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正文:
说文解字(第一)
部编教材八年级下
名著《经典常谈》
经典常谈·说文解字(第一)
第1段:
【第1段】先讲仓颉造字传说及文字的伟大、奇妙和可能带来的影响,后指出其传说出现晚且有人不信,认为文字由多人创造更合理 。
原文
批注
①中国文字相传是黄帝的史官叫仓颉①的造的。这仓颉据说有四只眼睛②,他看见了地上的兽蹄儿、鸟爪儿印着的痕迹,灵感涌上心头,便造起文字来。文字的作用太伟大了,太奇妙了,造字真是一件神圣的工作。但是文字可以增进人的能力,也可以增进人的巧诈③。仓颉泄漏了天机,却将人教坏了。所以他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④。人有了文字,会变机灵了,会争着去作那容易赚钱的商人,辛辛苦苦去种地的便少了⑤。天怕人不够吃的,所以降下米来让他们存着救急。鬼也怕这些机灵人用文字来制他们,所以夜里嚎哭;文字原是有巫术的作用的⑥。但仓颉造字的传说,战国末期才有,那时人并不都相信,如《易·系辞》里就只说文字是“后世圣人”造出来的⑦。这“后世圣人”不止一人,是许多人。我们知道,文字不断的在演变着;说是一人独创,是不可能的。《系辞》⑧的话自然合理得多。
【批注1】“黄帝的史官仓颉”是战国时期形成的传说,实际黄帝时代尚无成熟文字体系,商朝甲骨文才是已知最早成体系的汉字。
【批注2】“四只眼睛”的描述体现了古人对文字创造者的神化,四只眼象征超越常人的观察力,与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创造字母的传说异曲同工。
【批注3】作者辩证指出文字的两面性:既促进文明进步(“增进能力”),也可能诱发投机行为(“增进巧诈”),这一观点与道家“智慧出有大伪”的思想相通。
【批注4】“天雨粟,鬼夜哭”是典型的天人感应思想,反映古人对文字打破蒙昧状态的敬畏。类似记载见于《淮南子》,体现文字诞生被视为改变宇宙秩序的大事。
【批注5】“商人增多,农民减少”的担忧,折射出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兴起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冲击,文字普及确实加速了信息传播与商业发展。
【批注6】“文字有巫术作用”的记载,与甲骨文用于占卜、祝由术等史实相印证,反映早期文字与宗教、巫术的紧密联系。
【批注7】指出《易・系辞》与仓颉造字说的矛盾,体现汉代学者对神话传说的理性反思。《系辞》“后世圣人” 说更符合文字渐进发展的客观规律。
【批注8】指出《易・系辞》与仓颉造字说的矛盾,体现汉代学者对神话传说的理性反思。《系辞》“后世圣人”说更符合文字渐进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2段:
【第2段】战国末期因统一需求催生“仓颉造字说”,初为整理文字的商契传说,后经汉代附会为黄帝史官,暗示文字起源于夏商之际,反映了文字规范化的历史进程。
原文
批注
②“仓颉造字说”也不是凭空起来的。秦以前是文字发生与演化的时代,字体因世、因国而不同,官书虽是系统相承,民间书却极为庞杂①。到了战国末期,政治方面,学术方面,都感到统一的需要了,鼓吹的也有人了;文字统一的需要②,自然也在一般意识之中。这时候抬出一个造字的圣人,实在是统一文字③的预备工夫,好教人知道“一个”圣人造的字当然是该一致的。《荀子·解蔽篇》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④”“一”是“专一”的意思,这儿只说仓颉是个整理文字的专家,并不曾说他是造字的人;可见得那时“仓颉造字说”还没有凝成定型。但是,仓颉究竟是什么人呢?照近人的解释,“仓颉”的字音近于“商契”⑤,造字的也许指的是商契。商契是商民族的祖宗⑥。“契”有“刀刻”的义;古代用刀笔刻字,文字有“书契”的名称。可能因为这点联系,商契便传为造字的圣人⑦。事实上商契也许和造字全然无涉,但这个传说却暗示着文字起于夏、商之间。这个暗示也许是值得相信的。至于仓颉是黄帝的史官,始见于《说文序》。“仓颉造字说”⑧大概凝定于汉初,那时还没有定出他是那一代的人;《说文序》所称,显然是后来加添的枝叶了。
【批注1】【战国时期“文字异形”现象显著,如楚简中的“马”写作“馬”,齐系文字作“”。官书(如青铜器铭文)相对规范,民间(如陶文、玺印)则自由演变,这种差异为秦始皇 “书同文”埋下伏笔。
