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考古大发现系列（四）--2025届高三统编版历史一轮复习

2025届新高考必掌握—百年考古大发现系列（四） 三国至隋唐时期 一、河北临漳邺城遗址及磁县北朝墓群： 邺城始建于东汉末年，三国至北朝时期先后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和北齐六朝国都。邺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主要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基本探明了邺北城和邺南城的形制和布局，对城墙、城门、壕沟及主要的宫殿建筑和街道有了初步的认识，同时对磁县北朝墓群进行了全面调查，并重点发掘了湾漳北朝壁画墓；第二阶段在邺南城以外的南郭区、东郭区和西郭区发现了一系列重要遗存，为探寻外郭城范围和城市布局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期对磁县北朝墓群部分墓葬进行了发掘，确认了东魏北齐皇陵区的性质和大致范围。邺城遗址包括邺北城、邺南城和外郭城区，已探明的城市元素包括城墙、城门、马面、护城河、道路、宫城墙、宫城门、宫殿建筑基址和沟渠等，城市格局和脉络基本清晰。磁县北朝墓群是与东魏北齐邺城相对应的皇家陵墓群，集中分布于邺城西北的漳河与滏阳河之间。1986年，邺城考古队经全面调查确认共有墓葬123座，部分地表尚保存有高大封土、石碑和石象生，经正式考古发掘的有十余座，北朝墓群分布具有较明确规划，东魏元氏皇宗陵与北齐高氏皇宗陵以天然地势为界，分列于墓群南部和北部。东魏元氏皇族墓葬以孝静帝西陵为中心，南以漳河为界。北齐高氏皇族则按长幼尊卑顺序、自东南向西北排列，北以滏阳河为界。勋贵大臣墓葬多以家族为核心，以家族墓形式散布于两大皇宗陵周围。 二、黑龙江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 渤海国是历史文献记载中黑龙江省境域内出现的第一个政权，系中世纪我国东北地区以靺鞨族为主体建立的受唐王朝册封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上京城是渤海国最重要的都城，也是渤海为都时间最长的都城，见证了渤海这个“海东盛国”的盛衰荣辱，见证了肃慎族系、靺鞨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见证。渤海上京城是当前保存最完整、城内外遗迹保存最完好的中世纪都城遗址。1961年即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一处内涵丰富的古代都城，城内外保留下来的遗迹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尤其在唐宋都城尽被现代城市覆盖的情况下，更显现出其独特的学术含量和地位。通过考古资料的对比研究，一方面可以看出渤海国的都城建设是以隋唐都城制度为蓝本，表现出了浓郁的汉唐文化风貌；另一方面在效仿的过程中并不完全照搬硬套，而是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加以改良，创造出具有本地区特色的建筑形制，为中国建筑史增添了新的色彩。对渤海上京城布局、功能、制度、建筑、文物等方面的研究，不仅在渤海考古研究领域具有重大意义，也将对中国城市发展史、建筑史等诸多研究领域产生重要影响。 三、河南汉魏洛阳城遗址： 汉魏洛阳故城始建于西周，经过了东周、秦、西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北周、隋、唐等朝代的修缮与使用，至唐初废弃，沿用长达1600余年，曾是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等王朝的都城，西周、西汉、后赵、北齐、北周等朝代的陪都，建都史近600年，是历代定都时间最长的遗址。同时，遗址主要使用的汉魏时期，又处于中华文化大发展、中外文化大交流、民族文化大融合、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都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不仅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形态、社会制度，更是涵盖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对研究中国文化发展演进、国家的形成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作为中国古代早中期都城的典型代表，汉魏洛阳故城建都朝代众多，城市规模和形制布局也是在不断的修建和增扩过程中逐渐完善和变化。正是由于该城在中国古代所处的中心地理位置，以及长期作为都城首选之地的重要影响力，该城形制的每一次变化都融合了多元文化的文明与文化特征，成为某一阶段或时期城市布局、形制的典范，对其后中国古代都城形制乃至东亚各国都城的发展变化产生显著影响，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都城遗址之一，对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城市发展史，特别是都城规划设计的演变具有极其重要的科学价值。汉魏洛阳城出土的金器、玉器、铜器、陶器、石器、铁器和传世的石刻、碑帖、造像等文物，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艺术水平以及人们的审美观念，具有极高的艺术文化价值。 