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考古大发现系列（二）--2025届高三统编版历史一轮复习

2025届新高考必掌握—百年考古大发现系列（二） 夏商时期 一、江西新干商代大墓： 新干大墓是一座大型方国王陵，出土青铜器475件、玉器754件、陶器139件。经考古发掘，新干大墓是中国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大型商代墓葬，与殷墟妇好墓、三星堆祭祀坑并称为商代青铜器三大发现，堪称“江南青铜宝库”。它与吴城、牛城所体现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改变了人们对赣江流域古代文明的认识，重塑了中国青铜时代文化格局。新干大墓的发现将中国青铜文明和整个商代历史、文化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是中国南方考古的一项重大突破。 二、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遗址是迄今所知东亚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城、中国青铜礼制的创造者，更是夏商周王朝乃至整个古代中国核心政治制度、身份认同和文化思想的奠基者。1959年由徐旭生先生发现。经过60余年发掘，确认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王国都城遗址。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可分为中心区和一般活动区。许多制度层面的建树史无前例，大型夯土基址为代表的宫室制度，以贵族墓葬为代表的各级墓葬所显示的墓葬制度，以玉质礼器群、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绿松石龙形器等遗物为代表的器用制度，表明代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达程度的宫廷礼制、礼乐制度已经形成。以二里头遗址为核心的二里头文化，是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是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关键环节。二里头文化开创了中国历史进入到王国时代的新纪元，为其后高度发达、繁荣的商周青铜礼乐文明、王国文明奠定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基础，并与商周文明一道，构成早期华夏文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极有可能是夏都、夏文化，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最重要起点和标尺。 三、河南偃师商城遗址： 偃师商城遗址是1983年在配合基建的过程中由段鹏琦先生的考古队勘探发现的。截至目前，考古发现有城墙（含小城）与城门、城壕组成的严密的防御体系，宫城与大型建筑基址、祭祀场、水系与池苑构成的高规格中心功能区，府库与囷仓构成的完备的储藏区，制陶、铸铜的手工业组成的多种手工业设施群，桥梁、道路与渡槽、水渠、车辙等组成的复杂的交通体系，不同规格墓葬构建的小型墓地等重要遗存。偃师商城对古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尤其是考古学、历史学、建筑学、水利设施和园林等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偃师商城文化编年体系建立在系统的地层依据之上，有大量成组陶器可供参照，为学术界研究早商文化，提供了一个有别于郑州商城早商文化分期的另一参照系。综上，偃师商城是商代早期的一处规划严谨、布局清晰的具有都邑特征的大型城址，其宫城遗址也是我国夏商周时期唯一被完整揭露的遗址。该城址是二里岗文化的中心点之一， 也是“夏文化”下限研究的切入点和早期国家形成研究的关键点。以该遗址为代表的早商时期是中华文明形成环节中的重要一环。 四、河南郑州商城遗址： 郑州商城遗址是我国著名的大型古代城市遗址，城市始建距今约3600年。城址包括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居民区、墓葬区、宗教活动遗迹，城市布局有明显规划。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成果表明，郑州商城是商王朝的前期都邑所在地，即成汤建商的“亳都”。郑州商城是中华民族早期文明时期的统治中心，是中国历史最早的都城遗址之一，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中占有重要历史地位。郑州商城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遗迹、遗物，基本反映出早商文明的完整形态。其中的冶铜、制陶、制骨作坊遗址、城市建筑基址、城市基础设施遗存、习刻甲骨、原始瓷器，尤其是大量的王室青铜重器，集中展示了早商文明的发展高度，代表了中国早期文明在这一阶段的最高发展水平。郑州商城所展现的商文化成就显示出华夏文明已经走向成熟达到相对稳定的阶段，华夏文明的形态已经逐步清晰，商文明奠定了这一位于东方的文明体系在以后的发展基础——在商以后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展现出对商文化强烈的传承关系。