【批注2】【与《荀子・正名》“王者之制名”思想相呼应。战国诸子如公孙龙、墨子都讨论过名实关系,文字统一既是政治诉求,也是逻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批注3】类似《周礼》假托周公制礼,汉代“孔子删述六经”说。通过神话权威人物(如仓颉)赋予文字合法性,减少统一阻力,这与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的实践形成思想行动链条。
【批注4】“一”在此非数词,而是《广雅・释诂》“专也”义。荀子强调仓颉因“专一”整理文字而名传后世,暗示文字发展是集体行为,但需权威人物整合——这与现代“标准语形成需文化精英参与”的理论相通。
【批注5】上古音中“仓”与“商”声母相近,“颉”与“契”韵部相同(月部)。这种音转现象在古史传说中常见,如“伏羲”与“庖牺”的异名关系。
【批注6】《史记・殷本纪》载商始祖契“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其母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这与《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形成互文,说明商契在神话体系中的地位。
【批注7】二里头遗址(夏代)出土的陶文符号(如“目”“井”)已具文字雏形,早商甲骨文已成熟。商契传说暗示文字体系化可能在夏商交替期完成,与考古发现的文字演进序列吻合。
【批注8】与唐代刘知幾《史通》“疑古惑经”精神一脉相承。清代考据学派(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更系统考证此类传说的形成过程,展现中国史学“求真”的优良传统。
第3段:
【第3段】梳理了中国古代识字教育的发展脉络:周代贵族启蒙教育始于识字,秦统一文字简化教育体系,汉代以识字能力为选官标准推动普及,并考证最早字书《史籀篇》实为秦国官学教材,其籀文被《说文解字》收录传承。
原文
批注
③识字是教育的初步。《周礼·保氏》①说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先生教给他们识字。秦以前字体非常庞杂②,贵族子弟所学的,大约只是官书罢了。秦始皇统一了天下,他也统一了文字;小篆成了国书③,别体渐归淘汰,识字便简易多了。这时候贵族阶级已经没有了,所以渐渐注重一般的识字教育。到了汉代,考试史、尚书史(书记秘书)等官儿,都只凭识字的程度;识字教育更注重了。识字需要字书。相传最古的字书是《史籀篇》,是周宣王的太史籀作的。这部书已经佚去,但许慎《说文解字》里收了好些“籀文”,又称为“大篆”,字体和小篆差不多,和始皇以前三百年的碑碣器物上的秦篆简直一样。所以现在相信这只是始皇以前秦国的字书。“史籀”是“书记必读”的意思,只是书名,不是人名④。
【批注1】“《周礼・保氏》”:《周礼》是儒家经典之一,记载周代官制。“保氏”是负责教育贵族子弟的官职,类似今天的教育局官员。这里说明周代教育体系已将识字列为贵族子弟必修课。
【批注2】“秦以前字体非常庞杂”:可联系战国时期“马”字的不同写法(如齐、楚、燕等国差异明显),比喻为现代“手机”在不同方言中的叫法(如“电话”“大哥大”),说明统一文字的必要性。
【批注3】“小篆成了国书”:“国书”指国家法定文字,类似今天的简体字。秦始皇命李斯整理文字,可联想“书同文”政策与现代推广普通话的意义,都是为促进文化统一。
【批注4】“史籀”是“书记必读”:此处纠正常见误解,说明《史籀篇》是书名而非人名,类似《三字经》的命名方式。可对比《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教材,说明古代识字课本的特点。
第4段:
【第4段】秦始皇命李斯等以小篆编《仓颉篇》等字书统一文字,汉代合为《仓颉篇》并发展《急就篇》,按事类收日常用字,供教学和民众检阅,促进文字普及。
原文
批注
④始皇为了统一文字,教李斯作了《仓颉篇》七章,赵高作了《爰历篇》六章,胡母敬作了《博学篇》七章。所选的字,大部分还是《史籀篇》里的,但字体以当时通用的小篆为准,便与“籀文”略有不同。这些是当时官定的标准字书①。有了标准字书,文字统一就容易进行了。汉初,教书先生将这三篇合为一书,单称为《仓颉篇》。秦代那三种字书都不传了,汉代这个《仓颉篇》,现在残存着一部分②。西汉时期还有些人作了些字书,所选的字大致和这个《仓颉篇》差不多。就中只有史游的《急就篇》还存留着。《仓颉》残篇四字一句,两句一韵。《急就篇》不分章而分部③,前半三字一句,后半七字一句,两句一韵④;所收的都是名姓、器物、官名等日常用字,没有说解。这些书和后世“日用杂字”相似,按事类收字——所谓分章或分部,都据事类而言。这些一面供教授学童用,一面供民众检阅用,所收约三千三百字⑤,是通俗的字书。