四、河南隋唐洛阳城遗址： 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的隋唐洛阳城遗址是中国中古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都城遗址。1954年对隋唐洛阳城遗址进行了首次考古调查并确定了遗址的位置和范围，随之便展开了持续近七十余年的考古工作，通过详细的勘探和重点发掘，究明了城址的规模和格局。经过多年的工作，确定了多数城门的具体位置，为复原隋唐洛阳城的平面布局提供了坐标性关键点，还探明了街道、里坊与市场的布局。隋唐洛阳城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鼎盛时期的都城，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是当时世界性的大城市。隋唐洛阳城的形制布局、设计理念和建筑模式在中国古代都城和城市建设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为以后中国历代都城所沿袭，并对当时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城市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隋唐洛阳城处于都城变革转折时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是中国中古史、古代都城史、古代建筑史以及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等研究的代表性珍贵资料。隋唐洛阳城遗址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在规划布局、建筑技术等方面均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是中国中古时期的建筑范例， 同时也是世界建筑史上典范之作。 五、陕西法门寺遗址： 法门寺遗址位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1981年8月，法门寺明代砖塔坍塌。1981年至1987年，因保护和维修需要，先后对法门寺残塔、塔基进行清理与科学考古发掘。发现了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佛塔地宫，出土了目前唯一被佛教界认定的佛祖真身舍利。出土的121件（组）金银器多为唐皇室供奉，数量大、品类多、等级高、制作精美，大部分有确切的铭文记载。出土的14件秘色瓷揭开了“秘色瓷”之谜，为秘色瓷的鉴别提供标准器。出土的700余件丝绸堪称“唐代丝绸宝库”。而出土的20件琉璃器为伊斯兰玻璃考古的重大发现。出土的一套唐代宫廷茶具展示了制茶工序及饮茶的全过程，为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等级最高的宫廷茶具。这些珍贵文物为佛教考古和唐代文化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法门寺文物珍品曾多次走出国门，先后到日本、韩国、德国、瑞士、英国、美国等国家展出，成为连接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 六、陕西唐大明宫遗址： 唐大明宫作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宫殿群，是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巅峰之作。唐大明宫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区，面积约3.5平方公里。对唐大明宫遗址开展的系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始于1957年，至今已经持续不断地历经六十余年，可谓我国考古百年史上最重要、独树一帜的考古工作之一。历年考古工作确定了包括城墙、城门在内的唐大明宫遗址的范围和平面形状，搞清了大明宫殿前区、宫殿区、后宫园林区三大组成部分，以及纵贯丹凤门、含元殿等三大殿、太液池的中心轴线，全面发掘了含元殿、麟德殿、三清殿、清思殿、翰林院、中书省、太液池等宫殿、官署、园林建筑遗址，了解了其建筑内涵及主要特点。这些科学工作所取得的丰富而又扎实的考古资料，不仅验证了古代史料的相关记载，也大大地弥补了史料记载不足的缺憾，为隋唐长安城遗址乃至中国古代都城宫殿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资料。同时，考古工作也揭示出了唐大明宫宫殿建筑的对称有序和恢宏大气以及皇家园林人工山水的精致华丽等，形象地体现出唐代宫殿建筑的作风特点。唐大明宫遗址的考古成就，为大明宫遗址的完整保护、西安市的城市建设做出了不朽的贡献。1961年，在考古基础上，国务院把大明宫遗址列为全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10月，唐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和开放。