目前，郑州商城遗址公园建设已见雏形并对外开放。 五、河南安阳殷墟（含洹北商城、后冈遗址）： 殷墟为商代晚期都城，为古代文献所记载，并得到甲骨文与考古发掘所证实，其把中国信史往前推进了近千年，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基石与原点。殷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顶峰阶段，系统的文字、成熟的礼制、完备的国家治理体制、高超的科学技术等，无不彰显中华文明的伟大与辉煌。殷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最重要的节点，是中华文明连续不断、多元一体的核心。同样是世界文明史中重要的一环。殷墟是中国考古学的摇篮，一部殷墟发掘史，半部中国考古学史，一代又一代考古学家从这里走出，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也把考古发掘技术推广到全国。殷墟考古发掘，是中国考古事业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考古发掘。发掘始于1928年，此后连续10年进行了15次发掘，特别是在宫殿区、王陵区考古发掘中取得重要成果。1935年，殷墟取得前内政部、教育部颁发的首个“采取古物执照”，确立了具体发掘项目的中央管理体制。1950 年恢复殷墟发掘后，发掘工作持续至今，几乎没有中断。在甲骨窖藏、殷墟都邑布局、手工业生产、族邑聚落、城市道路等多个方面均取得突破性进展；作为殷墟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后冈遗址内仰韶、龙山、殷墟文化“三叠层”在中国考古学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洹北商城则极大地填补了郑州商城与殷墟之间商代中期都城的空白，完善了商文化编年体系。2006年，殷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六、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 盘龙城遗址位于武汉市西北郊，是二里头、二里岗文化向南扩张过程中在江汉地区形成的规模最大、社会地位最重要的一处中心聚落，是长江流域已知布局最清楚、遗迹最丰富的一处商代前期城址，距今有3500年历史，是商朝南土中心城邑，被誉为“武汉城市之根”。1954年，蓝蔚根据文物线索，实地调查，发现盘龙城遗址。经多年的考古工作，盘龙城遗址出土有大量的青铜器、陶器、玉器等珍贵遗物，发现有城垣、壕沟、宫殿基址群、贵族墓葬、铸铜手工业作坊等遗迹现象，展现出了遗址极高的社会等级。盘龙城遗址为目前所见夏商时期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城市，属于早期中原王朝向南扩张过程中所建立的区域性中心聚落。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工作首次在长江沿线揭示出一座属于中原青铜文化体系的城市聚落，展现了夏商时期中原王朝对长江流域的经略和开发历程，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发展的有力证据。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以及发现的铸铜手工业作坊，表明在早商时期长江流域已出现高度发达的青铜礼仪文化和复杂的青铜器生产活动。目前所见，在整个长江流域，盘龙城遗址最早成体系、成规模使用青铜器，成为之后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发展的起点。 七、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位于长江中游南岸的大冶市城区西南约3公里，是一处以采矿和冶炼遗址为核心的古代矿冶遗址。1973年，范世民、孔祥星确认了遗址。遗址的铜矿采掘，最早可以追溯到3300多年前的商代中期，经春秋战国延续至西汉。经考古发掘，发现铜斧（每件重约3.7千克）、铜锛以及木槌、木铲、陶罐等器物，还发现有夏商周时期露天采坑（场）、矿房遗迹、井口上的大草棚、木砍渣堆积、灰烬堆积等遗迹现象。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规模宏大、采冶时间早，延续时间长、冶炼水平高，生产组织分工与管理严谨，文化内涵丰富，在中国乃至世界矿冶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对研究世界科技史、冶金史和矿业史等具有突出的价值，填补了中国古代冶金史的多项空白，开辟了中国矿冶考古的先河，对研究中国青铜文化起源与发展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1984年，铜绿山遗址博物馆建成，新馆预计于2022年建成开放。铜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于2013年列入全国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八、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遗址最早于1929年发现，之后90余年里，共计开展了6次考古勘探和30余次考古发掘，勘探面积约12平方公里、发掘面积约18000平方米。