【批注1】“官定的标准字书”:类似今天的《新华字典》,由政府权威发布。秦代三部字书由丞相李斯等重臣编写,如同教育部组织专家编写教材,确保文字规范统一,体现中央集权对文化的干预。
【批注2】“残存着一部分”:汉代《仓颉篇》只剩少量片段,可类比敦煌遗书的残卷。这些文字碎片如同拼图残片,学者通过考古发现(如居延汉简)逐步复原原貌,展现古代文献传承的艰难。
【批注3】“《急就篇》分部”:首创按事类收字法,类似现代汉语词典的“分类索引”。如“姓氏名字”部收录“宋延年,郑子方”,就像课本里《姓氏歌》的扩展版,方便学生系统记忆生活用字。
【批注4】“两句一韵”:四字句的《仓颉篇》如“汉兼天下,海内并厕”,类似《三字经》的“人之初,性本善”。押韵形式帮助记忆,体现汉字音形义结合的特点,可引导学生朗读体验节奏感。
【批注5】“三千三百字”:相当于初中生识字量(约 3500 字)。汉代字书已覆盖日常用字需求,如同现代《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要求的识字量,说明古代教育已注重实用性与普及性。
第5段:
【第5段】东汉许慎所撰《说文解字》首创部首分类,收字九千并兼采古文字,以经典体例说解字形音义,旨在助人通读古书,保存古文字体系,为文字学及古典研究提供核心工具。
原文
批注
⑤东汉和帝时,有个许慎,作了一部《说文解字》。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字书①。经典和别的字书里的字,他都搜罗在他的书里,所以有九千字。而且小篆之外,兼收籀文“古文”②;“古文”是鲁恭王所得孔子宅“壁中书”及张仓所献《春秋左氏传》的字体,大概是晚周民间的别体字。许氏又分析偏旁,定出部首,将九千字分属五百四十部首。书中每字都有说解,用晚周人作的《尔雅》,扬雄的《方言》,以及经典的注文的体例。这部书意在帮助人通读古书,并非只供通俗之用,和秦代及西汉的字书是大不相同的。它保存了小篆和一些晚周文字,让后人可以溯源沿流③;现在我们要认识商、周文字,探寻汉以来字体演变的轨迹,都得凭这部书。而且不但研究字形得靠它,研究字音、字义也得靠它。研究文字的形、音、义的,以前叫“小学”④,现在叫文字学。从前学问限于经典,所以说研究学问必须从小学入手;现在学问的范围是广了,但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还得从文字学入手。《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门径⑤。
【批注1】“划时代”指开辟新时代,《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的字典。对比秦代《仓颉篇》等仅按用途分类的字书,许慎首创按部首编排的方法,这种科学分类法沿用至今,如同现代字典的“拼音检字表”。
【批注2】籀文(zhòu wén)是周宣王时期的大篆,因著录于《史籀篇》得名。古文指战国时期六国文字,如鲁国孔子故居墙壁中发现的蝌蚪文。可联想:现代简化字与繁体字的对应关系,类似“古文”与小篆的差异。
【批注3】这个成语形象说明《说文解字》的作用。如"家"字,许慎解释为"从宀(mián,房屋),豭(jiā,公猪)省声",揭示古代以养猪为家的特征。通过这本书,我们能看到"家"字从甲骨文(房屋+豕)到现代简化字的演变过程。
【批注4】古代“小学”指研究文字、音韵、训诂的学问,与现代“小学”教育概念完全不同。举例:清代学者段玉裁注解《说文解字》,就属于古代“小学”范畴,类似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批注5】举例:研究《论语》中“学而时习之”的“习”字,通过《说文解字》可知其本义是“鸟数飞也”,引申为反复练习。这种对字义的追根溯源,能帮助我们更准确理解古籍中的微言大义。
第6段:
【第6段】该段梳理了古文字发展脉络,指出汉代《说文》因出土器物少而收录有限,宋代金石学兴起推动金文研究,清代甲骨文的发现补充了最古老的商代文字体系,并阐述了古文字书写方式与材料对保存的影响。
