进入工厂行使监督权力。对违反条例的工厂主，课以罚金。这项立法虽然还很不完善，存在许多漏洞，而且只在大工厂（特别是纱厂）实行，但它首创了近现代的工厂监督制，一定程度上起到限制企业主专权、保护工人福利的作用。此外，由于《工厂法》的颁布实施，排挤成年劳动者和摧残未成年人的童工制遭到毁灭性打击，从此走向衰落。 1824年，英国废除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工人结社由秘密转向公开，他们开始借助合法组织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益进行斗争。1842年，议会颁布《矿井法》，改善矿工恶劣的劳动条件。1844年议会又通过《工厂法》，进一步改善工厂劳动条件。1847年英国实行了什小时工作法》，1848年颁布《公共卫生法》。在 19世纪 70年代到20世纪初.伴随持续不断的社会改革浪潮，英国在社会立法和社会福利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 20世纪下半叶，英国作为西方世界第一个实行"全民保障、全面保障"的"福利国家"卓然于世。 但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改革永远也不会以强者的软弱为前提;它们应当是而且也将是弱着的强大所引起的。"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一直是英国资产阶级社会改革背后的强大推动力量。资产阶级政府总是力求在资产阶级的"法制"范围内解决问题，在不损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从长远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看，英国资产阶级的这种策略相当成功"，改革和改良取代了革命，英国工人运动被逐渐纳入一定的政治规则中。 20世纪初世界的民主化进展 贵族政治在世界各地还继续存在，包括在英、德等中西欧国家内也有大量的残余。但是，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也在稳步发展。继 19世纪70年代法、德、瑞士先后实施男子普选制以后，比利时于1893年、荷兰于1896年、挪威于1898年也实现男子普选权。 进入20世纪后，1907年，瑞典和奥地利实行男子普选权，挪威和芬兰把这一权力扩大到成年女性。1908年和1912年，土耳其和意大利先后颁布法律，使大多数男子获得选举权。 1914—1915年，丹麦建立以人民广泛享有选举权为基础的议会制度。英国在 1906年劳合-乔治自由党政府执政期间，曾经通过法案限制上议院的权力，并对社会立法、所得税和遗产税实行改革，1918年又实施男性公民和 30岁以上女性的普选制。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资产阶级民主也得到逐步发展。经过19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的两次议会改革后，小资产阶级和上层工人获得选举权，但200万的农业工人仍被排除在外。1884年自由党人格莱斯顿提出的“人民代表法案”获议会通过，把选举权扩大到农业工人，基本实现成年男子普选制。 随着社会问题的凸显和民主的扩展（选举权的扩大），在工人运动压力和工人阶级政党（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治家、议员）努力下，19世纪中后期，英国加大了社会立法的范围，使劳工福利政策扩大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效地缓和了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关系和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初步实现了公平正义，有利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19世纪70年代后，面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趋于缓和等新变化，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进行了新的阐述。他们在强调暴力革命重要性的同时，提出了各国工人阶级要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革命方式和道路的思想，指出暴力革命和和平选举都是夺取政权时可以采用的方式。 进入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日益重视普选制的作用，提出了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标尺的重要论断，突破了他们以往把普选制看成是陷阱的观点，进一步阐明了工人政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平夺取政权的重要性和意义。 1870—1900年，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在德国、丹麦、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挪威、奧地利、英国、荷兰、俄罗斯、美国等欧美国家建立并成长起来。这些国家的工人政党组建工会、领导工人运动、投身议会选举，在政治上左右国家政策，推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建设，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观点的人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右派，在欧美发展为民主社会主义，（苏联东欧的科学社会主义继承了马克思年轻时的观点，坚持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左派）。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民主社会主义（节选） 作者：谢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前副校长） …… 民主社会主义最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农村和农民了。 据2003年9月一位旅行者随机采访的资料，在法国小城波尔多市，70%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约1500欧元（欧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为1∶ 9），在郊区和乡间工作的人（原来的农民）月收入为1000至1200欧元，白领阶层月薪为1800至2000欧元，医生、律师、教授更高些，有的月薪达8000欧元，大企业的股东、上层管理人员、葡萄庄园主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这个水平。 随着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队伍的构成也在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阶层急剧缩小，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迅速扩大。21世纪初，德国蓝领工人只占工薪阶层的6%。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对峙的工人阶级变成少数了，这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罗马尼亚总统。 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 …… 1866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危机过后，资本集中有了惊人的发展。大规模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吸收社会的资金办企业，股份公司就应运而生了。 在欧洲大陆，首先是钢铁工业，接着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变成了股份企业。马克思非常看重这一变化，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2版，第504页） 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而只是拥有私人财产，这份私人财产是用货币量化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债权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 “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经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 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马克思心目中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原始的资本主义）灭亡了。其后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穷经研究资本主义几十年的最终结论，经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和修订，于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1894年6月出版。 马克思1883年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12年之久，并于1889年成立第二国际。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意义：“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页） 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说完这些话不到五个月，1895年8月5日他就去世了。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他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 由此可见，不是伯恩施坦（1850—1932）“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施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布朗基（1805～1881）是十九世纪法国秘密社团领导人，第一国际内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军事领袖。布朗基主义的要义是坚信：不管生产力的发展处于什么水平，只凭革命暴力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 我们中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没有读过《资本论》，没有读过恩格斯晚年的著作（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1930年才在苏联出版，1956年才在中国出版），他们读得比较多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流派（左派）。 在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承认1848年的错误以后，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民主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列宁标新立异，1918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斯大林等人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1848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差别、贫富和社会分化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的结果，因而总体说来是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又包含着退步，出现了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统一体，这是人类告别野蛮时代进入文明门槛社会存在的发展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着眼点是前者，这是唯物史观的基石；过分强调后者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流派。 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操纵这个杠杆，有一个合理的“度”（现代经济科学称之为“基尼系数”），超过了这个“度”，社会就要爆炸；消灭了这个 “度”，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和前进的动力。其结果都是矛盾统一体的破裂，让位给新的王朝或新的制度。领导者或统治者的全部艺术就是掌握好、调控好这个 “度”。 …… 如果把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所建立的社会制度比作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实验的话，后者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它没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这样一个条件，而且连资本主义的萌芽都消灭了。正如辛子陵所说：“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由此可见，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都是“左”倾修正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那个实验，以瑞典模式为代表，影响了整个西方工业国家，改变人类历史的方向。我们要更加重视、更加尊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成果——民主社会主义。 其次，辛子陵这部书稿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书稿《导言》里指出：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1847年10月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勾画了这位27岁的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73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 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 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谈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 设置终极奋斗目标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一千年，基督要复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国。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从这里衍化而来，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 建立天国的想法，表现了科学尚不昌明时代人类对具体地改善处境、提高生活质量的无奈，把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事情推向遥远的未来。事实上，我们今天所拥有、所享受的物质文明，早已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想象，超过了他们所制定的共产主义标准。 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永无止境，而是要达成一个终极目标，完成一个社会形态。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和他的弟子马克思、恩格斯都违背了辩证法。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则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成了乌托邦的旗帜。当伯恩施坦主张扎扎实实地改良社会，切切实实地为工人谋福利，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成了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列宁的敌人。 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作为活着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生根的马克思主义，是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高工资、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是挑起阶级冲突，激化社会矛盾，而是把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富总量的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共同富裕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不是让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让穷人变成富人。这是社会民主党人治理国家的总的思路。这个崭新的思路比我们曾经奉行的“阶级斗争”劫富济贫的思路高超百倍，前者是共同富裕，后者是共同贫穷。 就在苏式社会主义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民主社会主义在西北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专制腐败也不是社会主义。普通民众的富裕和政府官员的廉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亮点。民主社会主义寄托着人类的希望。 辛子陵这部书稿从历史大视角回顾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为批了多年的所谓“修正主义”正名，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障碍。他指出，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对我们渡过难关、解决面临的棘手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 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民意），维护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行高水平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工和资本家双赢；民主宪政与法治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和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成功的范例，极具借鉴价值。 殖民地对于列强的重要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为了控制原料产地、商品市场、投资场所（殖民地），获得巨额经济收益，资本主义列强奉行对外殖民扩张、抢占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政策（即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并把世界瓜分完毕。因此，发展到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被称为“帝国主义”。 美国和德国崛起后，在经济实力上赶超了已经拥有庞大殖民帝国的英国和法国。缺乏殖民地的德国对按照旧的实力对比瓜分世界的格局（秩序）深为不满，要按照新的实力对比重新瓜分世界，英德、法德、俄德矛盾日益尖锐。 