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极大地提升了古蜀文明的历史地位，实证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祭祀坑为代表的遗迹及出土文物，生动展现了古蜀文明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三星堆遗址地处传统的中原文化圈和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之间，与周边地区尤其是中原地区产生了密切的交流，亦是统一多民族国家早期融合过程的见证者。目前关于三星堆遗址的认识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遗址的文化内涵，在遗址内发现了城墙、大型建筑、一般建筑、生活、生产遗迹、墓葬和祭祀坑等，出土金器、铜器、玉石器、陶器、象牙、丝绸、海贝等各类文物5万余件。第二，主要的遗存分布于城墙合围的3.6平方公里，其中以月亮湾、青关山、三星堆和仓包包等地点最为丰富。第三，主体遗存目前被分为五期，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延续至西周早中期，距今4800年至2800年。第四，遗址的文化面貌涵盖了从宝墩文化、鱼凫三期文化、三星堆文化到十二桥文化，其中遗址繁荣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为三星堆文化。第五，遗址的聚落结构，总共有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三星堆小城和大城三重城圈，大型建筑区、手工业作坊区主要位于第一重的月亮湾小城内，第二重城圈内主要是一般居住区，第三重城圈目前确认有祭祀区。 九、新疆若羌小河墓地： 小河墓地位于若羌县孔雀河下游河谷南约60公里的荒漠之中。1934年瑞典学者贝格曼首次发掘，发掘墓葬12座。2002-2005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墓地实施全面发掘，发掘墓葬167座，出土文物千余件、保存完好的古尸30多具。墓地年代为距今3400-4000年左右，是夏商时期塔里木盆地特色鲜明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小河墓地的全面发掘，是新疆史前考古的重大成果。墓地反映出夏商时期塔里木盆地青铜时代文化的独特性、多元性和复杂性，为新疆史前考古文化、史前社会原始宗教、信仰的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厚的资料。其成果对于阐明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探究欧亚大陆早期文化、文明的交流互鉴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基于小河墓地的发现进行的多学科研究，相关成果也为增强中国学者在国际欧亚考古研究领域的话语权、提升国际影响力创造了契机。 十、台湾卑南遗址： 卑南遗址位于台东县卑南乡南王村，包括大坌坑文化和卑南文化两个时期的堆积，“卑南文化”因此命名。主要分布在台湾东部海岸地区和花东纵谷南段的河旁阶地、海边阶地或山区的缓坡地。板岩石板棺、石槽、石柱、大型石制容器和石墙等遗存是卑南文化的基本特征。葬式为仰身直肢葬，有拔牙的习俗。文化遗物包括陶器、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玉器等，其中玉玦形状繁多。此外还有较多水陆生动物遗骸。遗址的文化年代为距今3000-2000年。卑南遗址发掘面积大，出土文物丰富精美，是台湾规模最大的史前遗址之一，也是台湾考古史上具有最完整聚落型态的遗址之一，发现了迄今环太平洋及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石板棺墓葬群遗址。 周朝时期 一、北京琉璃河遗址： 琉璃河遗址是西周时期燕国的始封地和早期都城，是我国在西周考古史上发现的少数同时并存诸侯国城址和诸侯墓地的遗址。将近六十年的发掘历程中，琉璃河遗址一共揭露了四百余座墓葬、三百余座灰坑及车马坑、祭祀坑、夯土建筑等。由考古发现可知，琉璃河遗址的主体被城墙、城壕包围，分为城内和城外两大区域。城内被划分为宫殿区、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城外则为墓葬区（不乏高等级贵族墓葬）。遗址出土有青铜器、刻字甲骨、玉器、漆器、原始瓷器等大量精美文物。其中伯矩鬲、堇鼎已成为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成为北京悠久历史的重要符号。20世纪70年代发掘出的带有“匽侯”铭文青铜器，证明了现今的琉璃河地区就是早期燕国都邑遗址。80年代出土的青铜器克盉、克罍中“命克侯于燕”等铭文证明了《史记》中关于分封制的记载。90年代首次发现刻有“成周”的卜甲，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重要材料。大量陶器反映出本地土著、姬姓周人和殷遗民等多种文化因素共存的现象。