2014年6月，联合国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唐大明宫遗址纳入“丝绸之路：长安至天山廊道的路网”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七、甘肃敦煌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是位于甘肃省敦煌市的佛教石窟遗址，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连续修建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宝库，具有珍贵的艺术和历史、考古价值。在藏经洞发现之后，大量的古代文献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逐渐形成了以敦煌藏经洞文献、敦煌石窟本体、西北出土古代简牍和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国际“显学”——敦煌学。1963年至1966年和1979年至1980年为配合莫高窟南区崖体加固工程，潘玉闪、马世长、樊锦诗等人对莫高窟窟前遗址进行了清理发掘，发现了一批殿堂遗址和一些新的窟龛，为研究莫高窟的营建与变迁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1988-1995年由彭金章领队的考古工作者对莫高窟北区243个洞窟进行了全面科学的清理发掘，发现了不同类型和功能的洞窟，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遗物，基本弄清了北区石窟的全貌和内涵。在宿白先生的指导下，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刘玉权等人对莫高窟的北朝、隋代、唐前期、吐蕃占领时期、西夏、沙州回鹘洞窟的考古分期研究，对敦煌石窟的年代序列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樊锦诗等编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1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于2011年出版，该报告资料详尽而准确，得到了学界的好评。这些考古工作在中国石窟考古研究方面均具有开创意义。 八、青海都兰热水墓群： 热水墓群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境内察汗乌苏河两岸，1982年发现并发掘了著名的血渭一号墓及周边50座小型墓。据不完全统计墓葬总数达300座左右。2018血渭一号墓西距血渭一号墓400米，是8世纪中期吐蕃统治时期的吐谷浑王陵。于2018年开始，历时三年发掘，积极开展多学科合作，采用RTK、全站仪、无人机等技术手段，树木年轮、三维建模、动植物考古、DNA、金相分析等检测鉴定方法。墓葬为木石结构多室墓，由地上和地下两部分组成。地上为墓园建筑，平面呈方形，由茔墙、祭祀建筑，以及封土和回廊组成。地下部分由墓道、殉马坑、照墙、甬道、墓门、墓圹、墓室组成。2018血渭一号墓的考古发掘，是多单位、多学科合作的成功典范。通过科学发掘，确认该墓为热水墓群发现的结构最完整、体系最清晰、墓室最复杂的高等级王陵，是热水墓群考古研究的重要发现。其中发现的墓园祭祀建筑、殉牲坑、五神殿的墓室结构、壁画、彩棺，还有出土的大量精美遗物，特别是“外甥阿柴王之印”印章等，为研究唐（吐蕃）时期热水地区的葬制葬俗及唐帝国与少数民族关系史、丝绸之路交通史、物质文化交流史等相关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九、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 阿斯塔那古墓群位于吐鲁番东南火焰山南麓冲积地带，占地约10平方千米，是3-8世纪高昌城官民的公共墓地。墓群发现于1898年，现存墓葬500余座，1959年以来发掘400余座，出土以文书、墓志、丝织品为代表的文物上万件及大量干尸。墓葬分属晋至十六国（高昌郡）、麹氏高昌、唐西州三个时期，依姓氏家族分区埋葬，基本为斜坡墓道洞室墓和斜坡墓道偏室墓：前者为大型墓，多夫妻合葬；后者多属单人葬。总体上前者渐为主流，唐代的该类墓葬还出现了天井。墓中多葬汉人，也不乏车师、匈奴、昭武九姓等人群，高昌郡太守沮渠封戴、高昌国名将张雄、唐北庭副都护高耀等显赫人物亦魂归于此。阿斯塔那古墓群是新疆地区发掘晋唐墓葬数量和出土文物最多的遗存，对完善新疆地区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丰富新疆地方史研究乃至更深广的中国中古史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该墓群为新疆晋唐时期墓葬建立了年代标尺，文书、墓志等文字材料不仅给墓葬定年提供了绝佳参照，更极大推动了吐鲁番学的发展，丰富的织物遗存具有极高的文物与艺术价值，与河西乃至中原一脉相承的墓葬形制与聚族而葬的丧葬方式，更是西域各族居民深度交往交流交融及对中华文化深刻认同的生动展示。 宋辽金元时期 一、内蒙古辽上京遗址： 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是我国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都城遗址之一，是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辽上京是辽代始建最早、使用时间最长、最重要的首都。该遗址由清代史地学者张穆发现。辽上京遗址平面略呈“日”字形，由北部的皇城和位于南部的汉城两部分组成。1962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对皇城遗址勘探试掘；2001年至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辽上京考古队进行试掘。