1914年欧洲部分列强占有的殖民地统计表 项目 英国 俄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美国 殖民地面积（万平方千米） 3350 1740 1060 290 30 30 殖民地人口（万人） 39350 3320 5550 1230 1920 970 殖民地个数 55 未统计 29 10 3 3 1870年工业产值占世界比重 32% 未统计 10% 13% 未统计 23% 1913年工业产值占世界比重 12.1% 2.7% 6.6% 15.3% 1% 38.2%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因争夺殖民地而引发的战争（部分） 时间 交战国、战争名称 争夺地区（殖民地） 战争 结果 17世纪 三次英国-荷兰战争 英国争夺荷兰在北美的殖民地 英国 胜利 1655- 1658年 英国-西班牙战争 英国争夺西班牙在中美洲的殖民地牙买加 英国 胜利 1756- 1763年 英国-法国七年战争 英国争夺法国在北美、中美洲、印度的殖民地 英国 胜利 19世纪 英国-法国埃及争夺战 英国和法国争夺埃及 英国 胜利 1853- 1856年 克里米亚战争 英法和俄国争夺对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 英法 胜利 1898年 美国-西班牙战争 美国争夺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古巴、波多黎各 美国 胜利 1899- 1902年 英布战争 英国争夺南非布尔人（荷兰人）居住地的控制权 英国 胜利 1904- 1905年 日俄战争 日本争夺俄国在中国东北、朝鲜的控制权 日本 胜利 1908- 1909年 波斯尼亚危机 德国支持的奥匈帝国和俄国支持的塞尔维亚争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两地塞尔维亚人为主） 奥匈帝国胜利 1912- 1913年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保、塞、希、黑组成巴尔干同盟（俄英法支持）和土耳其（德奥支持）争夺巴尔干地区 巴尔干同盟胜利 1913年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 塞希罗门土（俄英法）和保加利亚（德奥）争夺马其顿 保加利亚失败 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 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使各国的实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从1870 年到1913年，美国的工业生产由原来的世界第二位升至第一位，德国由原来的第三位升至第二位，英国则由原来的第一位降至第三位。20世纪初，世界已被瓜分完毕，英国占有了最大份额的殖民地，德国则要求按照新的实力对比重新瓜分世界。帝国主义列强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寻找同盟者，退则能够避免孤立，以团体的力量维护既得利益，进则以同盟的力量威慑并压倒竞争对手，取得争霸场上的战略优势。于是，在欧洲舞台上逐渐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帝国主义军事集团。 1879年 10 月，德国和奥匈帝国为了联合对付俄、法两国，首先缔结秘密的军事同盟条约，规定一方受到俄国的攻击时，另一方以本国的"全部军事力量"予以援助，一方受到俄国以外的大国攻击时，双方互守善意的中立。1882年5月，意大利在同法国争夺突尼斯失败后，在德国的拉拢下也参加德奥同盟，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成为其中一个动摇的同盟者。 法国为了对抗德国，一直想拉拢俄国。但德国首相俾斯麦长期推行"拉拢俄国"的外交政策，在此背景下，俄国不愿意在德国和法国之间作出选择。德皇威廉二世执政后，拒绝了俄方提出的延长《德俄密约》（1887年签订）的提议，此举推动俄国迅速向法国靠拢，于1894 年正式形成法俄同盟。英国长期来奉行"光荣孤立"的政策，同法国和俄国之间也存在着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矛盾。当时英、德两国国内都有同对方结盟的主张，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相反，英国面临德国的崛起，深感威胁，于1904 年同法国、1907年同俄国订立协约，这样便构成三国协约。不过，英国开始时仅仅把这些条约视为"协约"而不是"盟约"。以后随着英德之间的谈判多次失败，英国才同意把三国之间的关系改成同盟关系。 在帝国主义大国矛盾日趋尖锐的同时，受这些矛盾影响的局部冲突也在不断发生，这些冲突反过来又加剧了大国之间的分化与组合，使局势进一步紧张。 波斯尼亚危机和两次巴尔干战争 巴尔干地区长期以来是奥地利帝国（1867年以后为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势力交汇之处，三大帝国的不同宗教信仰给各地留下了不同的宗教。随着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门的内哥罗、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已先后取得独立。从民族解放的角度看，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由于这里民族繁多，分属东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又交错居住，导致领土纠纷复杂，再加上大国的争夺，成了欧洲的"火药桶"。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原受奥斯曼帝国统治，1875年该地爆发反对土耳其的起义，3年后柏林会议决定把它交由奥匈帝国的军队占领，但是实际上并未并入奥匈帝国。20世纪初，巴尔干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高涨，塞尔维亚人创导"大塞尔维亚主义"，希望将寨尔维亚血统的各个民族统一起来。沙皇俄国也企图进人这一地区，在"泛斯拉夫主义"的旗号下支持"大塞尔维亚主义"。奥斯曼帝国也试图"重返欧洲"。奥匈帝国对此极为恐惧和仇视，于1908年 10月7 日单方面宣布正式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挑起了波斯尼亚危机。 塞尔维亚政府闻讯立即进行战争动员，并得到沙俄的暗中支持。但是奥匈帝国在德国支持下态度强硬，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它无条件承认"吞并"，解除动员。塞尔维亚政府在俄国劝告下被迫屈服。 在波斯尼亚危机的诱发下，巴尔干各国决定联合自保并扩大版图。1912年，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结成既反对奥斯曼帝国又针对奥匈帝国的"巴尔干同盟"，同年10月，同盟四国相继对奥斯曼帝国宣战，引发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奥斯曼帝国很快战败，被迫求和。1913年5月，它与巴尔干同盟签订和约，同盟四国取得大片领土，奥斯曼帝国几乎丧失全部欧洲领土，仅保留伊斯坦布尔及其周围的狭小地区。 但是，巴尔干同盟各国在分配战果时又发生分歧，1913年6月，以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希腊、罗马尼亚为一方，以保加利亚为另一方，爆发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奥斯曼帝国站在塞尔维亚一边，奥匈帝国支持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很快战败，被迫割地求和。 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实力对比发生较大变化、世界格局面临转换之际，局部战争容易引发世界大战。20世纪初期的这些局部战争并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组成部分，但是它们加剧了帝国主义集团的分化，激化了各国之间的矛盾，强化了战争气氛和战争情绪。 大战的爆发 1914年6 月，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前往波斯尼亚检阅奥军的军事演习，并访问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斐迪南看到帝国面临的内外危机，主张"外保和平，内求改革"。他设想把奥匈帝国改造成联邦式的"大奥合众国"，国内除了拥有共同的王室，实施共同的外交政策和共同的国防外，各民族都将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当时，塞尔维亚的秘密恐怖组织"黑手社"试图联合巴尔干地区的全部南部斯拉夫人组成"大塞尔维亚国"。其时，奥匈帝国皇帝已是84 岁高龄，年老体衰，他们担心一旦斐迪南即位后推行新政策，波斯尼亚人和黑塞哥维那人就会安于现状，"大塞尔维亚国"计划将付之东流。于是，"黑手社"派出成员普林西普等人，于6月 28日在萨拉热窝刺杀了斐迪南夫妇。从实际结果看，此事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奥匈帝国政府决定利用皇储被刺、国内外群情激愤的有利时机进攻寒尔维亚，将其瓜分甚至吞并。德皇威廉二世则给奥匈帝国开了一张"空白支票"，即向它保证，无论奥匈帝国决定采取什么行动，德国都将给予全力支持。德国驻奥大使甚至自作主张地表示，如果奥方现在还不摊牌，德国将不会再把它当作同盟国看待。7月 23日下午6时，奥匈政府向塞尔维亚发出条件苛刻的最后通牒，企图把军事冲突的责任转嫁到塞尔维亚一边。通牒要求塞尔维亚严厉取缔一切反奥宣传，镇压一切反奥的"颠覆运动"，清除所有反奥的文武官员，由奥方派员到塞尔维亚共同审判萨拉热窝事件的凶手，并限定塞方于 48 小时内作出答复。塞尔维亚政府在征求俄方意见后，按时面交了复文。塞方接受了通牒的大部分要求，但不同意让奥方派员参加调查工作并参与取缔反奥运动，因为这涉及塞尔维亚作为独立国家的尊严。于是，奥匈政府于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 俄国一向对巴尔干怀有扩张野心，以斯拉夫东正教小国的保护者自居。7月30日，它宣布支持塞尔维亚，并在国内实行总动员。法国担心有朝一日会单独同德国作战，并企图重新获得阿尔萨斯-洛林，决定支持俄国，于8月1日实行总动员。 德国立即抓住时机，介入战争。7月31日，它向俄、法两国同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在12 小时内停止动员，要求法国承诺在德俄战争中保持中立。俄、法两国断然拒绝。德国于8月1日和3日分别对俄、对法宣战。 英国政府在萨拉热窝事件刚发生时，内部曾经对是否参战意见不一，但在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后，也决定参战。8月4日夜，它借口德国入侵比利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和英国国王乔治五世（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是表兄弟。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与英国国王乔治五世是姨表兄弟（他俩的母亲是亲姐妹）。所以当时的俄皇，德皇，英王彼此以兄弟相称。比利时国王是英国国王乔治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共同的舅舅】，宣布英德两国处于战争状态。8月5日，门的内哥罗加入寒尔维亚方面作战。8月6日，奥匈帝国向俄国宣战。一场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帝国主义国家大厮杀就这样开始了。 在以后的战争进程中，土耳其、保加利亚加入同盟国集团，日本、意大利、罗马尼亚、美国、希腊等先后参加协约国方面作战。许多殖民地和附属国也被帝国主义国家强行拖入战争。战火蔓延到亚洲、非洲和大西洋、太平洋等广大地区，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列强对战后世界新秩序的基本构想 世界大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世界整体化进程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世界秩序又严重失调的产物。大战结束以后，作为处理善后事务的和平会议，应该更多地着眼于未来，构筑起较为理想的和平体系，使整个世界得以平稳发展。但是，当时掌握世界事务主导权的政治家们大多缺乏这种远见卓识，更多地关注于本国的利益得失。 巴黎和会于1919年1月18日—6月28日召开，共有32个国家的1000多名代表出席，苏俄被排斥在会议之外，德国及其盟国也没有资格列席会议。在会议期间，与会国全体会议只举行过7次，主要决定大权掌握在"最高委员会"手里，该机构最初由美、英、法、意4国政府首脑和外长加上2名日本代表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显组成，俗称"十人会议"，后来又缩小为由美、英、法、意4国首脑组成的"四人会议"。由于意大利实力弱小，在"四人会议"中常遭冷落.实际操纵会议的是由美国总统威尔逊（1856—-1924）、英国首相劳合·乔治（1863—1945）和法国总理克列孟梭（1841-1929）组成的"三巨头"。 在三巨头中，只有威尔逊的方案在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向。威尔逊在就任美国总统前，曾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和校长，是一名学者型的政治家，自誉"理想主义者"。1918年1月8日，他在国会演说中提出了和平"十四点原则"，作为建立"世界和平的纲领"。其主要内容包括废除秘密外交，实现公海航行自由和贸易自由，限制军备，恢复各国被占领土，实现民族自决，公正处理殖民地问题，建立国际联盟等。该文件既有利于维护美国利益，同时也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同世界人民的正义呼声有某种一致性，如以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来适应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呼吁实行公开外交、民族自决等进步的原则等。威尔逊到达欧洲时，曾经被视作来自新大陆的新型政治家，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 美国由于参战晚，伤亡人数最少，总共不到 40万人。而且在战争期间利用其本身远离战场、资金雄厚、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足的有利条件，加紧生产和输出军火、粮食和其他商品，进一步加强了自己在世界上的经济领先地位，从战前的债务国和资本输入国转变为债权国和资本输出国，到战争结束时集中了世界黄金储量的 40%，但是，它的优势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对于争霸斗争具有关键作用的军事实力，尚不能同英、法相比，而且它的军队没有单独占领他国领土。 对构筑战后世界新秩序具有较大发言权的是英国。它尽管在战争中遭到削弱，伤亡300 多万人，损失70%的商船，变卖了50多亿美元的海外投资，并欠下美国50多亿美元的债务，但由于在战争中打败了德国海军，掌握着德国的大部分舰只，使自己的海军实力进一步增强。它不仅支配着原有殖民帝国的巨大财富，而且在战争中占领了德国在非洲的全部殖民地，约260万平方公里，1000多万人口，占据了奥斯曼帝国名下的伊拉克、阿拉伯半岛和巴勒斯坦地区。 英国的目标是维护殖民帝国和海上霸主的地位，确保在战争中抢占的殖民地和其他利益。对德国的态度，前后有些变化。劳合·乔治政府在1918年底举行的大选中，哗众取宠地许诺"要绞死德国皇帝"，逼迫德国偿付战争的全部费用，并且"要敲骨吸髓似地把德国压得再也翻不过身来"。但是在巴黎和会上，它又回到传统的"大陆均势政策"上来，除了要消灭能够直接威胁英国利益的德国海军，严禁德国拥有空军外，不愿意过分削弱德国，而企图利用德国来遏制苏俄，牵制法国。 法国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发言权。它作为参战的主要国家和主要战场，在协约国方面损失最大，伤亡人数达 400多万，工农业较发达的东北10省被德军占领过，物质损失计2000亿法郎，并在战争中欠下美国40亿美元和英国6.5亿英镑的债务。但它作为这场大战的主要战胜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占领着莱茵河地区和巴尔干地区等欧洲战略要地，随着德、奥匈和沙俄三大帝国退出角逐，已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具争霸实力的强国。 法国要追逐的目标和手段，比英国更为偏狭和近视，除了分享德国的殖民地和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外，主要是企图独揽欧洲大陆的霸权。为此，它要通过领土上肢解、经济上榨取、外交上孤立、军事上限制等办法，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使之永远降为二等国。凡尔赛体系的基本内容，是美、英、法三国构想妥协的综合。 一战的伤亡 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四年多，三十多个国家、15亿人口被卷入了战争，占当时世界人口的总数的67%，它对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上损害。长期的阵地战和绵延过长的战线使战争双方都难以短时间迅速取胜，加上工业时代现代化的武器杀伤力极大，使参战各方伤亡极为惨重。据统计，直接死于战争的军人（男青年）达900万，受伤者2000多万，终身残疾者350万，这些男青年是母亲的儿子、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意味着900万个家庭支离破碎，2000多万个家庭遭受沉重打击。按当时的美元计算，参战国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805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也达1516亿美元。欧洲的工业生产水平至少倒退了8年。 旷日持久的战争使青壮年男性离开工作岗位、长期服役和大量伤亡，导致大量女性进人工厂和管理部门，接替了许多过去被认为只有男子才能承担的工作，并发挥了巨大作用，千百万女性的个人生活与见识，从家庭转向经济、政治生活，妇女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1918年，30岁以上的英国女性也获得了选举权。 把战争责任全部推给德国，并瓜分德国全部海外殖民地、肢解其部分领土、索取巨额赔款，激起了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强烈复仇心理。他们从未承认自己的失败，并对《凡尔赛条约》充满仇恨。人们怀念帝国，希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铁腕人物“重振国威”正是在德国社会各阶层中不断蔓延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持续高涨的复仇主义，形成了纳粹党发展的土壤，并成为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上台执政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积贫积弱到世界第二再到挑战霸主：大国宪政100年 原创 小炒君 小炒记 2020-07-20 19:30 1890年3月20日，世界各地都在报道这一头条新闻——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辞职。当各地的慰问电报、鲜花、信件涌向他时，他丝毫不为所动，而是自嘲道：“这是一级国葬。” 俾斯麦本是说葬送自己，他绝不会想到，这场看似平静的权力交接，埋葬了德意志第二帝国。 这个时候的德国，工业生产能力无限逼近世界霸主英国。雄心勃勃的威廉二世，一改俾斯麦均势外交的和平策略，奉行进攻性的“世界政策”，他要把德国从欧陆国家打造成世界强国，实现德意志民族的伟大荣光。 致使英德关系急转直下，英德矛盾成为世界局势的主要矛盾，最终一战爆发，德国覆灭。 关于德国在20世纪初的命运转折，很多人喜欢用“修昔底德陷阱”来解释，认为新崛起的大国与现存霸主必有一战。在我看来，这是用结果来解释结果，是一种学术上的偷懒和历史总结的废话。 “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一种自然规律，而是新崛起大国自身的政治选择造成的。小编从德国的内政去分析原因： 宪政的缺失。 1从落后到改革，普鲁士的总设计师 1807年7月，发生了世界外交史上极具戏剧性的一幕。在涅曼河（现白俄罗斯境内）中央的一只木筏上，两个年轻的皇帝正在商讨一项条约。在岸边，另一位年轻的皇帝来回踱步，焦急地等待着谈话的结果，这一结果将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 这三位皇帝分别是：拿破仑、俄国沙皇亚历山大、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腓特烈就是岸边的那位皇帝。 拿破仑狠狠地羞辱了普鲁士：易北河西侧的土地割让给法属莱茵同盟，东边瓜分波兰的土地全吐出来，合并为华沙大公国，最重要的领土全没了。还有赔款和驻军。 这就是丧权辱国的《提尔西特和约》，曾经拥有30万平方公里土地 、1000万人口和自称25万欧洲最强陆军的强国，陷于灭国的境地。 普鲁士落到这般境地，还是自己太out了。在工业革命之前，普鲁士靠专制主义和农奴制，集中全国力量供养军队，逐渐打下一方土地，位列欧洲五强之列（英法普奥俄），也成为欧洲最为专制的国家。 当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席卷而来时，普鲁士毫无知觉，落后的农奴制不见丝毫松动。面对拿破仑的兵锋所指，思想还停留在18世纪的普鲁士官员们充满了无知的自信，不等俄国的援军到位，直接单挑拿破仑，扬言要让这帮法国农民瞧瞧什么才叫精锐。 结果完全相反，即使人数是对方两倍，普鲁士也是溃不成军，没有招架之力，2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拿破仑进驻柏林，国王直接逃往东普鲁士（现加里宁格勒）避难。 从开战到首都沦陷，仅仅一个月。落后还要逞强，就得挨最狠的打。 这才有了前面的普鲁士版“《辛丑条约》”，普鲁士一夜回到解放前。 被拿破仑蹂躏得最惨的普鲁士，这才突然意识到，延续了几百年的封建传统，再不革除就要亡国了，改革是唯一的出路。于是，痛定思痛，开始了救亡图存、大刀阔斧的改革运动，试图挽救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 1807年，施泰因担任普鲁士首相，全面学习西方的英法。