琉璃河遗址遗迹类型丰富、遗物内涵复杂，不仅是北京三千余年城市文明的历史见证，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渊源，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例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 二、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 燕文化是中国古代北方地区重要的一支文化体系，它跨越华北与东北，与其他北方文化交互作用，总终为秦汉帝国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燕下都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位于河北省易县城东南2.5公里处，是我国现存较完整、文化遗存极为丰富的大型战国都城遗址。燕下都遗址的发现和研究极大地丰富了燕文化的内容。遗址规模宏大，保存较好，且有丰富的物质文化遗存，为研究我国东周时期的都城形制、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及人们的社会意识、社会风貌，以及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绝佳的研究资料。燕下都遗址还反映出战国时期城市的规划理念和建筑技术的完美结合，从出土的建筑构件显示出当年燕国的建筑技术和施工组织水平。燕下都武阳台是宫殿区中心主体建筑，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是燕下都遗址数量众多的建筑台基中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知名度最高的一座。燕下都遗址出土遗物、遗存数量多，极为丰富多样，城市核心区周围分布着许多兵器、铸铁、制玉、烧陶遗址，表明当时燕都经济文化的繁盛，对研究我国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特别是研究燕国考古学文化及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等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 位于河北省平山县上三汲乡的战国中山王墓为战国诸侯王墓。1974至1978年，河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中山晚期都城灵寿城故址，并先后发掘了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三十座，其中王陵两座。中山王墓及6号墓墓室为中字形，南北均有墓道，墓壁抹草泥并用白粉涂饰。而中山王墓椁室内出土最重要的为“兆域图”铜版，正面为中山王、后陵园的平面设计图，是迄今为止世界现存最早的铜质建筑设计平面图。中山国王墓考古是20世纪我国考古工作者对战国诸侯王墓进行的代表性考古发掘之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出土的大量精美器物充分显示了战国中期中山国手工业生产高度发展的水平，同时也为中山国的历史提供了很多新的实物资料。出土的铁足大鼎、方壶和圆壶三器，外表镌刻史料价值很高的长篇铭文，共有1099字，不仅确切表明墓主为中山王，而且记明中山王的世系及有关史实，填补了两千余年来中山国研究的空白，是研究中山国史的重要资料，对中国战国时代的研究具有深远影响。从这些随葬品中还可以发现，随着与中原各国的交往，中山国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与中原各国渐趋一致，中原的王权思想与礼乐制度深刻影响到中山国贵族的生活方式。 四、山西临汾晋侯墓地及曲村-天马遗址： 位于山西省临汾市曲沃、翼城交界的曲村-天马遗址及遗址内北赵村南晋侯墓地为西周晋国都城遗址和诸侯级墓葬遗址。于1962年发现该遗址，次年试掘，1979年开始由山西省考古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合作，对该遗址进行了多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到1994年年底，共发掘12次，领队邹衡带领发掘曲村北邦墓区及遗址，领队李伯谦带领发掘晋侯墓地。如果仅就西周时期而言，该遗址晋文化遗存面积之大，仅次于周都丰镐遗址。考古工作者建立了该遗址较为详细的考古学文化分期编年体系与文化谱系，不仅为晋文化研究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年代标尺，也对整个周代考古的年代学研究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曲村-天马遗址的发掘，特别是晋侯墓地的发现，确定了曲村-天马遗址的晋国都城的性质，最终确定了该遗址乃西周晋国都城之所在，解决西周晋国都城问题这一历史悬案。该遗址不仅墓葬等级齐全，而且已发掘的墓葬多保存完好，这在全国同时期遗址中是极为罕见的，促进了对晋系墓葬，乃至西周墓葬方方面面的深入研究，全面揭示了晋国及周代社会组织结构与社会制度。推进了晋国社会经济状况、军队与武备、科学与技术、文字与艺术等社会状况的深入研究。 五、山西侯马晋国遗址： 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又称新田遗址，是战国时期晋国晚期都城遗址。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至今，考古工作者已开展数十年的工作，其被发现后，考古发掘工作一直是山西省及全国考古工作的重点。