2011年起，辽上京考古队对辽上京皇城的城门址、城墙、道路、宫殿基址、佛寺基址等重要遗址进行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和研究，获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从考古学上首次确认辽上京宫城的形制规模；首次认识到辽上京皇城、宫城存在东向轴线布局；初步搞清了辽上京皇城主要布局和功能分区；初步厘清了辽上京遗址辽金时期沿用的情况。辽上京“日”字形平面布局是契丹统治者“因俗而治”治国理念的物化表现；皇城内有宫城形成“回”字形格局，突出“皇权至上”思想，是契丹统治者对汉文化认同的具体表现。辽上京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布局的一种新模式，对于金、元、清诸王朝都城营建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内蒙古元上都遗址： 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东北约20公里处，地处闪电河北岸水草丰美的金莲川草原。20世纪90年代以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全面考古测绘的基础上，对遗址的南关厢、西关厢、明德门、御天门、大安阁、穆清阁、外城北门、外城西门、皇城角台及城址周边的羊群庙祭祀遗址、砧子山墓地等进行了重点发掘。元上都的城垣分为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宫城为长方形，位于皇城正中偏北处，夯土墙两侧用青砖包砌，内有40余处宫殿基址。皇城为方形，位于外城东南部，墙体两侧用自然石块包砌，四角建有高大的角楼。外城在皇城的西、北两面，由皇城的东、南两墙延伸夯筑而成，分为北部的“北苑”和西部的“西内”两部分。城址整体平面呈方形，每边长2200余米，四周建有宽约26米的护城河。元上都四关范围广大，有官署、仓址、大型院落、驿馆、店铺、民居和兵营等几类遗存。在城外西北方的龙岗下，有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设计修筑的防洪大坝——铁幡竿渠。作为元朝“两都巡幸制”的夏都，元上都整体布局既具备了中原城市的传统模式，又明显地体现了草原游牧文化的特色，对13至14世纪的世界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2012年，元上都遗址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三、黑龙江金上京会宁府遗址： 金上京会宁府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上京城是金王朝修筑和使用的第一座都城，是金代早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考古发掘首次从考古层位学上确认了城址的营建使用情况，确认城址的始建年代为金代。通过考古勘探及发掘，进一步探明了皇城的布局和沿革，皇城内大致可分为中部、西部和东部三个部分，中部自南向北有五重建筑基址整齐地排列在南北中轴线上，采取门址-殿址依次排列组合的布局，东西两侧有回廊基址，殿基平面呈“工”字形。皇城内建筑址至少存在金代早、晚两个时期的遗存。考古发掘也确认了皇城通往外城（南城）的街道路网体系。以上京城为中心，其周围分布有若干处不同规模和性质的金代遗存，成为金上京大遗址的有机组成部分。金上京城不仅是统一的金王朝政权的象征，也是体现以女真族为主体的北方渔猎民族发展进程的物化标志。金上京会宁府遗址是我国古代兼具渔猎文明和农业文明特征的一处重要的大遗址，对于金上京城址的综合研究，初步揭示出宋辽金三代都城建制的联系与渊源，金上京城的规划理念承上启下、影响深远，对于探索认识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四、浙江杭州南宋临安城遗址及官窑遗址： 浙江杭州南宋临安城遗址是南宋王朝的都城遗址，城内还发现了同时期的官窑遗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过持续考古勘探与发掘，考古工作者基本确定了南宋皇城的四至范围，明确了德寿宫南、东、西宫墙范围，同时发现了曲折的水渠、水池和假山等园林建筑遗迹，以及中轴线位置的大型夯土台基等宫内建筑遗迹，基本可以确定南宋临安城的中轴线——御街的走向和范围。此外还发现了部分南宋城墙、城门、太庙等一批重要官式建筑、南宋官窑遗址、南宋制药作坊遗址、紫城巷与劝业里的南宋供水系统遗迹、太学、宗学和府学遗址。考古工作为研究南宋临安城城市布局与沿革提供了一个重要参考点，也为探讨钱塘门始建年代、建筑技术等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还为实证西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价值提炼和遗产展示等提供了实物佐证和学术支撑。官窑遗址发现的南宋瓷器对系统研究宋代制瓷工艺有极高的价值，也为深入研究南宋时期官营手工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等问题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五、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 山东青州龙兴寺创始于南朝刘宋，历北魏、东魏时期发展，唐宋时期是龙兴寺的鼎盛时期，而于明代洪武年间湮灭。