彻底废除农奴制，反对集权专制，他主张“恢复公共精神和公民精神”，“重振对祖国的情感，独立性和民族尊严”，认为只有发挥公民的主动性，让被统治者参加管理，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才能使国家呈现蓬勃生机。 他的激进改革立马遭到了保守势力（容克贵族）的强烈反对，说:“施泰因在祖国展开革命，发动了一场无恒产者对抗有恒产者、工业对抗农业、变动对抗稳定的战争。”他们直接勾结法国占领者，将施泰因轰下台。施泰因在位仅仅14个月。 可见，保守势力是没有祖国的。哪怕利国利民，只要损害了自身利益，也要千方百计把改革者赶下台，勾结外国侵略势力也在所不惜。 总设计师没了，但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还得继续。1808年，哈登贝格担任新的首相，继续改革大业。 哈登贝格学聪明了，更加地务实，总体思路就是“君主专制政府下的民主原则”。 哈登贝格在给国王的奏折中表示：普鲁士“必须自上而下地做法国人自下而上地做的事”。旧的统治形式必然消失，统治阶级要想生存下去，不被历史淘汰，就必须建立顺应历史发展的新的资本主义统治方式。如果顽固坚持旧的统治秩序，最终招来的必将是革命的惩罚。 旧的统治阶级只有采取以攻为守的“防御性改革，掌握历史发展的主动权，才能继续“把握未来”，在日后社会政治生活中继续维护自己的利益。 自此奠定了普鲁士改革的基本模式：维护传统统治者的利益，以稳健的方式实现新旧社会的对接，将可能爆发的革命引入和平的改革发展轨道上。他们认为“从旧到新的实现，不可能太缺乏过渡，而要使人们一步步地学会自觉行动”。 这就使得，哈登贝格的改革，集中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鲜有成效。 普鲁士的政府十分高效，改革的推行力度也很大，被恩格斯称为“普鲁士的资产阶级革命”。但专制主义色彩和保守势力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最大的特征就是，哈登贝格一直在推动的宪政（宪法与议会制），直到1822年去世也没有进展。 他认为“普鲁士国家没有国家宪法，其最高政权在国家元首和国家代表之间不加区分，普鲁士国家完全是由许多单一的、通过继承、购买、征服而凑到一起的地区的崭新的集合。”也就是说，国家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但政权是封建主义的。 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最后的落脚点是实施宪政，赋予公民政治权利又必然威胁到君主的专制权力，这就产生了根本矛盾。 但专制权力与宪政之间是没有妥协的，是一个二选一的零和博弈，不存在一个既能满足保守势力的专制要求、又能满足公民参政议政愿望的折中方案。 所以，普鲁士宪政改革的理想方式，就是由开明的绝对主义君主推行有限制的宪政改革，由此形成倒逼效应和累积效应，最终完成渐进式的改革。 为什么普鲁士的国家转型必须要实现宪政？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发展经济是做大蛋糕，发展政治是分蛋糕；做蛋糕是政策层面和技术层面，而分蛋糕才是真正体现智慧的制度层面。 只有把蛋糕分好了，才能继续做大蛋糕。否则，就是一地鸡毛，之前的成果得而复失。 这是宏观的经济规律决定的，也是微观的人性决定的。 对于施泰因和哈登贝格而言，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要想通过不流血的改革实现脱胎换骨，那么，就需要勇敢的后人来接力了。只要改革在继续，国家在进步，问题总有解决的时候。 不幸的是，普鲁士终其一生，也没等到那个勇敢的人。 2经济发展与宪法纠纷 事实证明，在一个专制传统的国家，发展经济容易，实施宪政很难。 依靠政府主导，普鲁士的工业化快速发展，到1840年城市化率已经超过25%，铁路里程达到232公里，但是连颁布一部宪法都很陷入难产。普鲁士政府固守封建理念，认为国家的方方面面都要服从政府的威权，维护国王的至高地位。 即便是掌握实权的哈登贝格积极劝说国王推行宪法，换来的却是1817年的《卡尔斯巴德决议》：对教育和新闻出版进行严格的监视，禁止所有的公共集会。强势镇压自由主义运动。 经济与政治驶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当然，这种倒退不是最后一次。 既然内部变革很难倒逼宪政改革，那就只能依靠外力了。1848年，革命浪潮席卷整个欧洲，奥地利的梅特涅乔装成女性逃亡伦敦，普鲁士国王被带到皇宫阳台观看街头暴力的现场直播。 来软的不行，来硬的很有效果。1848年12月，普鲁士颁布宪法，建立议会。 上议院成员全部由国王任命，下议院成员由选举产生。立法和征税，需要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的一致同意。 国王依然掌握着行政、司法和军事的最高权力，但国王专制权力的为所欲为已经受到一定的遏制。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依然被禁止，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通过议会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以配角的身份参政议政。 有了政治上的这场破冰，人们才能承认：普鲁士正在由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 普鲁士的经济发展也更加快速，之后的10年，普鲁士投入铁路的资金增加10倍，股份制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向英国和欧陆的出口迅猛增加。 时隔40年，普鲁士通过改革重回欧洲列强之位。 红火的经济和稳定的秩序，普鲁士政府没了深化改革的压力和动力，一直停留在1848年的水平，但是商业发展与专制权力必然是不兼容的，更核心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 国家是国王的，还是议会的？军队是国王的，还是国家的？ 在国王眼里，自己才是这个国家的王者，议会只是个青铜。 在议会眼里，国王迟迟不愿意交出行政权和军权，还想当着皇帝。 双方的冲突在军事预算上爆发出来。国王要加强军备，下议院担心军队会进一步提高王权，拒绝批准预算。 1861年、1862年，国王两次解散议会，但事与愿违：新的下议院不仅没有带来顺从的代表，反而带来更多的自由派，国王在下议院逐渐失势。 国王站在了时势的对立面，政府公信力急剧下降，普鲁士的政治矛盾一触即发。 俾斯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台的。 3俾斯麦的倒退 1862年9月23日，俾斯麦走马上任。 我们的历史读物，总是推崇俾斯麦；但当时的普鲁士人，和二战后的德国人，对俾斯麦普遍持负面评价。 中外的这种两极分化，大家看完我的论述，就会明白。 俾斯麦是一个传统的容克贵族，对民主和平等深恶痛绝。1848年革命爆发时，他说：“我是一个容克，我一定要压倒革命。” 当他担任普鲁士首相时，普鲁士的问题是宪政危机，政府在无情践踏1848年的革命成果。他却在下议院的首次演讲中说了一句很反动的话： “今天的主要问题不是通过演讲和多数决议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 他的演讲一出来，整个德国都在骂他，德国媒体给了他一个绰号“铁血宰相”，意思是“凶手首相”，完全不是我们的历史读物翻译的那个意思。 就连当时的皇帝也对他斥责：“我很清楚这个结局，他们会在我的歌剧广场的窗户前砍下你的头，过些时候再砍下我的头。” 然后在1863-1866年，直接绕过议会，征收新税，提升军备。政府如此公然违宪，政治如此倒退，显然需要压制媒体声浪，他就下令查禁报纸，解散下议会。 他也不怕抗议，因为只要能控制军队，反抗活动就不可能成功。他曾对国王说:“只要你掌握了军官团，就可以为所欲为。” 如何为自己公开的反动政策寻找合理性呢？除了依靠战争改变国内舆论之外别无选择。 写到这里，就必须把德意志统一运动和俾斯麦的三场王朝战争区分开。 在我们国人看来，俾斯麦的武力才是德意志统一的关键因素。这是大错特错！ 在德意志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努力下，1815-1862年，德意志统一的大部分成就已经完成。普鲁士主导的关税同盟已经覆盖了整个德意志，共同的经济政策、共同的货币、铁路的联通、还有共同的文化打造，在俾斯麦上台之前都已经实现了。 1815年就成立了德意志邦联，德意志统一早就是人心所向，成为公开讨论的政府议题，只是在统一方式、政府形式上意见不同。 俾斯麦的执政，结束了普鲁士的自由主义时期，将原本健康的德意志统一运动的主导权，把持到急病乱投医的普鲁士容克贵族手中，终结了自由主义德意志的理想。 1864-1871年，俾斯麦接连发动普丹、普奥、普法三场战争，将德意志变成“大普鲁士”，把德意志统一打上了深深的专制烙印。德意志统一的产物，没能成为欧洲进步的民主共和国，反而成为后来欧洲战争的策源地。 这一切，都能从俾斯麦的反动政策中找到根源。 三场战争都以获胜告终，但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普奥和普法战争，都是在拿国家命运做豪赌。 即便赌赢了，俾斯麦在德意志统一的进步运动中，扮演的也是一个开倒车的角色。而且，就像我在《真正的民族主义：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很多人只知道一半》所说：1871年仅代表了统一这一漫长进程的仪式和尾声。 事实证明，一时的赌赢，为日后埋下了更坏的后果。因为，不去解决而是试图转移或掩盖国内自身矛盾，只会招致更大的反噬。 那么，回到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如此褒扬俾斯麦呢？这是一种历史误解，个中原因，颇具玩味。 4大普鲁士，经济繁荣，政治滞后 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 德意志的经济模式和政治结构沿袭了普鲁士的专制传统。 德国政府将手伸向各行各业，就像一个企业家似的实际经营工业企业。最核心的银行和铁路，直接国有化；政府控制全国最大的44个矿山、12个钢铁企业、6个化学公司和2个电气公司，花重金支持他们；还从私人手里接收发电厂、煤气厂、自来水厂、公共运输公司等等。 政府主导，德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增速和人口增速欧洲第一。到1900年，钢铁产量全球第二，电气产品全球第一，铁路网欧洲最密集，1913年工业产值超过英国，全球第二。 德意志的政治结构也照搬普鲁士。议会由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组成。 联邦议会为上议院，最初有58个席位，普鲁士17，但规定有14票即可否决，意味着普鲁士主导联邦议会。帝国议会是下议院，共397个席位，由选举产生，职能是协商法案和表决预算。 行政、司法、立法，行政权和司法权由皇帝掌握，皇帝就是普鲁士的国王，皇帝有权任命帝国所有的官员，军队直接服从皇帝指挥，不受议会的控制。议会掌握立法权，但联邦议会也是由皇帝掌握，由于所有法案都需要帝国议会、联邦议会和国王的一致同意，这就使得议会没有独立的立法权，也就没法监督政府。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普鲁士国王对当皇帝初心不改。 因此，普鲁士实际控制着德国，普鲁士模式主导着德国社会。与其说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倒不如说是普鲁士帝国。 依靠人口红利和扩大的国内市场，统一的德意志在快速工业化和商业化，但是在最关键的宪政改革上，还比不上1848年。 马克思就深刻地指出：“第二帝国不过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保卫的军事专制国家。” 帝国议会依然是配角，而且政府一旦控制了帝国议会，整个政府体制与专制就没有了区别。这就是俾斯麦一直在做的事，十足的倒退。 他压根就不相信自由主义和议会政治，总想着减少对帝国议会的依赖性；他从来不想建立稳定的政府形式，就想维持普鲁士在帝国内的绝对主导地位。他曾对威廉二世说： “对德意志意思意思就好，请务必维持普鲁士的强大。” 从1871年到1890年，俾斯麦的政治风格就是独断专行，怎么合适就怎么来，政治路线飘忽不定。一会儿打压中央党，一会拉拢中央党；帝国议会的自由派听话就用，不听话就打击，甚至以各种借口解散帝国议会。 1876年他就出台法案，将反对政府的言论定为破坏社会稳定的刑事犯罪。 他与威廉二世讨论工人罢工时，直截了当：“有人搞事就派警察用枪去镇压他们。” 在经济领域，他拒绝政府退出，通过政策鼓励来获取受益者的支持。 当时的知识分子称他为“波拿巴式独裁”。 而俾斯麦在宣传中最常用的手段就是爱国主义。反对军事预算就是背叛自己的祖国，攻击政府就是破坏对祖国的热爱，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徒都在勾结国外势力，“给敌人递刀子”。所有爱国公民都应该支持俾斯麦他自己。 俾斯麦手法高超、算计精明，维持了政府的稳定运转，但没有制度性的约束，德国政府始终停留在人治的阶段，宪政的裹足不前使得政府的治理能力低下，整个政府充斥着尽职、听话而没有判断力的官僚。 1890年俾斯麦辞职时，德国的问题，与60年代他上台时的普鲁士一样： 宪政危机。 帝国议会与政府在军事预算上针锋相对，自由派议员想方设法扳倒俾斯麦。 不幸的是，接任俾斯麦的威廉二世，也是一个专制主义者。 5普鲁士王朝战争的重演 威廉二世同样不信任自由主义和宪政。他不允许出现政治民主化，强势压制着资本主义的冲击，连公务员跳探戈舞都不允许。 威廉二世沉迷于皇帝的美梦中，德意志注定陷入不稳定。 60年代的普鲁士资产阶级向往德意志统一，与容克贵族的专制主义传统结合在一起，催生出三场王朝战争，成功转移国内的宪政矛盾。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意志资产阶级面临产能过剩，需要寻找国外市场，威廉二世故技重施。 这就是威廉二世放弃俾斯麦和平的“大陆政策”、转向进攻性的“世界政策”的根本原因。 如果他不愿意采用顺应时势的宪政来化解国内矛盾，那就只有华山一条路——对外战争。 威廉二世一上台就提出一个诱惑性的概念——阳光照耀之地。 德国人正沉醉于本国迅速发展为经济强国，大部分都经不起成为“世界强国”这一想法的致命诱惑，他们认为德国应该有最强大的海军，应该拥有殖民地，还要有世界最快最大的轮船，德国应该抓紧机会去实现经济渗透，获取世界广阔的“阳光照耀之地”。 这一想法很符合普鲁士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扩张主义的需求，受到热烈欢迎。 于是，威廉二世对国家做出贡献的科学家授予荣誉勋章，热情宣扬德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必要性，专制主义和强权政治找到了存在的合理性。 反对者的数量也很多，他们谴责德国落后的政治制度，认为威廉二世是德意志的掘墓人和历史罪人，当前的统治方式维持不了多久，但是在德国的现行政治体制和德国人的非理性热情下，这种反对是没有用的。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13年阿尔萨斯小镇扎本，爆发了大众游行示威，皇帝直接派兵对小镇实施军事管制，抗议之声立刻销声匿迹。 未能建立宪政的德国，就这样莽撞地闯入世界政治格局。 1914年，一战爆发；1918年，德国战败，德意志第二帝国和普鲁士王国灭亡。 这一次，他们赌输了，输得理所当然。 小结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论述“文明的成长”时提到：“如果创造性天才不能实现自身的转变，那么他的创造性对他来说就是毁灭性的。” 普鲁士在1807年率先开始改革时，便成为德意志地区的引擎；1871年德意志统一时，经济总量就已经超过法国，便成为欧洲的引擎。但很遗憾的是，宪政的缺失，使得创造经济奇迹的普鲁士未能完成高阶文明的转变。 自此，他走向了自我毁灭，也给欧洲带来了沉重灾难。 事实上，在任何社会历史中，一旦少数创造性群体堕落了，试图依靠强权去维持已经变质的统治地位，那么，它不仅离文明的衰落不远了，也辜负了历史的期待，对于大国而言尤其如此。 普鲁士的经济和武力，多么亮眼，如今却被西方史学家当成反面教材，德国甚至不允许用普鲁士的名字当做地名。 俄罗斯三次大饥荒解密 作者：徐元宫，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本文曾刊载于《凤凰周刊》2009年第14期 总第327期。 1921：征粮队催化粮食危机 1917年苏联政权建立之后，立刻出现了战时粮食危机，来春演变成饥荒。为保住政权，打赢内外战争，从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苏俄政府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内容包含了禁止买卖粮食和余粮收集制。 1919年1月1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要求农民按照政府规定的数字交纳农产品，交出全部余粮和一部分口粮来支援红军和工人。 余粮征集成了实际上的国家剥夺，纸币等于是一张废纸，而政府又没有工业品来作为“余粮”的赔偿，甚至一张欠款字条就夺去了农户赖以维持生命和生存的“余粮”。列宁盛赞这种掠夺得来的“余粮”是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贡赋”。 为落实法令，苏俄政府派出了一支支携带武器的征粮队，用军事办法征集粮食和农产品。征粮队常常将农民们的种子粮和最基本的口粮也征集了上来，并将为数相当多的中农甚至贫农当作富农镇压或惩处。 1920年底国内战争结束，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却延续了下去，被征收的农村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了抵触情绪，转化为不愿意种粮或者尽可能少种粮、故意缩减耕地的不合作行动。农业急剧萎缩，1920年的谷物总产量比战争前减少了一半，棉花产量仅为战前的6%。1918年春已发端的粮食危机开始放大，最终在1921年酿成一场波及苏联17个省份的大饥荒。 战时共产主义制催化了饥荒，引发了波及全国多个省份的农民暴动。1920年底至1921年春，乌克兰、俄罗斯东南部、中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先后都爆发了农民暴动。 坦波夫省有世界上最肥沃的黑土，粮食一度销售到全俄与欧洲，十月革命前是俄国最富饶的省份之一。1917年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该地一直对余粮征集制消极抵制，并演变为公开的农民武装反抗。而随着苏俄政府对坦波夫省反抗农民的镇压，该省的经济也滑落到整个国家的倒数第二位，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居民，沦落到养不活自己的境地。 农民反抗期间，1921年2月28日爆发了喀琅施塔得军人反抗。2.6万名反抗水兵大多数来自农村，曾经在十月革命期间首先向冬宫开炮，此时却因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集权和“余粮征集制”再度起义。 大饥荒的燃眉现实，迫使苏俄政府从1921年3月起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过渡式的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替代余粮征集制，准许农民拥有剩余粮食和进行贸易。新经济政策形成对农民反抗的釜底抽薪。1921年9月，反抗最后平息。 死亡与国际救援 1920年代初的苏俄饥荒发生了人吃人的悲剧。大饥荒究竟造成了多少人死亡，迄今尚无定论。1986年出版的《苏联农民史》称大饥荒共造成了100万人死亡。苏联学者В.П.达尼洛夫则在《集体化前夕的苏联农民》一文中称：此次饥荒的死难者“有520万人”。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研究员季马·费奥多罗维奇在2008年撰文指出，因为饥饿和疾病死去了500多万人。 1920年代的苏联未完全对外部世界封闭，这次大饥荒处于国际视野之中。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苏联政府借由作家高尔基发出呼吁，吁请国际社会伸出援助之手。 美国是最早作出回应的国家之一。 1921年7月26日，时任美国救济署署长的胡佛给高尔基回复了一份电报，声称美国救济署可以向苏俄饥民提供必要的援助，条件是苏联政府必须释放被关押在苏俄监狱中的美国人。同一天，美国方面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全世界播发了胡佛给高尔基的这封电报的内容。 1921年8月两国达成协议，美国救济署派员到苏俄境内实施援助。美国救济署在苏俄境内的16个区开展救济，从美国购买粮食运抵苏俄境内，截至1922年7月共计运抵苏联72万吨粮食等食品。 1922年7月胡佛给美国总统哈定的报告中说：美国救济署工作人员在苏俄境内共计开设了15700个食堂和物资发放站，向大约325万名儿童和530万名成年人提供了食物。 高尔基在一封给美国救济署署长胡佛的信中感激地指出：“……你们从死神那里夺回了350万名儿童和550万名成年人……在我所了解的人类受难史上没有任何行动就其规模和慷慨能够与这次援助相提并论……? 1928：“非常措施”催生集体化运动 1927年10月，苏联斯大林放弃过渡性的新经济政策，开始实施以大工业化为核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与之配合的是农业的集体化。由于保证城市和工业粮食供应以及出口的需要，需要以国家核定的低价收购粮食，农民对余粮的拥有和贸易权再次面临取缔。 1928年1月斯大林提出以刑法用于粮食收购，对拥有余粮者以投机罪名惩处，这一“非常措施”此后影响深远。 与此同时，各地成立了“粮食收购三人特别小组”，“三人小组”拥有不经审讯批准逮捕、判刑和处决“犯人”的权力。 “非常措施”的实行，再次激化了苏维埃与农民阶层的对立。《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7期刊登的材料充分地揭示了当时农民们的反抗情绪，甚至一位贫农出身的村苏维埃主席也反映说：“在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共产党人发疯了或者正在发疯。……完全是在抢劫……1928年上半年苏联全国各地就爆发了150多起农民暴动反抗事件，这些农民暴动事件是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参与之下被镇压的。 