原文
批注
⑥《说文序》提起出土的古器物,说是书里也搜罗了古器物铭的文字,便是“古文”的一部分,但是汉代出土的古器物很少;而拓墨的法子到南北朝才有,当时也不会有拓本,那些铭文,许慎能见到的怕是更少①。所以他的书里还只有秦篆和一些晚周民间书,再古的可以说是没有。到了宋代,古器物出土的多了,拓本也流行了,那时有了好些金石、图录考释的书。“金”是铜器,铜器的铭文称为金文。铜器里钟鼎最是重器,所以也称为钟鼎文。这些铭文都是记事的。而宋以来发现的铜器大都是周代所作,所以金文多是两周的文字②。清代古器物出土的更多,而光绪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九九)河南安阳发现了商代的甲骨,尤其是划时代的。甲是龟的腹甲,骨是牛胛骨。商人钻灼甲骨,以卜吉凶,卜完了就在上面刻字纪录。这称为甲骨文,又称为卜辞,是盘庚(约西元前一三〇〇)以后的商代文字。这大概是最古的文字了。甲骨文、金文,以及《说文》里所谓“古文”,还有籀文,现在统统算作古文字,这些大部分是文字统一以前的官书。甲骨文是“契”的,金文是“铸”的③。铸是先在模子上刻字,再倒铜。古代书写文字的方法,除“契”和“铸”外,还有“书”和“印”,因用的材料而异。“书”用笔,竹、木简以及帛和纸上用“书”。“印”是在模子上刻字,印在陶器或封泥上。古代用竹、木简最多,战国才有帛④,纸是汉代才有的⑤。笔出现于商代⑥,却只用竹木削成。竹木简、帛、纸,都容易坏,汉以前的,已经荡然无存了。
【批注1】许慎(约58-约147)是东汉文字学家,《说文解字》的作者。此处说明汉代考古技术有限,许慎未能见到更早的甲骨文等文字,体现历史研究的局限性。
【批注2】两周指西周(前1046-前771)和东周(前770-前256)。可结合历史课所学,青铜器铭文常记载分封、战争等事件,如“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
【批注3】“契”即用刀刻写。可拓展举例:甲骨文刻刀多用青铜或玉制成,需先在甲骨上钻出圆形凹窝,再用刀刻字(见右图示例)。
【批注4】帛书轻便但昂贵,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帛书是重要例证。可对比:竹简笨重但成本低,如睡虎地秦简记载法律条文。
【批注5】蔡伦(约63-121)改进造纸术,但早期纸张质量差。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汉代麻纸实物,印证了文字载体的革新。
【批注6】商代毛笔实物虽未发现,但甲骨文中的“聿”字(像手持笔形)可佐证。拓展知识:战国楚墓出土的兔毛竹管笔,是目前最早的毛笔实物。
第7段:
【第7段】系统阐释汉字“六书”理论,重点解析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造字法,指出形声字因形符表义、声符标音的组合优势成为汉字主体,体现了汉字构形体系的科学性与实用性。
原文
批注
⑦造字和用字有六个条例,称为“六书”。“六书”这个总名初见于《周礼》①,但六书的各个的名字到汉人的书里才见。一是“象形”,象物形的大概,如“日”、“月”等字。二是“指事”,用抽象的符号②,指示那无形的事类,如“”(上)、“”(下)两个字,短画和长画都是抽象的符号②,各代表着一个物类。“”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上,“”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下。这“上”和“下”两种关系便是无形的事类。又如“刃”字,在“刀”形上加一点,指示刃之所在,也是的。三是“会意”,会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为一个字,这一个字的意义是那几个字的意义积成的,如“止”“戈”为“武”③,“人”“言”为“信”等。四是“形声”,也是两个字合成一个字,但一个字是形,一个字是声;形是意符,声是音标。如“江”、“河”两字,“氵”(水)是形,“工”“可”是声④。但声也有兼义的。如“浅”、“钱”、“贱”三字⑤,“水”、“金”、“贝”是形,同以“戋”为声;但水小为“浅”,金小为“钱”,贝小为“贱”,三字共有的这个“小”的意义,正是从“戋”字来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都是造字的条例;形声最便,用处最大⑥,所以我们的形声字最多。