1996年10月，在遗址北部发掘北宋末年或金朝早期佛教造像窖藏一处。清理后出土各类佛教造像600余尊、钱币142枚、陶瓷器2件，这批造像大部分还保留着原来的彩绘和贴金彩绘的颜色有朱砂、宝蓝、赭石、孔雀绿、黑、白等天然矿物质颜料，有部分造像躯体或衣饰上甚至还有用各种颜色绘制的人物故事画面，为这次清理出土的极品。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出土佛造像数量之大、雕刻之精、贴金彩绘保留之完整、时间跨度之长，前所未有。龙兴寺窖藏佛教造像的出土，弥补了中国佛教考古研究中，对北魏和隋唐之间，特别是东魏和北齐佛教考古研究实物资料之不足，为中国佛教考古和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六、河南许昌白沙宋墓： 河南许昌禹州白沙宋墓是北宋流行于中原和北方地区的仿木结构砖雕壁画墓中保存最好、结构最为复杂、内容最为丰富的一处墓葬遗址。白沙宋墓是北宋元符二年（1099）创建的赵大翁家族墓葬，共3座。一号墓墓主赵大翁，为前、后双室墓。前室平面扁方形，后室平面六角形。前室东西壁绘制墓主夫妇对坐宴饮和散乐内容壁画，是典型的开芳宴题材。二、三号墓位于一号墓以北，均为平面六角形单室墓，墓内壁画题材与一号墓相近。白沙宋墓这组北宋晚期仿木结构砖雕壁画墓，不论在墓葬的形制上，还是仿木结构和彩画制作上，以及壁画的题材和内容上，都是空前的发现。半个世纪以来，此种类型的宋墓再未发现可以超过它的实例。《白沙宋墓》考古报告于1957年出版，是考古学家宿白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作者将三座北宋砖雕壁画墓的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编撰成《白沙宋墓》书稿，除详细介绍了这三座墓葬的墓葬形制、墓葬装饰及随葬品外，还利用大量历史文献、传世绘画及其他文物考古资料，在书中做出了大量说明性注释，阐释历史背景，比对同类资料，从建筑、绘画、服饰、器用、民情、风俗等方面，多角度再现了宋代的日常生活图景。该书成为中国历史考古学田野报告的经典之作。这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也在研究方法和治学理念方面影响了几代考古学者。 七、广东“南海I号”沉船： “南海Ⅰ号”沉船位于广东省台山、阳江交界海域，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发现。该沉船是迄今中国水下考古最为重要的发现，亦是海上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遗迹。沉船的船体结构基本较好地保存于海泥之下，船载货物非常丰富，发现时即出水大量精美瓷器和金银器等遗物。同时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又结构完整的水下遗存，在相关的文物、船体、社会关系、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蕴藏的极其丰富的古代信息，对于开展我国古代造船技术、海外航运、对外贸易中的物质文化交流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碰撞研究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南海Ⅰ号”是广东也是中国珍贵水下文化遗产，更是全人类重要水下文化遗产。因此，从“南海Ⅰ号”早期的发现和水下考古调查工作开始，“南海Ⅰ号”考古队就已有意识开展跨国交流展示。从20世纪90年代中日合作调查、展览，到后来整体打捞后的韩国、德国等都有陆续的交流合作，此后也将有更多的海外交流计划。 八、贵州遵义海龙屯城址及播州杨氏土司墓群： 贵州遵义播州杨氏土司遗存是始于唐而终于明的中国土司遗址。杨氏土司遗存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始于2012年，包含播州杨氏土司司治、关囤、墓葬、庄田四套遗存体系共存的格局，特别是海龙屯、养马城遗址和其司治的两套城池体系，均兼具军事和行政功能。考古工作者以海龙屯为切入点展开对遵义播州境内山城遗址的调查，全面了解播州杨氏土司治下的军事防御体系，及其与中央王朝之间政治演变关系。不仅如此，考古工作者还展开对播州土司墓葬的重新梳理，结合播州土司社会生活对其社会的整体丧葬习俗进行了解，进一步深化对播州土司文化的认识，同时以播州杨氏土司墓葬习俗为桥梁了解中央王朝对边疆文化的影响，并对播州杨氏庄田进行系统梳理，了解播州土司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综合播州杨氏土司遗存、社会文化、经济结构，深化对播州土司社会体系、社会生活“阴”“阳”二界的总体认识，为进一步开展土司考古提供基础资料，也帮助了解其时西南边疆乃至整个国家边疆与中央王朝的关系的历时变迁，深化对羁縻土司制度的认识。 九、宁夏西夏陵： 西夏陵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部贺兰山下，是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西夏时期文化遗存。自1971年对西夏陵调查确认伊始，先后对西夏8号陵（现编6号陵）地宫、2号陵（现编7号陵）碑亭、108号陪葬墓（现编MⅢ-107号）、101号陪葬墓（现编MⅣ-001号）、3号陵东西碑亭、北端建筑遗址进行了调查试掘，逐渐厘清了陵区布局和分布特点，进入21世纪以来，对3号陵和6号陵地面遗迹的清理，更清晰地呈现了西夏陵独特的文化面貌。