斯大林坚持认为产生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富农囤粮不交，蓄意制造饥荒，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斯大林认为，粮食收购危机表明用市场方法从富农那里获取粮食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由此得出结论：必须把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集体农庄，使“各地区毫无例外地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如此方能（便于政府剥夺农民劳动果实——粮食）确保国家工业的粮食需求。 布哈林等人不同意斯大林的观点，认为产生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主要原因是国家用在工业上的投资过多，而对农业投资过少。另一方面，粮食价格又定得太低，挫伤了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1929年，布哈林被斯大林清除。 1930年1月联共（布）中央确定要在五年计划结束时完成农业集体化，将分散的农户集中到国家控制的集体农庄中，农业生产被纳人“计划经济”体制。苏联全国各地各级党和政府组织自上而下地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不能如期完成任务的地方干部要受到撤职、开除党籍的处置，而不愿意立刻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则被斥之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准）富农分子”，并没收土地。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是在短时间内强制推行的，农民被迫加入集体农庄，拥有生产资料的“富农”阶层被消灭（1930-1931年，全国6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53万富农家庭被迫迁往西伯利亚），由于剥削率高达80%以上，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使农业长期处在落后状态，“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1953年的粮食产量还没有达到1913年革命前沙俄时期的水平）。1932－1933年，由农业集体化运动和政策的盲目且残忍，引发乌克兰大饥荒。乌克兰是苏联的粮仓，也是重要的人口中心，因此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亡。由于缺乏官方统计数字，死于乌克兰大饥荒的人数只能进行估算，具体人数在250万到480万之间，苏联其他地区也有数百万人死于饥荒。另外有85万乌克兰人，在饥荒前富农运动中被迫迁往西伯利亚，很多人死在迁徙的路途上。 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肃反）运动 为了巩固自己权力，消灭潜在的反对派，1935-1939年斯大林发动了“肃反”（大清洗）运动，许多开国功勋被杀害。出席苏联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1108人被捕，其中848人被杀害。在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逮捕遭枪杀的就达98名。在军队中共有3.5万名军官被镇压，其中包括高级军官的80%，元帅的3/5，涉及所有的军区司令和绝大部分集团军司令;苏联红军353名中高级将领中，272名被逮捕枪杀。 这次大清洗运动也导致了数百万民众死亡，受害人数存在争议，从200－2000万不等。 "大清洗"究竟制造了多少统案、迫害了多少无辜者?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作为一场政治性镇压运动，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危害之深，在人类历史上是少见的。 据苏联解体之前解密资料显示，1937和1938年两年里，大约有350－450万人遭到镇压，60－80万人直接判处死刑，还有众多被流放和强制迁居的人。其中，被处决和运动中死亡的人在200万应该是一个保守可信的数字。斯大林统治时期（1924-1953年），苏联大约1000万人被迫害致死。 "大清洗"的后果表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这场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各个领域的社会精英均受到摧残，人们在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环境中精神受到极大压抑;而且，在保安机构滥用非法刑讯手段和特务手段的情况下，人人自危，诬告、假供盛行，人格被扭曲，社会道德水平严重滑坡，其消极影响祸及几代人。 其二，肃反运动最终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极端形式-—斯大林个人独裁专制。由于用持续数年的大规模镇压清除了从老布尔什维克到年轻一代干部中可能构成对自己权力挑战的对象，特别是整肃了在苏共十七大上流露不满的代表和中央委员会，斯大林终于稳固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登上了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凭借保安机构（克格勃）这一专政工具，斯大林不受任何制约和监督，完全将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在党和国家的名义下实行个人专制独裁统治。 "大清洗"是苏联确立"斯大林模式"体制的最后一个环节。 四个最著名的苏联谎言 谎言一：苏联解体是美国和平演变的结果 　　二战后，为遏制苏式社会主义的燎原之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在朝鲜、越南、中东、非洲等地与以苏联为代表的苏式社会主义发生激烈的代理人战争，在欧洲、古巴等地进行着严重的军事对抗。为了全面战胜对手，美国除了与苏联热战、冷战外，还实施了长期的和平演变战略。 　　和平演变又称超越遏制，由美国国会议员杜勒斯1950年代初提出。按照尼克松的解释，和平演变是一种和平竞赛，以各种非暴力方式向苏联民众输出西方思想与文化，在苏联民众接受之后，苏联的制度就会经由苏联人民自己的手发生和平变化，从而内部瓦解。 　　应该说，苏联的最终解体，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肯定起了作用，但绝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大，因为： 　　1.苏联一直实行严格的新闻封锁政策，能够通过人员交流、报纸、电台、电视台接受到“美国文化教育”的人非常有限。而苏联媒体对民众的思想灌输，却是全面的、每时每刻的。 　　2.在美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同时，苏联人也没闲着，不仅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宣传苏式共产主义理论，而且在许多国家直接或间接组织武装斗争以图实现苏式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些国家的胜利。 　　既然双方同时进行意识形态的输出与斗争，为什么最终失败的是苏联，而不是美国? 　　苏联在与美国的竞争失败，根本原因或者说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其自身内部原因，而不是外部原因（美国和平演变）。 　　美国希望苏联结束集权制度向美国的民主制度靠拢是事实，但不希望苏联解体也是事实。1991年苏联出现解体征兆的前夜，美国总统布什亲自到苏联给予戈尔巴乔夫以政治支持，同时，他于1991年8月1日赶到乌克兰并在乌克兰议会发表演讲反对乌克兰独立：“美国支持自由，但自由不等于独立。美国人民不会支持那些将远方暴政换为当地专制的人，美国人民也不会帮助那些鼓吹基于民族仇恨的自杀性民族主义的人”。 　　现任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曾经说过：苏联解体与苏共灭亡的原因有三个。即苏共对真理的垄断，对权力的垄断，对利益的垄断。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诺夫在接受凤凰台记者采访时则认为，人治与半计划半统治经济体制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 　　当然，在苏联解体进程中，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及其公开化运动无疑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如何评价这一作用，也许只有苏联人民才更有发言权（大部分苏联人民是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　　 　　谎言二：苏联人民曾经生活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经济上 　　1917年3月，沙俄发生二月革命，导致俄罗斯帝国解体，俄罗斯成立了临时政府。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夺取政权，史称十月革命。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改国号为苏维埃俄国简称苏俄。 　　苏联成立后发生了三次大饥荒，第一次是1921年。由于内战期间实行强制征粮，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苏俄成立不到三年，俄罗斯粮食产量下降50%。大饥荒波及苏俄17省，在少数地方持续5年以上，死亡520万人，占当时人口总数1.6亿的3.25%。多地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大饥荒出现后，苏俄政府由世界知名作家高尔基出面向世界发出救助。美国国会专门拨款2000万美元购买粮食送往苏俄，苏俄政府并和美国救济总署签订援助协定，由救济总署通过其它非官方途径从全世界筹集粮食送往苏俄。美国救济总署在苏俄聘请1.6万人开展救济工作。大饥荒在1923年2月基本缓解。 　　事后，高尔基曾这样评价美国的救援：“在过去一年中，你们从死亡中拯救了350万儿童，550万成人…….在我所知道的全部人类受难史上，没有任何援助的规模和慷慨程度能和这次援助相提并论”。 　　从1929年开始，斯大林在苏联实行强制措施迫使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并将农产品价格定得极低，其中粮食收购价格仅相当于成本的13.2%，而国家出售给农民的粮食价格却高得惊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重创，粮食产量再次大幅下降。1932年到1933年，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黑土区、西伯利亚西部、哈萨克斯坦等产粮区发生严重饥荒，导致800万人死亡，乌克兰人占多数。整个乌克兰有四分之一的人被饥饿夺去生命，人吃人的现象再次发生。 　　1946年到1947年发生第三次大饥荒，只是这次民众不顾当局镇压用盗窃粮食的方式应对，同时，此时的苏联已经允许农民在住宅周围耕作少量自留地，这使苏联历史上第三次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大大降低。 　　由于长期偏重重工业、军工业的发展，苏联轻工业一直很落后，日用商品处于长期匮乏中。人们常常为了购买一点日用品而每早起来排队。苏联时期，长长的购买队伍是独特的风景，反映了苏联食品与居民日用品供应能力的极度缺乏。 　　政治上 　　1897年2月，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对试图以暴力推翻其统治的列宁判处三年流放西伯利亚的刑罚，给予列宁的待遇是每月8卢布的津贴，这使列宁可以每天吃到牛奶、羊肉。沙皇并且允许列宁的夫人到流放地陪伴他，还允许列宁聘请一个女仆为他做家务。三年之后，列宁养得结结实实地离开西伯利亚，随后又去了西欧。 　　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列宁在革命后成为俄国的领导人，根据列宁的命令，1918年7月16日，已经退位的尼古拉二世一家包括沙皇本人、妻子、仆人、四个女儿总计11人被处决。而尼古拉二世生前没有处决过一名布尔什维克者。70年后的1998年，沙皇一家的遗体被隆重安葬在圣彼保的彼得.保罗赛教堂中。 　　自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后，苏共内部的政治斗争就没有停止过。不同阶层、不同观点的人群之间的政治斗争在哪个国家都有，但象苏共内部那样残酷、血腥在世界近现代史上罕见，这些斗争包括： 　　1923年——1926年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 　　1925年——1927年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斗争。 　　1928年——1929年斯大林与布哈林、李可夫的斗争。 　　1934年——1938年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 　　还有苏共在不同时期对农民、知识分子及一切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根据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披露，整个20世纪的俄罗斯，由于战争、饥饿、镇压造成超过6000万人死亡，其中被政治镇压的人数达到1000万人。那些幸存下来的也长期生活于贫穷、饥饿、惊恐之中。在前苏联，无处不在的克格勃与严密的告密制度，使每个人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交往的每一个人都要谨小慎微，稍不小心就可能死于非命，儿女、父母、兄弟姐妹、同事、同学、战友、亲戚、朋友都可能向当局告密出卖你。莫罗佐夫因为出卖父亲而被树立为英雄典型，鼓励着人们的背叛与出卖行为。在前苏联，人们最怕深夜被叫出门，因为有可能永远回不来了。 　　1930年代大饥荒时期，一名饥饿难耐的儿童从地里挖出一粒土豆，还没有塞进就被枪毙了。 　　1928年苏联农村集体化期间，一切敢于抵抗集体化的农民不是被枪毙就是被关进监狱，尤其是在不同时期的征粮工作中，哪怕是隐匿了一点点粮食都会被判刑甚至枪毙。 　　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遇刺身亡。斯大林利用此事件对党内各级干部进行极其残酷、血腥的清洗。清洗持续到1938年11月，仅斯大林个人就签署了681296人的枪毙命令。十月革命时期的六位政治局委员4人被处死，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后流亡墨西哥并最终被苏联间谍暗杀，六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斯大林一人幸存下来。从十月革命到1924年期间被选入政治局的七人中有4人被处死，1人自杀，只有莫洛托夫、米高扬幸存。 　　1936年到1939年，斯大林共逮捕120万名党员，占当时党员总数的一半。1934年参加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逮捕并死于监狱中。1934年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139个中央委员有89人被枪决。 　　苏联红军5位元帅中的3位、9位海军上将中的8位、57位将军中的50位、186名师长中的154位、全部16位陆军政委、28位军政委被处决。16.5万名东正教神父因传教被逮捕，其中10.6万人被处死。 　　苏联远东地区的30万华人也在这次大清洗中被以各种方式全部折磨致死，一个不剩，悲惨程度远甚南京大屠杀。 　　在前苏联，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更遑论什么人格尊严，即使将对当局丝毫的不满显露出来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在一个连食品都长期缺乏的国家，老百姓还能有什么幸福?除了斯大林，不管普通百姓还是大小官员，基本人权都无法保障，长期生活于惊恐之中，随时可能因为政治迫害死于非命。即使斯大林本人也没有享受到什么幸福与快乐，为了维护自己的终身权力而作恶多端、杀人如麻，他害怕别人的报复，与普通民众一样整日生活于惊恐与不安之中，甚至用餐时必须当面有人先品尝他才敢吃。有病不敢看医生，觉得每个医生都是暗藏的敌人或恐怖分子。1953年3月1日，斯大林突发脑溢血倒在地上、失去知觉、尿湿裤子4个小时无人救助，这样的人有什么幸福可言? 　　文化上 　　没有流行音乐，没有电影大片，没有言情小说。任何稍带娱乐、抒情的作品都会被当作资产阶级的腐朽东西而被禁止。这就是苏联时期的文化生活。言论自由也受到严格控制，没有出版自由，没有新闻自由，任何对政府的不满言论都有可能身陷囹圄。1956年之前刑法甚至规定，任何提及1930年代大饥荒的言论都会被视为犯罪行为并会被以反革命罪追究刑事责任。 　　生活在文化沙漠里的民众会有幸福与快乐吗?这一点相信中国人有切身体会。当年只被允许看那几部样板戏，除此以外哪怕听一首流行音乐，读一本言情小说都被追究责任，轻则批判教育，重则关进大牢。 　　谎言三：苏联曾经是个繁荣、富裕、强盛的国家 　　苏联曾经在军事上十分强大，这一点毋庸置疑。1980年代中期，武装军事力量尤其是核武器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军事强国。但如果因此认为苏联是个繁荣、富裕、强盛的国家，大错特错。苏联1980年代中期军事上超过美国是因为将工业投资的85%用于重工业，而苏联时期的工业又有80%的生产能力与军事工业有关，其中莫斯科有50%的企业属于军事工业，圣彼得堡则高达85%。如果今天的中国也采用相同比例，整体军事实力也将很快接近美国。同样，如果当年的美国也采用相同比例，苏联的军事实力要达到美国的20%都不可能。 　　不错，苏联建立后工业化速度确实相当快，但这是建立在剥夺普通居民基本生活条件的基础上实现的，尤其是建立在对各共和国农民的无情剥夺上实现的。人们基本的日常生活所需用品、食品长期匮乏，居住条件得不到改善，文化生活、旅游等基本上与普通民众无缘。就如两户人家，每年的收入都差不多，但其中一家人不吃肉、不旅游、不买电器、不买时装，除了维持最基本的温饱外(有时甚至饭都吃不饱)其余的钱都用来建房子、修路，这户人家的建设肯定比另一户既要吃肉又要旅游还要买电器、买时装的人家的建设快许多。但这样一种建立在畸形经济结构与人民的饥饿、苦难基础上的发展对普通老百姓有什么意义呢，这与真正的繁荣、富裕、强盛相差十万八千里，这种畸形的经济结构与发展就如沙滩上的高层建筑，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倒塌。苏联的这种所谓强大，带给普通民众更多的是饥寒交迫与疾病、死亡。 　　秦始皇、斯大林、希特勒、萨达姆这样的独裁者穷兵黩武，其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国家，更不是为了什么信仰，而是为了满足其个人无节制的权力欲望，或者是为了他们称霸世界、统治世界的需要。 　　斯大林与希特勒忘记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即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经济结构的均衡之上才能持久，国家的统一必须建立在民众的自由与尊严之上才能稳固，国家的强盛必须以民众的富足为基础。他们根本就不懂这些真理或者为了个人权力而无视，所以尽管建立的帝国曾经强盛一时，但最终都很快灰飞烟灭，就如秦始皇的百万虎狼之师在秦始皇死后仅仅3年时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苏联前总理雷日科夫曾说：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所有人都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采访时说，过去那种不顾人民死活的现代化、“给国家争面子的现代化”“领导人对军事威力的崇拜的现代化”以及为了“炫耀帝国光荣的现代化”，所有要让民众成为所谓的“国家成功”受害者的发展模式，都被实践证明背离了人类文明。 　　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杜牧的《阿房宫》是这样评论秦亡的。苏联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其制度与人性相悖，与人类的良知相悖。 　　谎言四：苏联是个没有剥削、压迫、腐败、等级与特权的社会 　　苏联初期对农民个人持有的粮食强制性征收，武装征粮队常常将拒绝的农民关押甚至枪决。为保证粮食供应，征粮队甚至将农民的口粮、种子都强行拿走。 　　1925年12月第14次党代会上，斯大林提出国家工业化并优先发展重工业，但由于极度缺乏资本，斯大林提出贡税论，即通过国家控制产品价格，人为扩大工农产品的价格差对农民进行剥夺以便为工业建设积累资金。不仅如此，斯大林还提出消灭富农的政策，对在列宁新经济政策中富裕起来的农民全面剥夺，没收其所有财产，1929年到1933年的4年时间，仅国家政治保卫局就逮捕519000名富农，送进在荒无人烟的边远地区建立的富农村(准集中营)，绝大多数人要么死在遥远而寒冷的路途，要么死于饥饿的集中营。 　　由于国家将几乎全部投资用于工业，农村获得的国家建设资金极少，加之政府收购粮食的价格极低，常常不到粮食成本的50%，而返销给农民的价格又很贵，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遭到严重挫伤，导致苏联成立后粮食产量一直达不到成立前水平，以全世界最大的领土却养活不了其区区2亿左右的人口。 　　粮食产量上不去更增加了征粮难度，并使政府与农民的对抗日益加剧。苏联初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最后，政府动用毒气弹才将起义镇压下去。1921年8月22日仅驻坦波夫省的一个旅就向农民起义军发射了82枚毒气弹。坦波夫省由于这次镇压减少了三分之二的居民。