该遗址分布面积约45平方公里，截至目前发现有11座古城址、13处祭祀遗址、7处墓地及铸铜、制陶、制骨、制圭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出土上万件精美文物。考古工作者对侯马晋国遗址的发掘不仅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资料，而且对晋都新田时期的文化内涵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侯马晋国遗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也引起全国学者对“晋文化”的广泛研究讨论，且该遗址的发掘进一步证明了晋国晚期都城在侯马，完善了晋国历史序列，体现了晋国政治、经济、文化、制造业等方面的繁荣发展，为我们研究晋国历史提供了丰富材料。近几年，根据《侯马晋国遗址保护规划》的要求，结合侯马城市规划，庙寝遗址公园、铸铜遗址公园和侯马晋国古都博物馆等一批文化设施建成，实施了平望宫殿台基保护工程。 六、山东临淄齐国故城： 山东临淄齐国故城作为周、汉齐国都城遗址，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早期城市之一，也是古代东方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古代都城和周代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临淄齐国故城分为大城与小城两部分，小城嵌入大城西南角。城外人文景观从功能上看，主要可概括为政治空间扩展、郊外祭祀空间、田猎与游玩场所、承担生产或经济功能的手工业作坊以及王陵和贵族墓葬区等。临淄是齐国都城中唯一明确的一个，且时间最长，经历姜齐、田齐与汉代齐国，可以说是齐文化的集中展现，见证了齐文化发展、成熟与演变，是齐文化研究的核心与基础。临淄齐故城经历了城市建立、扩展、功能变迁、宫城迁移、景观重构等一系列社会实践，成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政治变迁与都邑聚落结构之间关系的重要范本。齐故城手工业考古的综合考察与研究不仅推动齐国手工业发生、发展和演进的研究，也有助于了解先秦至汉代城市手工业状况。齐国经历了“以藩屏周”到相对独立，并最终融入华夏一统的过程，而齐故城作为诸侯国都，是了解周王朝边疆政治变迁及周齐关系变化的重要观察点，是齐国最终完成区域整合、实现华夏认同并最终纳入华夏一统的重要切入点。 七、山东曲阜鲁国故城： 位于山东省曲阜市的鲁国故城为周、汉鲁国都城遗址。对于两周都城，鲁故城考古工作系统、全面，针对内外城、城门、道路、水系、高等级建筑群、墓地、居址、冶铜、冶铁、制玉（新发现线索）、制陶、制骨等做了系统发掘或重点勘探、试掘工作，是周代各诸侯国都城考古最成体系的考古地点之一。考古工作者明晰了鲁故城基本文化内涵、年代框架和大致布局，确定了大城始建年代、城墙分期；明确了宫城的布局、年代、城墙、城壕、城门、道路、排水系统、大型建筑基址等城市要素。诸多居址和墓地的发现，促进了对城内布局的新认识。城址核心要素大城东南门及门阙，中轴线道路，城中宫城及周边大型建筑基址，城北手工业区工、聚、葬合一等考古工作的认识，使鲁故城为目前两周时期最为接近《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礼制”都城形制，为中国古代都城建制演变的重要节点。考古工作者提出的甲乙组墓的分组，为鲁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体现了当时考古学发展的前沿。近年老农业局墓地及车马坑，望父台墓地、杏坛墓地等发掘，其棺椁制度、饰玉制度、随葬器物奇偶数列并行，偶数同型，铭文青铜器等，细化了鲁文化年代框架，深化了甲乙组墓的认识，体现了鲁文化以周文化为主体的多元一体面貌，为释读鲁文化、儒家文化提供重要材料，有利于正确理解儒家文化产生的背景与机制。 八、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 虢国墓地是一处等级齐全、保存完好的大型邦国公墓地。虢国墓地发现于1956年，先后经过五次钻探及两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第一次共发掘234座墓葬，3座车马坑，1座马坑。共出土工具、武器、车马器、礼器、乐器等14000余件。第二次共清理了各类墓葬18座，车马坑4座，马坑2座。所有的发掘单位均位于国君兆域区内，且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国君家族。此次发掘共出土青铜、玉、铁、金等二十多个品类的各类文物23000余件。第一次发掘找到并确认了虢国墓地的所在。第二次发掘不仅找到了本墓地的国君兆域区，确认了虢国墓地是一处大型邦国公墓地的性质，而且发掘了2座保存完整的国君墓，收获甚丰。虢国墓地的发现填补了西周考古史上的空白，尤其是两座国君墓葬的发现使对西周时期的高等级国君墓葬的丧葬制度有了新的认识，大量遗物出土为周代考古增添了许多有价值的科学研究资料。虢国墓地等级齐全、保存完好，其研究成果可树立中原乃至全国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考古学文化断代和研究标尺，对深入探讨两周之际考古学文化及社会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九、河南洛阳东周王城遗址： 东周王城的考古工作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已开展六十余年。