西夏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古代文化中较为独特的一支，西夏陵是业已消失的西夏文明最有力的见证，陵区遗址及出土文物揭示了西夏王朝在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丧葬习俗以及诸多文化与技术方面的特征。是西夏文明与周边政权和民族在长期交流与影响的见证，西夏陵所展示的西夏文化的兼收并蓄和独特创新，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进程。 明清时期 一、北京明定陵： 定陵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及孝端皇后王氏、孝靖皇后王氏的陵墓，位于北京十三陵区中部偏西大峪山下，始建于万历十二年（1584），历时6年建成。1956年5月至1958年7月对定陵进行了考古发掘，是迄今唯一一座经过发掘的明代帝王陵。定陵宝城平面略作圆形，城墙内径216米，城中用黄土填实，中部宝顶以白灰掺黄土夯筑而成。玄宫（地下宫殿）建于宝城的宝顶之下。玄宫入口从前往后，分别建砖隧道和石隧道，隧道末端是金刚墙，墙面设进入玄宫的通道。金刚墙顶部出檐，檐饰黄琉璃瓦。定陵玄宫共有五殿，中轴线上为前、中、后三殿，中室横轴线上有左、右配殿。万历皇帝和两皇后各用木质朱漆棺、椁各一重，三椁椁盖上放有木制小型仪仗用明器、小袋稻谷等，仪仗有矛、戟、钺、立瓜、卧瓜、剑、朝天镫等。定陵的发掘，为考古发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研究明陵的玄宫制度提供了可靠的根据。定陵出土文物种类多样，既有帝后生前的生活日用品，也有专为陪葬而制作的丧葬用品。这些文物制作精美，装饰华丽，代表了明代中后期精湛的工艺水平，为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丧葬礼制、工艺等历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对于研究明代陵寝制度和工艺美术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江西景德镇御窑厂窑址： 景德镇明清御窑厂遗址是明清时期专为宫廷烧造瓷器的皇家瓷厂遗址，是我国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为精湛的明清官办窑厂，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御窑厂集中了最优秀的工匠，使用当地最优质的原料和进口的原料，生产不计成本，代表了明清瓷器制造的最高水平，明清时期几乎所有的创新技术都发生在御窑厂，最精美的器物也大多是官窑瓷器。故宫博物院现藏的37.6万件/套陶瓷器中，90%以上为御窑厂烧造的官窑瓷器。20世纪70年代起，先后在御窑厂遗址范围内进行了数十次随工和3次大规模的主动发掘，发现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包括始建于明代初年的围墙、洪武至万历时期的葫芦形和馒头形窑炉、作坊、各时期落选瓷器埋藏坑和堆积层。出土明清时期瓷片数十吨，近1000万片，尤其是完整、连续的明代各朝遗物，揭示了御窑厂自明初设立至明末废弃，清代复建至民国的发展序列。这些发现为研究御窑厂的生产布局与功能分区、产品种类与特征、工艺发展与创新、生产管理体制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极大地推进了明清官窑瓷器和朝贡贸易的研究。御窑厂发掘荣获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田野考古二等奖，御窑遗址是景德镇瓷文化的核心载体，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三、四川江口明末战场遗址： 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是百年来最为重要的明清时期考古发现。该遗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的岷江河道内，2005年被发现，2017年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根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出水实物，确认遗址的性质是张献忠大西军与杨展南明军于1646年发生江口之战的古代战场遗址，实证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出水了迄今数量最多的明代金银文物和大西政权文物，并且首次发现了张献忠册封妃嫔所用金册和明代藩王世子所用金印。这批文物来源地域广泛，内涵非常丰富，涉及明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军事等多个方面，是考古资料对明代社会最为全面的一次反映，对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埋藏环境特殊，考古工作者在国内首次使用围堰技术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丰富和完善了不同类型中国古代遗址的发掘技术，是中国考古工作方法的一项创新，为今后同类型遗址的发掘提供了经验借鉴和工作模式。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