即使到了1928年上半年仍发生150多起农民暴动，1930年发生7576起农民骚乱，1945年有5757名集体农庄主席因为不配合政府征粮而被判刑，1946年有5.3万农民因盗窃政府粮食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斯大林为了减轻征粮难度，最后决定建立由农村官僚控制的农庄，因为从农庄征收比从每个农户征收的工作量要小得多，也容易得多。但是农庄从一开始就受到农民的抵制，农民不愿意加入农庄。斯大林对拒绝加入的农民轻的剥夺选举权，重的逮捕、判刑甚至枪决。整个农村集体化期间，有400到500万农民被枪杀或接受各种残酷的奴役。苏联政府对农民的剥削与压迫远甚于沙皇。 　　官僚阶层的特权与腐败更是触目惊心。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6月23日到7月21日对苏联进行访问，惊讶地发现连“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置身于深深的特权腐败之中。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者多达四五十人。他在《莫斯科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共产党的活跃成员利用特权代替金钱，这些特权确保他们能过上舒适的生活并拥有特殊地位，更不用说影响，他们利用影响为自己和自己亲属谋利益”。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见证并描述了苏联高层领导们的奢华生活：“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莫洛托夫的住房和别墅摆满了地毯、高加索的金银器皿和贵重金属瓷器。他们的别墅变成富丽堂皇的大庄园，有花园、暖房、马厩，当然，这一切都是用国家的钱来维持和经营的。” 　　叶利钦在自传中说： 　　“坐落在莫斯科河畔的那幢别墅，绿树环绕，面积很大，里面有花园，有运动和游乐场地。每间屋子都有卫兵守护，还有报警装置。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1个清洁女工，还有1个花匠。” 　　“关于我的别墅情况，我想另外再说几句……单从外面看这座别墅，你就会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50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橡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二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我的一家人基本上是被惊呆了。” 　　官员的特权与腐败自斯大林时代就已公开建立，斯大林公然将干部的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建立起一整套保证领导干部层特权的制度。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主要享有如下特权： 　　(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 　　(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 　　(3)特教权。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 　　(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可以免费为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 　　(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 　　(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1930年代的大饥荒中饿死1000万人，即使如此，特供物质依然源源不断供应着各级官员奢华的生活。 　　赫鲁晓夫1953年9月3日就任总书记之后，曾经向特权与腐败宣战。在他的命令下，很多特权被取消，如信封制度、免费早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官员在斯大林时代的高薪也被大幅砍削。但是，在没有制度保障与权贵觉悟的配合下，赫鲁晓夫孤军作战，最终被特权与腐败分子赶下了台。 苏联对世界的影响 十月革命的发动者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曾将俄国十月无产阶级革命设定为“引爆”西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线。然而，在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原来设想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却并未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将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心转向东方，转而支持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在苏联（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下，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左翼革命政党（共产党）纷纷成立，并领导本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独立运动，部分国家革命胜利后纷纷选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作为本国发展道路。在苏联影响和支持下，二战后东欧和部分亚非拉国家（中国）走上了苏式社会主义道路（照搬苏联模式，后果极其严重，教训极其惨痛）。 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苏俄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影响。 中国革命： 中共成立后，照搬苏俄革命经验，未结合中国国情实际，在城市领导工人运动，发动工人起义，领导农民武装进攻大城市，损失惨重，革命遭遇严重挫折。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建国后，照搬苏联建设经验，未立足中国国情实际，实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以致酿成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巨祸，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遇严重挫折。 事实一再表明：无视国情，照搬苏联革命和建设模式，后果极其严重，教训极其惨痛。 一国的发展建设，必须立足国情、实事求是，既不能照搬苏联模式，也不能照搬欧美模式，坚定不移走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践行以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民生幸福）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要义。 二战时期美苏绥靖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欧美、苏联未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日本侵华，美苏与日本的贸易给日本提供钢铁、石油等战争资源，客观上帮助日本侵略中国。 日本是一个资源非常缺乏的国家，其（军事）工业生产所需的主要机器设备、原料都要进口。在1941年之前，日本侵华战争所需石油85%来自于美国，钢铁92%来自美国。直到1940年9月，美国才开始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 1941年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两国划分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苏联获得中国外蒙古，日本获得中国东北），是苏日两大帝国主义的分赃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1939年8月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的一份秘密协议。该条约划分了苏德双方在东欧的势力范围。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侵略波兰。随后苏联红军也侵略波兰，9月17日，苏联红军和纳粹德国国防军在布列斯特会师，9月25日，苏德两军举行联合阅兵式，标志着两国完成瓜分波兰。 1939年10月苏联发动侵略芬兰的战争，侵占芬兰部分领土。1940年7月，苏联侵略（灭亡）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6月，苏联占领罗马尼亚的部分领土。 二战性暴行 强奸是人类文明所不齿的最丑恶和野蛮的行径。因为它无视人类自身的尊严和价值，因为它以强凌弱摧残生命，更因为它的受害者是生养人类的女性。 中国学者管宁认为当时日本军队中慰安妇的总人数最高限应为30万人，最低限为20万人 苏联红军强奸德国妇女。在差不多三年多期间，估计共有200万名妇女被苏联红军强奸，其中有些更是被人轮奸。单在柏林，就有13万妇女被苏军杀害，其中有一万人因不堪打击自杀。 如同在欧洲的苏军一样，1945年8月进入中国的苏联军队，也同样抢劫、强奸（数万中国女性和日本女性受害），给中国的国家利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给中国东北地区的居民和妇女带来了极为严重的伤害。 一九四五年的冬天，于衡也在长春，他看见的是，"凡是苏军所到之处，妇女被强奸，东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烧毁"，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妇女，都把头发剪掉，身穿男装，否则不敢上街。所谓"解放者"，其实是一群恐怖的乌合之众，但是，人民不敢说，人民还要到广场上他的纪念碑前，排队，脱帽，致敬。 回归传统，昭和日本的言论控制 源自：微信公众号 小炒记 小炒注：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 “睁开眼睛看看你的祖国——日本的现状吧。我们敢问，你能找到一丝对帝国真正热爱的痕迹吗？那些政党正在贪婪地追逐权力和一己私利，那些掌握大企业的家族和政客们勾结起来拼命吮吸日本民众的血汗；官僚和警察则忙于维护腐败堕落的政治—产业联合体。民主岌岌可危，教育腐败透顶。现在是开展激烈革命行动的时候了，起来，同胞们，现在就采取行动吧！”这是激进的“昭和青年”在1932年5月15日发布的一则声明。当时他们已经刺死了首相犬养毅，用手榴弹袭击了东京警察署、日本国家银行等政府大楼。东京笼罩在一片恐怖阴影中。 1933年4月，松冈洋右从日内瓦回到日本，得到了国内英雄般的礼遇，因为1个月前日本宣布正式退出国联。从明治维新开始一直努力学习西方的日本，开启了与西方分道扬镳的进程。这标志着日本极端右翼势力崛起，日本的内政外交发生180度大转弯。自此，日本自由派的政治家退出舞台，20年代刚刚建立的两党政治式微，过去的军队和右翼势力介入政治，他们试图激发日本军国主义的传统，建立一个否认明治维新和回归传统的“新政体”。 在这之前和之后，他们压制政治多元和个人主义，努力统一思想，动员人们支持国家目标。言论自由日渐受到束缚。 一、遏制住言论自由等于掌握了安全的阀门 1刚开始有反对声音 尽管报纸和广播对松冈洋右的热烈欢迎进行大肆渲染，从而给人一种整个国家在政府的领导下团结一致的景象。但日本的很多民众觉得，国家的扩张政策比较危险，对解决国内经济危机没有什么好处。 “九一八事变”之后的1931和1932年，谴责关东军的文章大量刊发在一些自由杂志上。矢内原忠雄是东京大学的一位殖民政策研究专家，他在《改造》杂志谴责日本关东军的军事冒险，称之为“自我失败”。主流女性杂志《妇人公论》刊登了一篇名流山川菊枝的文章，文中问道： “如果日本的孩子们成为军国主义政策的炮灰，那么日本的母亲们要不要多生育几个子女？” 地方性媒体，也发出了反对和谴责的呼声。长野县农村青年创办的报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满洲现在已为日本占有，但你的生活是否改善？你能否偿还所欠的债务？你的姐妹能否有条件为自己做一套和服？你的兄弟能否去咖啡馆挺爵士乐？我们大家都知道答案，那就是一个响亮的不“不”！” 尽管不同政见者竭尽全力，他们还是发现自由发表言论越来越困难了。 2媒体带节奏 一方面国内爱国主义情绪高涨，右翼言论受到官方和平民的追捧。 知道官方态度后，大众杂志便开始在这个安全领域疯狂带节奏，纷纷美化扩张政策，鼓励国民团结起来，抛弃个人荣辱，为国争光，随时投入战争。 像《主妇之友》和《妇人俱乐部》这样一些媒体杂志，经常刊载战地英雄事迹，歌颂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寡妇的悲惨遭遇和默默牺牲，教导人们省吃俭用、体谅国家。 这些媒体还经常播放一些照片：战斗中的英勇士兵、红十字医院的护士以及奋不顾身的志愿者。以此更直接地刺激民众的爱国热情。 1933年松冈洋右回国之后，已经很难在日本的书报亭找到一本与官方观点不同的刊物。日本政府顺势将其在东亚的反动扩张政策说成是保护本国人民利益的正义行动。 3强迫“转向”，精英的堕落 另一方面许多杰出的自由人士在自愿或被迫的情况下公开接受了这种官方思潮。 典型的就是吉野作造，一位日本最知名的民主支持者，大正民主运动的发起人，也开始偃旗息鼓了。 1932年，他承认20年代建立起的两党政治是“那些道德败坏的政党领袖和同样腐朽的大企业主之间的邪恶联盟”，政府政策只是迎合了那些“大企业的利益，而农民却日益贫困”。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当时欧洲民主正在遭受攻击，他得出结论：“如果民主制度不适合那些发明它的人的心意的话，那么一直持些许怀疑态度的日本，就更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来坚持该项制度。” 女权主义者与谢野晶子曾发表了一系列发对日俄战争的诗集，在大正时代积极维护女权，被视为杰出的进步女性代表。 然而，1932年，她发表新诗，督促日本士兵“忍受磨难”，还将牺牲士兵美化成“比鲜花还要纯洁”。开始公开赞扬日本的军国主义传统。 不愿“改过自新”，政府部门就通过禁言、审讯、拘监等高压手段胁迫他们承认官方言论的正确性，即“转向”。这个词专指一个人对自己以前信仰的公开背弃。 政府官员认为：“左翼分子并非无可救药”“他们都是日本公民，迟早会意识到自己思想是错误的，从而重新做一个忠诚的良民”。 在这一系列变节事件中，最有名的，就是日本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佐野学。他于1929年被捕，并被判处终身监禁。1933年，佐野学宣布放弃以前的信仰，震惊日本全国，他在狱中写道：“日本共产党是一股倒退的力量，在错误的方向上愈行愈远”。还赞扬天皇“在建立一个团结一致的日本帝国中发挥了中心作用”。为满洲军事行动辩护：“日本对一个在文化上极其落后的国家的扩张行为，符合人类历史进步的原则”。 社会精英的叛变，往往就是国家堕落的开始。 “一个国家之所以落后，往往不是由于其民众落后，而在于其精英落后。”——韦伯 4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兴起 从明治维新时代开始，日本国内鼓吹“日本民族主义”的保守者就没停过，以此抵制日本的西化改革。他们尤其希望维持日本的传统观念，认为日本的政体是独一无二的，是符合日本特色的，有着强烈的制度自信。 他们心目中的政体是这样的：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家国一体。并且宣称“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世厥美”。 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这些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开始活跃，爱国热情走向极端，开始公然鄙视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全然忘了日本学习这套体系半个多世纪的事实。 一位日本殖民主义的拥护者叫新渡户稻造，他是从1984年到2004年间流通使用的日本银行券5,000日元的币面人物，也引火烧身。1932年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共产主义和军国主义正威胁着这个世界”，他还担心“军国主义的危害将会更大”。 新渡户稻造的言论立刻遭到日本军队的攻击，还印发大量小册子谴责他是“叛国者”，众多朋友学生也离他而去。面对汹涌澎湃的声讨浪潮，新渡户稻造终于低头认错，承认自己的言论“被人误会了”。 这段时期，日本民族主义者利用国家机器来打击那些不同政见，以达到爱国主义的举国一致。那些左翼团体受到了严厉的镇压，其中就有佐野学和河上肇这样的名流，长野县的几名小学教师，仅仅被怀疑持有不同政见，就被逮捕控诉。 1931-1933年，日本政府每年都逮捕10000-15000人，20年代这个数字仅有3000左右。三年的高压恐吓之后，日本的“不良言论”基本得到肃清，大众媒体已经很难看到不同意见，逮捕人数在1935年就降到不足2000人。 5举国攻击宪政 明治维新的最大功绩，就在于颁布了宪法，为日本建立了宪政基础。 美浓部达吉，日本的宪法先驱和政府高官。在大正时代提出“天皇机关说”，主张统治权归属于国民全体，天皇只是宪法下的最高统治机构，其他机构如国会、政府、内阁等等都是在宪法的授权下行使特殊的管理权限。 这套理论是大正时代日本民主理论的基石，得到了日本社会的广泛接受，为政治多元化和两党政治的兴起提供了理依据。 但是到了30年代，日本的民族主义者开始大肆攻击美浓部达吉，出版大量书籍和宣传册控诉他的理论是欺君罔上、大逆不道。指责他的宪政理论与日本独特而又无与伦比的政体相违背，也亵渎了天皇的权威。他们宣称： “这种理论完全不符合日本的传统思维方式，我们敬告全体国民纯洁帝国国体无与伦比的信念，发扬日本民族精神，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奋斗！” 1935年国会也开始质疑美浓部达吉的理论，3月全体议员一致表决通过了对该理论的谴责。而讽刺的是，就在三年前，美浓部达吉刚刚被选进国会的贵族院。国会的决议宣称： “政府应该果断采取措施，扼制一切反对日本无与伦比高尚国体的演说和理论。” 4月日本政府开始封杀美浓部达吉的宪政著作。 9月，“身败名裂”的美浓部达吉不得不从国会辞职，并遭东京大学解聘。 二、开战，全方位管控 言论管控越来越严，军国主义越来越大行其道。 1936年2月26日，日本最精锐的陆军第一师团，1400名士兵冲出军营，企图推翻现政府，取消宪法，成就一次“昭和复兴”。首相乔装成妇女得以逃脱。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 1文化贫瘠 由于深陷中国战事，日本爱国主义的抗战歌曲越来越支配了这个国家的广播电台。以往的经典作品重新大行其道，战争抒情诗流行起来。 1937年的《露营之歌》，充满了对死亡的伤感关注，短短6个月就销售了60万份。 1939年颁布《电影法》，禁止轻松无聊的色情影片和关注复杂社会问题的影片，制片公司出产的影片应能“提升国民意识，树立公共道德，端正对国家内外政策的理解，以及以其他方式为增进公众福利做出贡献”。 同时，禁止爵士乐的演出，关闭东京的所有舞厅。 这种都市生活场景的变化，恰恰反映了日本政府越来越严厉地采取反文明的禁欲政策，令人产生沉闷的感觉。 2控制教育领域 清洗“危害国家思想”在教育领域同样盛行。1937年，批评日本侵华的矢内原忠雄，在官方的强大压力下，辞去东京大学的职位。东京大学的几位开明教授谴责“二二六事变”，反对政府的极权统治，法务省（相当于最高检）对他们进行了“散布危险思想”的指控。 1937年，文部省（相当于教育部）发布《国体本义》的新教材，反复强调日本的传统价值，树立官方正统学说。发扬维护天皇的“皇道精神”，讲述日本特有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由此滋生出一系列国家主义的文章。 形形色色的著述汗牛充栋，无非是歌颂日本以往的历史成就，将这些成就归功于日本特有的传统和天皇的英明，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3操控大众传媒 1936年，日本组建新的新闻通讯社——同盟社，垄断国内所有国际新闻和大部分国内新闻，高管必须获得政府批准。 1937年，日本政府命令媒体报社回避所有的反战和反军国主义的题材，同时不得把日本描绘成好战的侵略性国家。 1938年，政府又颁布禁令，暗示公众不支持战争的文章、夸大应征入伍者家庭困难的文章、以及介绍都市酒吧、咖啡厅等庸俗时尚的文章，一律不得发表。 30年代，无线电广播是日本的主要媒体媒介。“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加强对日本广播公司（NHK）的控制，实行“一家一台收音机”，甚至免费在乡村安装收音机，使得日本收音机数量从290万台增加到1941年的600万台，全球第四。 没有哪个日本人能够不受日本广播公司播音员的影响。政府机关垄断了日本所有的新闻。 于是，每天新闻报道都一字不差地宣读官方文告，播音员沦为“复读机”。1937年7月播报的新闻中，大部分都是报道中国对日本的敌对行动，抹黑中国。播放的电视剧和娱乐节目，都充满了说教的腔调。 4镇压宗教团体 日本的官方正统学说是通过神道教来维护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有些宗教团体的教义反对天皇的核心地位，或者虽然不明确反对天皇，但教义威胁到了天皇的核心地位，内务省便以“叛逆罪”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铲除邪教”的运动。 例如大本教，因为尊崇天照大神之外的神祇，遭到控诉，1935年，数百名警察围攻大本教总部，逮捕了近千名教徒。 1939年，日本国会通过《宗教组织法》，授权政府可以解散任何不合正统的宗教。以后的大多数宗教组织，要么缓和自己的教义，主动向政府靠拢，要么自行解散。 三、战争高潮，不留死角 这种极端的舆论控制，使得30年代的社会氛围越来越保守、越来越压抑，民众普遍开始相信，满足国家的需要是天经地义的，将代表国家的天皇置于自己私人利益之上是理所当然的。 