考古工作明确了宫殿区、王陵区、手工业作坊区、仓窖区等城内布局，布局充分体现着《管子·乘马篇》“因天材，就地利”、《周礼·考工记》“面朝后市”的建都原则，东周王城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影响。而各时期墓葬分期较为明晰，为东周墓葬的断代提供了考古学标尺。其作为我国早期都城遗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尽管春秋时期诸侯称霸、王室衰微，但东周王城作为天子之都的重要意义，远非列国都城所能比拟，东周王城规模宏大、规划有序的宫殿礼仪建筑群，城市规划中“面朝后市”的布局设计，王陵区中“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的车马制度，丧葬制度中的列鼎制度，埋葬制度中的公墓、邦墓制度和昭穆制度等，均涉及博大精深、影响深远的中华礼乐文化，为研究周代政治、经济、文化和整个城市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长期以来，关于王城与周的关系、东周王陵的认定等历史问题存在着不同观点，通过东周王城持续六十余年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对这些东周史实有了历史与考古整合后的初步系统认识。 十、湖北随州曾侯墓群： 湖北随州曾侯墓群是以随州为中心，地域涉及枣阳、京山的随枣走廊一带，时代跨西周早期至战国的十余位曾国诸侯级墓葬遗址。自1978年发掘以来，历时四十余年，发掘的叶家山墓地、枣阳郭家庙墓地、京山苏家垄墓地、义地岗墓群（含文峰塔墓地、随州汉东东路墓地、枣树林墓地）和曾侯乙墓，为南方东周墓葬发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研究东周诸侯葬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墓葬发掘出土的随葬品为东周考古断代树立了新的标尺，一些保存完好的器物为器物命名与功能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体量宏大的青铜器为研究两周时期冶铸工艺、铜料来源等科技检测提供了样品。大量音乐文物的出土，尤其是中国第一套完整的编钟与其他乐器组合的出土，为研究两周时期礼乐制度和音乐史提供了实物资料。大量竹简及记载的历史资料为研究两周时期历史、官职等提供了新的出土文献资料。出土的楚系器和楚惠王镈钟，为研究曾楚关系和楚文化提供了新一批的实物资料。曾侯乙墓与曾国考古系列发现使曾国成为商周考古中物质文化面貌揭示最为完整、全面的诸侯国，而曾国历史从传世文献记载不明，到考古揭示出清晰的国君世系、社会阶层、文化面貌，一部“曾世家”完整地展现于学术界，研究得曾随为一国，圆满解决了长达四十余年的学术争端，体现出考古写史的作用和意义。 十一、四川成都金沙遗址： 金沙遗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区西北的原金沙、黄忠等村，是中国长江上游青铜时代的古蜀国都邑遗址。遗址堆积面积达5平方公里以上，年代约距今4000至2500年，涵盖新石器时代的宝墩文化遗存，商周时期的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和新一村文化遗存。其中，距今3500年至2500年的遗存是金沙遗址的主体堆积，发现了大型房屋建筑基址、大型滨河祭祀场所、居住区、墓地等重要遗迹。出土了金器、铜器、玉器、石器、漆木器、象牙、陶器等文物数万件。金沙遗址的发现将成都的建城史提早到距今3200年前后。金沙遗址与成都平原的史前古城址群、三星堆遗址、商业街船棺葬遗址共同建构了长江上游先秦时期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4个阶段，极大地拓展了古蜀文化的内涵与外延，表明其独特而多元的文化面貌是构成华夏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2001年金沙遗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5年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图案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2006年金沙遗址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获批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07年，金沙遗址博物馆在金沙原址上建成开放，2012年晋升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十二、陕西宝鸡周原遗址： 周原遗址是周王朝崛起和建立后最重要的遗址。遗址所处区域发现大量商代晚期的土著遗存和西周时期的城墙、宫殿、墓葬、水网系统、手工业作坊和青铜器窖藏等遗迹。其中，商代晚期为土著遗存的中心遗址，发现刘家文化、碾子坡文化、郑家坡文化的遗存；西周时期为周王朝最大的遗址，发现城墙、宫殿、铜器窖藏、手工业作坊、贵族墓葬、水网系统、道路等早期城市的指标性遗存。