【批注1】《周礼》是儒家经典之一,记录周代官制和礼仪,成书于战国时期。汉代学者郑玄为其作注时,首次明确解释了“六书”的具体名称。
【批注2】这里的长画"一"代表基准线,短画"—"或"∧"代表位置关系。类似现代交通标志中的箭头符号,用抽象图形传递信息。
【批注3】“止”在甲骨文中像脚趾形状,表示行动;“戈”是兵器。组合起来表示“持戈而行”,本指征伐,后引申为“制止战争”的和平含义。
【批注4】形声字结构常为“左形右声”,如“铜(钅+同)”、“跑(足+包)”。但也有例外,如“顶(丁+页)”是右形左声。
【批注5】“戋”(jiān)在甲骨文中像两戈相击,本义为“细微”。类似现象如“青”作声旁时多含“美”义(清、晴、情)。
【批注6】据统计,《说文解字》收录的9353个汉字中,形声字占82%。现代汉语常用字中,形声字比例更高,如“氧(气+羊)”、“咖(口+加)”等新造字。
第8段:
【第8段】阐释六书中的转注与假借:转注为同义互训,如 "考"" 老 ",源于方言与语言演变;假借借同音替代无字形词,如" 令 ""长",引申义导致多义,后以四声区分。二者均属用字条例。
原文
批注
⑧五是“转注”,就是互训①。两个字或两个以上的字,意义全部相同或一部相同,可以互相解释的,便是转注字,也可以叫作同义字。如“考”、“老”等字,又如“初”、“哉”、“首”、“基”等字;前者同形同部,后者不同形不同部②,却都可以“转注”。同义字的孳生,大概是各地方言不同和古今语言演变的缘故。六是“假借”,语言里有许多有音无形的字,借了别的同音的字,当作那个意义用。如代名词,“予”、“汝”、“彼”等,形况字“犹豫”③、“孟浪”、“关关”、“突如”等,虚助字“於”、“以”、“与”、“而”、“则”、“然”、“也”、“乎”、“哉”等,都是假借字。又如“令”,本义是“发号”,借为县令的“令”④;“长”本义是“久远”,借为县长的“长”。“县令”、“县长”是“令”、“长”的引伸义。假借本因有音无字,但以后本来有字的也借用别的字。所以我们现在所用的字,本义的少,引伸义的多,一字数义,便是这样来的。这可见假借的用处也很广大。但一字借成数义,颇不容易分别。晋以来通行了四声,这才将同一字分读几个音,让意义分得开些。如“久远”的“长”平声,“县长”的“长”读上声之类⑤。这样,一个字便变成几个字了。转注、假借都是用字的条例。
【批注1】“互训”指互相解释,类似现代汉语中的近义词。例如“考”和“老”在《说文解字》中互训:“考,老也”,“老,考也”。“考”本指父亲(如“如丧考妣”),后引申为“年老”,与“老”形成同义关联。
【批注2】“初”(衣部)、“哉”(口部)、“首”(首部)、“基”(土部)虽部首不同,但均有“起始”之意。如“初”指裁衣之始,“基”指筑墙之始,体现汉字构造中“异部同义”的现象。。
【批注3】“犹豫”本无对应字形,借用表“犬性多疑”的“犹”和表“兽名”的“豫”来记录双声联绵词。类似的还有“仓皇”(本指“匆忙”,借“仓”表音),体现古人“以声托事”的造字智慧。
【批注4】“令”本义为“发号”(如“号令”),借为“县令”后产生新义。这种现象在现代汉语中仍有体现,如“兵”本指兵器,后借指士兵,属于“借形生义”的典型。
【批注5】古人用声调区分多义字,如“长”(cháng)表长度,“长”(zhǎng)表长官。类似用法如“度”(dù,测量)与“度”(duó,揣测),这种语音分化帮助减少了语义混淆。
第9段:
【第9段】象形字源于图画,初民以画记名记事。"文" 指象形字,"字" 为形声字,二者因假借分化发展。文字发展经历象形、假借、形声三阶段,新说修正了六书说的不足。
原文
批注
⑨象形字本于图画。初民常以画记名,以画记事,这便是象形的源头。但文字本于语言,语言发于声音,以某声命物,某声便是那物的名字,这是“名”;“名”该只指声音而言①。画出那物形的大概,是象形字。“文字”与“字”都是通称;分析的说,象形的字该叫做“文”,“文”是“错画”的意思。“文”本于“名”,如先有“日”名,才会有“日”这个“文”;“名”就是“文”的声音。但物类无穷,不能一一造“文”,便只得用假借字②。假借字以声为主,也可以叫做“名”。一字借为数字,后世用四声分别,古代却用偏旁分别,这便是形声字。如“”本象箕形,是“文”,它的“名”是“一”。而日期的“期”,旗帜的“旗”,麒麟的“麒”等,在语言中与“”同声,却无专字,便都借用“”字。后来才加“月”为“期”,加“”为“旗”,加“鹿”为“麒”,一个字变成了几个字③。严格的说,形声字才该叫做“字”④,“字”是“孳乳而浸多”的意思。象形有抽象作用,如一画可以代表任何一物,“”(上)、“”(下)、“一”、“二”、“三”其实都可以说是象形⑤。象形又有指示作用,如“刀”字上加一点,表明刃在那里。这样,旧时所谓指事字其实都可以归入象形字。象形还有会合作用,会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子,表示一个意义;那么,旧时所谓会意字其实也可以归入象形字。但会合成功的不是“文”,也该是“字”。象形字、假借字、形声字,是文字发展的逻辑的程序,但甲骨文里三种字都已经有了。这里所说的程序,是近人新说,和“六书说”颇有出入。六书说原有些不完备、不清楚的地方,新说加以补充修正,似乎更可信些⑥。