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则越来越盲目，最终导致，继“七七事变”侵华后，日本走向了与美国展开的灾难性战争。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这无疑是孤注一掷的豪赌行为，日本越来越深陷战争泥潭。 为了争取公众舆论对这场战争的支持，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日本再次利用舆论控制。 1丑化西方 西方是“不道德”的，他们有钱有势、搞种族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包藏着不可告人的野心，一直想制霸东亚，打压日本。日本偷袭珍珠港，就是发动反对西方的“圣战”，解放日本和全亚洲殖民地的人民。 还给这场战争起了一个大名：大东亚战争。 2监督大众媒体 1942年内阁发出指示：每一条新闻和每一个广播节目，都要与国家目的保持一致。记者们尽可能突出战争，表现出比前线士兵还要明显的“侵略性”和“好战精神”。竭力搜索国内消息，拜访战死者的家属，去挖掘感动的故事，宣扬母亲的家国情怀和士兵的英雄事迹。 某些新闻报道，暗示对国家的不满，隐射政府的失误，不悦的官员们可以对之随意制裁，从专项审查到强制停刊，还有解雇不听话的记者。 《每日新闻》的一位记者认为东条英机的军事策略不科学，结果立刻就被解雇。 《中央公论》刊载了一篇小说《莳冈四姐妹》，审查人员认为该文章是“不相干的”和“消极的”，便拒绝给他们提供纸张。但直到今天，《莳冈四姐妹》依然是一部经典。 1944年，被誉为“杂志双星”的《中央公论》和《改造》，“自行”解散。 小结 右翼势力越想宣扬军国主义的传统，就越想压制言论自由；言论越被压制，军国主义就越猖狂。形成恶性循环，使日本走向自我毁灭。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投降。1945年10月11日，日本发布公告解除了媒体禁令，这是日本正常化的第一步。 那些日本士兵，要么牺牲了，要么回国一无所有，还成为人们嫌弃的对象。毋庸置疑，他们都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炮灰。 日本从此以后丧失了国防权和国际地位。 于国于民，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 1941年，日本人觉得他们能一直赢下去 来源：微信公众号：循迹晓讲 作为二战太平洋战场的起点，也是整个二战进程的重要转折点，日军偷袭珍珠港恐怕是整个二战史中最为家喻户晓的战役之一，后世对其的研究自然是汗牛充栋，历历在目仍不可尽数。或许正是因为研究的过于深入，人们对于这次战役本身，比如日军的周密准备和美军错失的预警机会等等已经有些审美疲劳，那么，本文这次换一个课题，抛砖引玉，来略微讨论一下珍珠港前后的日本帝国国民和上层对于战争的心态，以及他们在当时的认识下，对自己的国家和对美国的认知。 ◎ “大政翼赞”下的集体狂热——战争前夕的日本国民 直到今天，有关于美国为日本在1945年种下的那两朵蘑菇从而终止了疯狂的“一亿玉碎”决战的事情，仍然是一个巨大的争议话题，很多左翼人士在强调这种兵器的“过杀”效果之外，非常喜欢喋喋不休的念叨着“日本帝国”与“无辜的、反战的日本国民”的概念区别从而为它们的观点站台。 但是在稍有常识的人看来，这种观点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在日美交恶、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和日本最终走向了对美开战的道路上，这些或被宣传机器鼓动，或抱着自己的个人政治目的“日本国民”们，恰恰是组成了这辆疯狂战车的重要零件和齿轮，尤其是后者，其破坏力可能要大于日本官方的宣传机器。 对于大多数的日本国民，尤其是比较年轻的一代而言，他们看到的是日本以小搏大，接连在两场局部战争中击败了大清帝国和露西亚帝国，跻身世界列强的行列，成为了亚洲当时唯一的现代化国家。 ◎ 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让日本的年青一代极度狂热和自信 ◎ 击败大清帝国是日本崛起的开始，而日俄战争的胜利则让日本跻身世界列强 站在今时今日的我们可能很难理解对于当时的日本国民而言这两场战争的意义。在当时的他们看来，击败大清帝国，意味着日本战胜了自己曾经的宗主国和上国，实现了自身的飞跃，摆脱了过去历史上的阴影。 而击败露西亚帝国这头横跨欧亚的庞然大物，意味着日本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黄种人彻底击败了白种人的伟业，让日本最终能够与曾经需要仰视的欧美列强先进国家平起平坐，成为了真正的强国。 可以说，这场“战胜了试图干涉亚洲和日本事务的邪恶西方势力”的日俄战争，也成为了日本国民心中不折不扣的骄傲和“立国、定国之战” 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时，虽然经历了关东大地震和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的打击，但是似乎没有人能够阻止日本崛起的势头，阻止其在或多或少的麻烦面前下，最终实现那看起来很美好的让亚洲再次属于亚洲人的“大东亚共荣圈”迷梦。 在这一片“形势大好”之下，日本国民的拳拳爱国心也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体现在了当时日本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时日本每个学校都会日复一日的给每一个学生灌输在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涌现的各种“军神”、“勇士”们的事迹，例如在旅顺口堵塞作战中成为军神的广濑武夫，当然了，对旅顺口的堵塞作战实际上是彻底失败的这件事情自然被选择性无视。 从1890年开始，日本帝国颁发了《教育敕语》，强调教育全体日本国民坚守日本国的传统国粹精神之精华的“忠孝”二字，号召日本国民永生永世效忠于天皇，绝不背叛，永远忠诚，在这个前提之前，要尊重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宪法。 ◎ 教育敕语的颁布成为了日本洗脑年轻人的开始 ◎ 在教育中宣传忠君爱国思想成为了日本帝国的纲领 ◎ 战前日本小学生赤身裸体地在户外练习剑道，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要为天皇献身。 这种从小开始的洗脑教育充斥在日本国的每一个角落，老师有时候会去问学生“你们今生今世的梦想是什么啊？”学生们会去回答“效忠于天皇陛下！为了陛下去死是我们至高的荣誉！”。 那些在战场上狂热的日本士兵们正是在这里接受了自己最早的“精神洗礼”。 除此之外，学校的墙上面贴满了宣传“皇国至大”、“义勇奉公”和“扶翼天皇”的标语，走廊里面贴满了无数直到今天还被供奉在某座大庙里面的众多军神的照片和经过了日本宣传机构精心炮制的介绍。更有甚者的是学校里面很早就会进行军事教育，走队列、踢正步，进行各种复原军神事迹的“表演”，比如在上海事变中成神的“肉弹三勇士”。学生们接受的是彻头彻尾的准军事化训练，本来应该是教书育人的学校，变成了一座座几乎是货真价实的“兵营”。 对不谙世事的学生的洗脑都已经到达了这等程度，对社会上的管制和洗脑就更是到达了一个登峰造极的程度。日本将他们的国民编成了“邻组”，这个用我们能够理解的意思的话去说的话，那就是一种更加严格和小型化的“编户齐民”的制度。 邻组制度对日本国民的精神和物资配给都进行了严格的约束，日本当时的物资配给制度，是以邻组为单位进行食物和各种生活物资的配给，然后再由邻组的头头负责发到每一个家庭手里。 当然了，国家的指示也是用邻组开会的方式，实现对最下层的传达，日本政府以这种方式，实现了对国民生活和思想的完全控制和监视。这种制度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就开始实施，为了便于对国民进行各种管理和配合事实上在三十年代中后期已经开始的战时供应和战时生活秩序。 而这种邻组制度为基础的对国民的管理，也为特高课和宪兵实施常态化的“敌性一扫”运动，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敌性”这个词汇可以用来泛指一切敌对国家风俗、习惯、文化等，那自然“敌性一扫”就是将这些东西全部清除，并且对应的用符合日本精神和符合“日本优秀文化”的东西去将它们全部替换掉。 在日美关系走向交恶之后，尤其是三十年代后期到日军偷袭珍珠港这段时间里面，日本帝国政府一方面积极的宣传以传统日本精神为代表的“日本至上”的优越论，鼓励广大日本国民穿本国样式的服装、吃本国风味的饭菜、留本国特色的头发等等；一方面就是挥舞起宪兵和特高课的大棒，进行肆无忌惮的“敌性一扫”。 随着日本开国以及与西方的交流日渐深入，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也影响着日本国民，学习英语、吃西餐和烫发、听西洋爵士乐之类的流行音乐唱片也成为了当时日本国民的“新时代风潮”；而随着“敌性一扫”的开始，这些东西自然是要被统统清除的。 随着东条英机政府的执政，这项轰轰烈烈的活动瞬间燃遍全国，商店招牌和橱窗上不得出现英文字母、西餐被要求尽可能用和餐代替、理发店也被要求不得为国民剪西方发型和烫发，更有甚者的是，学校开始不教授英语课程，邻组甚至号召国民们上缴英文书籍和英文唱片主动“清除敌性思维”。 战后一位叫做松本千鹤子的日本妇女回忆了一件事情，就是一天她和几个朋友正在家里面听南美的探戈唱片，几个宪兵直接砸开了她们家的房门，怒斥她们“国家危难至此！你们竟然还敢听敌性音乐！”然后搜查了她的家，砸碎了所有的唱片和留声机，然后还顺走了一些财物，并且警告她们，再有类似的“敌性行为”，就要把她们抓到宪兵队的大牢里面关几天。 这种事情在那个时代的日本屡见不鲜，但是令人震惊的是，大部分日本国民在面对这样的事情时并没有反对，反而邻组内部和邻组间的互相举报成为了生活中的日常现象之一。 这就要谈一下在战争爆发前和战争爆发初期的日本国民的普遍心态问题了。 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让几乎是两代日本国民品尝到了战争胜利的滋味和这两次的崛起必然带来的政治和经济红利，不久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让日本的经济再一次得到了发展，国民的生活自然随着经济的增长的发生了向好的改变。 而在一战结束之后，伴随着关东大地震、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日本脆弱的现代化造成了相当的创伤，并且同样影响到了日本国民的生活，所以他们对于再进行一场战争是并不抵触，甚至是非常支持的，他们认为爆发战争后，扩大的工业生产可以为他们带来就业岗位，改善生活，战胜之后就可以像前几次战争一样去享受战胜之后必然而来的各种红利。 那么可能有人要问到了，打败了呢？很遗憾的是，由于那时可获取信息的渠道——报纸、书刊和新闻广播等等均被日本政府所把持，国民们只能接触到他们愿意让你接触到的东西。 在日复一日“大日本帝国天下无敌”和前两次以小搏大的胜利的刺激下，绝大多数的日本国民并不觉得和英美开战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相反，至少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是带着期待和欣喜，迎来的太平洋战争。 因为他们不知道美国人到底是什么？没有见过底特律的工业城，更没有见过东西海岸数不尽的船厂，当然了，就更不会知道两国战争潜力有着何等的天差地别。 日本国民对美国的战争潜力毫无概念 此外，还有一些人对战争的支持，其背后的原因更加令人细思极恐。 在那时，新闻报刊的行业充斥着“大政翼赞”的狂潮，街头巷尾甚至能见到一些人推着小车，满大街的散发翼赞传单和进行演说，或是煽动国民情绪，推崇战争；亦或是对政府内部的一些人进行攻击，认为他们是“国贼”，例如反对日美开战的米内光政、井上成美和山本五十六等人就是这些街头巷尾的小车宣传手们每日口诛笔伐的对象，甚至会有些更极端的人，将口诛笔伐变成直接行动，对反对日美开战的政府官员实施暗杀。 而实际上，无论是新闻媒体里面摇唇鼓舌的写手，还是街头巷尾的小车政治家，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实现依靠这些来完成自己的个人意愿，说好听了叫发展个人政治生涯，说难听了叫往上爬、趋炎附势。 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那个疯狂的岁月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但是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做出的这些事情，将会对他们号称要效忠至死的日本国和被他们煽动的日本国民带来怎样的后果，他们恐怕要么没想过，要么明知如此，却完全不以为然。 讲到这里，可能有读者想问了，就没有不同的声音么？当然有，可是拳拳爱国心们和宪兵、特高课警察构成了密不可破的一套从举报到镇压、抓捕的完整程序，让所有的异见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种选择，要么选择闭嘴，随着这股狂潮并且最终寻找到自己的归宿，要么就是在宪兵和特高课的监狱里面接受着“大和精神再教育”，也有些更不幸者，用自己的生命做出了自己最后的抗争。 就这样，在日本政府带动的集体疯狂、大部分人的期待、一小部分人怀揣着自己的个人目的翼赞，日本帝国主动开启了自己的最后一场战争，并且在为期三年的豪赌里面，彻底地输光了自己的一切，当然了，这也包括着这些怀着期许和个人目的，最终成为了赌局上的代价的国民们。 ◎ 梦醒时分与造梦者们——战争后期的日本国民、以及日本高层对战争的真实态度 标题上提到的，其实本来是两个课题，但是考虑到篇幅，只能压缩在一起去聊聊了，当然了，将这两个课题去结合在一起去看的话，其实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看完上一章的读者们心里肯定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日本的国民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场战争已经失败了，什么时候知道了日本政府所宣传的“大东亚共荣圈”其实只是南柯一梦呢？ 如果要给出一个普遍性的准确时间的话，那就是1944年中期，这有两个代表性事件和时间节点，一个是美军以中华民国控制区内所修建的航空基地起飞B29轰炸机对日本九州进行了杜立特空袭之后的第一次本土袭击。 另一个就是在马里亚纳海战中，美军击败了日本苦心经营的机动部队，并且彻底砸烂了日本的“绝对国防圈”，占领了马里亚纳群岛，B29机群可以对包括本州在内的日本核心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空袭，也就是日本本土防空战的开始。 ◎ B29的到来叫醒了迷梦中的日本国民 当B29的炸弹落下的时候，所有的宣传攻势，所有的“大政翼赞”都失去了其本应起到的作用，朝日新闻的“大本营发表”被国民所唾弃，宪兵和特高课开始要应对比“敌性一扫”还要麻烦的事情，那就是所谓的“不稳情绪”。 如果说马里亚纳海战中帝国海军的折戟沉沙对于大部分日本国民还只是停留在报纸和照片以及一些传闻上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那么号称精锐中的精锐，戍守本土的帝国陆海航根本拦不住“正步都踢不齐，毫无根性”的美国鬼畜的轰炸机，那可是就发生在眼前的事情。国民的眼睛能看见庞大的美国轰炸机，也能看到精锐的帝国陆海军战机被击落，能听到到炸弹落下时的呼啸声，能感受到爆炸时的热浪。 从这一刻起，日本帝国政府，永远的失去了自己国民的信任。也是从这一刻起，曾经期待战争的日本国民、曾经想依靠着鼓吹战争来达到自己个人目的的那些人们，开始为他们的行为买单，毕竟，拳拳爱国心无法击落美军的轰炸机，更没有办法在物资极度短缺的时候填饱自己的肚子。 而巨大的失落和现实的压力，使得“不稳情绪”的增长速度甚至比B29摧毁日本城市的速度还要快上不知道多少倍，迅速的充斥在密布着防空洞的大街小巷和邻组之中。 ◎ 与B29一同到来的是严重的物资短缺 伴随着“不稳情绪”，日本国民开始使用诸如“击落英机”在内的双关语和恶意的政治隐喻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各种“不稳歌谣”也传遍了大街小巷，根据日本内务省警保局保安课保存的战时文件来看，有着“反军”、“不敬”的内容的歌谣先是在工厂的青壮年中流传，随后在邻组为基础的街道中开始传播，最后甚至进入了学校中。 在查验国民之间的信件时，宪兵和特高课们惊恐地发现，失败的情绪已经深入到了国民的精神之中，各种“未经证实”的日军战败的消息如同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并且这些都是实际上发生了的事情，例如日军在菲律宾一带海陆决战的失败和台南冲航空决战的失败，尽管严格制止，但是还是不可避免的成为国民之间用来抨击政府和发泄情绪的话题。 至于大本营发表和《朝日新闻》的报纸？那玩意的可能最大的用途是在物资匮乏的时候弥补擦屁股纸的缺乏吧。 严重的物资匮乏侵袭着每一个家庭，黑市纵横在日本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一名幸存到战后的日本中学生回忆说“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到了黑市被换成了各种粮食和生活用品，直到后来根本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拿来交换的东西”。邻组配发的物资越来越低劣，主食只有芋头和白薯不说，量远远不够让人填饱肚子，而且这对于吃惯了大米的日本人来说，无异于是一种煎熬。 而更大的买单还在后面，1945年年初开始，美国人对日本的主要城市实施了燃烧弹攻势，这种日本人在对中国陪都重庆空袭时使用的手段终于连本带利的还到了日本人的头上。 从1945年3月，以东京为开始，美军对日本的数个主要城市使用B29进行了连续不断的燃烧弹空袭，东京在一夜之间化为火海，史称“火烧东京”。在这场袭击中，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日本国民命丧火海，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知道，就是那些街头巷尾的“小车政治家”和靠鼓吹战争实现自己个人目的的投机者，当然了，也不可避免的包括了那些三年前无比期待战争的广大日本国民，他们都为他们的选择付出了自己应有的代价，与此同时，他们也是日本帝国这最后一次豪赌赌桌上的“代价”。 ◎ 被B29彻底荡平的帝都东京 说完了“国民的选择”，现在，让我们把时间倒流回开战前，来看看这张赌桌上的赌客，也就是那些“大东亚共荣圈”迷梦的编织者们，到底是怎么看待这场战争的，篇幅所限，笔者拿出几个小小的事例来稍微聊上几句。 在开战前，陆军大将杉山元向天皇提出了他们可以“三个月解决太平洋作战”和“五个月内荡平东南亚”，天皇听完了之后沉默不语，然后问了一个令在场所有的陆海军将军元帅阁下们都难以回答的一个问题“几年前你和朕说，可以在三个月内解决中国事变，现在已经三年过去了，中国事变的解决仍然遥遥无期；现在你又说可以三个月内解决太平洋问题，据朕所知，太平洋要比中国大得多啊。” 而策划了珍珠港的灵魂人物，日本国民心目中的英雄，日本海军“跳动的心脏”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阁下，在开战前说出了一句话“我有信心在最初的六个月到一年时间内对美国取得优势，但对于未来两到三年可能发生的事情，我毫无把握。” ◎ 杉山元陆军大将被天皇问了个哑口无言 ◎ 事实上山本五十六对战争毫无信心 后面发生的事情，也恰好对应了山本五十六的说法，开战半年之后，日本在中途岛海战遭到了美军的重创，空母机动部队的损失在战争之中再也没能得到弥补，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的战略进攻阶段就此彻底结束。 ◎ 日军在中途岛受到的损失难以弥补 ◎ 所罗门群岛战役彻底打光了日本人的战争潜力 而在随后长达一年半的所罗门群岛争夺战中，日本陆海军彻底丢掉了自己的主动权，还有山本大将自己的性命。自此，战败对于日本来说，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 尾声 1945年4月，铃木贯太郎组成内阁，并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他最终压制住了日本内部的强硬派进行本土决战一亿总玉碎的狂想，促使裕仁天皇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在不废除天皇的前提下，无条件向美、中、英等同盟国投降。 ◎ 日本海军的最元老铃木贯太郎，他在日本接受投降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重光葵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书，同年9月9日，日军驻华最高军事长官冈村宁次向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宣布投降，日本战败。 在完成了最后的使命之后，1948年4月17日，毕业于海大首期，历任过海军次官，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军令部长的日本海军最元老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因肝癌去世。 但是他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海军战死少将军衔以上三百五十五名，包括两名元帅、五名大将、五十六名中将和二百五十二名少将。 不知道铃木大将望着曾经是日本海军发祥地之一的东京湾里停泊着的同盟国舰队，心中究竟做何感想，但是笔者相信，他一定想起了1940年10月11日在横滨举行的有98艘军舰，527架飞机参加的皇记2600年特别观舰式，时任枢密院议长的铃木贯太郎跟随昭和天皇登上战列舰比叡，陪同天皇陛下一起检阅了海军，朗朗的礼炮声似乎还回荡在大将的耳畔，樯旗如织，战鹫如云的场面似乎仍然还在眼帘，那时谁不相信日本帝国海军世界无敌？ 都没了，仅仅三年的时间，日本海军开战时拥有的军舰加上在战争中建造的军舰共计637艘，总吨位为193万吨。战争中被击沉了410艘，共计138万吨，另外被重创和坐沉无法航行的军舰59艘，22万吨，到终战时只剩下168艘32万吨，并且能够出海作战的主力舰数量几乎为零，吴港中歪歪斜斜或坐沉或重创的主力舰就是日本帝国海军最后的写照。 致命败局：灾难性的决策是如何做出的？ 佚名 孙立平社会观察 2022-02-26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了珍珠港。 战术上，日本人取得巨大成功，但战略上却是自杀。在深陷中国战区同时，又树敌于美国，决策如此无理性，难道他们都是疯子吗？ 1941年10月16日，近卫文麿首相宣布辞职，第二天，天皇召见东条英机，任命他为首相，这让东条大感意外。 