总体来说，周原遗址是从先周时期开始一直延续整个西周时期的一处大型都邑聚落，遗址内发现的各类遗迹、遗物对于研究西周建筑、礼制，乃至整个西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都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1982年，周原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宝鸡市政府批准成立周原博物馆；2016年，依托周原遗址而建设的国内首座国际化考古研究机构——周原国际考古研究基地建成开放。 十三、陕西西安丰镐遗址： 陕西西安丰镐遗址为西周时期都城遗址。作为伴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学一起成长发展的为数不多的重要遗址之一，丰镐遗址于1933年被前北平研究院史学会的徐旭生、苏秉琦等在沣河沿岸开展第一次考古调查时发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西安市文物管理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先后在丰镐地区进行过系列的考古调査与发掘工作。通过八十多年的考古工作，发现包括大型建筑基址与宫殿区，铸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业遗址，以井叔家族墓地为代表的大片墓地，多处青铜器窖藏等在内的一大批西周遗存，为全面掌握丰镐遗址地下遗存分布状况以及探索和研究丰镐遗址聚落布局及演变提供了重要资料。迄今的考古工作确定丰镐遗址为西周都城遗址，初步建立了西周考古学文化分期及年代序列，奠定了西周考古学的基础。以H18为代表的先周文化遗存的发现为探讨和研究先周文化、商周断代提供了重要资料，确定了先周文化与西周文化的划分标准。2011年以来，通过整理历年考古发现资料，利用RTK采集所有遗存的地理信息，初步建立了丰镐遗址考古地理信息系统，为研究西周都城的规划布局、功能分区及考古历史文化等提供了技术支持平台。通过全面系统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勘探，初步了解了丰镐遗址西周遗存的分布情况，确定了丰镐遗址的四至范围和现存面积，为制定丰镐遗址的文物保护及展示利用规划等提供了科学依据。 十四、陕西凤翔秦雍城遗址： 秦雍城遗址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城南，是秦国定都时间最长的都城。早在20世纪30年代，前北平研究院的徐旭生、常惠等先生就对秦雍城遗址进行过考古调查。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考古工作持续进行。秦雍城遗址由城址、秦公陵园、国人墓地、郊外离宫建筑遗址、祭祀遗址等部分组成，总面积约51平方公里。城址面积约11平方公里，发现有城墙、壕沟、宫殿、宗庙、凌阴、手工业作坊、道路等遗址、遗迹。秦公陵园规模宏大，布局规整，是秦国陵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属于集中公墓制，但各个陵园中围沟的出现及三岔陵园的独立设置，表现出向独立陵园制发展的趋势，在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雍城秦公一号大墓的考古发掘在中国考古学中占据了多项第一，对于先秦陵墓制度、音乐史及古文字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雍山血池祭祀遗址、吴山祭祀遗址、宝鸡下站祭祀遗址的考古发现，揭开了“雍畤”遗存的神秘面纱，为了解、研究秦汉畤祭文化提供了真实材料。秦雍城遗址面积大，布局清楚，内涵丰富，保存状况好，取得的考古成果不仅在秦文化研究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对于东周列国都城考古具有重要借鉴作用，在大遗址展示、利用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十五、甘肃张家川马家塬遗址： 马家塬战国墓地位于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是战国晚期至秦代西戎某支首领和贵族的墓地。墓葬形制多样，以竖穴偏洞室墓为多。墓葬规模与其阶梯数量、洞室面积、车的数量、随葬品多寡和精美程度成正比。遗址以独特的墓葬形制、华丽的车辆、复杂的人体装饰以及蕴含多种文化因素的遗物而闻名于世。出土车辆、金银器、贴金银铁器、玻璃和玻璃态制品种类丰富，使用范围广泛，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该遗址反映了战国晚期至秦代西戎文化的面貌，其兼收并蓄的多元文化融合体是研究这一时期西戎文化、秦戎关系、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国古代车舆发展、演变以及古代工艺技术的重要实物资料。在考古发掘进行的同时，多家单位通力合作开展相关研究工作，“中国古代车舆价值挖掘及复原研究”项目以马家塬墓地出土车辆为主要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古代车辆的文献及实物资料，利用多学科最新技术提高了车舆解剖发掘的工作水平，最大限度地提取了原始信息，充分揭示古代车舆制作蕴含的科学和技术，利用传统工艺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展示了古代社会工艺技术的发展状况。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