【批注1】“名”字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自命也,从口从夕”,说明“名”最初指用声音命名事物的行为。如“日”字的发音就是它的“名”。
【批注2】许慎《说文解字序》注:“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可见“文”是独体象形符号,“字”是合体形声字。
【批注3】文中“其”字原指簸箕(象形字),后被假借为代词(如“其他”)、语气词(如“何其”)等。现代仍保留“其”的代词用法,如“各得其所”。
【批注4】以“其”为例:原字“其”(象形)→假借为同音词(如“期”)→加形旁分化:月(时间)+其=期;方(旗帜)+其=旗;鹿(兽类)+其=麒。
【批注5】文中“一、二、三”虽简单,但通过横线数量抽象表达数字概念,类似古埃及圣书字用三横表示“三”,体现了人类早期计数的共同智慧。
【批注6】传统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将汉字分为六类,但存在分类重叠问题。新说将指事、会意归入象形的不同表现形式,更符合汉字发展逻辑。。
第10段:
【第10段】秦以后书体演变以应用为导向,趋向简易。从隶书分化出章草、今草,隶书简化为正书(楷书),介于正草之间的行书应运而生。历代不断简化字体,如唐代正书定型、民间简笔字流行,始终服务于实用需求。
原文
批注
⑩秦以后只是书体演变的时代。演变的主因是应用,演变的方向是简易①。始皇用小篆统一了文字,不久便又有了“隶书”。当时公事忙,文书多,书记虽遵用小篆,有些下行文书,却不免写得草率些。日子长了,这样写的人多了,便自然而然成了一体,称为“隶书”;因为是给徒隶等下级办公人看的②。这种字体究竟和小篆差不多。到了汉末,才渐渐变了,椭圆的变为扁方的,“敛笔”变为“挑笔”。这是所谓汉隶,是隶书的标准。晋、唐之间,又称为“八分书”。汉初还有草书,从隶书变化,更为简便。这从清末以来在新疆和敦煌发现的汉、晋间的木简里最能见出③。这种草书,各字分开,还带着挑笔,称为“章草”。魏、晋之际,又嫌挑笔费事,改为敛笔,字字连书,以一行或一节为单位。这称为“今草”。隶书方整,去了挑笔,又变为“正书”。这起于魏代。晋、唐之间,却称为“隶书”,而称汉隶为“八分书”。晋代也称为“楷书”。宋代又改称为“真书”。正书本也是扁方的,到陈、隋的时候,渐渐变方了。到了唐代,又渐渐变长了。这是为了好看。正书简化,便成“行书”,起于晋代。大概正书不免于拘④,草书不免于放,行书介乎两者之间,最为适用。但现在还通用着正书,而辅以行、草。一方面却提倡民间的“简笔字”⑤,将正书、行书再行简化;这也还是求应用便利的缘故。
【批注1】从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所有字体演变都遵循“化繁为简”的规律,比如“马”字的繁体“馬”到简体“马”的变化。
【批注2】“徒隶”指服劳役的犯人,隶书最初是下层官吏为提高书写效率创造的简化字体,说明文字演变与社会分工密切相关。
【批注3】这些出土文物像“活化石”,比如敦煌汉简中的《仓颉篇》残简,直接印证了汉代草书的写法,让我们能看到古人真实的书写状态。
【批注4】楷书像课堂上的规范作业本,草书像草稿本上的速写,而行书就是日常记笔记的状态,这种分工体现了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平衡。
【批注5】我们现在使用的简化字(如“爱”代替“愛”)就是这种演变的延续,简化过程中还保留了部分繁体字的结构特征,比如“书”(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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