在近卫内阁中，陆相东条英机令人头痛，他力主对美强硬。在决策圈中，人人都知道东条在瞎扯，就算和美国打，靠的也是海军，与陆军无关，且日本不可能打赢。 据估算，当时美国石油产量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铁20倍，铜9倍，铝7倍，美国平均工业产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如开战，日本年均损失战舰140万吨，远超补充能力，到第三年，所有民用船只都将消失。 近卫文麿出身贵族，做事犹豫，总想讨好各方。可陆军和海军为了抢资源，都在拼命折磨近卫，东条英机的绝招是：频频打出“反美”牌。 日本在军国主义氛围下，“反美”等于“爱国”，有天然的道德合法性，这比逻辑更有号召力。中层军官多支持东条，他们出身寒微，在升职的天花板前，他们觉得主和派应该统统下台，好让他们放手大干一场。 当时，日本的决策圈人人自危，生怕被愤青误会，无人敢言反战。在东条英机咄咄进逼下，近卫文麿只好拖延，可东条拿出了绝招：设置解决问题的最后时间点。在倒计时声中，近卫文麿干脆撂挑子，辞职了。 让东条英机上台，其实也含有恶意：让他也来尝尝近卫文麿的滋味，看他还真敢和美国人开战？ 把东条英机推上前台之后，东条也开始犯难了。 麻烦源于“七七事变”。日本陆军以为几个月就能取得对华战争的胜利，没想到深陷其中，造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匮乏，连皇宫的铁栏都被拆掉，送进炼钢炉。 逃避指责的最好办法，是主动出击，陆军产生了激进想法：进攻东南亚。东南亚有橡胶和锡，可以威胁荷属东印度提供石油，同时切断中国物资供给线，逼蒋介石投降。 可那里是列强的殖民地，美国不可能坐视。果然，日军刚迈开脚步，美国便下令石油禁运，日本陷入恐慌，储备用油只够一年，只能尽快向美屈服。 其实，美国也有意与日媾和。此时罗斯福已决心对德开战，他不想同时和日本打仗，他愿意让出实利，保留道德制高点。可东条英机更需要面子，以保证他“反美”表演不穿帮。在条约中，他设置了太多复杂措辞，对皮毛问题寸步不让。 其实，美国提出过大幅度让步的方案，但日本人没看懂，在最后日子里，日本人也提了让步方案，可美国人也无法看懂。 直到日本军机起飞瞬间，美日仍有达成和平的可能，如果没设置倒计时，日本外交官本可以发挥作用，罗斯福甚至对他们说“朋友之间总有商谈的余地”，但负责最后斡旋的来栖知道，已经没有时间了。同样，如果能在面子上妥协一点，日本将尽收实利，可怎么向爱国派交代呢？又要“里子”又要“面子”，结果全部丢掉。 在冲向战争的进程中，日本有几方面力量可以踩刹车。为什么没人踩刹车？ 首先是裕仁天皇，他是反战派，还因此遭遇过暗杀。面对战争动议，他的一连串反问让将军们目瞪口呆，可明治维新以来，从没有天皇否决过内阁意见，他最终选择了退让。 其次是海军，山本五十六是坚决的反战派，可他没勇气反对上级，却主动提出“要打就先动手”，在反对错误决策方面，远没他在备战方面下的功夫多。在决定开战的内阁会议上，海军竟将预计年损140万吨战舰的预测数据压缩了50%，成了日本造船能力足以弥补损失的判断。负责人的解释是：反正天皇会否决。 第三是东条英机，他“反美”是为了拉票，未必发自内心，可大权独揽时，各方送来的都是利好消息，完美而大胆的“偷袭珍珠港计划”放在桌面上，他敢否定吗？那样他将失去政治基础，他用口号绑架了日本，可口号也绑架了他。 第四是日本外交官，来栖、野村等在国际社会拥有极佳口碑，他们了解世界，是坚决的反战派，但他们谨小慎微，宁愿大船沉没，只要不先淹死自己，就绝不主动作为。 当时日本还有自由派，坚决反战，可他们朝中无人，民间亦应和者寥寥。日本的自由派成了摆设。 在大正（裕仁天皇的父亲）年间，自由派一度左右政局，带来空前的自由氛围，却遭遇戾气剧增的局面。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各阶层变动极快，可上层却相对封闭，这让人人都觉得自己利益被剥夺了。 内部有怨气，又缺乏政治表达空间，仇外成了最好的泄愤渠道，在教育、媒体推波助澜下，“爱国主义”一家独大。透过这面扭曲的镜子，面对现实的种种不如意，日本民众将责任推给了“卖国贼”，崇尚西方思想的自由派成为众矢之的。 近卫文麿是自由派大佬西园寺公望一手提拔起来的，但西园寺本人差点在政变中被杀，他后期和近卫观点差异越来越大，甚至不再往来。 两人都反战，但近卫基于实力分析，认为开战必败，而西园寺则基于“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的价值观，反对为本国利益放弃道义准则。 事实证明，西园寺具有先见之明，在“偷袭珍珠港”决策过程中，没有一个高层人物从道义立场上提出异议，他们都是彻底的功利主义者，而没有道义高度，靠贪婪很容易结成邪恶同盟。 值得反省的是，西园寺的自由主义思想为何在日本没市场？这确有思想传统、文化传统的责任。通过《日本大败局》这本书，可以体会到这样的悲剧在近代东方绝非个案。 后发既是优势也是劣势： 后发者借鉴别人来减少“试错成本”，是为“后发优势”。可进入相持阶段，又会出现“后发劣势”：一方面，未经试错，社会就缺乏训练，无法化解高速增长带来的集体浮躁心态。另一方面，后发者天然有方向感，只需跟着强国就行，可一旦持平或领先，就会出问题，因为其发展不是内生的，是模仿而来的，是在“与别人比”中获得的，比的对象一旦消失或者被屏蔽掉了，就可能走向盲目。 盲目加浮躁，必然无视普世性，陶醉于自我的特殊性，最易酿成灾难。 民族主义绑架社会： 万物进化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人类也如此，政治与社会的分离是大势所趋，也是迈入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执着于不分彼此的混沌状态，不仅约束整体进步，还会造成历史退步。 日本之所以走向战争，中层军官是重要推力，由于制度遮蔽，他们看不到全部真相，特别容易被神话、激情所欺骗。而高层却以为用制造神话、煽情能凝聚中层、把握更多的资源。 虽然生物界经常是牛摇尾巴，但在权力场中，常常是尾巴摇牛。 事发之前没有反对声音：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来栖、野村能不顾一切，果断向美国让步，结果会不会改变呢？ 事实上，不会。 因为在不良大环境中，上层普遍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正如山本五十六反对自杀潜艇，但依然在实战中使用，表示一下异议，已是有人性的最高证明了。 一个社会缺乏“忠诚的反对者”，只会增加“不忠诚的赞同者”。 开局错了就很容易一错到底： 二战中的日本，原本有足够机会来修复错误，既然受侵华战争拖累，退兵就是，虽然没得到想要的，但至少不用再付代价了。 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内部也是能换掉东条英机的，但是由于战争事态一步步恶化，最终总要有人为此负责。所以，日本内部各方决定保持沉默，让东条英机继续干下去。战后，东条英机等人负责上国际法庭，其他各方负责重建日本。 回顾日本当年的败局，不难发觉，当文化和制度偏离了进步发展的轨道，社会危机会随着发展的压力日益变大，终会发展到谁也补不了的地步。就算东条英机这一代没出问题，下一代也会出问题的。即使都是明白人，也依然可能携手走进灾难，依然会集体抛弃理性。 石油绞杀：二战美国对日禁运政策 来源：中国石油 　　二战爆发之后，随着日本在东亚和南太平洋地区的扩张，美日的矛盾日益尖锐，石油问题也随着两国矛盾的激化而凸显出来。美国对日本的石油政策也从道义禁运转到全面禁运。 道义禁运 　　战争爆发后，日本所面临的石油问题比德国更严重。日本本土几乎没有石油，它又不像德国那样拥有大量的人工合成燃料厂。作为一个岛国，它又不能依靠陆地运输石油，它不得不依靠油轮，通过太平洋把石油运到本国。这使海军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很容易切断日本的海上石油运输线，给日本以致命的打击。 　　日本国内的石油产量极其低，而由于战争，石油年消耗量非常大。因此，日本严重的依赖国外的石油，这种严重的依赖也是促使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原因之一。通过在东亚势力范围内的掠夺，可以是日本得到充足的战略性资源，尤其是石油。 　　早在1934年，美国国务院和外务部就抗议日本不遵守“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的东北搞石油垄断，但那时，美国政府不赞同对日本进行石油禁运。后来战争的扩大化，使美国和日本的矛盾越来越大，双方不时地进行谈判。 　　由于双方争执不下，美国开始考虑对日本贸易禁运和大范围的经济制裁的可能性，日本受到了压力，尤其在石油领域。日本占有的石油产地很少，只好用页岩油作为补充，这些占石油需求量的7%，其余的全靠进口，在1939年，80%的进口石油来源于美国，另外一部分来源于和属东印度群岛。荷属东印度群岛是东亚最重要的产油地，如果日本能够控制这个地方，那么它就能够得到充足的石油供应。 　　然而，荷属东印度的石油产量完全控制在外国石油公司的手中，尤其是皇家壳牌公司。因此，如果日本想毫无阻力的获得该地区的石油，就必须控制该地区。但是，所有与该地区有密切关系的国家都意识到了日本潜在的危险性。 　　美国现在陷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向日本供应石油用于战争，一方面反对日本利用石油进行对外扩张。如果不供应石油给日本，实行对日本石油禁运，这就有可能使日本占领荷属东印度群岛。 　　随着1940年法国和荷兰的失陷，日本在南太平洋上的地位得到了加强，美国也加强了新加坡和珍珠港的军事力量，以此来威慑日本。与此同时，英国忙于欧洲战场，无暇顾及日本，它希望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可是没有美国的合作，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日本大部分的进口石油来源于美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日本的政策应该由罗斯福政府决定。 　　但是美国政府内部对这个问题也有很大的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对日本采取强硬的措施，至少应该对日本进口石油进行禁运。这部分人中典型的代表是伊克斯。然而，国务卿赫尔却愿意用调解的方法解决问题。 　　1940年7月20日，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和陆军部长史汀生试图说服政府对日进行全面禁运，但是国务院却发表了一份道义禁运的声明。声明将禁运物品仅限于辛烷值87以上的航空汽油和某些铁矿、废铁。 　　这一限制既可以保证美国军队的汽油供应，因为美国军使用辛烷值100的航空汽油，又不影响日本人，因为他们的飞机用的是辛烷值87以下的燃油，如果有必要他们还可以用加铅的办法提高燃油的标号。这种禁运实在是徒有虚名，却提醒了日本人，他们将遇到美国对日本实行禁运的可能。 　　美国之所以对日本道义禁运是有原因的：受美国孤立主义政策的影响；1939年住东京大使格鲁的报告说，日本已经储备了三年到四年用的石油，害怕一旦向日本禁运石油，将会促使日本入侵领荷属东印度群岛；罗斯福的“先欧后亚"的政策，美国不想把关注的焦点从大西洋移到太平洋；再一个，距离新的一届总统选举只剩下一个月了，罗斯福不想招惹是非；美国的海军和陆军正在扩建，他们也不想和日本发生正面冲突。 　　全面禁运 　　但是，道义禁运并不是不禁运。如果日本野心勃勃的扩张欲望，冲破了美国所能忍受的底线，美国是不会让日本满意的。1941年6月25日到7月2日，日本做出了决定命运的选择，暂时不动苏联一根毫毛，集中精力向南进攻，特别是争取控制整个印度支那，夺取荷属印度群岛，这恰恰触犯了美国忍受的底线。 　　1941年7月28日，当日本占领战领法属印度支那时，美国宣布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冻结日本在美国内的所有财产，包括实行石油禁运。英国和荷兰也纷纷效仿，英国切断了婆罗洲（东南亚）向日本的石油供应；美国说服荷兰东印度公司暂停（从东南亚）向横滨和长崎运送石油。在日本国会中，首相宣称这种情势无法忍受，全国的陆海军即将缺油。 　　1941年12月7日，为了入侵荷属东印度群岛（东南亚），摄取那里的石油。也为了保护海上通路，特别是为了保证从苏门达腊及婆罗洲（东南亚）返回日本的油轮畅通无阻，日本袭击了美国在太平洋珍珠港的海上舰队。珍珠港战争的爆发，使美国人团结一致，彻底全面的切断对日本的石油供应，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金，不允许日本用这些钱购买石油，毁坏东印度群岛（东南亚）上的石油设施，袭击从海上开往日本的油轮。 　　但是，东印度群岛（东南亚）上石油设旋被破坏的范围和程度远远没有日本人想象的那么严重。登陆之后，日本人开始大张旗鼓地修复东印度群岛上的石油设施。到1942年，被日本人修复的油田的年产量已经达到2590万桶，次年又提高到4960万桶，相当于1940年石油产量的75%。 　　到1943年，日本的石油进口量已经达到1941年的产量，即美、英、荷三国对日本石油禁运之前进口量的80%。然而，由于日本的海运能力比较弱，这个缺陷给日本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日本的油轮是美国潜艇最喜欢袭击的目标。到1944年，被美国潜艇击沉的日本的油轮数目已远远超出了日本新建的油轮的数量。日本石油进口的数量在1943年的第一个季度曾经达到顶峰，但是到1944年日本进口的石油量已经不到1943年石油进口量的一半，1945年日本已经进口不到一滴油了。某日本船长说：“到快停战那段时间，事情发展到油轮只要离港，大家就肯定它有去无回的地步。我们谁也不怀疑油轮回不了日本"。 　　日益严重的石油短缺越发明显地约束着日本的军事能力，影响到日本的战略考虑。在1944年6月的马利亚纳群岛战役中，日本战舰因为缺少石油而未能参加战斗。石油的短缺还限制了日本空军的能力。1944年，日本飞行员的训练从认为必须完成的60小时减少到30小时。 　　随着时石油短缺情况的进一步恶化，航空训练干脆免了。航空油的原料只剩下松脂，而且炼成的燃油越来越多的掺杂酒精。劣质性的燃料，缺乏训练的飞行员，未经核验的飞机，使日军飞机从一个基地转向另一个基地就损失其中的40%。 　　日本石油短缺的综合结果是，正当日军需要海军、空军联合抗击盟军时，却由于严重缺油而又不得不分散兵力。总之，美国对日本的石油禁运，给日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加速了日本的失败。 冷战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的演讲（节选） 演讲背景：苏联援助土耳其共产党和希腊共产党进行推翻本国资产阶级政权的内战，且即将获得胜利。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在违反其意愿的情况下，被迫接受极权政制。美国政府曾经屡次提出抗议，抗议在波兰、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使用压力和威胁，因为这违犯了雅尔塔协议。 在世界历史的现阶段，几乎每一个民族都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之中选择其一。这种选择大都不是自由的选择。一种生活方式是基于多数人的意志，其特点为自由制度，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个人自由之保障，言论与信仰之自由，免于政治压迫。第二种生活方式基于强加予多数人头上的少数人意志。它所依靠的是恐怖和压迫，操纵下的报纸和广播，内定的选举和对个人自由之压制。 极权政制的种子，是靠悲惨和匮乏滋养发育的。它们在贫穷和动乱的灾难土地上蔓延滋长…… 马歇尔计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经济和基础设施破坏非常严重，重建需要巨额资金，欧洲国家已经在战争中将国库消耗殆尽。战后经济凋敝，民众贫困，社会动荡，苏式共产主义思想盛行，共产党力量在西欧发展迅速。美国认识到贫穷是共产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根源，必须先恢复经济，消除贫困，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共产主义，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张。 马歇尔计划，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对欧洲的复兴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并整整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之久。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1.5亿美元，其中90%是赠予，10%为贷款。 美苏冷战互相敌对的原因 美国的开放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以及将追求海外市场作为保持战后国内繁荣与稳定的重要手段，成为美国主动向全球扩张的重要因素和主要目的。与此同时，美国在战后还认为：再也不能允许苏联通过经济上的闭关自守、政治上的颠覆活动和军事上的侵略等手段来取得对欧亚大陆的资源控制，从而危及美国的安全。不仅如此，美国在十月革命后形成的反共意识，其历史所孕育的自认为美国集西方文明之大成的天生优越感和由此而产生的美国有责任将其民主制度和自由的价值观念向全世界移植的天定使命观，则成为其向全球扩张的又一内在动力。 苏联把向全球推广苏式共产主义，输出社会主义革命作为自己的伟大使命。苏联将东欧及巴尔干部分地区作为其既定的建立“安全带”的地区，不容他人染指。战后几年，苏联采取一切手段，将东欧和部分巴尔干国家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强行建立苏式社会主义制度（尽管当地人民是被迫而不是自愿的）。苏联的做法使美国企图通过自由选举方式在东欧建立议会制政府从而保持西方影响的打算落空，引起美国的强烈不满。罗斯福和后来的杜鲁门总统都曾强烈指责苏联的行动破坏了雅尔塔协议。但是面对东欧已经被苏军占领的事实，美英无能为力。 1949年下半年苏联成功爆炸原子弹使西方感到它们正面临着苏联空前的军事威胁，甚至是核威胁。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了雅尔塔体系在东方的地缘政治版图，扩大了苏联的势力范围而使杜鲁门政府认定它所担心的共产主义扩张已成为事实。这两大事件的直接后果是使美国更加坚信苏联对外扩张的判断，决定与苏联进行全球对抗。这导致美国军事干预朝鲜战争，进一步武装北约，将西德纳入北约。美国把苏联推广苏式社会主义的行动视为对美国的巨大战略威胁，美国把遏制苏联看作是遏制极权主义扩张，捍卫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正义”行动。 冷战的缘起 美国和苏联在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并由此而衍生出难以调和的矛盾。 苏联作为历史上第一个（苏式）社会主义国家，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以资本主义世界为对立面，苏联为首的国际（苏式）共产主义运动是将理论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实践中的落后国家现代化及民族解放运动结合在一起的"世界革命。二战前的苏联尚处于实现工业化目标阶段，其国力还不能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但已经通过共产国际网络在很多国家组织、支持和推动革命运动"（苏联对外输出革命，援助亚非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苏式社会主义制度）。二战期间，苏联为抗击德国而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结盟，由此而中止了输出"世界革命"。为了更好地与盟国合作协调，斯大林在1943年解散共产国际，从而巩固了与美、英等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并通过"三巨头"会议，成功地构建了雅尔塔体系，与美国一起成为主导战后国际秩序的"中心国家"。 但是，雅尔塔体系并非苏联追求的唯一目标，苏联在战争结束前后出兵东欧和远东的战略布局已经显示出，除了从"大国合作，划分势力范围"中获取利益，在战争胜利的条件下，一度内隐的对外输出"世界革命"的目标也获得了新的动力。在战争结束阶段的战略布局中，苏联往往采取两手并用的策略，一是通过公开的外交渠道落实雅尔塔体系给自己提供的权益，二是激活共产国际的革命网络为占领地区的政权建构服务。尽管在战后初期这一目标还是与巩固势力范围和安全地带的防御性战略结合在一起，以扶植占领区亲苏政权为主要形式，但苏联制度模式也随之而输出，由此形成"苏式社会主义阵营"，而正是这种制度模式的扩展对西方国家形成了实际的挑战。 因此，苏联在战争中的崛起包含着两重含义;一方面，这是一个与美英等西方大国有同样的霸权目标、继承了俄罗斯帝国的对外侵略扩张传统、在国际事务中按照大国政治逻辑行事的"新兴大国"。从这个角度看;由于苏联在雅尔塔体系中获益良多（领土、势力范围和权益），因而是体系的肯定者和维护者。另一方面，苏联作为一个"革命国家"，其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与西方世界格格不人，两种社会制度的异质性和对抗性既是"世界革命"的依据，也是西方国家对苏联产生疑虑和敌意、并使双方关系趋向冲突的内在动因。正是后者，使雅尔塔体系难以持久稳定地维持合作形态，即使双方主观上不想这么做;客观形势的发展也会驱动双方从合作走向对抗。 其实，雅尔塔体系的转型从1945年8月苏军出兵远东后就已经开始了。作为苏联建构远东势力范围的起点，苏军出兵占领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一方面兑现了"雅尔塔协定"， 获得了雅尔塔体系给予的权益，同时也改写了远东的政治版图;在苏联占领的北朝鲜地区建立了苏联模式的新政权，与美国占领的南朝鲜分道扬镳;在苏联支持下中国共产党以东北为根据地迅速壮大并取得内战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如果说苏联获得远东地区的权益是与美国事先约定的，那么朝鲜半岛的制度性分裂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则是出乎美国意料的，也是美国难以接受的（按雅尔塔体系的安排，朝鲜应由美、苏共同"托管"并建立统一国家，中国则应维持国民政府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远东地区政治版图的变化已经"溢出"了雅尔塔体系，因为这一变化的深远影响已经超越了大国关系的国际政治范畴，并显示了"世界革命"的逻辑，这在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看来显然是关涉其制度安全的威胁。 与远东地区政治变动几乎同时，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内也进行了制度模式的输出，即所谓东欧国家的"苏联化"。这些国家的政治变动原本在雅尔塔体系的框架中，因为"百分比协定"给予苏联控制这些国家的权力。但是，东欧的"苏联化"也带来了"溢出"效应，希腊内战中共产党武装的胜利可能改写"百分比"，而苏联对土耳其和伊朗的领土及资源要求也使美国和西方世界感受到苏联在未明确划界地区的扩张欲望。 正是在接踵而至的一系列事态的推动下和双方的互动式反应下，美、苏关系背离了雅尔塔体系的大国合作精神，走上了对抗的轨道。这种变化不是事先"计划"的行动，任何一方都没有蓄意去打破雅尔塔体系，而是在具体落实势力范围划分和大国权益的过程中暴露出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并在应对这种矛盾时各方展开的博弈所导致的结果。雅尔塔体系是两个异质制度的大国在战争条件下结盟的产物，而战后势力范围的划分及对各自地盘的控制使原来被遮蔽的制度异质性在政权建构中显化了，被划入势力范围的那些国家的本土性革命因素则与大国政治交织在一起，最终将战后世界一分为二，形成了"两个世界"对抗的格局。这种格局被名之曰"冷战"。 冷战，是指二战后美、苏及其为首的东西方两大国家集团之间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全面对峙和对抗，但不诉诸直接的全面战争。 冷战的发生，固然与当时美、苏两国领导人的具体政策行为有关，但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世界范围制度性分裂的结果。在二战中曾经联合为一个阵营的反法西斯盟国，战后却因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分裂为"两个世界"，美国和苏联成为各自"世界"的中心，这也就是冷战格局的"二元两极"结构。所谓"二元"，是指这一阶段的世界发生了横向的结构性分裂，这种分裂与此前（16世纪以来）发生的纵向的发展性断层不同，它不是人类文明进化中因现代化进程的时序差异而自然形成的梯次结构，而是人类社会在应对现代性矛盾和危机过程中依据不同的政治理念而追求不同的发展目标所导致的制度性裂变。如果说，在发展的先进者与落后者之间既有对抗的一面，也有趋同和融合的一面，那么，在对立的发展理念和实践取向之间，对抗几平是必然的选择。所谓两极，是指因制度性裂变而形成的两大国家集团各有一个支配性的力量中心，而且两者都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从而构成了"两个世界"的对峙。所以，冷战史表达的结构性矛盾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利益竞争和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之争，更具实质性的是两种对抗性社会制度及其指导性意识形态的斗争，尤其在冷战的初期阶段，这一本质性特征表现得最为突出。 美国的遏制战略 1946年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所作的一次演讲中阐述了苏联的基本政策，其中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是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世界各种力量的冲突，战后这种根源依然存在，苏联必须增强国力，以防不测。美国国务院就此向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征询意见。美国驻苏使馆临时代办凯南（1904—2005）回复了一份长达 8000 字的电报，即 1946年 2月 22 日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第511号电报，后来被称为"八千字电报"。这份电报分为五个部分;（1）苏联对战后世界看法的基本特点。（2）苏联的这些看法形成的背景。（3）上述看法在苏联官方政策中的表现。（4）上述看法在苏联非官方政策中的表现。（5）从美国政策的角度作出的推论。不久，凯南被召回美国担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之后，他又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文章，因作者署名为"X"，因此这篇文章后来被称为"X先生文章"。 凯南在"八千字电报"和"X先生文章"中提出了遏制苏联的战略理论，其主要观点是∶（1）苏联从来没有放弃消灭资本主义的信念，它与资本主义不可能持久地和平共处。美国必须把苏联看作对手，而不是伙伴。（2）苏联正千方百计地增强自己在世界上的相对实力，最大限度地发展武装力量，宣传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扩张苏联势力。苏联"坚定不移地按既定的方向和途径前进，只有遇到无法对付的力量时才能停下来"，"它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武力的逻辑却十分敏感"。（3）因此，美国必须拥有足够的武力，并清楚地表明准备使用武力，那就可以避免真的使用武力而仍能"遏制"苏联。（4）"同整个西方世界相比，苏联还是一股很软弱的力量"，因此，只要西方国家团结、坚定、强盛，那么就有能力遏制苏联。（5）苏联制度能否成功还有待证明，所以，美国的对外政策必须是一种对苏联扩张趋势长期而耐心的、坚定而警觉的遏制，并通过"榜样的作用"，"对俄国内部的发展施加最重要的影响"，最后促使苏联政权崩溃。 1946年9月，美国总统的特别顾问克利福德（1906—1998）向杜鲁门（1884-1972）总统提交了一份长达50 页的报告，题为《美国与苏联的关系》。这份报告认为，"采纳与苏联合作的政策必将驱使美国为美苏关系作出牺牲，结果只会造成苏联扩张的欲望和要求与日俱增"，"美国应该明白，苏联为实现其双重目标-—扩张共产主义控制的领土，并削弱潜在的资本主义对手，随时都有可能发动战争"。报告主张，美国应"准备与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努力缔造我们自己的世界";一切反抗苏联的斗争，均应得到美国"慷慨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 凯南和克利福德关于遏制苏联的战略理论被美国决策层采纳，成为美国冷战政策的理论依据。 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则发出了冷战的第一个信号。1946年3月5日，当时在野的丘吉尔在杜鲁门的陪同下，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他声称∶"不久刚被盟国的胜利所照亮的大地，已经罩上了阴影。没有人知道，苏俄和它的共产主义国际组织打算在最近的将来干些什么，以及它们扩张和传教倾向的止境在哪里，如果还有止境的话"，"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至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在远离俄国边界、遍布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里，共产党第五纵队已经建立。它绝对服从来自共产主义中心的指令，，…到处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现在需要的是作出解决问题的安排。拖得越久，就越困难，对我们的危险也就越大"。他主张"各英语民族同胞手足一样的联合，……这种联合就是以英联邦与帝国为一方和以美利坚合众国为一方建立特殊的关系"。他鼓吹加强西方联盟，"配备一支国际武装力量"，以反对所谓的"铁幕"后的国家。"铁幕"后来被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代名词。富尔顿演说亦被称为"铁幕"演说。 1947年2月，英国政府照会美国政府，表示英国无力继续提供对希腊和土耳其政府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为了防止苏联势力乘机颠覆希腊和土耳其，希望美国提供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土耳其地跨欧亚大陆，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扼黑海与地中海交通咽喉，苏联一直想拥有地中海通道，并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苏联支持的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阵线，通过反法西斯的武装斗争，在二战末期解放了部分领土。但英国军队接着开进希腊，帮助希腊流亡政府和前国王乔治恢复政权，镇压民族解放阵线，导致希腊内战，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对国王政权形成威胁。土耳其和希腊的形势当时被称作"希土危机"。在英国呼吁美国干预希土危机之后，美国国务院近东非洲司司长亨德森起草了一份题为《危机和即将倒台的可能性》的备忘录，副国务卿艾奇逊（1893—1971）则提出苹果"烂一个就烂一筐"的理论，建议美国政府介人。 1947年3 月12 日，杜鲁门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咨文，公然宣称：今日世界的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对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一种是"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的"自由制度"，另一种是"以强加于大多数人的少数人的意志为基础"的"极权政体"，美国的政策必须支持那些自由国家人民抵抗武装的少数人或外来的奴役阴谋"。他强调∶"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伟大的责任已经落在我们的肩上"。他说，希腊正受到"武装共产党分子"的威胁，这将对土耳其乃至中东、欧洲和整个"自由世界"产生影响。他要求国会授权，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并派军事人员前往。事后，杜鲁门把这篇咨文称作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杜鲁门这篇咨文的发表标志着杜鲁门主义的提出。这是美国第一个具有全球扩张性质的对外战略，它突破了美国历史上传统的"孤立主义"战略目标的框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由此，美国确立了以冷战方式遏制共产主义，稳定资本主义世界的"遏制战略"。杜鲁门主义实质上就是战后初期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扩张主义。杜鲁门主义的提出，标志着二战时期形成的美苏盟友关系的破裂和美苏冷战的展开。 杜鲁门主义的推行 美苏冷战的主战场在欧洲，因此对欧政策是美国冷战政策的主要方面。1947年5月，以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美国援助欧洲的政策》的报告，提出美国要帮助"恢复欧洲社会的元气和经济健全"，"因为经济失调很容易使一切极权主义运动在欧洲社会混水摸鱼，现在俄国共产主义正要钻这个空子"。 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1880—1959）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他在演说中描述了欧洲经济的困境，强调欧洲必须与"饥饿、贫穷、绝望和混乱"作斗争，"必须获得大量的额外援助，不然就得面临性质非常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恶化"。马歇尔表示美国政策的目的是"恢复世界上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从而使自由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够出现"，美国政府要"协助欧洲走上复兴道路"。不过，"最初的意见应该由欧洲提出"，美国将就"能力所及，予以全力支持"。 1947年6月27日，英、法、苏三国外长在巴黎召开会议，讨论响应马歇尔计划的问题。因意见分歧，7月2日，苏联退出会议。7月 12日，美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丹麦、挪威、冰岛、瑞士、瑞典、爱尔兰、希腊、葡萄牙、土耳其在巴黎召开经济会议。苏联和东欧国家抵制了这次会议。结果英，法等 16 国决定接受马歇尔计划;成立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9月，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提出总报告，要求美国在4年内提供224 亿美元援助。 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对外援助法案》，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1948—1952年，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给予西欧的经济援助达 131.5亿美元，其中 90%是无偿赠予，10%是贷款。 马歇尔计划帮助了西欧的复兴。美国的援助把躺在战争废墟上的虚弱无力的西欧扶了起来，帮助它恢复了元气。马歇尔计划对西欧人民生活的改善、西欧社会的稳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马歇尔计划具有两重性，美国既要复兴西欧，又要控制西欧。接受马歇尔计划是有条件的，受援国必须与美国签订双边协定，废除关税壁垒，放宽外汇限制，建立由美国控制的对等基金，接受美国对使用美援的监督，购买美国货，保障美国投资和开发的权利。通过马歇尔计划，美国加强了对西欧的经济干预和政治控制，也增强了美国对抗苏联的实力。因此，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冷战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杜鲁门所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是"一个核桃的两半"。 在经济上援助西欧的同时，美国还积极筹划将西欧国家纳入自己主导的军事联盟体系。此前，西欧国家已经在筹划军事联盟。1947年3 月，英、法两国签订同盟互助条约。1948年3月，英法联盟扩大为英、法、比、荷、卢5国参加的布鲁塞尔条约组织。1948年7月6日至9 月 9 日。美国、加拿大与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成员国举行关干集体安全问题的会谈，通过了"华盛顿文件"，为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确定了基本原则。1949年3月18日，北约组织章程正式公布。4月4日，首批 12个北约成员国（美、加、英、法、比、荷、卢、丹、挪、冰、葡、意）外长在华盛顿举行签字仪式。8月24 日，北大西洋公约正式生效。北约作为以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为对手的军事集团，设有统一的军事指挥系统，即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和各分司令部，历任最高司令一职均由美国人担任。北约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理事会，由各成员国的外交、国防和财政部长组成，常设行政机构是秘书处，设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北约的成立，是美国完成以欧洲为重心的全球战略部署的重要标志，也是冷战进入高潮的反映。 为了加强冷战的力度，1949年11月，由美国发起的"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即"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成立。成员有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和日本等，总部设在巴黎。这是一个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和战略物资（军事物资和技术）禁运的机构。 此外，杜鲁门还在1949年抛出了一个"第四点计划"，即技术援助和开发落后国家和地区的计划。1950年秋，美国成立"国际开发咨询委员会"和"技术合作署"，负责实施"第四点计划"。至1953年，美国向亚、非、拉 35个国家和地区派遣了2400多名技术人员，并拨款3亿多美元。"第四点计划"实质上是亚非拉版本的马歇尔计划，其目的是把它作为"对共产主义最强烈的消毒剂"，并造成受援国对美国的依附，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冷战政策服务。 在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中，亚太地区和拉丁美洲是构筑对社会主义阵营包围圈和稳定自己后院的两个重要地区，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国与这两个地区的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协定，组成了"美洲国家组织"、"东南亚集体防务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等地区性军事政治集团，并通过"共同防御条约"，把这些地区的许多国家纳入到全球军事联盟体系中。 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苏式社会主义）体制的僵化 斯大林统治时期，领袖（斯大林）意志即党的意志、国家意志，党和国家政策路线完全取决于斯大林的个人决策，而斯大林在领导国家取得历史性胜利后日益趋向于保守，他把自己建立的体制模式看作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允许揭露这种体制模式的弊端，更不允许对这种体制模式进行改革。为了扼杀党内外已经出现的改革意识，防止改革势力的形成，从1947年起，斯大林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动了对所谓"资产阶级思潮"和"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判运动，涉及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将一批与斯大林观点不甚相同或比较有独立意识的作家、学者、理论工作者打下去，不准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甚至对其中一些人采取了镇压（枪杀）措施。斗争的矛头最后指向被斯大林视为异端和潜在威胁的中央或地方领导干部，类似30年代的政治清洗再度展开。 1949年秋，苏联保安机关在斯大林指示下突然逮捕了一批高级干部，其中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苏共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吉昂诺夫，列宁格勒州委书记波普科夫等。随后，经秘密审讯，于1950年9月，以"叛国罪"将沃兹涅先斯基等人判处死刑，并予以执行。由于这一案件所涉及的对象大多在列宁格勒担任过领导工作，所以被称作"列宁格勒案件"。"列宁格勒案件"的制造是30年代各种冤案的翻版，其目的就是为了把可能成为斯大林"反对派"的政治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以此确保斯大林的个人权力和"斯大林模式"的稳固。 在政治清洗的同时，斯大林还在理论上制造不可逾越的禁区，用撰写"经典著作"的方式为"斯大林模式"确定理论教条。1952年，斯大林发表了他的最后一部理论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这部著作中，斯大林以不容商榷的、下定义式的语句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特殊性、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等问题作了论断，从而构建了以"斯大林模式"为范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框架和基本观点.并下令以此作为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基础。这样，斯大林用个人的理论权威排除了其他人对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探索，确立了"斯大林模式"在理论上的唯一正统性。 理论的僵化势必导致实践的封闭和盲目。这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过高估计苏联社会的发展阶段，提出脱离实际的超阶段发展目标。战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尚未完成，斯大林就要求制定新的党纲，明确规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表。根据斯大林的设想，苏联将在20—30年内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实现无商品货币的按需分配，经济指标全面超过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显然，这是具有空想特征的"共产主义建设计划"，完全脱离了苏联社会的现实基础（当时的苏联尚未根本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